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中旬，儿子从学校回来，郑重其事地提出向我借钱。他历年的压岁钱都存在我的账户上，我一直劝他消费，但他的消费意愿总是很低，以至我觉得男孩实在好养。每年买两次衣服——夏天短打扮，冬天长打扮，一个牌子买五六件不同颜色的即可。现在，儿子终于要消费了。我好奇地问：“你要买啥？”
　　“买点儿股票。你听说股市熔断了吗？”
　　我当然听说了，朋友圈到处都在议论，想不听都不行。看我犹豫不决，他又说：“你不是总问我将来打算干什么吗？我已经想好了，炒股票。”
　　“真的？”我有点儿兴趣了，“你为什么想炒股票呢？”他说：“我在网上进行了一个心理测试，发现我有两个特征：第一，喜欢钱;第二，什么都不爱，除了宅在家中看电脑。测试给出的结果是，我应该炒股票。”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
　　我儿子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理想。从我女儿身上，我看到了理想的重要性。在9年级以前，我女儿都没有主动学习过。每次我批评她，她就翻着白眼说：“我将来去麦当劳打工，已经学得够多了。”10年级前的暑假，不知为什么，她突然想当医生。从那以后，她就开始自己设计选课，自己决定上哪个大学，自己找机会跟教授做实验，摇身一变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有理想是好事儿，于是我当场拍板：除了他的自有资金748美元，我再借给他4252美元，凑成5000美元，给他开户。投身股市的第一晚，他美滋滋地告诉我，已经赚了1200美元。
　　股市不是还在跌吗？你怎么赚钱了？
　　原来他买的不是股票，而是买的看涨还是看跌。我感觉有些不靠谱。还没学会走路，怎么就开始跑步了呢？他给我解释：买个股不也是判断涨跌吗？道理是一样的。听着似乎有理，但我还是劝他赶紧卖了。我有一种劳动人民朴素的价值观：到手的钱才是钱。我说你先卖了，把利润留在一边，然后重新买进，就好比重新出发一样。这样不好吗？他说行。但我们住在西部，股票交易所在纽约，有3小时时差。第二天早上，等他起床，纽约那边股市已经上涨，错过了最佳的抛出机会。他说不要紧，股市还会跌的。没想到，第三天、第四天股市持续上涨。到了第五天，他信心动摇了，决定割肉。他刚一抛出，股市再次熔断。这么一折腾，5000美元本金损失了一半。
　　别看刚一入市赚1200美元轻而易举，等到赔了钱，再想把钱赚回来，就千难万难了。过了两周，我问他还剩多少钱，他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我想，还是不问了吧，说不定哪天就给我一个惊喜。又过了两周，看他每天下午默默地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厨房，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地坐下吃饭，举手投足像极了网络上描写的股民综合征，我愈发不敢问了。
　　有一天饭间，我回忆起他小时候的趣事，如何跟姐姐比赛玩游戏，屡战屡败，输给姐姐很多钱。我说：“你明明赢不了你姐姐，还非要跟她比，好像你就是想给她送钱。”“你想说明什么？”他警惕地问我。我说：“我想说明你不爱钱。”“不对，说明股市被人操纵了！”
　　我这才意识到，我举了个很不恰当的例子。当年姐姐为了赢他，确实耍了手段。姐姐还骗他说：“我之所以能赢你，是因为我在制作游戏的公司里工作，掌握内部资料。”那时，他6岁，对此深信不疑。多年以后，他才明白，游戏公司不可能雇用童工。
　　眼瞅着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越來越愤怒，我开始担心他怀疑社会、怀疑人生。突然有一天，他一脸轻松地走出房间，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我的4000多美元打了水漂。考虑到他心情不好，我并没有催他还钱。过了几天，他主动问我：“去年夏天你送我去数学夏令营花了多少钱？”我说：“大概4000美元吧。”他说：“你借给我炒股的钱，就当送我去夏令营了，行不行？”我想也有道理。我们中国有个“交学费”的说法，为失败付出的代价，都可以在账目上走“学费”一栏。“但是，你到底学到了什么呢？”我问。他说：“我学到了不能炒股。”我觉得这个教训也挺宝贵，于是就答应了他不用还钱。但是，我女儿不干，要求弟弟必须把4000美元挣回来。他已经15岁了，可以去麦当劳打工。可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体力劳动者大量失业，即便是最低工资类的工作机会也极其难找。我跟女儿商量，能不能免除他的债务。但是，我女儿指出，这段经历可以让他写出很好的大学申请作文。
　　姐姐连开头都替他想好了：“我曾经用一个月的时间赔掉了4000美元，又用一个夏天挣了回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很棒的开头。
　　（潘向荣摘自《财新周刊》2020年第19期，邝 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