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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水扁治“国”无术可以原谅，但贪渎有方就不可原谅，他这样做，对得起人民吗
要发动百万人上街头是很难的，更难的是百万人上街头没有发生暴动，这更了不起
记者：可以谈谈与陈水扁最初的相识吗？那时的他，你怎么看？他给你的最深印象是怎样的？
施明德：陈水扁是在“美丽岛事件”以后才出现的。如果要划分一个等级的话，我认为A级的律师就像谢长廷，苏贞昌，但陈水扁大概就只有C级。
我当时是召集人，他当干事，每天晚上9点钟一定会准时给我打电话，问我明天的行程规划。我感觉他做事非常认真，但资质很平庸。他得权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感觉他很会搞派系，搞分裂，执着于政治利益。
记者：美丽岛时期的陈水扁和当政的陈水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跟陈水扁很熟悉，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词语概括他的性格、为人、与其变化？
施明德：近年来，不管在演说还是替人题字的时候，我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是：“承受苦难易，抗拒诱惑难。”我只能说陈水扁是个非常高明的政客，我发现他是一个在不同场合说话很准确，但是话语缺乏一致性的政治人物。
我曾经开玩笑地和陈水扁的助理说：“你把他在每个场合说过的话都记录下来，然后你就可以出版一本书，书名可以取为：《人话鬼话》。”以前和他共事过的同事们给过他一个很有名的封号：“鸭霸扁（闽南语：“鸭霸”意指非常霸道，不讲道理）”。
记者：作为民进党前主席，您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候出来反扁？
施明德：我都已经看他（陈水扁）这么几年了，他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其实早在很久以前我已经听到很多贪渎的消息，但是直到他的女婿赵建铭被收押，知道他的“国务机要费”竟然是如此的使用，这些都让台湾社会为之哗然。陈水扁治“国”无术可以原谅，但贪渎有方就不可原谅，他这样做，对得起人民吗？
记者：您强调“爱与和平”，用和平情愿的方式表达反贪诉求，这样的心态和思想，有人评论说是甘地和曼德拉的境界。您的这些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施明德：我想，运动本来就是有两条路线，群众运动会有倾向于暴力型的，也会有倾向和平型的。暴力型的经常最后变成革命的方式，摧毁这个体制，建构一个新的体制。和平的方式，也有可能达到摧毁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效果。
甘地那时候所做的行为，是对一个旧的帝国主义殖民地体制的摧毁。如果你使用武力的话，坦白讲是以卵击石，成功的机会反而会很小。所以甘地那时候才会发展出“和平非暴力”这样一个主张。
以台湾来讲，我认为台湾用和平的方式，是台湾的民主制度化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如果在这个状况下，我们用群众的力量，把陈水扁抓起来，然后成立一个革命政府，会怎么样呢？人民会接受吗？如果因为陈水扁一个人，我们就摧毁掉我们已经好不容易建立的民主体制，是不是得不偿失？这个问题大家都要去思考。
我作为一个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我就要和人民的脉动一致。当大家对政局愤怒的时候，也曾经有人问过我：“啊！你怎么不表现出态度强悍一点呢？”我对他们说：我当然明白啊！我肯定也有冲动，我怎么可能没有呢？
但是台湾从来没有过百万人民上街头游行，世界上也没有，几乎很少看到！
1960年代美国马丁·路德·金的黑人平权运动，当时他在纽约号召游行，美国有2亿多人口，光纽约就有千万人口，结果游行的只有20万人。台湾有2300万人口，台北市100万不到200万的人口，就有100多万人为了倒扁运动而走上街头，你看有多伟大！
我们至少汇集过三次以上的百万人：8月12号，我号召民众倒扁捐100元，只用了七个工作日，就有110多万人到邮局汇款。“9·15”荧光围城也有百万人，10月10号游行也有百万人。这表示自主性的人民出现了，这股力量，这样觉醒的人民，才能够保住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以及和平。
所以我当天晚上就觉得：此生，我死可瞑目了！
要发动百万人上街头是很难的，更难的是百万人上街头没有发生暴动，这更了不起。
有这样高素质的人民，台湾虽然目前有短暂的困顿，但是未来非常光明，这是我对台湾未来最大的信心来源。
所以，这个不只是来自于甘地，来自于曼德拉，而是群众运动本身就可能发展成两条路线，而用“和平非暴力”的路线对台湾的利益比较大。
记者：您怎么评价这次的倒扁运动，有什么不足吗?
施明德：可能很多人会说：“阿扁没有下台，这个运动好像就没有达到目的。”这当然是一种看法，但我认为这个运动在9月9号（倒扁静坐开始）和9月15号（荧光围城）就已经成功了。
像我刚才提到的这样自发性的人民，而且有素养的这样庞大的人民站出来，阿扁的政治人格、政治地位已经被判死刑了，他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已经确定了，他不可能翻身了！即使在位再拖到一年多后，他也没有“施政”的能力了。
而且我敢断言，一年多以后当他下台时，他一定会像韩国的全斗焕、卢泰愚一样，被判刑。
这次倒扁运动的第一个成就是：带领台湾人民鼓起了反贪腐的声浪；
第二个，这是多年来第一次不分党派、不分统独的运动，大家穿起红衣共同走上街头，这也促进了台湾内部族群的和解；
第三个，我们这次的运动要求礼义廉耻，要求重建公民教育的核心价值，要人文教育的呼唤，我相信会对台湾产生深远的影响。
它不只是限于今天，我想即使是过了5年、10年、或是二三十年之后，台湾人民会有个共同的记忆：在2006年，全台湾有这样的红衫军，袭卷全岛，让全世界注目。这是这个小小的台湾创造出来的红色奇迹。
虽然我真的很艰苦，就睡在这里，睡在这个囚车上面（施先生满脸笑容地对我比划他身后的车子），但是我觉得很值。
这次运动，是对台湾状况进行的一次大检验，对我们的教育进行检验，对我们“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利的一个检验，比如“宪法”规定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但结果发现其实都没有，只有一个选举权而已。
这些问题如何去改善？我们的道德标准核心价值要怎么样建构？这些都是长远的，不是现在能看得出来的。
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
记者：您对台湾岛内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看法和态度是怎样的？有什么对策？
施明德：我今天的身份不适宜对政治状况多说什么。因为我和百万计的人民有约，是要反对贪腐，要求阿扁下台。
但是阿扁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这也是我应该思考的问题：真的是核心价值错乱吗？这50年来，应该有什么样的品格教育？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公民教育是失败了，才会产生像陈水扁这样的人来治理台湾。
还有他的女婿做了这些事情到今天，他完全没有认错。我们（本来）都相信台大教出的学生，这表示整个公民教育的挫败。
第二个也是体制出了问题。我们这个体制让一个“总统”拥有了太大的权力，然后没办法监督制衡，所以我一直主张改成“内阁制”。
（施先生接着问记者：你这段时间有在大陆吗？好像大陆的媒体都很关注倒扁运动，凤凰卫视和一些报纸都在大登特登。我已经看了很多媒体用我作封面，例如香港的《文汇报》。）
记者：您对于友谊的看法如何？您怎么看待战友的离开？
施明德：我想不是那些战友离开我，而是我离开那些老战友。
我今天早上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为了台湾的民主这么奋斗，受尽煎熬走过来，但到了2000年，“政权”和平移转后，我很多朋友都感叹说：“好辛苦，打下天下了。”但他们只忙着享受权力分享利益。
反而我没有去享受权力，我自己还在争取，因为我发现，民主这一课，真的没办法画下句点。
不同的时间总有新的议题出现，人民有新的主张必须去满足，有新的困难必须去挑战，人民必须不断地为了民主而努力。
就像我的朋友们，他们觉得已经得天下了，他们就享受权力，结果就是快速堕落。然后我这个民主的老兵，知道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所以我又和人民站在一起，高举了反贪腐这个旗帜，这样走过来我当然会有点感伤。我在8月7号写给陈水扁的信，我承认我有“老革命的温情主义”，但是我一旦说出来了，就表示和温情主义切割了。
当然，我是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敌人的人。对朋友，我会把他当成永远的朋友；但对敌人，我可以和他共处转换成朋友。所以我对于友谊，人世间人和人之间的情谊，包括两性的爱情，无论哪种情谊我一直都很珍惜。
当然如果碰到像陈水扁这样我必须和他切割的时候，内心当然很痛苦，但是情势让我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了解，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
记者：您会在倒扁运动结束之后，出一本更详细的记录您生平的自传吗？
施明德：我们这里的朋友已经在帮我整理这段时间的访问稿和演讲稿，可能整理出来以后会有大约两三本书。
可能有时候，别人的观察和实际的现实状况，还是会有点小小的落差。
前阵子泰国的电视台也希望我去对谈，我想，只要是和倒扁运动有关系的，我都会去。
记者：能不能谈一下您目前的身体状况？
施明德：我本来就有定期检查身体的习惯，我这次为了推动这个反贪腐运动，提前几天去做检查，结果发现我的肝有1.5公分的肿瘤，然后我就要求当天确诊，后天就用医院最新的疗法，用像一个针头一样的东西插进去把肿瘤烧掉，同时也抽取一部分出来检验。几天之后证实，检验的结果是肝癌。
很多人也很惊讶，我刚做完肝癌手术就上街头混了两个多月，而且还跑遍台湾各地，那样的疲倦。（施先生骄傲地开心笑起来）
我想这也可以给很多病人一个借鉴，不要一听到癌症就那么恐惧，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把生命投入到有意义的事情中。
我经常和人家讲：“我的生命不是在于追求长寿，而在于完成使命！”
所以半个月以前在医院又做了检查，发现并没有扩散和转移，癌症最怕的就是扩散转移。目前算是比较稳定。
但肝癌病需要充分的休息，我在这里没有办法（施先生指了指他住的车子），远比一般人的休息时间还少。
很多人看我去外面静坐，坐了大约半小时、40分钟，红衫军就催我进来休息。很有趣，他们反而比我更关心自己的健康。（笑）
记者：您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施明德：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战，很多人给我建议，但是都还不成熟。
我想，整理我的回忆录是必要的，不管是文字还是影像。我累计太多影像和文字记录了，例如我的演讲稿，很多是我到各国或台湾各大学的演讲内容，去年也有大学设了施明德讲座。
倒扁运动结束后，我当然要有一段修养的时间，毕竟是一个被证实罹患了癌症的人，未来的一两年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百年之后我还会在
记者：在1995年你当民进党党主席的时候，您提出了民进党上台也不必要宣布“台独”，你也提到了和解咖啡，或者是两岸谈判，是什么造成您这样的转变？常常有人说您是个寂寞的先知，您看到了什么，又感悟到了什么？
施明德：我当然很难说自己是先知，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提出这个主张。但是因为我在牢里囚禁了25年，25年之间，我常常被关在房间里，有13年只有跟书本为伍，跟自己对话，所以我不像很多人那样有很多玩的机会。
我有那么广泛的阅读，不断地跟我自己对话，我会思考很多问题，出来以后也自然是这个样子。我在“立法院”开会，很嘈杂的时候，我真的不想听了，我很自然地坐在那里，我真的神游了，在想自己的事情，但是一发生什么事情，我又马上回到现实，所以我是不需要有盘腿打坐静坐的一个专家。
你想要做一个先知也好，一个科学家也好，你怎样发掘问题，那是第一步。一个对事物、对外界茫然无知的、没有感动、没有知觉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科学家。因为你根本看不到事情，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看到问题的人就自然思索怎么解套、怎么解决。
记者：您刚才一直提到历史地位，那您觉得您打响了黄昏的这一战之后，希望历史给您什么样的评价？
施明德：我想在创造台湾民主的过程当中，我参与了缔造前半部分，我也参与了下半部分，让台湾的民主完整化，也就是说让水能载舟，历史已经证明，也可以事实说明，我参与了，我就有贡献了。
现在水能覆舟，在这一部分，历史也会见证，我参与了，我奉献了。真的，上天对我太美好了，太宽厚了，让我活着的时候，可以同时完成台湾民主化的上半工程以及下半工程，感谢上帝，感谢天。
记者：您以“苏武牧羊十九年”来比喻自己，您也说过您孤独您寂寞但是您正确，您会为此奋斗不休。现在百万人支持您，您还觉得孤独吗？
施明德：有时候孤独不是言语的，孤独是一种意境，是一种感觉，有的时候，你置身百万人中仍然会觉得孤独，有时候你单独一个人，也会感觉到孤独但不寂寞，不寂寞也是一种意境。
我提到“苏武牧羊”，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苏武这个人，我相信一百个知道苏武的，大概有九十几个不知道那个时候皇帝是谁，虽然那个皇帝是赫赫有名的汉武帝。所以百年之后大家来看历史，对过去人物的崇敬怀念，跟现在人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百年之后我还会在。
就像我在法庭上的“美丽岛大审”之后写了一个传，最后的那份政治遗嘱我说到的，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法庭会还我公道。
要发动百万人上街头是很难的，更难的是百万人上街头没有发生暴动，这更了不起
记者：可以谈谈与陈水扁最初的相识吗？那时的他，你怎么看？他给你的最深印象是怎样的？
施明德：陈水扁是在“美丽岛事件”以后才出现的。如果要划分一个等级的话，我认为A级的律师就像谢长廷，苏贞昌，但陈水扁大概就只有C级。
我当时是召集人，他当干事，每天晚上9点钟一定会准时给我打电话，问我明天的行程规划。我感觉他做事非常认真，但资质很平庸。他得权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感觉他很会搞派系，搞分裂，执着于政治利益。
记者：美丽岛时期的陈水扁和当政的陈水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跟陈水扁很熟悉，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词语概括他的性格、为人、与其变化？
施明德：近年来，不管在演说还是替人题字的时候，我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是：“承受苦难易，抗拒诱惑难。”我只能说陈水扁是个非常高明的政客，我发现他是一个在不同场合说话很准确，但是话语缺乏一致性的政治人物。
我曾经开玩笑地和陈水扁的助理说：“你把他在每个场合说过的话都记录下来，然后你就可以出版一本书，书名可以取为：《人话鬼话》。”以前和他共事过的同事们给过他一个很有名的封号：“鸭霸扁（闽南语：“鸭霸”意指非常霸道，不讲道理）”。
记者：作为民进党前主席，您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候出来反扁？
施明德：我都已经看他（陈水扁）这么几年了，他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其实早在很久以前我已经听到很多贪渎的消息，但是直到他的女婿赵建铭被收押，知道他的“国务机要费”竟然是如此的使用，这些都让台湾社会为之哗然。陈水扁治“国”无术可以原谅，但贪渎有方就不可原谅，他这样做，对得起人民吗？
记者：您强调“爱与和平”，用和平情愿的方式表达反贪诉求，这样的心态和思想，有人评论说是甘地和曼德拉的境界。您的这些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施明德：我想，运动本来就是有两条路线，群众运动会有倾向于暴力型的，也会有倾向和平型的。暴力型的经常最后变成革命的方式，摧毁这个体制，建构一个新的体制。和平的方式，也有可能达到摧毁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效果。
甘地那时候所做的行为，是对一个旧的帝国主义殖民地体制的摧毁。如果你使用武力的话，坦白讲是以卵击石，成功的机会反而会很小。所以甘地那时候才会发展出“和平非暴力”这样一个主张。
以台湾来讲，我认为台湾用和平的方式，是台湾的民主制度化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如果在这个状况下，我们用群众的力量，把陈水扁抓起来，然后成立一个革命政府，会怎么样呢？人民会接受吗？如果因为陈水扁一个人，我们就摧毁掉我们已经好不容易建立的民主体制，是不是得不偿失？这个问题大家都要去思考。
我作为一个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我就要和人民的脉动一致。当大家对政局愤怒的时候，也曾经有人问过我：“啊！你怎么不表现出态度强悍一点呢？”我对他们说：我当然明白啊！我肯定也有冲动，我怎么可能没有呢？
但是台湾从来没有过百万人民上街头游行，世界上也没有，几乎很少看到！
1960年代美国马丁·路德·金的黑人平权运动，当时他在纽约号召游行，美国有2亿多人口，光纽约就有千万人口，结果游行的只有20万人。台湾有2300万人口，台北市100万不到200万的人口，就有100多万人为了倒扁运动而走上街头，你看有多伟大！
我们至少汇集过三次以上的百万人：8月12号，我号召民众倒扁捐100元，只用了七个工作日，就有110多万人到邮局汇款。“9·15”荧光围城也有百万人，10月10号游行也有百万人。这表示自主性的人民出现了，这股力量，这样觉醒的人民，才能够保住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以及和平。
所以我当天晚上就觉得：此生，我死可瞑目了！
要发动百万人上街头是很难的，更难的是百万人上街头没有发生暴动，这更了不起。
有这样高素质的人民，台湾虽然目前有短暂的困顿，但是未来非常光明，这是我对台湾未来最大的信心来源。
所以，这个不只是来自于甘地，来自于曼德拉，而是群众运动本身就可能发展成两条路线，而用“和平非暴力”的路线对台湾的利益比较大。
记者：您怎么评价这次的倒扁运动，有什么不足吗?
施明德：可能很多人会说：“阿扁没有下台，这个运动好像就没有达到目的。”这当然是一种看法，但我认为这个运动在9月9号（倒扁静坐开始）和9月15号（荧光围城）就已经成功了。
像我刚才提到的这样自发性的人民，而且有素养的这样庞大的人民站出来，阿扁的政治人格、政治地位已经被判死刑了，他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已经确定了，他不可能翻身了！即使在位再拖到一年多后，他也没有“施政”的能力了。
而且我敢断言，一年多以后当他下台时，他一定会像韩国的全斗焕、卢泰愚一样，被判刑。
这次倒扁运动的第一个成就是：带领台湾人民鼓起了反贪腐的声浪；
第二个，这是多年来第一次不分党派、不分统独的运动，大家穿起红衣共同走上街头，这也促进了台湾内部族群的和解；
第三个，我们这次的运动要求礼义廉耻，要求重建公民教育的核心价值，要人文教育的呼唤，我相信会对台湾产生深远的影响。
它不只是限于今天，我想即使是过了5年、10年、或是二三十年之后，台湾人民会有个共同的记忆：在2006年，全台湾有这样的红衫军，袭卷全岛，让全世界注目。这是这个小小的台湾创造出来的红色奇迹。
虽然我真的很艰苦，就睡在这里，睡在这个囚车上面（施先生满脸笑容地对我比划他身后的车子），但是我觉得很值。
这次运动，是对台湾状况进行的一次大检验，对我们的教育进行检验，对我们“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利的一个检验，比如“宪法”规定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但结果发现其实都没有，只有一个选举权而已。
这些问题如何去改善？我们的道德标准核心价值要怎么样建构？这些都是长远的，不是现在能看得出来的。
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
记者：您对台湾岛内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看法和态度是怎样的？有什么对策？
施明德：我今天的身份不适宜对政治状况多说什么。因为我和百万计的人民有约，是要反对贪腐，要求阿扁下台。
但是阿扁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这也是我应该思考的问题：真的是核心价值错乱吗？这50年来，应该有什么样的品格教育？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公民教育是失败了，才会产生像陈水扁这样的人来治理台湾。
还有他的女婿做了这些事情到今天，他完全没有认错。我们（本来）都相信台大教出的学生，这表示整个公民教育的挫败。
第二个也是体制出了问题。我们这个体制让一个“总统”拥有了太大的权力，然后没办法监督制衡，所以我一直主张改成“内阁制”。
（施先生接着问记者：你这段时间有在大陆吗？好像大陆的媒体都很关注倒扁运动，凤凰卫视和一些报纸都在大登特登。我已经看了很多媒体用我作封面，例如香港的《文汇报》。）
记者：您对于友谊的看法如何？您怎么看待战友的离开？
施明德：我想不是那些战友离开我，而是我离开那些老战友。
我今天早上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为了台湾的民主这么奋斗，受尽煎熬走过来，但到了2000年，“政权”和平移转后，我很多朋友都感叹说：“好辛苦，打下天下了。”但他们只忙着享受权力分享利益。
反而我没有去享受权力，我自己还在争取，因为我发现，民主这一课，真的没办法画下句点。
不同的时间总有新的议题出现，人民有新的主张必须去满足，有新的困难必须去挑战，人民必须不断地为了民主而努力。
就像我的朋友们，他们觉得已经得天下了，他们就享受权力，结果就是快速堕落。然后我这个民主的老兵，知道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所以我又和人民站在一起，高举了反贪腐这个旗帜，这样走过来我当然会有点感伤。我在8月7号写给陈水扁的信，我承认我有“老革命的温情主义”，但是我一旦说出来了，就表示和温情主义切割了。
当然，我是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敌人的人。对朋友，我会把他当成永远的朋友；但对敌人，我可以和他共处转换成朋友。所以我对于友谊，人世间人和人之间的情谊，包括两性的爱情，无论哪种情谊我一直都很珍惜。
当然如果碰到像陈水扁这样我必须和他切割的时候，内心当然很痛苦，但是情势让我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了解，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
记者：您会在倒扁运动结束之后，出一本更详细的记录您生平的自传吗？
施明德：我们这里的朋友已经在帮我整理这段时间的访问稿和演讲稿，可能整理出来以后会有大约两三本书。
可能有时候，别人的观察和实际的现实状况，还是会有点小小的落差。
前阵子泰国的电视台也希望我去对谈，我想，只要是和倒扁运动有关系的，我都会去。
记者：能不能谈一下您目前的身体状况？
施明德：我本来就有定期检查身体的习惯，我这次为了推动这个反贪腐运动，提前几天去做检查，结果发现我的肝有1.5公分的肿瘤，然后我就要求当天确诊，后天就用医院最新的疗法，用像一个针头一样的东西插进去把肿瘤烧掉，同时也抽取一部分出来检验。几天之后证实，检验的结果是肝癌。
很多人也很惊讶，我刚做完肝癌手术就上街头混了两个多月，而且还跑遍台湾各地，那样的疲倦。（施先生骄傲地开心笑起来）
我想这也可以给很多病人一个借鉴，不要一听到癌症就那么恐惧，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把生命投入到有意义的事情中。
我经常和人家讲：“我的生命不是在于追求长寿，而在于完成使命！”
所以半个月以前在医院又做了检查，发现并没有扩散和转移，癌症最怕的就是扩散转移。目前算是比较稳定。
但肝癌病需要充分的休息，我在这里没有办法（施先生指了指他住的车子），远比一般人的休息时间还少。
很多人看我去外面静坐，坐了大约半小时、40分钟，红衫军就催我进来休息。很有趣，他们反而比我更关心自己的健康。（笑）
记者：您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施明德：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战，很多人给我建议，但是都还不成熟。
我想，整理我的回忆录是必要的，不管是文字还是影像。我累计太多影像和文字记录了，例如我的演讲稿，很多是我到各国或台湾各大学的演讲内容，去年也有大学设了施明德讲座。
倒扁运动结束后，我当然要有一段修养的时间，毕竟是一个被证实罹患了癌症的人，未来的一两年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百年之后我还会在
记者：在1995年你当民进党党主席的时候，您提出了民进党上台也不必要宣布“台独”，你也提到了和解咖啡，或者是两岸谈判，是什么造成您这样的转变？常常有人说您是个寂寞的先知，您看到了什么，又感悟到了什么？
施明德：我当然很难说自己是先知，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提出这个主张。但是因为我在牢里囚禁了25年，25年之间，我常常被关在房间里，有13年只有跟书本为伍，跟自己对话，所以我不像很多人那样有很多玩的机会。
我有那么广泛的阅读，不断地跟我自己对话，我会思考很多问题，出来以后也自然是这个样子。我在“立法院”开会，很嘈杂的时候，我真的不想听了，我很自然地坐在那里，我真的神游了，在想自己的事情，但是一发生什么事情，我又马上回到现实，所以我是不需要有盘腿打坐静坐的一个专家。
你想要做一个先知也好，一个科学家也好，你怎样发掘问题，那是第一步。一个对事物、对外界茫然无知的、没有感动、没有知觉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科学家。因为你根本看不到事情，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看到问题的人就自然思索怎么解套、怎么解决。
记者：您刚才一直提到历史地位，那您觉得您打响了黄昏的这一战之后，希望历史给您什么样的评价？
施明德：我想在创造台湾民主的过程当中，我参与了缔造前半部分，我也参与了下半部分，让台湾的民主完整化，也就是说让水能载舟，历史已经证明，也可以事实说明，我参与了，我就有贡献了。
现在水能覆舟，在这一部分，历史也会见证，我参与了，我奉献了。真的，上天对我太美好了，太宽厚了，让我活着的时候，可以同时完成台湾民主化的上半工程以及下半工程，感谢上帝，感谢天。
记者：您以“苏武牧羊十九年”来比喻自己，您也说过您孤独您寂寞但是您正确，您会为此奋斗不休。现在百万人支持您，您还觉得孤独吗？
施明德：有时候孤独不是言语的，孤独是一种意境，是一种感觉，有的时候，你置身百万人中仍然会觉得孤独，有时候你单独一个人，也会感觉到孤独但不寂寞，不寂寞也是一种意境。
我提到“苏武牧羊”，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苏武这个人，我相信一百个知道苏武的，大概有九十几个不知道那个时候皇帝是谁，虽然那个皇帝是赫赫有名的汉武帝。所以百年之后大家来看历史，对过去人物的崇敬怀念，跟现在人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百年之后我还会在。
就像我在法庭上的“美丽岛大审”之后写了一个传，最后的那份政治遗嘱我说到的，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法庭会还我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