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新路径

来源 :广西社会科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ucieming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古代创立了以记载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历朝历代的正史也以纪传体为主,因此,在中国古代如何评价历史人物为众多史家所关注,同时,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两宋时期在理学思潮的影响下,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以纲常伦理为主.明代随着心学的发展,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出现了新的变化,对以三纲五常伦理道德为内涵的宋明理学提出挑战.史学上,一些学者也在实践着这一思潮的变化,明代思想家李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李贽《藏书》对历史上的800多个历史人物进行重新评价,反对以义理纲常为唯一的评判标准.李贽提出历史人物评价具有相对性,他在历史发展脉络中评价帝王,在以史实为依据中评价臣子,提出了“无求备于一人”的大臣观,急世之所急、注重功效的名臣观,德行合一的儒臣观,智信仁勇严的武臣观,修己安民的外臣观等.李贽在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上走出新路径,敢于依据时代、人物特性透析人物行为,揭示政治、社会、经济等与历史的关系,为历史人物评价树立新范式.
其他文献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根植农村的治理单位,在乡村振兴中展现出强大的政治引领功能、群众服务功能、组织凝聚功能和社会治理功能.在乡村振兴进程中,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凝聚力、党组织覆盖面、村民自治力等方面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力的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把党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转化为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的制胜优势,突出嵌入功能,提升组织凝聚力;强化组织建设,扩大党组织覆盖面;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增强社会动员,提高社会号召力等.
互联网专项治理在互联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某些积弊较多的领域互联网专项治理效果尤为显著,因此被频繁运用到互联网治理中.从更深层来看,互联网专项治理过程中对旧有互联网法律法规的调适,及其直接或间接催生的很多新互联网法律法规,有助于应对互联网法的存量不足与增量不足问题,进而促进互联网法的完备化;有助于推进互联网法的体系化建设.同时,互联网专项治理的不断拓展和纵深进行,也促进着互联网法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上的均衡化发展.因此,可以说互联网专项治理不断推动着互联网法的完备化、制度化和体系化建设,对互联
城市空间批判理论为把握“后工业”社会的本质属性和理论特征提供了可参考的方案.在全球化城市空间批判语境中,城市是人类在实践中塑造的“复杂、多样和意向性”的人化及物化关系,是历史性与现实性、规范性与写意性双向构建的社会关系.梅里菲尔德通过提出都市马克思主义和都市辩证法的创新性话语,主张城市研究要遵循一种想象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方法论.通过诉诸以城市空间批判为主体,以人文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为两条谱系的“一体两翼”的理论工程,梅里菲尔德对城市空间进行了宏大“言说”.他在对当代享誉全球的八位马克思主义都市理论家的思想进
要素在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市场化改革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举措,围绕着要素市场化配置问题,通过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下的智慧健康养老服务改革的理论逻辑是通过完善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动态评估机制,促进智慧健康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不断优化智慧健康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然而,当前我国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供需错位现象严重、质量亟
加强执政党建设是推进政党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从政党建设与国家治理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方面要将政党带进来,才能更好理解我国治理现代化的“中国奇迹和中国方案”;另一方面要将社会带回来,才能更好理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实现路径.党建标准化是我国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党建工作创新,在此创新实践中,党建社工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将政党带进来、将社会带回来,从行政治理到党建引领,从嵌入吸纳到治理共同体,从自上而下到上下双向联动,在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关联中形成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作为一项古老的国际习惯法原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贯穿了国际投资协定的整个发展历程,被广大资本输入国视为维护国家外资规制权的重要工具.随着发展中国家引资需求的上升,用尽当地救济原则逐渐被资本输入国放弃,但是在近年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中该原则又有“回归”的趋势.在中国对中亚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应采取何种态度,成为完善中国与中亚国家双边投资协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中亚国家对是否要求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主要有宽松和收紧两种态度.对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等持宽松
正当防卫是国家在紧急时刻赋予公民以暴力形式进行自我保护的权利,正当防卫的适用应在公权力与公民防卫权之间实现平衡.然而,实务中对不法侵害“紧迫性”认定的含混不清,直接导致正当防卫的适用呈矫枉过正之倾向.不法侵害“紧迫性”实务判断的差异源自刑法理论上的纷争,对于不法侵害是否需要具有“紧迫性”方可行使防卫权,学界莫衷一是.必须承认,“紧迫性”作为不法侵害判断的量化要素,应当成为防卫权发动的实质根据,这不仅是对正当防卫刑事立法进行逻辑解释的当然结论,也是新时代权利不得滥用理论发展的基本要求.为了规范防卫权的行使,
从广西林业系统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工作调查情况来看,广西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得到了一定的重视,法律顾问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还存在国有企业领导法律意识不强,对法律顾问工作重视不够;法务机构不健全,对法律顾问的管理比较松散;选聘机制不健全,法律顾问水平参差不齐;管理制度不健全,法律顾问工作不规范等问题.为加强广西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工作,有必要健全法务机构,加强法律顾问工作的组织保障;挖掘内部资源,培养懂企业事务的专职法律顾问或律师;科学设置准入门槛,选聘合格的法律顾问;规范管理制度,加强对法律顾问的管理;规范决策
目前,网络空间治理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呈现变局趋势.其中,公共危机治理渐成网络安全法治关注的重点,国家信任构建成为网络安全法治的立法主旨,数据安全立法成为网络空间规则重塑的焦点,新技术发展融入国家网络安全法律政策布局.我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又是网络大国,有必要梳理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各类矛盾和焦点,以变局思维做好预判,未雨绸缪做好规划,及早制定相应策略,完善我国网络安全主权法治体系,提升我国网络安全法治能力建设,增强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合规意识,创新我国网络安全法治人才培养,积极应对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下的法治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意识形态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需求,就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战略和新策略,擘画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宏伟布局.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论述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指南、国家长治久安的思想基石、中华民族凝心聚力的精神动力.其战略布局是在进行伟大斗争中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在建设伟大工程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在推进伟大事业中展示建设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