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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绘画一事上，我想没有比我更笨拙的了。和纸墨打了一辈子交道，也常常在纸上涂抹，直到晚年，所画的小兔、老鼠等小动物还是不成样子，更不用说人体了。这是我屡屡思考不能得到解答的一个谜。
我從小就喜欢画。在农村，多么贫苦的人家，屋里也总有一些画。人天生就是喜欢美的。你走遍多少人家，便可以欣赏到多少形式不同的、零零碎碎甚至残缺不全的画。
那或者是窗户上的一片红纸花，或者是墙壁上的几张连续的故事画，或者是贴在柜上的香烟盒纸片，或者是人已经老了，在青年结婚时，亲朋们所送的麒麟送子“中堂”。
这里没有画廊，没有陈列馆，没有画展。要得到这种大规模的、能饱眼福的欣赏机会，就只有年集。年集就是新年之前的集市，赶年集和赶庙会是童年时代最令人兴奋的事。
在年集上，买完了鞭炮，就可以去看画了。那些小贩把他们的画张挂在人家的闲院里，或是停放大车的门洞里。看画的人多，买画的人少，他并不见怪，小孩们他也不撵，很有点开展览会的风度。他同时卖神像，例如“天地”、“老爷”、“灶马”之类。神画销路最大，因为这是每家每户都要悬挂供奉的。
我在童年时所见的画还都是木版水印，有单张的，有四联的。稍大时，则有了石印画，多是戏剧，把梅兰芳印上去，还有娃娃京戏，精彩多了。等我离开家乡，到了城市，见到的多是所谓月份牌画，印刷技术就更先进了，都是时装大美人儿。
在年集上，一位年岁大的同学曾经告诉我：“你如果去捅一下卖画人的屁股，他就会给你拿出一种叫作‘手卷’的秘画，也叫‘山西灶马’，好看极了。”
我听来他这些说法，觉得有些不经，也就没有去尝试。
我没有机会欣赏更多的、更高级的美术作品，我所接触的，只能说是民间的、低级的。但是，千家万户的年画给了我很多知识，使我知道了很多故事，特别是戏曲方面的故事。
后来，我学习文学，从书上、杂志上看到一些美术作品。就在我生活最不安定、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书箱里、我的案头、我的住室墙壁上，也总有一些画片，它们大多是我从杂志上裁下的。
对于我钦佩的人物，比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比如鲁迅、丁玲、阮玲玉，我保存了很多他们的照片或是画像。
进城以后，本来有机会去欣赏一些名画，甚至可以收集一些名人的画了。但是，因为我是外行，还有些吝啬，又怕和那些古董商人打交道，所以没有收藏。有时花很少的钱，在早市买一两张并非名人的画，回家挂两天，厌烦了，就卖给收破烂的，于是这些画就又回到了早市去。
1961年，黄胄同志送给我一张画，我托人拿去裱好，挂在房间里，上面是一个维吾尔族少女牵着一匹毛驴，下面还有一头大些的驴和一头驴驹。1962年，我又转请吴作人同志给我画了三头骆驼，一头是近景，两头是远景，题曰《大漠》。也托人裱好，珍藏起来。
1966年，运动一开始，黄胄同志就受到“批判”。因为他的作品家喻户晓，他的“罪名”也就妇孺皆知了。家里人把画摘了下来。一天，我出去参加学习，机关的造反人员来抄家，一见黄胄的《毛驴》不在墙上了，就大怒，到处搜寻。搜到一张画，展开不到半截，就摔在地下，喊：“黑画有了！”其实，那不是毛驴，而是骆驼，真是驴唇不对马嘴。就这样把吴作人同志画的三头骆驼牵走了，三匹小毛驴仍留在家中。
运动渐渐平息了。我想念过去的一些友人。我写信给好多年不通音讯的彦涵同志，问候他的起居，并请他寄给我一张画。老朋友富于感情，他很快就寄给我那幅有名的木刻《老羊倌》，并题字用章。我求人为这幅木刻做了一个镜框，悬挂在我的住房正墙当中。
不久，“四人帮”在北京举办了别有用心的“黑画展览”，这是他们继小靳庄之后发动的全国性展览。机关的一些领导人要去参观，也通知我去看看，说有车，当天可以回来。
我有12年没有到北京去了，很长时间也看不到美术作品，就答应了。在路上停车休息时，同去的我的组长轻声对我说：“听说彦涵的画展出的不少哩！”我没有答话。他这是知道我房间里挂有彦涵的木刻，对我提出的善意警告。
到了北京美术馆门前，真是和当年的小靳庄一样，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四人帮”别无能为，但善于巧立名目，用“示众”的方式蛊惑人心。人们一窝蜂地往里面拥挤。这种场合，这种气氛，我都不能适应。我进去了5分钟，只是看了看彦涵同志那些作品，就声称头痛，钻到车里去休息了。
夜晚，我们从北京赶回来，车外一片黑暗。我默默地想：彦涵同志以其天赋之才，在政治上受压抑多年，这次是应国家需要，出来画些画。他这样努力、认真、精心地工作，是为了对人民有所贡献，有所表现。“四人帮”如此对待艺术家的良心，就是直接侮辱了人民之心。回到家来，我面对着那幅木刻，更觉得它可珍贵了。上面刻的是陕北一带的牧羊老人：手里抱着一只羊羔，身边站立着一只老山羊。牧羊人的呼吸，与塞外高原的风云相通。
这幅木刻，一直悬挂着，并没有摘下。这也是接受了多年的经验教训：过去，我们太怯弱了，太驯服了，这样就助长了那些政治骗子的野心，他们以为人民都是阿斗，可以玩弄于他们的股掌之上。几乎把艺术整个毁灭，也几乎把我们全部葬送。
我是好做梦的，好梦很少，经常是噩梦。有一天夜晚，我梦见我把自己画的一幅画交给中学时代的美术老师，老师称赞了我，并说要留作成绩，准备展览。
那是一幅很简单的水墨画：秋风败柳，寒蝉附枝。我很高兴，叹道：我的美术一直不及格，现在，我也有希望当个画家了。随后又有些害怕，就醒来了。
其实，按照弗洛伊德学说，这不过是一连串零碎意识、印象的偶然的组合，就像万花筒里出现的景象一样。
我從小就喜欢画。在农村，多么贫苦的人家，屋里也总有一些画。人天生就是喜欢美的。你走遍多少人家，便可以欣赏到多少形式不同的、零零碎碎甚至残缺不全的画。
那或者是窗户上的一片红纸花，或者是墙壁上的几张连续的故事画，或者是贴在柜上的香烟盒纸片，或者是人已经老了，在青年结婚时，亲朋们所送的麒麟送子“中堂”。
这里没有画廊，没有陈列馆，没有画展。要得到这种大规模的、能饱眼福的欣赏机会，就只有年集。年集就是新年之前的集市，赶年集和赶庙会是童年时代最令人兴奋的事。
在年集上，买完了鞭炮，就可以去看画了。那些小贩把他们的画张挂在人家的闲院里，或是停放大车的门洞里。看画的人多，买画的人少，他并不见怪，小孩们他也不撵，很有点开展览会的风度。他同时卖神像，例如“天地”、“老爷”、“灶马”之类。神画销路最大，因为这是每家每户都要悬挂供奉的。
我在童年时所见的画还都是木版水印，有单张的，有四联的。稍大时，则有了石印画，多是戏剧，把梅兰芳印上去，还有娃娃京戏，精彩多了。等我离开家乡，到了城市，见到的多是所谓月份牌画，印刷技术就更先进了，都是时装大美人儿。
在年集上，一位年岁大的同学曾经告诉我：“你如果去捅一下卖画人的屁股，他就会给你拿出一种叫作‘手卷’的秘画，也叫‘山西灶马’，好看极了。”
我听来他这些说法，觉得有些不经，也就没有去尝试。
我没有机会欣赏更多的、更高级的美术作品，我所接触的，只能说是民间的、低级的。但是，千家万户的年画给了我很多知识，使我知道了很多故事，特别是戏曲方面的故事。
后来，我学习文学，从书上、杂志上看到一些美术作品。就在我生活最不安定、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书箱里、我的案头、我的住室墙壁上，也总有一些画片，它们大多是我从杂志上裁下的。
对于我钦佩的人物，比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比如鲁迅、丁玲、阮玲玉，我保存了很多他们的照片或是画像。
进城以后，本来有机会去欣赏一些名画，甚至可以收集一些名人的画了。但是，因为我是外行，还有些吝啬，又怕和那些古董商人打交道，所以没有收藏。有时花很少的钱，在早市买一两张并非名人的画，回家挂两天，厌烦了，就卖给收破烂的，于是这些画就又回到了早市去。
1961年，黄胄同志送给我一张画，我托人拿去裱好，挂在房间里，上面是一个维吾尔族少女牵着一匹毛驴，下面还有一头大些的驴和一头驴驹。1962年，我又转请吴作人同志给我画了三头骆驼，一头是近景，两头是远景，题曰《大漠》。也托人裱好，珍藏起来。
1966年，运动一开始，黄胄同志就受到“批判”。因为他的作品家喻户晓，他的“罪名”也就妇孺皆知了。家里人把画摘了下来。一天，我出去参加学习，机关的造反人员来抄家，一见黄胄的《毛驴》不在墙上了，就大怒，到处搜寻。搜到一张画，展开不到半截，就摔在地下，喊：“黑画有了！”其实，那不是毛驴，而是骆驼，真是驴唇不对马嘴。就这样把吴作人同志画的三头骆驼牵走了，三匹小毛驴仍留在家中。
运动渐渐平息了。我想念过去的一些友人。我写信给好多年不通音讯的彦涵同志，问候他的起居，并请他寄给我一张画。老朋友富于感情，他很快就寄给我那幅有名的木刻《老羊倌》，并题字用章。我求人为这幅木刻做了一个镜框，悬挂在我的住房正墙当中。
不久，“四人帮”在北京举办了别有用心的“黑画展览”，这是他们继小靳庄之后发动的全国性展览。机关的一些领导人要去参观，也通知我去看看，说有车，当天可以回来。
我有12年没有到北京去了，很长时间也看不到美术作品，就答应了。在路上停车休息时，同去的我的组长轻声对我说：“听说彦涵的画展出的不少哩！”我没有答话。他这是知道我房间里挂有彦涵的木刻，对我提出的善意警告。
到了北京美术馆门前，真是和当年的小靳庄一样，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四人帮”别无能为，但善于巧立名目，用“示众”的方式蛊惑人心。人们一窝蜂地往里面拥挤。这种场合，这种气氛，我都不能适应。我进去了5分钟，只是看了看彦涵同志那些作品，就声称头痛，钻到车里去休息了。
夜晚，我们从北京赶回来，车外一片黑暗。我默默地想：彦涵同志以其天赋之才，在政治上受压抑多年，这次是应国家需要，出来画些画。他这样努力、认真、精心地工作，是为了对人民有所贡献，有所表现。“四人帮”如此对待艺术家的良心，就是直接侮辱了人民之心。回到家来，我面对着那幅木刻，更觉得它可珍贵了。上面刻的是陕北一带的牧羊老人：手里抱着一只羊羔，身边站立着一只老山羊。牧羊人的呼吸，与塞外高原的风云相通。
这幅木刻，一直悬挂着，并没有摘下。这也是接受了多年的经验教训：过去，我们太怯弱了，太驯服了，这样就助长了那些政治骗子的野心，他们以为人民都是阿斗，可以玩弄于他们的股掌之上。几乎把艺术整个毁灭，也几乎把我们全部葬送。
我是好做梦的，好梦很少，经常是噩梦。有一天夜晚，我梦见我把自己画的一幅画交给中学时代的美术老师，老师称赞了我，并说要留作成绩，准备展览。
那是一幅很简单的水墨画：秋风败柳，寒蝉附枝。我很高兴，叹道：我的美术一直不及格，现在，我也有希望当个画家了。随后又有些害怕，就醒来了。
其实，按照弗洛伊德学说，这不过是一连串零碎意识、印象的偶然的组合，就像万花筒里出现的景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