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前子，原名顾盼，1963年生于苏州，现居北京。著名作家、诗人，二十一世纪文人画的代表性画家之一，被誉为“当代丰子恺”。迄今已出版有诗集《纸梯》《怀抱公鸡的素食者》（英文版），散文随笔集《明月前身》《手艺的黄昏》等18种，另有话剧剧本《南方》《一边的走马灯》等若干部，并多次参加国内外画展。
　　在当代文坛，车前子在散文写作上用功甚多，成绩斐然，他的文风也是独树一帜，而且车前子不仅仅是一名散文家，他首先是一名诗人，同时还是一名才气逼人的书画家，这些都给他的散文写作烘托出一个开阔的背景。对于车前子的写作，很多人都看到了他的诗歌与散文的差异性。比如丛小樺在评论车前子的诗歌时就说道：“我读过车前子众多散文随笔中不多的一些篇章，给我的印象是柔润细腻，亲切平和，一点也不为难我们的智力。而他的诗不同。我有时甚至纳闷：一个诗人、艺术家，在诗歌与散文里竟有如此大的差异。”在他看来，车前子的散文似乎是完全敞开的，而诗歌又仿佛深院紧闭。难道车前子的诗歌是为自己而写，散文是为他人而写？但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认为：“从没有一首诗是只写给自己看的。所有的诗歌都为读者而作”。联想到车前子说的“一首诗像一个人，他也会蒙受不白之冤”，论者认为，实际上他的诗歌也是敞开的，只不过这扇门隐蔽得比较好，不易发现而已。
　　论者还注意到车前子自己似乎对散文也不看重，最典型的证据就是他虚拟的年表中连死后还在继续写诗，但却始终对散文不着一字。但是读者代替车前子对他的散文给予了敬意。文章的命运本就乖谬，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把这些批评文章称为“从小说创作中漫溢出来而进入批评的那种能量，那种焦虑”，但人们遗忘的恐怕正是她的小说家身份，而记住了她的评论。周亮工在《赖古堂集》里说：“青藤自言书第一，画次；文第一，诗次，此欺人语耳。”车前子自己也说，一首诗像一个人，各有各的命运。作者创造了作品，却无法肯定或否定自己的作品。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散文几乎是车前子的衣食父母，是他作为一个作家保持自由写作权利的基础，而对于衣食父母，像车前子这样的文人多半都是不肯多加赞美的。实际上，我感觉车前子的散文与诗歌在很多时候是相通的，更准确的说法是诗歌构成了他的精神底座，散文和书画则是它露出水面的部分。
　　一.傲慢与尊严
　　车前子的文章中有一种傲慢的气质，很多时候它对读者不是迎合而是拒绝。这是文学的傲慢，作品的傲慢，它的本质是自我的尊严，是对文学品质的不肯低就。这种傲慢与魏晋名士的简傲不同，它没有等级观念，不虚浮，而是指向实实在在的写作与生存。
　　文学艺术，质言之，是一种人格。因此对于自我人格独立性的坚守成为优秀作家的底线。车前子说：“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最需要的品质是孤芳自赏孤陋寡闻和独立思考独往独来。” 这是对作家在诱惑充塞的现世安然自处的本能体悟。即使面对衣食父母读者时，他不掩饰自己的诚挚，但也不放弃宝贵的傲慢。他曾毫不客气地说：“我的散文是给五百年后的有教养的人看的。”这是对自我写作的内心确认。他对契诃夫“既傲慢又悲悯”式的新文风感佩不已，同时又说：“在中国，文风上具有傲慢色彩的作家我似乎还没有见到。是有些遗憾的。”文学的傲慢，体现的是见识与才情，主动与读者拉开距离，让出雍容的社会空间，既给自己以写作的自由，又给读者以批评的自由。“书籍虽说是为读者写的，但它也在挑选读者”。虽然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时代启蒙话语式微，但也因此更凸显出作家对独立性坚守的可贵。
　　作家的尊严在于作品，二十多年来，车前子在散文写作上从未懈怠，始终在场，乐在其中，成绩斐然。他在艺术上追求一种独创性、唯一性，即使他的文章混在一堆作品中也会立刻被辨识出来。在《手艺的黄昏·序》中，车前子追溯了自己的散文写作源流，他把《庄子》看作远祖，把王羲之、韩愈和苏轼看作自己的“曾曾祖父辈”，把明清归有光、沈复、陈继儒、袁枚等看作是曾祖父一辈，而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则是祖父辈。通过这番自述，可以看出车前子在散文写作上是“取法乎上”，远追先贤，可谓目标高置，一骑绝尘。对于传统散文的气象万千、云蒸霞蔚，车前子心念神往，心摹手追。他曾说：“散文写作对我而言，是一次逆流而上的旅行。我希望这一生能见到明清的护城河、唐宋的湖泊、魏晋的泉水井水、秦汉的河流。我希望我这一生能见到先秦的大海。”他形容自己“是个乐此不疲的学徒，延迟着满师的日期”。车前子不缺傲骨，但更懂得适时的谦逊。这个所谓的“学徒”生涯，毋宁说是他的自我修炼。他对当代散文写作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不光是小说，我国的散文与诗歌也都成为一种简单的劳动了，千篇一律也就是当代文学的宿命”。而车前子明确给自己划出了“以模仿为耻”的界限。由此，他一方面自觉地在传统文化的大海中检验自己的水性，另一方面“推石上山”，在散文写作上不断求新、求变。综观车前子散文，他的写作显示了一种自由开阔的精神境界，出入自由，纵横自如，他不仅写人、写物，写回忆、写情怀，他还虚拟、拼贴，显示了高度的弹性和广阔的适应性。
　　与车前子交往过的人都会发现，只要他在场，讨论、聊天的中心不知不觉就会转移到他身上，众人的目光会逐渐向他汇聚，就像生灵对光源的寻找与聚拢一样。他并不需要站在中心，只是他站立的地方会变成中心。这是一种强大的磁石般的主体力量，既向外发出讯息又将周围的讯息在主体中溶解。与车前子接触过就会感觉到他的自我的强大，那是秋天平原上的大树，卓然而立。他对自己有一种确信，自以为是，自我生成，自我确证。“风雅就是闭门造车、不准确、割舍和丧失，风雅就是自以为是的美，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也是风雅的。”这种自信更明确的表现，就是对于他曾经寓目的东西，凡是与文化艺术相关的，比如文学，比如古琴，比如画作，比如书法，比如盆景，比如园林，比如喝茶，比如戏剧……他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都能够在自我之中找到溶解之酶，能够自圆其说。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溶解能力。万物皆有其面目，有其本来路径，但面目和路径都会因主体而改变，如科学上所说：光线会在大质量体处弯曲。这弯曲就是巨大天体的世界观和艺术观。 　　二.古风鼓逸
　　车前子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传统江南才子的形象，这是他的个性与气质在文学空气中自然挥发的结果。车前子的散文风格跨度很大，但大家记住的偏偏是那些表现江南风物和传统韵味的篇章。传统文化渊源久远而模糊，在此背景下，作为当代江南才子的车前子的形象则日渐清晰。更重要的原因，或许还在于车前子本人从气质与趣味上与传统文化在深层次上的相通与契合。可以说，这种文化最中他的心意，最贴近他心底里隐秘的部分，在这种文化里他如鱼得水，如龙在天，志得意满，自由自在。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苏州，几千年间沉淀下丰厚的历史传统，街巷里弄皆是文化，推门而入即成雅士，触目皆有故事，皆耐品咂，皆可吟咏。自小在这样的环境中走动，生活，传统文化已经入心入肺，入骨入血。车前子坦承：“我受到的全部滋养来自苏州。”文学艺术的沉淀，文人志士的佳话，江南风物的清嘉，吴地山水的泽润，这一切都对他构成了一种精神性的吸引和召唤，决定了他的文化性情与艺术趣味。
　　车前子有一张照片，一身传统白色褂衣，光头，短髭，竟有仙风道骨之感，古风鼓逸。实际上已经有人指出了他在精神上与道家的相通之处。“天气不错，我去逛北京胡同，心想以前的中国人穿着长衫，胡同里走，微风吹来，长衫下摆摆动，战争、内乱、贫穷，好像并不能使以前的中国丧失从容、精致和优雅”。这种从容、萧散与优雅是他的精神基调，他有时觉得自己是“活在当代的古人”，这是精神上的恍惚和沉迷，庄生化蝶，我与古人，哪一个是哪一个，分也分不清：“我写散文之际，大有幻觉：古人像荡在我身边，漾出粼粼波光”，他不只是希望与古人为伴，心曲相通，他希望自己直接就是古人：“记得那天上午，校订完《老车·闲画》，觉得自己如果是个古人，多好。古人浩然之气充塞胸中，溢为诗，溢为文，溢为书，溢为画，何其轻松，仿佛顺手牵羊”。这种身份的位移与想象使他的许多散文弥散着一种怀旧的气息，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像老房子里的一件旧式家具。“散文没有怀旧的氛围，就没劲。但怀旧不是回忆，也不是掉书袋……怀旧是文化立场：在现实之中无处置放的良知，好不容易找到貌似尘封的阁楼”。在当代，怀旧不仅是文化立场，也是才情和见识。古代文人与世界、生活的关系是一种审美的关系，修辞的关系，而并非用实用的眼光来看待，车前子深得其中三味。一块从冷柜里拿出的糖让他忽然感觉“舌尖一片寒意，江天暮雨，衣衫与身子骨同单共薄的深秋游子走在半路，潇潇枫香树的叶子”，一杯茶汤里他看出“这扁舟一叶出没风波，而舟上人须发逆风，秋江万里”。这是生活艺术化的努力，要在这坚硬的现世中保存一丝文化的柔软。他从吃茶、看花、读书、写字、聊天乃至发呆，给人的感觉都是诗意的，审美的。发而为文，自然精致、优雅，又绵长、醇厚，趣味弥于心田。
　　但是，车前子毕竟生活在当代，他眼前的月色与秋风也许没变，但却找不到把酒送别的渡口。山河总在变易，姑苏已成苏州。车前子是清醒的，他师古而不泥古，他对苏州爱之深同时又恨之切。从感情来说，他对传统的苏州有一种天然的喜爱与亲近，但现代理性又常常提醒他其中的不足与危险，这里面有一种撕扯与挣扎，情味只能独自品咂。“苏州是一个梦，早做破了。又破又烂”，于是他在“一个月明的晚上”毅然北上，从此“把苏州之外的一切地方都看作了故乡”，开始以一个陌生的眼光来审视苏州，审视以苏州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这是车前子的可贵之处，仿佛百年前的鲁迅一样，进得去出得来，体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难得的清醒。首先他发现的是苏州文化的“浇薄”：这是一种“薄如蝉翼的文化”，“无论是词，还是物，都有点软，有点粉。……软和粉，其实也不错。只是江南的软和粉，有点软有点粉，还到不了极致。就不好玩了。软但不是水性，粉但不是铅华，小家子气，风土人情都缺乏大手笔”。一句话，缺乏厚重和坚硬，缺少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轻，抛弃责任、卸下承担的轻，轻飘飘的轻。“我对吴文化素无研究，凭空想来，实在是为它巨大的消费性享乐性渗透性所骇怕。……引申到所谓的苏州文坛上，就是玩主太多了，逍遥的人太多，投入的太少，轧闹猛的太多，以身殉道的太少！”这种文化精致、细腻、粉软，而人却异常聪明，低调，自保，各各躲在自己终年不见阳光的老宅里，把古书一遍遍读下去。即使是历史上那些让苏州人引以为豪的怪才，比如唐伯虎，比如金圣叹，也“是畸形的怪才，像书法里的偏锋”，“痛苦在他们身上，最后总会吵闹成一出喜剧。起码被人当喜剧看了”。而留下的则只有悲剧，只有叹息。苏州人喜吃糖，自幼在苏州传统文化的糖窖里长大的车前子，虽然他选择了精神上的逃离，以冀用北方的硬朗、直接的大风将自己从苏式的糖窖里拯救出来，但是这种文化的血脉和基因他无法弃绝，而且在无意识中他对这文化母体还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依恋。即使对金圣叹、唐伯虎等那些他称之为“畸形的怪才”，他在批判之时也饱含同情与痛惜。
　　三.想入非非
　　车前子曾说：“诗歌在我看来，是一个奇谈怪论、想入非非、不得而知的——一个乐园。”在车前子的散文中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份“想入非非”的自由。在车前子看来，散文不仅要有味道、有境界，还要好玩、有趣，出其不意，拐弯抹角，旁逸斜出。他说：“杰出的艺术家偏见附体；艺术：偏见之定格。……我们要爱护它。爱护偏见，就是爱护创造力——不无危险。”这一观点很值得注意，尊重“偏见”，艺术才不会被“骂杀”。艺术的本质决定了它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它推到极致，才有打开艺术新路径的可能。由此，车前子发展出对于艺术的独到理解：“对于艺术家而言，身上的缺点不是要急于改掉，而是要开发，看看能不能做到极致，也是以人工來印证天赋的无有。身上的缺点，是艺术家形成自己创作个性的要点，或出发点，到了极致，就是不能被其他艺术家所替代的形式色彩。”艺术的秘密辩证法被他一举点破，所谓不破不立，有破有立，缺点为艺术家提供了再出发的基础，它是艺术个性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的部分，构成了艺术家的识别码和防伪符。 　　这种观念表现在创作上，使车前子的散文显出一种灵气与精怪，它是点石成金的。作为一名《原样》（《原样》，为1991年初车前子与周亚平、黄梵、一村等人所创办的同仁刊物）“语言”诗人，他对文字有一种超常的直觉与敏感，在某一瞬间这种直觉与敏感会浮出散文的水面，使他常常获得了一种即兴书写的能力。“汉语之美——永远是第一位的！”一个字或一个词的出现，触发了他的语言直觉，条件反射般打开了他的记忆仓库和语言链条，使文章满纸生机，活蹦乱跳。比如他在一篇序言中写道：“荆歌客气，让我为他多年创作的诗歌小集作一序，我不客气地答应了。想想当时，真有一种当仁不让的意思。后来，通读校对稿三遍，我竟难以下笔。荆歌的诗歌作品像条活鱼，我明明觉得抓住在手，却又滑脱了。这说明他在整体风格的齐正上还具有变化能力。现在想想，荆歌真是不客气，给我出了个难题。而我则太客气了。这样想了之后，我觉得又有理由不客气了：我决定把荆歌的诗歌作品这条活鱼杀死，做成一条咸鱼，以便我使用方便”。在这段话中，“客气”这条“活鱼”不仅被他“杀死”，而且是一鱼多吃，一词多义，通过颠倒、反转，在几乎把词语蓄积的内涵榨干之后，又奇迹般使它“复活”，并且生气四溢，意趣盎然，让人解颐一笑。他说：“偶然——即兴：使我们在笔直的系统中常常获取了拐弯的能力。”即兴写作是对意象与情思的瞬间把捉，即意外，即惊喜，这是文字的园林，开门即景，又曲径通幽，他在文章中总不忘带给我们惊喜之感。把这些“拐弯”和“曲径”通过想象力联结起来，就是拙政园的长廊，狮子林的假山，姑苏城的巷子，一眼望不到头。“酱当然好吃，久闻酱味，却也难过。我小时候经过这一户人家，常常用手紧捂鼻子，现在则大戴口罩。我小时候见得到老鹰在天空中巡视，云朵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兜售着棉花毯。有弹棉花人，在小巷口，他像骑在弓上的一支皱巴巴的箭。或者骑在马上，马蹄冒起白花花泡沫，淹没猫的波斯眼睛”。 车前子是优秀的思维运动员，他在思维的赛道上快速前进、逆行、斜穿、腾飞，上天入地，穿梭自如。
　　车前子不仅擅长即兴写作，他也是谋篇布局的高手。关于写作，车前子有一句经验之谈：“写文章不怕不通，只怕规矩，一规矩，就一个字‘死’。出其不意者生，循规蹈矩者死”。 这是车前子从写作经验中悟出的第一条“真理”，是总纲。“出其不意”也就是“拐弯”，也就是“偏见”，也就是“想入非非”，这是车前子作文法。以他的文章来说，风格上，《追忆逝水年华》古意蕴藉，《明月前身》快意激越，《走马灯之下》密集迸射，《水落石出》烟火全无；从笔法上说，《2000年故乡夏天》是纯意识流淌，《古老花园》以小说手法写散文，《恋爱中的女子》则是五彩斑斓的拼贴画。每一篇都有不同的写法，不同的风格，显示出不断寻找突破与超越的艺术自觉。车前子对“废话”情有独钟：“废话常常是一札简函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一个人文章写到结尾，能发现只是些废话，这就有了大解脱。所谓妙文，无非是写出些有风致的废话而已”。中国文章自古讲究含蓄、韵味，要拐弯抹角、旁敲侧击、含沙射影，那才有趣，所以他在文章中写着写着会笔锋一转，把笔宕开，他不会让你一下就到达目的地，而是让读者在多次的接近与远离中逐渐完成自己对文章旨意的想像与拼贴。他在《剥壳非为啖肉说书信》一文中这样写道：“果肉是这么地小，壳却如此之大。有意思吧。”带壳的“果肉”虽然小，当初它被一层层精心包裹起来，又被读者好奇地一层层打开，那才够味。对于语言，车前子不仅追求有趣，他还追求一种科学般的准确。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对美国小说家雷蒙德·卡佛语言的准确表达了敬仰之情：“昨晚切开的洋葱至今还搁在砧板上，卡佛能精确地陈述出洋葱的气味，还是搁了一夜后的洋葱的气味”。实际上，他在表达敬仰的过程中也展现了自己的准确：“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里，有一种腼腆。腼腆的气息忽浓忽淡，像旧家具裂缝中的尘埃，已与木质浑然一体”。这种准确，是经验的集中释放，是语言与想像、感觉与趣味的高度统一，最终呈现的是审美精神的诗意传达。
　　把傲慢融入作品，于是文章超拔尘世之上。以“偏见”打量人世，方能演绎内心的摇曳多姿。一枝从姑苏“墨水瓶”中突围而出的“铅笔”，接引源源活水，从天上人间奔驟而来，流淌出车前子笔下前世的江南，过往的云烟，童年的回忆和心底的波澜，而我们且随车前子读诗，讲古，听琴，饮茶，品酒，一抬头间，正是：
　　目木楼头明月前身偏看见，双城记里云头花朵茶饭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