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用事业民营化关键在民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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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要走出自己的公用事业民营化的道路,要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监管方法,谨慎行事,不可操之过急
  公用事业民营化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通过民营化可以提高公用事业的效率,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吸引更多的资本注入到公用事业行业中。
  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浪潮,在中国方兴未艾。目前在中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公用事业民营化从舆论上说,似乎是多数人叫好。然而,自去年南非约翰内斯堡世界环保大会,以及刚刚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次世界水论坛上,我们都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分东西两区,分别由菲律宾望族与世界两大水公司合资,将本来是地方政府管理的水公司变为注入外资和当地资本的民营化企业。四年过去了,居民平均水费比民营化之前高出很多,两家世界著名水务公司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借口绕过政府监管部门,修改合同,提高水价。再次提高水价的努力失败后,2002年12月特许权经营方提出终止合同。关注此事的国际人士指出:在该国首都的大项目遇到如此尴尬的局面,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威望。连民选总统都受到了不良影响。有些非政府组织认为:一些大的水务公司的策略是先以不现实的、不可持续的低价中标,然后利用所在国监管不足及政府官员的寻租事后涨价、谋求私利。受害的是当地水用户,特别是贫困的弱势群体。
  我们对外资进入中国公用事业以及其中的水行业没有疑义,外资雄厚的资本、丰富的经验、先进的管理以及多年积累的雄厚的科研基础,为中国的公用事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起到了示范和激励作用,为长期垄断经营的公用事业行业带来竞争和生气。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大的跨国企业在和中国地方政府就当地公用事业民营化进行谈判时,有两个不对称:
  其一,信息、经验不对称。有百年历史,全球经营的跨国企业面对的是缺少国际经验,缺少国际法律、金融信息咨询的相对年轻的地方官员。跨国企业身经百战,中国地方官员由于地区和城市间的竞争和地方保护,往往得不到其他城市谈判的详细条款,而跨国集团作为谈判对手对此却心知肚明。仅以特许经营权年限问题为例,作为特许经营的发源地,法国民众和地方政府正在施加压力,使其年限从平均20至25年减为10几年,以防止公司暴利,规范公司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给予政府更多的选择权。而中国有些地方政府却将下几届政府的利益透支。上海浦东成功地使水资产溢价,仅值7亿多的资产卖出了20亿元,其代价是五十年的特许经营。这个天平是平衡的。而我们有些地方没有得到如此好处却轻而易举地使对方得到30、40以至50年的特许经营权。几十年乃至半个世纪以后,变化将是极大的,如果没有很好的退出机制和监管措施,我们的有关市政当局会不会以后悔之晚矣。
  其二,财富、影响不对称。为了发展,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基于廉政,地方官员薪金有限;而跨国集团富可敌国,三大水务集团均在世界百强之内,其营业额收入相当于中等国家GDP。地方官员影响仅限于当地,跨国集团可以用各种手段来争取最好的条件,为争取大的合同其动用政治、外交资源,搬出议员、大使、政府部长乃至首相、总统施加政治影响的例子屡见不鲜。在手段上,跨国公司可以高昂代价聘请中介、公关公司为其搭人脉,铺平道路。
  公用事业民营化不可因噎废食。改革开放以来,外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一。下一步的发展,我认为,要双引擎。另外一个引擎就是民间资本。
  民间资本的胆子其实有大有小,股市没有能吸引大量民间资本,公用事业应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因为公用事业的特点在于:投资额大,周期长,然而有相当稳定的现金流。其投资风险明显低于其它行业,老百姓手中的8万亿储蓄如果能以债券,或股份形式分流5%到水行业或其它公用事业中,则经济效果必然显著。
  公用事业归根到底姓“公”,其公益性、安全性、稳定性毋庸置疑。我认为中国要走出自己的公用事业民营化的道路,要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监管方法,谨慎行事,不可操之过急。总而言之,一句话,公用事业民营化一定要民赢。
  (作者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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