《弯曲的脊梁》是对纳粹德国与东德的宣传手法所做的比较研究。作者兰德尔·彼特沃克是传播学者。政治宣传是传播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传播学有时候用相对中立的术语如“劝服”，有时候用更具批判性的说法如“洗脑”，来形容国家、政党、商业公司和煽动家向大众灌输特定信息的做法。纳粹德国和苏联开启了把宣传置于政治事务核心的先河。纳粹和苏共都认识到，必须消灭信息传播的多元状态；把媒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它们也认识到，要动员群众，就必须创造一个有吸引力的象征体系。这两个国家的宣传模式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从仪式到语言，从组织群众集会到控制媒体，从制造敌人到树立偶像，手法非常类似。宣传机构借用宗教的话语形态，嵌入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动员了数量惊人的党员和政府公务员，负责对国内和国外民众进行宣传鼓动。
　　苏联和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致力于塑造整全性的社会解决方案，或者说一个终极的政治梦想。但在纳粹和苏共（及其东德版本“统一社会党”）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中，宣传的真实作用是劝人们服从。或者说，推销这样一种观念：现实虽然不合理，但再忍耐忍耐，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是材料来源丰富，但过于偏重文献。而仅仅是文献研究，不足以解释政治宣传何以能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出那种魔力。受众的反馈是政治宣传的核心，但《弯曲的脊梁》很少涉及受众的反应，因为可靠的文献通常很少。宣传官员不会向上司汇报说，工作毫无成效，自己只是宣传对象心目中的笑柄。文献能够复述一出宣传喜剧的情节，但无法还原观众从黑暗的台下发出的笑声，更无法探知这些笑声到底包含何种寓意。换句话说，群众是洗脑的对象，但洗脑能否成功，却不像洗衣服那样可以观测。如果作者本人对此亦缺乏切身感受，就无法有深度地描述纳粹德国和东德的民众对政治宣传的实际感受。
　　缺乏个人体验的研究者容易被文献误导。无论是消灭传播的多元状态，还是创造一个单一的象征体系，都涉及到社会控制。“宣传”这种字眼给人一种非暴力的错觉，或者至多是一种针对精神活动的软暴力，但从实际历史看，宣传和直接的、针对肉体的暴力是分不开的。一个研究者，当他在谈论希特勒演讲的感染力时，应该对盖世太保制造的恐怖气氛有同样的感受力；同样，分析一张苏联风格的宣传海报时，人们会被千篇一律但仍不乏感染力的英雄人物的侧面像所吸引：他们微微抬起下巴，与肩膀形成一个45度的夹角，体态和表情都传递了信仰和乐观。必须与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档案中的照片对照阅读，才能对这类海报的美学取向有一个清楚的判断。而对勃列日涅夫时代停滞不前的苏联生活有所体验的人，会抱着更加讽刺的心情看待宣传画的技巧——高大的海报人物形象所象征的政治价值，已经变成了冷笑话。而这类笑话的可笑之处，往往在转化成文字或翻译成其他语言时消失殆尽。
　　个人体验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在最好的情况下，文献与个人经验应该互相补充，但现实中却往往彼此歪曲。学者可能因为囿于个人体验而失去应有的超脱，也可能因为缺乏体验而陷入皮相之谈。少数作者试图在同一个文本中容纳两个维度，但类似实验性写法有得有失。
　　也许，写作上的主客观两难，只有通过对话式的阅读才能缓解。我曾力荐出版社的朋友买下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一书的中文版权，因为这本书如果翻译成中文，可以和早先出版的中文版《古拉格群岛》对读。如果作者无法把文献和个人经验结合起来，读者至少可以用勤奋来补充这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