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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前位外交”讲话到总统奥巴马的亚洲四国之行，美高层近期高频度、高姿态涉足亚太，加紧推进其“重返亚洲”战略。某种程度上，“重返亚洲”这一概念并不准确，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亚洲，美国当下的种种努力应是整合旧资源、运用新方式、施展巧实力来“重现凸显”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存在及主导优势，通过“重构”亚太地区的安全(同盟)体系、经济体系和多边机制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面对当前国际体系的变局和变数，有必要全面、深入地审视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大棋局”。
缘何进行战略调整
对于2010年以来美国加强同盟关系，大搞军事演习，宣称南海问题事关自身利益等种种动作，美国知名亚太政策专家包道格认为，这无异于美国政府“几十年来在亚洲、尤其在东南亚外交和军事活动最全面的大爆发”。奥巴马政府之所以高调地推进其“重新参与”和“全面参与”亚太事务的战略，是因为一方面深感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已成为当今世界战略潜力最突出、战略格局最复杂但战略态势最不稳定的区域，另一方面忧心美国在该地区的优势不保。
(一)全球战略调整的必然之举。推动美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其实是小布什政府上台时的既定目标，只不过“9·11”事件及随后的中东战事迟滞了这种努力。2010年8月31日，奥巴马正式宣布美军结束在伊作战任务，号召美国“翻过这一页”。大约一周后，希拉里即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说，描绘后伊战时期的美国外交蓝图，并且信心满满地宣告“新美国时刻”已经到来，坚信美国仍是21世纪的“全球领导者”。希拉里在讲话中强调了奥巴马政府未来一个时期对外政策的六大“核心要素”，其中包括更新与深化全球联盟体系(如促进北约转型)，加大发展援助，增强与“新兴力量中心”的接触，确保美在“跨大西洋”、“跨太平洋”和西半球地区机制中发挥积极领导作用等。不难看出，美当前的亚太外交动势实际上与其全球战略调整的总体思路和基本趋向保持高度一致。
(二)应对“权势东移”的战略选择。2009年，亚洲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75％的增速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引擎，“权势东移”的基本态势似乎更加确定无疑。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甚至预测：亚洲崛起势不可挡，欧美即西方世界将随之没落。然而，“权势东移”或“亚洲崛起”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不应被忽视，亚洲权力平衡依然脆弱，尤其是不少国家正陷入军备竞赛漩涡。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东南亚国家的军备支出在2005-2009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实际上，奥巴马本人及其外交政策团队一直都没有低估亚太地区之于美国的巨大战略潜力，更没有低估亚太地区战略态势不稳，未来走向不确定等因素带给美国的显著风险。奥巴马上台之时便自诩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平洋总统”，多次申明美国是不折不扣的“太平洋国家”。2009年7月，希拉里表示。奥巴马政府将“更强有力、持久地介入与接触”亚洲。2010年1月，希拉里又称，“美国的未来与亚太紧密相连，而亚太的未来依靠美国。美国在经济和战略上继续领导亚洲方面具有重要利益。”国防部长盖茨更是颇为形象地指出，美国并不是亚洲的拜访国，而是驻在国。
(三)“规范”中国崛起的迫切需要。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战略预测研究成果《全球趋势2025》中明确指出，中国将成为未来10-15年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新玩家”。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认为，当后人书写当今时代的世界历史时，其主题不是全球经济萧条，也不是美国财政问题，而是全世界如何适应中国的快速崛起。在不少美国战略界人上看来，以亚太地区为重要战略依托的中国快速崛起不仅极大影响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将威胁美国经济安全，并促使“中国模式”成为“与美国价值观和冲突的全球模式”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近期声称，中国领导人谋求重新设定国际规则和制度，中国已成为国际社会一支“革命性力量”，“遏制”、“接触”或“遏制加接触”这些简单化的对华政策已不再奏效，美国需以更为复杂的策略“规范”中国崛起。无论是奥巴马在今年11月访问亚洲期间刻意强调的“影响中国”。还是希拉里的“应对中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主任理查德·贝茨看来，“美国等大国想防止越来越富裕的中国提升自身在东亚的战略地位，其文就是遏制”。
“前位外交”：目标与举措
2010年10月28日，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演说，將奥巴马政府近期亚太政策调整的一系列举措概称为“前位外交”，其要点是调动可以调动的所有资源并将其部署在亚太外交前线，其目标是“改善安全，扩大繁荣，推广美国价值观，保持和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能力”。具体来看，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调整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化亚太同盟，打造多边联盟。奥巴马政府紧抓“天安号”事件、南海问题和中日“钓鱼岛争端”带来的“外交机遇”，全面恢复了美国在亚太地区“轮辐”同盟体系的活力首先，美日同盟因日本“正常国家化”诉求和民主党鸠山政府“疏美人亚”倾向而陷入的“漂流”状态得以管束，美日同盟在美亚太安全布局中的基石作用重新凸显。其次，美韩今年至今已举行五次联合军演，双方还签署了“新防卫合作指针”。该指针突破了1953年《美韩相互防卫条约》中关于“双边防御”的限制，大幅提升r美韩同盟战略灵活性。李明博政府同意推迟原定于2012年实现的美国向韩国移交战时同盟军事指挥权进程，还宣布将“积极考虑”加入美国东北亚导弹防御计划。第三，美国不仅启动了与泰国的《创造性伙伴合作关系协议》，还与菲律宾签署了《千年挑战协定》，首次美菲“2 2”外长防长战略对活也在于2011年举行，从而丰富了美菲、美泰同盟关系的实质内容，大力扩展美在东南亚的安全布局。最后，在西南太平洋方向，美澳于今年11月初举行的“2 2”外长防长会议期间，不仅同意增加联合军演，利用彼此军事设施，加强情报共享及网络安全合作，还就合作开发稀土资源问题进行了深入协商。
为有力凸显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安全主导权，美国除恢复和强化双边同盟之外，还史加注重增强各个同盟之间协调性，联动性，努力使双边同盟向二边、多边同盟进行有力延伸。一方面灵活利用海上安全、人道和救灾行动等议题频繁组织多边联合军演(如“金色眼镜蛇”、“环太平洋2010”联合演习)；另一方面秘密拖动美日韩澳四国军队各军种将官级别的战略协商。对此，日本《产经新闻》评论称，“美国在反恐战争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下举步维艰，因此将同盟国之间的团结视为对华战略核心……美国将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所在地夏威夷为起点，打开一个扇形作战面”。
(二)“讨好”老朋友，拉拢新伙伴，作为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重要规划性文件的《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搬告(2006年)早已指出，保持亚洲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 特别是印度和越南的持续增长和发展是应该中国崛起的关键。当前，美国不少保守派外交智囊人士認为，中国不仅在西太平洋地区实行“芬兰化”战略，而且还大力加强与缅甸、斯里兰卡等印度洋同家的关系，推行所谓“珍珠链”战略。这一战略既是为了维护重要的海上通道安全，保护中国经济和军事利益，也是为巩固“反印联盟”，制衡不断崛起的印度。因此，美国需进一步深化与印度的关系，确保在印度洋地区的“参与度”，特别是避免美国军事方量在该地区的过度削弱和“重新进入”的困难，总之决不能将印度洋地区“放弃并割让给中国”。
奥巴马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政府推动美印关系由双边层面向战略层面转型的努力，确保“一个具有上涉主义传统的国家和 具有不结盟传统的国家实现关系升级”在2010年11月份访印期间，奥巴马不仅宣称“印度不是正在崛起，而是已经崛起”，还公开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大力扶持印度成为其在全球治理层面上的重要伙伴。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美印在核能和安全领域的关系突破。奥巴马宣布大幅放宽对印度航空和防务组织的高技术出口限制，支持印度取得世界主要防护散组织的完全成员资格。
印尼和越南更成为美国大加拉拢的新伙伴，美国防部长盖茨2010年7月访问雅加达，不仅着力充实美国一印尼防务框架协议，还重新恢复美军与曾犯下“侵犯人权罪行”的印尼特种部队cKopassus)之间的联系。奥巴马在11月访问印尼期间与其签署了“全面伙伴协议”，其中包括涉及南海问题的海洋安全保障内容。此外，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首席成员约翰·麦凯恩公开表示，越南已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和最有前途的伙伴。美越不仅为希拉里在7月东盟地区论坛就南海问题进行了“会前协调”，双方还在8月举行了美越军队联合海上演习，而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也对越南岘港进行了“富有象征意义的访问”。
(三)介入亚太地区机制建设，凸显“跨太平洋”主导优势。华盛顿较有影响力的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为奥巴马政府准备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报告》总结了该地区在21世纪头十年所发生的四大根本性变化，其中之一即是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为亚太一体化增添了更多“可能性”。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可能性”，加强对亚太地区机制建设的战略塑造，奥巴马政府一改小布什政府对亚太多边机制和合作进程的深刻疑虑及“漠然”态度，从诸多“战线”全力介入。在经济方面，美国继续扩展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关系，使其成为以“结果为导向”的论坛，积极劝促多国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以深化亚太地区经贸依存度，强化美国对未来亚太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在政治与安全方面，美国积极参与“东亚峰会”(小布什政府曾多次拒绝该峰会的邀请)，使其成为亚太地区进行安全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核心平台。
为了更有力、更高效地介入地区多边机制，美国还紧紧抓住东盟这一“战略支点”，不仅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向东盟派驻美国外交使团，参加东盟国防部长会议，还采取“10 1”方式举办美国一东盟年度峰会。当然，美国所期望和倡导的是超越传统东亚地理范围的亚太区域合作，即“大东亚”、“亚太共同体”和“太平洋共同体”的建设，而非仅限于“东盟 3”或“东盟 6”范围的排他性的“东亚共同体”建设，用希拉里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一个有美国深度参与的、协调性更强的地区结构”。
“权力游戏”新局
美国此轮亚太战略调整是基于奥巴马政府对当前世界和地区发展新趋势，外交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的重新思考、重新认知、重新回应。换言之，应该从21世纪“权力游戏”正发生深刻转型的角度审视希拉里所宣扬的“前位外交”，透析当前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可能存在的深远影响。
(一)突出“发展”主线，整合3D资源。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初便确立了其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即共同防御、全球发展和民主外交。突出“发展”主线是当前奥巴马对外战略的鲜明特征。一方面，面对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实，奥巴马在2010年5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大谈如何重振经济，并将其11月亚洲四国之行视为“经济之旅”。另一方面，奥巴马在2010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峰会上宣布了全新的“美国全球发展政策”。美国国会已批准国务院增聘1100多位主要从事发展援助工作的外交和文职人员，美国国际开发署也正在进行以“重新成为世界首要发展援助机构”为目标的改革，美国国务院还启动了“四年度外交和发展审议”制度，以求大力促进外交与发展之间的融合。
根据希拉里的“前位外交”演说，“经济增长”是美国寻求在亚太重新发挥领导作用的首要领域。实际上，发展不仅意味着促进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进步，培育更加容易接纳和消费美国产品及服务的中产阶级阶层，更可以增强美国民主体制和价值观念的吸引力，重建美国在该地区延续和维护“霸权”的合法性。因此，当前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重要特征是充分整合防务、外交和发展资源，大力融合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将军事活动作为美国对亚太“展开全面接触”的关键基础，将加大“发展援助”，提升发展中国家“伙伴”能力作为解决诸多外交难题的综合性战略。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将在2011年力争促成亚太经济发展架构的重大转型，从推动完成《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开始，继之以吸纳九大环太平洋国家的TPP谈判，最后利用在夏威夷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集大成。
(二)善用“小多边”，炒热新议题。当前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另一个“新意”所在就是对“小多边”的高度重视，“小多边”往往以水资源利用、环境保护或气候变化等“新议题”为主。这些议题常被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低政治”而未能受到应有重视，但美国却在逐渐加大对“小多边”的投入，以期在未来产生“大效用”。例如，希拉里在2010年7月会见了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的外，交部长，并承诺美国将为“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提供1.87亿美元的资助。该计划成立于2009年7月，旨在“改善该地区的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和环境状况”。华盛顿史汀生中心今年发布的一份有关此项目的报告则称，“毫无疑问，美国推出这一政策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中国在湄公河流域修建水电站的做法直接导致下游水位降低，但很多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激烈批评中国筑坝拦水，使下游以农业为基本生存手段，仰赖湄公河渔业和水资源的7000万各国民众受到威胁。“对于华盛顿来说，帮助解决当地‘生计’问题是在该地区赢得上千万朋友的聪明做法”。当然，更要紧的是，“湄公河下游国家与中国之间的从属关系将给北京带来地缘政治优势”，“美国可凭借自己的力量恢复(该地区)地缘政治的力量平衡，从而为东南亚新的发展模式提供支撑。”此外，美国还通过“太平洋岛国论坛”向“采取切实措施应对气候变化、航海自由和其他挑战”的太平洋岛国提供支持。美国国际 开发署还将在2011年重返太平洋，在斐济开设办事机构，拨款2100万美元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三)深谙地区“忧华”心理，积极推进“价值观外交”。希拉里在夏威夷毫不掩饰地宣称，要“团结”各国共同应对中国崛起。对此美国需从正反两个方面凝结各方共识：一是渲染并利用地区内各国对中国的忧惧心理；一是维护且传播美式价值观。2010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形象”被极大地扭曲了，甚至不少持友华态度的战略分析人士也开始怀疑中国外交政策出现了强硬化转向。比如，新加坡前联合国常驻代表马凯硕认为，“中国可能将摒弃邓小平提出的在地缘政治上需谨小慎微的观点，这可能引发反华同盟”。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特别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则以历史类比视角指出，“昨日，美国陷入向中东出口民主的疯狂计划中，这个战略死胡同加速了中国不可阻挡的崛起。今日，正出现相反的情况：中国把美国拽回国际舞台的前台”，“中国放弃了韬光养晦策略，正在强化美国作为亚洲力量的地位，正如莫斯科当年把美国变成了欧洲力量”。美国之所以能够在此轮亚太战略调整中环环相扣、步步为营、招招得手，与其善于研磨他国政策心理，灵活捕捉外交机遇，有力攻击对手“软肋”不无关系。
此外，奥巴马在亚洲之行期间关于“缺乏自由的繁荣是贫困”的说法也引起了一场风波。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史文所言，美国的惯常思维是“经济自由带来自由的习性，自由的习性带来对民主的期待”，但中国的经济成功并没有带来中国的民主化，反而正在向世界展示中国不会变得更加自由，这与很多倡导与北京进行更紧密接触的西方人的愿望背道而驰。美国《华盛顿邮报》在评论奥巴马为何采取“越顶”中国的方式，精心选择印度、印尼、韩国和日本作为往访国时颇为敏锐地指出，“他对经济繁荣的亚洲民主国家的访问其实是对中国经济模式的无声质疑”。
奥巴马在结束11月亚洲之行返回华盛顿的专机上对随行记者表示，“我绝对有把握的是，我的政府将确保美国在这里的存在，不只是今后几年内，而是未来几十年内。”这一“雄心”更加令人确信，美国时下进行的亚太战略调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重返”，而是体现长远战略关切的“重构”。当然，囿于自身经济发展前路多崎，外交資源短期内仍受限制，加之部分亚太国家“两面下注”的惯有策略，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调整或将难以实现其所有预期目标。但决不应低估美国大力“更新”亚太布局，全向运筹各方关系的复杂性和战略性，更需思考如何凭借耐心、韧劲和智慧，以清晰、连贯、富有创造力的方式应对中美在亚太地区“权力游戏”的新局。
(责任编辑：王栋)
缘何进行战略调整
对于2010年以来美国加强同盟关系，大搞军事演习，宣称南海问题事关自身利益等种种动作，美国知名亚太政策专家包道格认为，这无异于美国政府“几十年来在亚洲、尤其在东南亚外交和军事活动最全面的大爆发”。奥巴马政府之所以高调地推进其“重新参与”和“全面参与”亚太事务的战略，是因为一方面深感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已成为当今世界战略潜力最突出、战略格局最复杂但战略态势最不稳定的区域，另一方面忧心美国在该地区的优势不保。
(一)全球战略调整的必然之举。推动美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其实是小布什政府上台时的既定目标，只不过“9·11”事件及随后的中东战事迟滞了这种努力。2010年8月31日，奥巴马正式宣布美军结束在伊作战任务，号召美国“翻过这一页”。大约一周后，希拉里即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说，描绘后伊战时期的美国外交蓝图，并且信心满满地宣告“新美国时刻”已经到来，坚信美国仍是21世纪的“全球领导者”。希拉里在讲话中强调了奥巴马政府未来一个时期对外政策的六大“核心要素”，其中包括更新与深化全球联盟体系(如促进北约转型)，加大发展援助，增强与“新兴力量中心”的接触，确保美在“跨大西洋”、“跨太平洋”和西半球地区机制中发挥积极领导作用等。不难看出，美当前的亚太外交动势实际上与其全球战略调整的总体思路和基本趋向保持高度一致。
(二)应对“权势东移”的战略选择。2009年，亚洲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75％的增速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引擎，“权势东移”的基本态势似乎更加确定无疑。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甚至预测：亚洲崛起势不可挡，欧美即西方世界将随之没落。然而，“权势东移”或“亚洲崛起”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不应被忽视，亚洲权力平衡依然脆弱，尤其是不少国家正陷入军备竞赛漩涡。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东南亚国家的军备支出在2005-2009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实际上，奥巴马本人及其外交政策团队一直都没有低估亚太地区之于美国的巨大战略潜力，更没有低估亚太地区战略态势不稳，未来走向不确定等因素带给美国的显著风险。奥巴马上台之时便自诩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平洋总统”，多次申明美国是不折不扣的“太平洋国家”。2009年7月，希拉里表示。奥巴马政府将“更强有力、持久地介入与接触”亚洲。2010年1月，希拉里又称，“美国的未来与亚太紧密相连，而亚太的未来依靠美国。美国在经济和战略上继续领导亚洲方面具有重要利益。”国防部长盖茨更是颇为形象地指出，美国并不是亚洲的拜访国，而是驻在国。
(三)“规范”中国崛起的迫切需要。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战略预测研究成果《全球趋势2025》中明确指出，中国将成为未来10-15年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新玩家”。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认为，当后人书写当今时代的世界历史时，其主题不是全球经济萧条，也不是美国财政问题，而是全世界如何适应中国的快速崛起。在不少美国战略界人上看来，以亚太地区为重要战略依托的中国快速崛起不仅极大影响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将威胁美国经济安全，并促使“中国模式”成为“与美国价值观和冲突的全球模式”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近期声称，中国领导人谋求重新设定国际规则和制度，中国已成为国际社会一支“革命性力量”，“遏制”、“接触”或“遏制加接触”这些简单化的对华政策已不再奏效，美国需以更为复杂的策略“规范”中国崛起。无论是奥巴马在今年11月访问亚洲期间刻意强调的“影响中国”。还是希拉里的“应对中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主任理查德·贝茨看来，“美国等大国想防止越来越富裕的中国提升自身在东亚的战略地位，其文就是遏制”。
“前位外交”：目标与举措
2010年10月28日，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演说，將奥巴马政府近期亚太政策调整的一系列举措概称为“前位外交”，其要点是调动可以调动的所有资源并将其部署在亚太外交前线，其目标是“改善安全，扩大繁荣，推广美国价值观，保持和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能力”。具体来看，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调整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化亚太同盟，打造多边联盟。奥巴马政府紧抓“天安号”事件、南海问题和中日“钓鱼岛争端”带来的“外交机遇”，全面恢复了美国在亚太地区“轮辐”同盟体系的活力首先，美日同盟因日本“正常国家化”诉求和民主党鸠山政府“疏美人亚”倾向而陷入的“漂流”状态得以管束，美日同盟在美亚太安全布局中的基石作用重新凸显。其次，美韩今年至今已举行五次联合军演，双方还签署了“新防卫合作指针”。该指针突破了1953年《美韩相互防卫条约》中关于“双边防御”的限制，大幅提升r美韩同盟战略灵活性。李明博政府同意推迟原定于2012年实现的美国向韩国移交战时同盟军事指挥权进程，还宣布将“积极考虑”加入美国东北亚导弹防御计划。第三，美国不仅启动了与泰国的《创造性伙伴合作关系协议》，还与菲律宾签署了《千年挑战协定》，首次美菲“2 2”外长防长战略对活也在于2011年举行，从而丰富了美菲、美泰同盟关系的实质内容，大力扩展美在东南亚的安全布局。最后，在西南太平洋方向，美澳于今年11月初举行的“2 2”外长防长会议期间，不仅同意增加联合军演，利用彼此军事设施，加强情报共享及网络安全合作，还就合作开发稀土资源问题进行了深入协商。
为有力凸显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安全主导权，美国除恢复和强化双边同盟之外，还史加注重增强各个同盟之间协调性，联动性，努力使双边同盟向二边、多边同盟进行有力延伸。一方面灵活利用海上安全、人道和救灾行动等议题频繁组织多边联合军演(如“金色眼镜蛇”、“环太平洋2010”联合演习)；另一方面秘密拖动美日韩澳四国军队各军种将官级别的战略协商。对此，日本《产经新闻》评论称，“美国在反恐战争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下举步维艰，因此将同盟国之间的团结视为对华战略核心……美国将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所在地夏威夷为起点，打开一个扇形作战面”。
(二)“讨好”老朋友，拉拢新伙伴，作为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重要规划性文件的《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搬告(2006年)早已指出，保持亚洲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 特别是印度和越南的持续增长和发展是应该中国崛起的关键。当前，美国不少保守派外交智囊人士認为，中国不仅在西太平洋地区实行“芬兰化”战略，而且还大力加强与缅甸、斯里兰卡等印度洋同家的关系，推行所谓“珍珠链”战略。这一战略既是为了维护重要的海上通道安全，保护中国经济和军事利益，也是为巩固“反印联盟”，制衡不断崛起的印度。因此，美国需进一步深化与印度的关系，确保在印度洋地区的“参与度”，特别是避免美国军事方量在该地区的过度削弱和“重新进入”的困难，总之决不能将印度洋地区“放弃并割让给中国”。
奥巴马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政府推动美印关系由双边层面向战略层面转型的努力，确保“一个具有上涉主义传统的国家和 具有不结盟传统的国家实现关系升级”在2010年11月份访印期间，奥巴马不仅宣称“印度不是正在崛起，而是已经崛起”，还公开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大力扶持印度成为其在全球治理层面上的重要伙伴。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美印在核能和安全领域的关系突破。奥巴马宣布大幅放宽对印度航空和防务组织的高技术出口限制，支持印度取得世界主要防护散组织的完全成员资格。
印尼和越南更成为美国大加拉拢的新伙伴，美国防部长盖茨2010年7月访问雅加达，不仅着力充实美国一印尼防务框架协议，还重新恢复美军与曾犯下“侵犯人权罪行”的印尼特种部队cKopassus)之间的联系。奥巴马在11月访问印尼期间与其签署了“全面伙伴协议”，其中包括涉及南海问题的海洋安全保障内容。此外，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首席成员约翰·麦凯恩公开表示，越南已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和最有前途的伙伴。美越不仅为希拉里在7月东盟地区论坛就南海问题进行了“会前协调”，双方还在8月举行了美越军队联合海上演习，而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也对越南岘港进行了“富有象征意义的访问”。
(三)介入亚太地区机制建设，凸显“跨太平洋”主导优势。华盛顿较有影响力的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为奥巴马政府准备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报告》总结了该地区在21世纪头十年所发生的四大根本性变化，其中之一即是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为亚太一体化增添了更多“可能性”。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可能性”，加强对亚太地区机制建设的战略塑造，奥巴马政府一改小布什政府对亚太多边机制和合作进程的深刻疑虑及“漠然”态度，从诸多“战线”全力介入。在经济方面，美国继续扩展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关系，使其成为以“结果为导向”的论坛，积极劝促多国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以深化亚太地区经贸依存度，强化美国对未来亚太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在政治与安全方面，美国积极参与“东亚峰会”(小布什政府曾多次拒绝该峰会的邀请)，使其成为亚太地区进行安全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核心平台。
为了更有力、更高效地介入地区多边机制，美国还紧紧抓住东盟这一“战略支点”，不仅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向东盟派驻美国外交使团，参加东盟国防部长会议，还采取“10 1”方式举办美国一东盟年度峰会。当然，美国所期望和倡导的是超越传统东亚地理范围的亚太区域合作，即“大东亚”、“亚太共同体”和“太平洋共同体”的建设，而非仅限于“东盟 3”或“东盟 6”范围的排他性的“东亚共同体”建设，用希拉里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一个有美国深度参与的、协调性更强的地区结构”。
“权力游戏”新局
美国此轮亚太战略调整是基于奥巴马政府对当前世界和地区发展新趋势，外交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的重新思考、重新认知、重新回应。换言之，应该从21世纪“权力游戏”正发生深刻转型的角度审视希拉里所宣扬的“前位外交”，透析当前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可能存在的深远影响。
(一)突出“发展”主线，整合3D资源。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初便确立了其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即共同防御、全球发展和民主外交。突出“发展”主线是当前奥巴马对外战略的鲜明特征。一方面，面对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实，奥巴马在2010年5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大谈如何重振经济，并将其11月亚洲四国之行视为“经济之旅”。另一方面，奥巴马在2010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峰会上宣布了全新的“美国全球发展政策”。美国国会已批准国务院增聘1100多位主要从事发展援助工作的外交和文职人员，美国国际开发署也正在进行以“重新成为世界首要发展援助机构”为目标的改革，美国国务院还启动了“四年度外交和发展审议”制度，以求大力促进外交与发展之间的融合。
根据希拉里的“前位外交”演说，“经济增长”是美国寻求在亚太重新发挥领导作用的首要领域。实际上，发展不仅意味着促进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进步，培育更加容易接纳和消费美国产品及服务的中产阶级阶层，更可以增强美国民主体制和价值观念的吸引力，重建美国在该地区延续和维护“霸权”的合法性。因此，当前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重要特征是充分整合防务、外交和发展资源，大力融合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将军事活动作为美国对亚太“展开全面接触”的关键基础，将加大“发展援助”，提升发展中国家“伙伴”能力作为解决诸多外交难题的综合性战略。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将在2011年力争促成亚太经济发展架构的重大转型，从推动完成《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开始，继之以吸纳九大环太平洋国家的TPP谈判，最后利用在夏威夷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集大成。
(二)善用“小多边”，炒热新议题。当前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另一个“新意”所在就是对“小多边”的高度重视，“小多边”往往以水资源利用、环境保护或气候变化等“新议题”为主。这些议题常被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低政治”而未能受到应有重视，但美国却在逐渐加大对“小多边”的投入，以期在未来产生“大效用”。例如，希拉里在2010年7月会见了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的外，交部长，并承诺美国将为“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提供1.87亿美元的资助。该计划成立于2009年7月，旨在“改善该地区的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和环境状况”。华盛顿史汀生中心今年发布的一份有关此项目的报告则称，“毫无疑问，美国推出这一政策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中国在湄公河流域修建水电站的做法直接导致下游水位降低，但很多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激烈批评中国筑坝拦水，使下游以农业为基本生存手段，仰赖湄公河渔业和水资源的7000万各国民众受到威胁。“对于华盛顿来说，帮助解决当地‘生计’问题是在该地区赢得上千万朋友的聪明做法”。当然，更要紧的是，“湄公河下游国家与中国之间的从属关系将给北京带来地缘政治优势”，“美国可凭借自己的力量恢复(该地区)地缘政治的力量平衡，从而为东南亚新的发展模式提供支撑。”此外，美国还通过“太平洋岛国论坛”向“采取切实措施应对气候变化、航海自由和其他挑战”的太平洋岛国提供支持。美国国际 开发署还将在2011年重返太平洋，在斐济开设办事机构，拨款2100万美元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三)深谙地区“忧华”心理，积极推进“价值观外交”。希拉里在夏威夷毫不掩饰地宣称，要“团结”各国共同应对中国崛起。对此美国需从正反两个方面凝结各方共识：一是渲染并利用地区内各国对中国的忧惧心理；一是维护且传播美式价值观。2010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形象”被极大地扭曲了，甚至不少持友华态度的战略分析人士也开始怀疑中国外交政策出现了强硬化转向。比如，新加坡前联合国常驻代表马凯硕认为，“中国可能将摒弃邓小平提出的在地缘政治上需谨小慎微的观点，这可能引发反华同盟”。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特别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则以历史类比视角指出，“昨日，美国陷入向中东出口民主的疯狂计划中，这个战略死胡同加速了中国不可阻挡的崛起。今日，正出现相反的情况：中国把美国拽回国际舞台的前台”，“中国放弃了韬光养晦策略，正在强化美国作为亚洲力量的地位，正如莫斯科当年把美国变成了欧洲力量”。美国之所以能够在此轮亚太战略调整中环环相扣、步步为营、招招得手，与其善于研磨他国政策心理，灵活捕捉外交机遇，有力攻击对手“软肋”不无关系。
此外，奥巴马在亚洲之行期间关于“缺乏自由的繁荣是贫困”的说法也引起了一场风波。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史文所言，美国的惯常思维是“经济自由带来自由的习性，自由的习性带来对民主的期待”，但中国的经济成功并没有带来中国的民主化，反而正在向世界展示中国不会变得更加自由，这与很多倡导与北京进行更紧密接触的西方人的愿望背道而驰。美国《华盛顿邮报》在评论奥巴马为何采取“越顶”中国的方式，精心选择印度、印尼、韩国和日本作为往访国时颇为敏锐地指出，“他对经济繁荣的亚洲民主国家的访问其实是对中国经济模式的无声质疑”。
奥巴马在结束11月亚洲之行返回华盛顿的专机上对随行记者表示，“我绝对有把握的是，我的政府将确保美国在这里的存在，不只是今后几年内，而是未来几十年内。”这一“雄心”更加令人确信，美国时下进行的亚太战略调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重返”，而是体现长远战略关切的“重构”。当然，囿于自身经济发展前路多崎，外交資源短期内仍受限制，加之部分亚太国家“两面下注”的惯有策略，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调整或将难以实现其所有预期目标。但决不应低估美国大力“更新”亚太布局，全向运筹各方关系的复杂性和战略性，更需思考如何凭借耐心、韧劲和智慧，以清晰、连贯、富有创造力的方式应对中美在亚太地区“权力游戏”的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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