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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A县农信机构为例，采取熵值法和单案例描述性研究方法，根据其各年度支农效率分解发展历程，通过分析其约束形成和破解机制，尝试揭示在各阶段影响其金融支农效率的约束因素。研究表明：根据该机构2004—2018年支农效率测算值，其发展历程可分为4个不同阶段。在约束形成和破解机制中，该机构扮演着稳定器、孵化器、放大器的角色，政府部门扮演着助推器的角色。遵循“农信社—农联社—农商行”的制度变迁路线，在“金融创新—破除约束—形成风险—金融创新”的循环中，该机构信贷供给效率不断提高并发展壮大。
关键词：农户信贷供给;效率;约束;金融创新;内部治理
中图分类号：F830.3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9）07-0051-07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9.07.007
一、问题的提出
多年来，农户信贷供不应求制约着农户收入增加、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实现（万宣辰，2017），同时，农业作为具有较高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基础性行业，决定了政府应高度重视农业发展（薛兴利，2009）。1977年以来，持续25年的农信社体制改革没能解决“所有者失位”问题，“社员”作为实际出资人从未真正参与农信机构管理（罗然然，2011）。2003年6月，国务院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山东等共25个省（市、区）组建省级联社和多级法人模式（白亚楠，2011），农信机构逐步成为金融支农“主力军”，其特点为：产权结构为自下而上持股，业务定位为自上而下对入股机构实施行业管理（董继刚，2009）。
农信机构改制成效明显（耿欣和代金奎;2012），山东省农户信贷规模持续增加，但支农效率偏低（顾忠锐，2019），特别是近些年部分农商行出现“使命飘移”（徐方元，2018）、不良高企（韩晓宇，2018）等情况，各农信机构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支农效率约束大同小异（李明贤等，2015），如：在2003年改制初期面临内部治理不完善、农户信贷规模较小等情况;当前受经济形势下行等影响普遍面临不良贷款增长和化解难题;一直以来面临的破解农户信用不足问题等。截至2017年末，全国共组建以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农村信用社907家，农村商业银行1262家，农村合作银行33家。2017年末，全国农信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为27.2万亿元和15万亿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和农户贷款余额分别为9万亿元和4.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5%和11.6%;不良贷款率4.2%，同比提高0.41个百分点，较2003年末下降33.02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1.7%;2017年实现利润2487.8亿元，比2016年增加146.7亿元。
本文探索搭建“约束与创新”的分析框架，将农信机构在发展历程中的各种困难及应对措施纳入统一的分析范畴。本文以A县农信机构①为例，借助描述性案例研究方法，研究三方面内容：一是测算该机构2004—2018年支农效率并将其发展分为若干阶段;二是分析该机构在各阶段中制约效率提高的因素，以及其内部治理改善和金融创新过程;三是探究约束的形成与破解机制，即约束条件、内部治理和金融创新间的机制关系。通过研究，本文尝试揭示农信机构经营策略对金融支农效率的影响，以期对后续研究有所裨益。
二、约束与创新：农户信贷供给效率变化分析框架
约束理论指出，企业是一个系统，一切妨碍企业实现整体目标的因素都是“约束”，识别和消除这些“约束”可使企业有效达到既定目标（Goldratt，1986）。根据帕拉图原理，对系统有重大影响的约束往往为数不多，但至少有一个。换言之，限制企业实现目标的因素不是系统的全部资源，而是其中被称为“瓶颈”的个别资源（陈荣秋和马士华，2005）。因此，本文论述重点是分析农信机构在不同阶段的主要约束条件，以及其为提高支农效率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对于约束条件的分类，首先从经营原则看，可分为三类：一是定位约束，即农信机构应立足“三农”、深耕“三农”，这是由其“农”字定位决定的（吴耀祥，2018）;二是风险约束，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三是盈利约束，农信机构以盈利为目的，是商业银行的核心经营目标。其次从业务类别看，一方面是内部治理约束，包括法人治理、资本管理、运营管理等;另一方面是对外经营约束，农信机构应遵守银行经营“三性”原则，提高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最后从约束形成方式看，包括内外部环境约束两类，其中，内部环境约束受其自身发展水平所限，又分为先天不足约束、发展派生约束。
那么，如何破解约束条件呢？外力影响着农信机构的外部环境，主要发挥引导、监督和保障作用（王信，2014）。2003年开始，央行、财政部门分别借助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引导其加大支农惠农力度;监管部门则运用监管政策工具督促其树立稳健合规经营理念，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农信机构破解约束条件的努力则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善内部治理，包括完善法人治理、成本预算、风险控制、资本补充、奖惩激励等机制（孔建，2008）;二是金融创新，农信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管理服务方式，严控信贷风险，满足差异化金融需求（徐汝峰，2010）。
綜上所述，改善内部治理有利于保护股东权益、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支农效率（王永存，2012），但金融创新却是一把与金融风险共生的双刃剑，在金融产品创新带来逐利机会的同时可能带来新的约束（王德凡，2018）。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约束形成和破解的视角来分析内外力作用，以解释各阶段支农效率变化的原因，深入探讨约束条件、内部治理和金融创新之间机制形成中的各种效应，并对从金融创新到约束破解、风险形成，再到金融创新的循环过程进行详细阐述。
三、研究设计
（一）方法选择
1. 熵值法。学术界一般采用DEA模型对银行信贷供给效率进行测算。基于资产负债表、金融中介和生产型企业等视角，通过选择不同的投入产出指标，其测算的方法可相应分为资产法、中介法和生产法（张健华，2003）。一般来说，DEA模型主要用于分析截面数据。专家学者尝试改进DEA模型以扩展其应用范围，如：G. Klopp（1985）运用DEA视窗分析面板数据;Lynde和Richmond（1999）建立了一个时间序列的DEA模型，但这些方法都有一定局限性（王兵等，2006;罗玲等，2009）。本文从效率的定义出发，创新运用熵值法测算单个农信机构在一段时间内的供给效率，即：将若干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分别拟合为综合投入指标和综合产出指标，二者结果之比作为综合效率值（相对指标）。 2. 描述性单案例研究方法。选择该方法基于三点考虑：首先，本文旨在基于农信机构支农效率测算，分析其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约束的原因、种类及其影响，属于回答“为什么”“怎么样”问题的范畴，并基于农信机构的时间图谱，展现其内部治理改善和金融创新过程，可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李宏伟等，2013）。其次，本文研究需细述各阶段中约束机制、内部治理和金融创新间关系，属于描述性研究（Yin，2009）。最后，本文研究需对研究对象系统深入分析，应有丰富的资料支持，笔者对案例机构负责人调查访谈，获取了大量的信息资料，奠定了单案例研究的基础。
（二）案例选择
根据典型性原则，本文选取山东省A县农信机构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该机构作为县域支农“主力军”，自2003年以来，农户信贷占贷款余额比例一直在50%以上，2010年至今稳定在60%以上，远远高于其所在D市其他农信机构。第二，自2017年以来，山东省部分农信机构不良风险加速暴露，资产质量持续下降，而该机构各项经营指标稳定，不良贷款率控制在3%左右，农户不良贷款率在2.5%以下。综上所述，该机构自改制以来经营稳健，农户信贷供给质量较高，具有显著代表性和借鉴价值。
四、A县农信机构农户信贷供给效率测算
（一）投入产出指标选择
根据“效率=产出/投入”公式，本文将中介法与资产法相结合，选取A县农信机构2004—2018年各项经营指标作为投入产出指标。投入指标选择存款余额、资本金、业务及管理费和职工数，采用农户信贷比例“分摊”法估算农户信贷投入指标。其中，存款余额、资本金衡量资金投入情况;业务及管理费作为最重要的营业支出，反映了银行的经营成本支出;职工数代表银行人力资源的投入情况。产出指标选择净利润、农户贷款余额和农户不良贷款率，净利润是衡量盈利能力最重要的指标;后两个指标分别反映了农户信贷的产出数量和质量，采用贷款还原数②更能反映真实的产出情况，并对核销前农户不良贷款率取倒数作正向化处理。
（二）熵值法操作步骤
熵是对不确定性的度量（Shannon，1948）。熵值与系统混乱程度成正比，与所含信息量成反比。以[xij]表示第i个评价对象关于第j个指标的测度值。计算步骤共5步：（1）将各指标同度量化，计算比重：[sij=xij∕i=1nxij];（2）计算第j项指标熵值：[ej=-ki=1nsijlnsij，k=1∕lnn];（3）计算第j项指标的变异度[：gj=]1[-ej];（4）计算指标[xj]的权重：[ωj=gj∕j=1pgj];（5）综合评价：[Ci=j=1pωjxij。]
（三）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熵值法，将4个投入指标和3个产出指标分别拟合为综合投入指标和综合产出指标，二者相除结果作为综合效率值（用t表示）。原始数据及分析结果见表1。
从表1可知，2004—2018年农信机构支农投入资源随着农户信贷需求日益提高而稳步增长，但产出指标有所波动，支农效率不稳定。A县农信机构t值分布在区间[0.46，1.40]，各年度均值为0.93;2014年t值最大，为1.40;2004年t值最小，为0.46。根据各年度t值，可将A县农信机构的发展情况分为摸索发展（2004—2007年;t[∈0.46，0.92]）、快速发展（2008—2010年;t[∈0.71，1.22]）、提质发展（2011—2014年;t[∈0.91，1.40]）和稳步发展（2015—2018年;t[∈0.85，1.26]）共4个阶段。
五、约束条件、内部治理和金融创新分析：基于A县农信机构的时间图谱
（一）2004—2007年：摸索发展，突破内部治理约束和不良压降难题
市场化改制之初，A县农信机构资金供给能力有限，面临严重的内部治理约束，还背有沉重的历史包袱。2003年末，該机构农户贷款余额1.43亿元，农户不良贷款率高达47.25%，历年亏损挂账3791万元;拥有股东9210个、股金总额4677万元（资格股③4028万元，投资股④649万元）。由于股东以农户为主，过于分散，导致维权意识薄弱、话语权过小;资格股、投资股的股权结构设置导致同股不同权、股本金缺乏稳定性;组织架构不健全导致内部人控制、信贷管理粗放，造成运营模式与市场脱节、人情贷款时有发生、长期忽视呆账核销和人员素质偏低等方面的问题。
鉴于此，该机构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规范股金管理。2004年，对全部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及表外科目进行清产核资，拉开了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的序幕;2005年，A县农联社挂牌开业，建立了“三会一层”（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与高级管理层）组织架构，制定完善了审贷分离、贷款责任追究、劳资绩效考核等89项内控制度。为配合改革，央行发行专项票据核销其2002年底资不抵债额的一半，帮助其卸下部分历史包袱，以达到“花钱买机制”的目的;A县农信机构于2004年认购专项央行票据1742万元，并于2007年实现成功兑付。2007年末，股东数量降至3182个、股本金增至6700万元，全年实现资本净额-3018万元，资本充足率-6.02%，净利润0.1亿元，历年亏损挂账下降至零，农户不良贷款率降至36.54%，t值升至0.92，以上指标均为4年以来最好水平。
（二）2008—2010年：快速发展，消释信用不足约束和农户不良贷款
2008年初，农户信用不足是制约A县农信机构支农的突出难题，同时，农户不良贷款率虽然得到有效控制，但仍然处于很高水平。早在2000年，央行出台《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联保贷款管理指导意见》，由于当时A县农信机构经营混乱，2007年以前农户联保贷款余额不足1亿元。
自2006年始，该机构开展农户信用评定，3年内，在A县评定10500个信用户、265个信用村、8个信用乡（镇），4—8个信用农户组成联保体。2009年，央行印发《关于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起到推动作用。2008年该机构确定了用发展农户联保贷款稀释农户不良贷款的经营策略，进入快速发展期，2008年，实现净利润1875万元，年末农户联保贷款余额处于历史峰值3.04亿元，占农户贷款的81.72%;t值高达1.22，为阶段最高水平。 联保贷款在帮助农户融资增信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拉郎配”“亲友联组”造成多贷一用、贷款用途变异、垒大户等现象层出不穷，一旦有一户出现还贷困难，其他联保体成员出现恶性连锁反应，导致联保贷款难以收回。2009年末，联保贷款余额降至1.85亿元;2年内超过1亿元联保贷款划归不良贷款，支农效率降至阶段低值。由于信贷风险高企，该机构2010年核销不良贷款1230万元、清收不良贷款3840万元，成效突出。2010年，净利润较2007年下降403万元，年末农户贷款余额是2007年末的1.94倍，不良率下降29.48个百分点，t值升至1.03。
（三）2011—2014年：提质发展，清除需求升级约束和到期不良贷款
一方面，前期发放联保贷款集中到期，2011、2012年A县农信机构累计核销不良贷款20772亿元，2012年末农户不良率降至3.4%，也拖累t值降至0.92。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继出现，农户信贷需求也由小额向大额、短期信贷需求向中长期信贷需求、生产投资性向生活消费性需求转变。2012—2014年，相继推出青年妇女创业贷款、农机按揭贷款、惠农农资贷等“量体裁衣”式信贷产品;自2013年始发放农户住房贷款等消费贷款，累计发放农户贷款超过7亿元;充分发挥B集团、C集团的龙头带动作用，形成“正规金融+产业化龙头企业+养殖户”产业链贷款新模式，4年内累计为2500个养殖户融资超过2.5亿元;在当地基层央行的指导下实施主办银行制度，确定20个种养大户、15个家庭农场为定点服务对象，4年内发放贷款共计8000万元。
此外，A县农信机构不断加强资本金和分红管理，于2013年增资扩股7500万股，所有者权益增长8250万元。2014年，获批成功改制为农商行;全年实现净利润3367万元，注册资本14232万元，资本充足率达到12.1%;年末农户贷款余额14.82亿元，不良率2.98%，t值达到历史峰值1.4。
（四）2015—2018年：稳步发展，试解外部环境约束和风险高企困局
随着经济金融形势下行和“担保圈”风险暴露，A县B集团、C集团2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分别于2015年、2018年相继出险。受此拖累，2500户养殖户贷款5000万元贷款划归不良;3000万元农户联保贷款出现风险，2018年末，联保贷款余额7696万元，较2014年末下降了60.37%;在环保高压政策下，35户种养大户、家庭农场4000万元贷款划归不良。为压降不良贷款，4年内，核销农户不良贷款1.95亿元，同时农户贷款保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将农户不良贷款率一直控制在2.7%以内，但拖累净利润和t值均有所下滑。
由此可见，现阶段A县农信机构面临外部环境约束和不良高企困局。2015年末、2017年中央相继提出了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山东省获批全国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新形势下A县农信机构提出稳步发展新思路。一是提高对不良贷款容忍度，对于能够维持正常经营但资金紧张的贷款农户实施无还本续贷政策，确保其资金链正常运转。二是支持特色小镇、光伏发电、小龙虾养殖等特色产业。如A县S小镇作为全国特色小镇，拥有20个500—1000亩的特色农产品庄园，形成了集种植、加工、销售、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截至2018年末，累计向特色小镇发放农户贷款7000万元，同比增长8.4%。三是开展扶贫贷款业务。2016年以来，当地基层央行共向A县农信机构发放扶贫再贷款21000万元、支农再贷款8884万元，引导其开展精准扶贫，该行向贫困户累计发放“扶贫惠农系列”贷款755笔、11000万元。四是创新金融产品。2017年，推出家庭亲情贷、信e贷等产品，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2000万元，每户授信3—5万元;2018年，对A县样板村开展整村授信工作，全年授信户数240户、金额3200万元，用信户数65户、金额1100万元。
六、A县农信机构发展历程中的约束形成与破解机制分析
（一）约束的形成机制
从约束的形成视角看，A县农信机构在各发展阶段中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如：在摸索发展期，其面临内部治理不完善的先天不足约束，以及历史包袱沉重的外部环境约束;在快速发展期和提质发展期，其面临农户信用不足和需求升级的外部环境约束，同时也是自身产品单一化的内部约束;在提质发展期和稳步发展期，农户联保贷款、农业产业链贷款出现不良贷款可视为其面临的发展派生约束。
（二）约束的破解机制
1. 稳定器：改善内部治理，在破解产权结构约束的同时控制内部风险。内部治理，是农信机构的根基。完善股权和信贷管理、把经营成果与社员利益挂钩是农信机构改革的核心（李海峰，2012），即：通过产权改革匹配股东责权利和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推动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结构优化、资产规模扩大和盈利能力提升。2003年以来，遵循“农信社—农联社—农商行”的制度变迁路线，A县农信机构内部治理得到不断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稳步提高：建立了“三会一层”组织架构，纠正“所有者失位”;制定了财务管理、绩效管理、稽核管理、风险管理等制度，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多措并举压降不良贷款，减轻经营压力、扩展信贷投放空间。
2. 孵化器：开展金融创新，在破解交易成本约束的同时潜在新的风险。J.R.Hicks（1976）和J.Niehans（1976）提出了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以A县农信机构为例，在产品研发、营销推介、贷款审查、风险管控等环节开展系统性金融创新。在产品研发和营销推介环节，通过召开信贷产品推介会、实施新型主办银行制度、创新金融产品等举措降低了搜寻成本、信息成本等约束成本⑤，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通过优惠利率、灵活贷款期限等创新降低议价成本。在贷款审查和风险管控环节，通过推行“信贷工厂”模式加强贷前、贷中、贷后管理，降低监督交易进行的成本和违约成本。但是，创新与风险并存，如：农户联保贷款、农业产业链贷款模式创新破解了当时农户信用不足的约束，降低了银行的约束成本，但也引入了新的風险，对新型产品把控不到位、经济金融形势发生变化，都可能积聚、引爆这些新的风险。 3. 放大器：发放同质贷款，破解担保抵押约束的同时积聚潜藏风险。贷款同质性增加了风险集中度，易形成“马太效应”（朱小军，2012）。由于单个农户信用不足，抵质押物较少，A县农信机构创推联保贷款、农业产业链贷款为农户融资增信。这两种信贷模式的产生基于一个共同特点——贷款同质性，农户生产经营情况、资金需求状况高度相似，其本质上是依靠优质农户第一还款来源的信用贷款。在经济上行期，第一还款来源得到充分保障，“铁索连船”式的信贷创新产品，增强了整体抵御风险的能力;但在经济下行期，由于下游需求减少，农户生产经营受到影响，易形成农户整体性资金链紧张趋势，积聚潜藏风险。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探索“两权”抵押贷款，但是A县在土地确权、土地价格评估等环节并没有打通，制约了“两权”抵押贷款的创新。
4. 助推器：依托外力作用，在加强支农定位约束的同时监测各类风险。林毅夫（2005）认为，高明政府应作出适当的制度倾斜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村。2003年的农信机构改革，加强了对其支农定位的约束，并给予其较为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而2004—2007年的“央票置换”政策帮助其解除了部分历史包袱约束。此时，“有形之手”对农信机构的引导和监管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央行侧重银行各项业务政策的制定，如：支付结算管理、准备金管理、外汇管理、反洗钱管理等，同时发挥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引导其控制好农户信贷发放的节奏、力度和方向。二是银监部门侧重对其行业风险的管理，包括：银行机构管理、高管任职资格管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管理等。三是省政府承担对辖内农信机构的部分行业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等职能：管理职能指掌控农信机构的经营方向、班子考核、风险控制等;指导职能主要是对法人治理、产权改革、组织形式改革和业务发展进行指导;协调职能包括协调农信机构法人之间、农信机构与政府、金融监管部门、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关系;服务职能集中在资金清算、人员培训、网络建设、产品开发等方面。此外，当地政府部门通过给予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其支农惠农。
依上述分析可知，稳定器和助推器部分描述了内外力在信贷供给约束破解中的作用机制;孵化器和放大器部分描述了金融创新破解旧约束同时又引入新约束的螺旋过程，其过程可概括为：经济形势上行—农户生产经营活跃—破解融资约束—农户贷款增长—经济形势下行—农户生产经营受限—农户资金紧张—信贷风险积聚。
七、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通过对A县农信机构发展过程中的约束条件和经营策略展开案例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各农信机构在不同阶段面对的支农效率约束基本一致，在外力作用趋同（政策导向相同和政策支持力度相仿）的条件下，采取的经营策略不同（改善内部治理、开展金融创新）是其支农效率变化的主要原因。在约束形成和破解机制中，农信机构扮演着稳定器、孵化器、放大器的角色，政府部门扮演着助推器的角色，遵循“农信社—农联社—农商行”的制度变迁路线，以及在“金融创新—破除约束—形成风险—金融创新”的循环中，旧约束得以破解，新约束不断产生，信贷供给效率提高，农信机构发展壮大。
（二）几点启示
1. 围绕破除交易成本障碍和抵押担保约束开展金融创新是农信机构发展的“主旋律”。开展金融创新虽然可能孕育新的金融风险，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破解现实约束。如：在实践过程中，联保贷款、农业产业链贷款等模式创新虽然酿成了新的风险，但是在较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农户信贷供给问题。农信机构不能因惧怕风险而拒绝创新。需注意的是，金融创新不能过度，必须把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就要求银行自身要增强风险意识，同时央行、监管部门要及时提醒、跟进。
2. 立足“三农”和控制信贷风险是农信机构发展的“主基调”。A县农信机构立足“三农”，农户贷款比例一直稳居50%以上，该指标在A县各银行机构农户贷款份额也大于70%。农户小而散、经营规模有限的特点，决定了农户信贷供给以小额为主，农户信贷风险比较分散，因此，该机构在经济下行时受到冲击较小。2018年末，该机构不良贷款率3.29%，在D市农信机构和A县银行业机构中均居最低水平。
3. 运用金融科技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是今后农村金融发展的“主方向”。在实践中，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推动了联保贷款创新。未来，金融与科技深入融合将重塑农户信贷模式：央行征信部门和银行机构掌握了线下农村客户信贷担保信息;电子商务平台与社交化网络积累了平台农村商户的历史交易数据、客户评价，通过构建线上线下客户数据库信息共享机制，运用大数据技术实行软硬信息交叉检验，可以勾画农户信用状况、甄别农户资质，农户信用贷款大规模推行将成为现实。
注：
①1996年，A县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独立運营。同年，组建A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1999年，A县城市信用社规范改造并翻牌为A县城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并于2000年被接管并入A县农信社;2004年，对全部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及表外科目进行清产核资，拉开了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的序幕;2005年，A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挂牌开业;2014年，成功改制为A县农村商业银行。为方便叙述，本文将A县农商行在各发展阶段中的不同名称统称为A县农信机构。
②贷款还原数指考虑贷款核销因素，核销前贷款余额=核销后贷款余额+当年不良贷款核销数。未特别指出，本文所指贷款各项指标均为核销后数据。
③资格股，是取得信用社社员资格所必须交纳的基础股金，是社员获得农信社优先、优惠服务的前提。资格股可转让、继承、退出，实行“一人一票”原则。
④投资股，是由社员中具有一定条件和实力的在资格股金外投资形成的股份，额度由投资人自行确定。社员持有的投资股可凭投资份额取得投资分红，并承担风险。投资股可转让、继承、不可退出，实行“一定额度一票”原则。 ⑤约束成本指为取信于对方所需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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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 Credit Supply：Efficiency，Constraints and Risks
——Based on the Time Map of the Rural Credit Institution in A County of Shandong Province
Gu Zhongrui1 Wang Anguo2
（1. PBC Lingcheng Branch，Shandong Dezhou 253500;
2. PBC Dezhou Central Sub-branch，Shandong Dezhou 253000）
Abstract：Taking the rural credit institution in A county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adopts the entropy method and the single case descriptive research method to decompos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ccording to its annual agricultural support efficiency，and tries to reveal the constraints that affect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upport at all stages by analyzing its constraint formation and cracking mechanism.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d values of the agricultural support efficiency about the institution from 2004 to 2018，its development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constraint formation and cracking mechanism，the institution plays the role of stabilizer，incubator，and amplifier，and the government acts as a booster. Following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route of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rural association cooperative-rural commercial bank"，the credit supply efficiency of the institution has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developed in the cycle of "financial innovation-breaking constraints-forming risks-financial innovation".
Key Words：farmers' credit supply，efficiency，constraints，financial innovation，internal governance
关键词：农户信贷供给;效率;约束;金融创新;内部治理
中图分类号：F830.3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9）07-0051-07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9.07.007
一、问题的提出
多年来，农户信贷供不应求制约着农户收入增加、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实现（万宣辰，2017），同时，农业作为具有较高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基础性行业，决定了政府应高度重视农业发展（薛兴利，2009）。1977年以来，持续25年的农信社体制改革没能解决“所有者失位”问题，“社员”作为实际出资人从未真正参与农信机构管理（罗然然，2011）。2003年6月，国务院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山东等共25个省（市、区）组建省级联社和多级法人模式（白亚楠，2011），农信机构逐步成为金融支农“主力军”，其特点为：产权结构为自下而上持股，业务定位为自上而下对入股机构实施行业管理（董继刚，2009）。
农信机构改制成效明显（耿欣和代金奎;2012），山东省农户信贷规模持续增加，但支农效率偏低（顾忠锐，2019），特别是近些年部分农商行出现“使命飘移”（徐方元，2018）、不良高企（韩晓宇，2018）等情况，各农信机构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支农效率约束大同小异（李明贤等，2015），如：在2003年改制初期面临内部治理不完善、农户信贷规模较小等情况;当前受经济形势下行等影响普遍面临不良贷款增长和化解难题;一直以来面临的破解农户信用不足问题等。截至2017年末，全国共组建以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农村信用社907家，农村商业银行1262家，农村合作银行33家。2017年末，全国农信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为27.2万亿元和15万亿元，其中，涉农贷款余额和农户贷款余额分别为9万亿元和4.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5%和11.6%;不良贷款率4.2%，同比提高0.41个百分点，较2003年末下降33.02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1.7%;2017年实现利润2487.8亿元，比2016年增加146.7亿元。
本文探索搭建“约束与创新”的分析框架，将农信机构在发展历程中的各种困难及应对措施纳入统一的分析范畴。本文以A县农信机构①为例，借助描述性案例研究方法，研究三方面内容：一是测算该机构2004—2018年支农效率并将其发展分为若干阶段;二是分析该机构在各阶段中制约效率提高的因素，以及其内部治理改善和金融创新过程;三是探究约束的形成与破解机制，即约束条件、内部治理和金融创新间的机制关系。通过研究，本文尝试揭示农信机构经营策略对金融支农效率的影响，以期对后续研究有所裨益。
二、约束与创新：农户信贷供给效率变化分析框架
约束理论指出，企业是一个系统，一切妨碍企业实现整体目标的因素都是“约束”，识别和消除这些“约束”可使企业有效达到既定目标（Goldratt，1986）。根据帕拉图原理，对系统有重大影响的约束往往为数不多，但至少有一个。换言之，限制企业实现目标的因素不是系统的全部资源，而是其中被称为“瓶颈”的个别资源（陈荣秋和马士华，2005）。因此，本文论述重点是分析农信机构在不同阶段的主要约束条件，以及其为提高支农效率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对于约束条件的分类，首先从经营原则看，可分为三类：一是定位约束，即农信机构应立足“三农”、深耕“三农”，这是由其“农”字定位决定的（吴耀祥，2018）;二是风险约束，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三是盈利约束，农信机构以盈利为目的，是商业银行的核心经营目标。其次从业务类别看，一方面是内部治理约束，包括法人治理、资本管理、运营管理等;另一方面是对外经营约束，农信机构应遵守银行经营“三性”原则，提高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最后从约束形成方式看，包括内外部环境约束两类，其中，内部环境约束受其自身发展水平所限，又分为先天不足约束、发展派生约束。
那么，如何破解约束条件呢？外力影响着农信机构的外部环境，主要发挥引导、监督和保障作用（王信，2014）。2003年开始，央行、财政部门分别借助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引导其加大支农惠农力度;监管部门则运用监管政策工具督促其树立稳健合规经营理念，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农信机构破解约束条件的努力则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善内部治理，包括完善法人治理、成本预算、风险控制、资本补充、奖惩激励等机制（孔建，2008）;二是金融创新，农信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管理服务方式，严控信贷风险，满足差异化金融需求（徐汝峰，2010）。
綜上所述，改善内部治理有利于保护股东权益、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支农效率（王永存，2012），但金融创新却是一把与金融风险共生的双刃剑，在金融产品创新带来逐利机会的同时可能带来新的约束（王德凡，2018）。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约束形成和破解的视角来分析内外力作用，以解释各阶段支农效率变化的原因，深入探讨约束条件、内部治理和金融创新之间机制形成中的各种效应，并对从金融创新到约束破解、风险形成，再到金融创新的循环过程进行详细阐述。
三、研究设计
（一）方法选择
1. 熵值法。学术界一般采用DEA模型对银行信贷供给效率进行测算。基于资产负债表、金融中介和生产型企业等视角，通过选择不同的投入产出指标，其测算的方法可相应分为资产法、中介法和生产法（张健华，2003）。一般来说，DEA模型主要用于分析截面数据。专家学者尝试改进DEA模型以扩展其应用范围，如：G. Klopp（1985）运用DEA视窗分析面板数据;Lynde和Richmond（1999）建立了一个时间序列的DEA模型，但这些方法都有一定局限性（王兵等，2006;罗玲等，2009）。本文从效率的定义出发，创新运用熵值法测算单个农信机构在一段时间内的供给效率，即：将若干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分别拟合为综合投入指标和综合产出指标，二者结果之比作为综合效率值（相对指标）。 2. 描述性单案例研究方法。选择该方法基于三点考虑：首先，本文旨在基于农信机构支农效率测算，分析其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约束的原因、种类及其影响，属于回答“为什么”“怎么样”问题的范畴，并基于农信机构的时间图谱，展现其内部治理改善和金融创新过程，可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李宏伟等，2013）。其次，本文研究需细述各阶段中约束机制、内部治理和金融创新间关系，属于描述性研究（Yin，2009）。最后，本文研究需对研究对象系统深入分析，应有丰富的资料支持，笔者对案例机构负责人调查访谈，获取了大量的信息资料，奠定了单案例研究的基础。
（二）案例选择
根据典型性原则，本文选取山东省A县农信机构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该机构作为县域支农“主力军”，自2003年以来，农户信贷占贷款余额比例一直在50%以上，2010年至今稳定在60%以上，远远高于其所在D市其他农信机构。第二，自2017年以来，山东省部分农信机构不良风险加速暴露，资产质量持续下降，而该机构各项经营指标稳定，不良贷款率控制在3%左右，农户不良贷款率在2.5%以下。综上所述，该机构自改制以来经营稳健，农户信贷供给质量较高，具有显著代表性和借鉴价值。
四、A县农信机构农户信贷供给效率测算
（一）投入产出指标选择
根据“效率=产出/投入”公式，本文将中介法与资产法相结合，选取A县农信机构2004—2018年各项经营指标作为投入产出指标。投入指标选择存款余额、资本金、业务及管理费和职工数，采用农户信贷比例“分摊”法估算农户信贷投入指标。其中，存款余额、资本金衡量资金投入情况;业务及管理费作为最重要的营业支出，反映了银行的经营成本支出;职工数代表银行人力资源的投入情况。产出指标选择净利润、农户贷款余额和农户不良贷款率，净利润是衡量盈利能力最重要的指标;后两个指标分别反映了农户信贷的产出数量和质量，采用贷款还原数②更能反映真实的产出情况，并对核销前农户不良贷款率取倒数作正向化处理。
（二）熵值法操作步骤
熵是对不确定性的度量（Shannon，1948）。熵值与系统混乱程度成正比，与所含信息量成反比。以[xij]表示第i个评价对象关于第j个指标的测度值。计算步骤共5步：（1）将各指标同度量化，计算比重：[sij=xij∕i=1nxij];（2）计算第j项指标熵值：[ej=-ki=1nsijlnsij，k=1∕lnn];（3）计算第j项指标的变异度[：gj=]1[-ej];（4）计算指标[xj]的权重：[ωj=gj∕j=1pgj];（5）综合评价：[Ci=j=1pωjxij。]
（三）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熵值法，将4个投入指标和3个产出指标分别拟合为综合投入指标和综合产出指标，二者相除结果作为综合效率值（用t表示）。原始数据及分析结果见表1。
从表1可知，2004—2018年农信机构支农投入资源随着农户信贷需求日益提高而稳步增长，但产出指标有所波动，支农效率不稳定。A县农信机构t值分布在区间[0.46，1.40]，各年度均值为0.93;2014年t值最大，为1.40;2004年t值最小，为0.46。根据各年度t值，可将A县农信机构的发展情况分为摸索发展（2004—2007年;t[∈0.46，0.92]）、快速发展（2008—2010年;t[∈0.71，1.22]）、提质发展（2011—2014年;t[∈0.91，1.40]）和稳步发展（2015—2018年;t[∈0.85，1.26]）共4个阶段。
五、约束条件、内部治理和金融创新分析：基于A县农信机构的时间图谱
（一）2004—2007年：摸索发展，突破内部治理约束和不良压降难题
市场化改制之初，A县农信机构资金供给能力有限，面临严重的内部治理约束，还背有沉重的历史包袱。2003年末，該机构农户贷款余额1.43亿元，农户不良贷款率高达47.25%，历年亏损挂账3791万元;拥有股东9210个、股金总额4677万元（资格股③4028万元，投资股④649万元）。由于股东以农户为主，过于分散，导致维权意识薄弱、话语权过小;资格股、投资股的股权结构设置导致同股不同权、股本金缺乏稳定性;组织架构不健全导致内部人控制、信贷管理粗放，造成运营模式与市场脱节、人情贷款时有发生、长期忽视呆账核销和人员素质偏低等方面的问题。
鉴于此，该机构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规范股金管理。2004年，对全部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及表外科目进行清产核资，拉开了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的序幕;2005年，A县农联社挂牌开业，建立了“三会一层”（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与高级管理层）组织架构，制定完善了审贷分离、贷款责任追究、劳资绩效考核等89项内控制度。为配合改革，央行发行专项票据核销其2002年底资不抵债额的一半，帮助其卸下部分历史包袱，以达到“花钱买机制”的目的;A县农信机构于2004年认购专项央行票据1742万元，并于2007年实现成功兑付。2007年末，股东数量降至3182个、股本金增至6700万元，全年实现资本净额-3018万元，资本充足率-6.02%，净利润0.1亿元，历年亏损挂账下降至零，农户不良贷款率降至36.54%，t值升至0.92，以上指标均为4年以来最好水平。
（二）2008—2010年：快速发展，消释信用不足约束和农户不良贷款
2008年初，农户信用不足是制约A县农信机构支农的突出难题，同时，农户不良贷款率虽然得到有效控制，但仍然处于很高水平。早在2000年，央行出台《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联保贷款管理指导意见》，由于当时A县农信机构经营混乱，2007年以前农户联保贷款余额不足1亿元。
自2006年始，该机构开展农户信用评定，3年内，在A县评定10500个信用户、265个信用村、8个信用乡（镇），4—8个信用农户组成联保体。2009年，央行印发《关于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起到推动作用。2008年该机构确定了用发展农户联保贷款稀释农户不良贷款的经营策略，进入快速发展期，2008年，实现净利润1875万元，年末农户联保贷款余额处于历史峰值3.04亿元，占农户贷款的81.72%;t值高达1.22，为阶段最高水平。 联保贷款在帮助农户融资增信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拉郎配”“亲友联组”造成多贷一用、贷款用途变异、垒大户等现象层出不穷，一旦有一户出现还贷困难，其他联保体成员出现恶性连锁反应，导致联保贷款难以收回。2009年末，联保贷款余额降至1.85亿元;2年内超过1亿元联保贷款划归不良贷款，支农效率降至阶段低值。由于信贷风险高企，该机构2010年核销不良贷款1230万元、清收不良贷款3840万元，成效突出。2010年，净利润较2007年下降403万元，年末农户贷款余额是2007年末的1.94倍，不良率下降29.48个百分点，t值升至1.03。
（三）2011—2014年：提质发展，清除需求升级约束和到期不良贷款
一方面，前期发放联保贷款集中到期，2011、2012年A县农信机构累计核销不良贷款20772亿元，2012年末农户不良率降至3.4%，也拖累t值降至0.92。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继出现，农户信贷需求也由小额向大额、短期信贷需求向中长期信贷需求、生产投资性向生活消费性需求转变。2012—2014年，相继推出青年妇女创业贷款、农机按揭贷款、惠农农资贷等“量体裁衣”式信贷产品;自2013年始发放农户住房贷款等消费贷款，累计发放农户贷款超过7亿元;充分发挥B集团、C集团的龙头带动作用，形成“正规金融+产业化龙头企业+养殖户”产业链贷款新模式，4年内累计为2500个养殖户融资超过2.5亿元;在当地基层央行的指导下实施主办银行制度，确定20个种养大户、15个家庭农场为定点服务对象，4年内发放贷款共计8000万元。
此外，A县农信机构不断加强资本金和分红管理，于2013年增资扩股7500万股，所有者权益增长8250万元。2014年，获批成功改制为农商行;全年实现净利润3367万元，注册资本14232万元，资本充足率达到12.1%;年末农户贷款余额14.82亿元，不良率2.98%，t值达到历史峰值1.4。
（四）2015—2018年：稳步发展，试解外部环境约束和风险高企困局
随着经济金融形势下行和“担保圈”风险暴露，A县B集团、C集团2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分别于2015年、2018年相继出险。受此拖累，2500户养殖户贷款5000万元贷款划归不良;3000万元农户联保贷款出现风险，2018年末，联保贷款余额7696万元，较2014年末下降了60.37%;在环保高压政策下，35户种养大户、家庭农场4000万元贷款划归不良。为压降不良贷款，4年内，核销农户不良贷款1.95亿元，同时农户贷款保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将农户不良贷款率一直控制在2.7%以内，但拖累净利润和t值均有所下滑。
由此可见，现阶段A县农信机构面临外部环境约束和不良高企困局。2015年末、2017年中央相继提出了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山东省获批全国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新形势下A县农信机构提出稳步发展新思路。一是提高对不良贷款容忍度，对于能够维持正常经营但资金紧张的贷款农户实施无还本续贷政策，确保其资金链正常运转。二是支持特色小镇、光伏发电、小龙虾养殖等特色产业。如A县S小镇作为全国特色小镇，拥有20个500—1000亩的特色农产品庄园，形成了集种植、加工、销售、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截至2018年末，累计向特色小镇发放农户贷款7000万元，同比增长8.4%。三是开展扶贫贷款业务。2016年以来，当地基层央行共向A县农信机构发放扶贫再贷款21000万元、支农再贷款8884万元，引导其开展精准扶贫，该行向贫困户累计发放“扶贫惠农系列”贷款755笔、11000万元。四是创新金融产品。2017年，推出家庭亲情贷、信e贷等产品，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2000万元，每户授信3—5万元;2018年，对A县样板村开展整村授信工作，全年授信户数240户、金额3200万元，用信户数65户、金额1100万元。
六、A县农信机构发展历程中的约束形成与破解机制分析
（一）约束的形成机制
从约束的形成视角看，A县农信机构在各发展阶段中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如：在摸索发展期，其面临内部治理不完善的先天不足约束，以及历史包袱沉重的外部环境约束;在快速发展期和提质发展期，其面临农户信用不足和需求升级的外部环境约束，同时也是自身产品单一化的内部约束;在提质发展期和稳步发展期，农户联保贷款、农业产业链贷款出现不良贷款可视为其面临的发展派生约束。
（二）约束的破解机制
1. 稳定器：改善内部治理，在破解产权结构约束的同时控制内部风险。内部治理，是农信机构的根基。完善股权和信贷管理、把经营成果与社员利益挂钩是农信机构改革的核心（李海峰，2012），即：通过产权改革匹配股东责权利和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推动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结构优化、资产规模扩大和盈利能力提升。2003年以来，遵循“农信社—农联社—农商行”的制度变迁路线，A县农信机构内部治理得到不断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稳步提高：建立了“三会一层”组织架构，纠正“所有者失位”;制定了财务管理、绩效管理、稽核管理、风险管理等制度，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多措并举压降不良贷款，减轻经营压力、扩展信贷投放空间。
2. 孵化器：开展金融创新，在破解交易成本约束的同时潜在新的风险。J.R.Hicks（1976）和J.Niehans（1976）提出了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以A县农信机构为例，在产品研发、营销推介、贷款审查、风险管控等环节开展系统性金融创新。在产品研发和营销推介环节，通过召开信贷产品推介会、实施新型主办银行制度、创新金融产品等举措降低了搜寻成本、信息成本等约束成本⑤，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通过优惠利率、灵活贷款期限等创新降低议价成本。在贷款审查和风险管控环节，通过推行“信贷工厂”模式加强贷前、贷中、贷后管理，降低监督交易进行的成本和违约成本。但是，创新与风险并存，如：农户联保贷款、农业产业链贷款模式创新破解了当时农户信用不足的约束，降低了银行的约束成本，但也引入了新的風险，对新型产品把控不到位、经济金融形势发生变化，都可能积聚、引爆这些新的风险。 3. 放大器：发放同质贷款，破解担保抵押约束的同时积聚潜藏风险。贷款同质性增加了风险集中度，易形成“马太效应”（朱小军，2012）。由于单个农户信用不足，抵质押物较少，A县农信机构创推联保贷款、农业产业链贷款为农户融资增信。这两种信贷模式的产生基于一个共同特点——贷款同质性，农户生产经营情况、资金需求状况高度相似，其本质上是依靠优质农户第一还款来源的信用贷款。在经济上行期，第一还款来源得到充分保障，“铁索连船”式的信贷创新产品，增强了整体抵御风险的能力;但在经济下行期，由于下游需求减少，农户生产经营受到影响，易形成农户整体性资金链紧张趋势，积聚潜藏风险。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探索“两权”抵押贷款，但是A县在土地确权、土地价格评估等环节并没有打通，制约了“两权”抵押贷款的创新。
4. 助推器：依托外力作用，在加强支农定位约束的同时监测各类风险。林毅夫（2005）认为，高明政府应作出适当的制度倾斜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村。2003年的农信机构改革，加强了对其支农定位的约束，并给予其较为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而2004—2007年的“央票置换”政策帮助其解除了部分历史包袱约束。此时，“有形之手”对农信机构的引导和监管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央行侧重银行各项业务政策的制定，如：支付结算管理、准备金管理、外汇管理、反洗钱管理等，同时发挥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引导其控制好农户信贷发放的节奏、力度和方向。二是银监部门侧重对其行业风险的管理，包括：银行机构管理、高管任职资格管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管理等。三是省政府承担对辖内农信机构的部分行业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等职能：管理职能指掌控农信机构的经营方向、班子考核、风险控制等;指导职能主要是对法人治理、产权改革、组织形式改革和业务发展进行指导;协调职能包括协调农信机构法人之间、农信机构与政府、金融监管部门、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关系;服务职能集中在资金清算、人员培训、网络建设、产品开发等方面。此外，当地政府部门通过给予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其支农惠农。
依上述分析可知，稳定器和助推器部分描述了内外力在信贷供给约束破解中的作用机制;孵化器和放大器部分描述了金融创新破解旧约束同时又引入新约束的螺旋过程，其过程可概括为：经济形势上行—农户生产经营活跃—破解融资约束—农户贷款增长—经济形势下行—农户生产经营受限—农户资金紧张—信贷风险积聚。
七、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通过对A县农信机构发展过程中的约束条件和经营策略展开案例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各农信机构在不同阶段面对的支农效率约束基本一致，在外力作用趋同（政策导向相同和政策支持力度相仿）的条件下，采取的经营策略不同（改善内部治理、开展金融创新）是其支农效率变化的主要原因。在约束形成和破解机制中，农信机构扮演着稳定器、孵化器、放大器的角色，政府部门扮演着助推器的角色，遵循“农信社—农联社—农商行”的制度变迁路线，以及在“金融创新—破除约束—形成风险—金融创新”的循环中，旧约束得以破解，新约束不断产生，信贷供给效率提高，农信机构发展壮大。
（二）几点启示
1. 围绕破除交易成本障碍和抵押担保约束开展金融创新是农信机构发展的“主旋律”。开展金融创新虽然可能孕育新的金融风险，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破解现实约束。如：在实践过程中，联保贷款、农业产业链贷款等模式创新虽然酿成了新的风险，但是在较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农户信贷供给问题。农信机构不能因惧怕风险而拒绝创新。需注意的是，金融创新不能过度，必须把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就要求银行自身要增强风险意识，同时央行、监管部门要及时提醒、跟进。
2. 立足“三农”和控制信贷风险是农信机构发展的“主基调”。A县农信机构立足“三农”，农户贷款比例一直稳居50%以上，该指标在A县各银行机构农户贷款份额也大于70%。农户小而散、经营规模有限的特点，决定了农户信贷供给以小额为主，农户信贷风险比较分散，因此，该机构在经济下行时受到冲击较小。2018年末，该机构不良贷款率3.29%，在D市农信机构和A县银行业机构中均居最低水平。
3. 运用金融科技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是今后农村金融发展的“主方向”。在实践中，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推动了联保贷款创新。未来，金融与科技深入融合将重塑农户信贷模式：央行征信部门和银行机构掌握了线下农村客户信贷担保信息;电子商务平台与社交化网络积累了平台农村商户的历史交易数据、客户评价，通过构建线上线下客户数据库信息共享机制，运用大数据技术实行软硬信息交叉检验，可以勾画农户信用状况、甄别农户资质，农户信用贷款大规模推行将成为现实。
注：
①1996年，A县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独立運营。同年，组建A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1999年，A县城市信用社规范改造并翻牌为A县城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并于2000年被接管并入A县农信社;2004年，对全部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及表外科目进行清产核资，拉开了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的序幕;2005年，A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挂牌开业;2014年，成功改制为A县农村商业银行。为方便叙述，本文将A县农商行在各发展阶段中的不同名称统称为A县农信机构。
②贷款还原数指考虑贷款核销因素，核销前贷款余额=核销后贷款余额+当年不良贷款核销数。未特别指出，本文所指贷款各项指标均为核销后数据。
③资格股，是取得信用社社员资格所必须交纳的基础股金，是社员获得农信社优先、优惠服务的前提。资格股可转让、继承、退出，实行“一人一票”原则。
④投资股，是由社员中具有一定条件和实力的在资格股金外投资形成的股份，额度由投资人自行确定。社员持有的投资股可凭投资份额取得投资分红，并承担风险。投资股可转让、继承、不可退出，实行“一定额度一票”原则。 ⑤约束成本指为取信于对方所需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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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 Credit Supply：Efficiency，Constraints and Risks
——Based on the Time Map of the Rural Credit Institution in A County of Shandong Province
Gu Zhongrui1 Wang Anguo2
（1. PBC Lingcheng Branch，Shandong Dezhou 253500;
2. PBC Dezhou Central Sub-branch，Shandong Dezhou 253000）
Abstract：Taking the rural credit institution in A county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adopts the entropy method and the single case descriptive research method to decompos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ccording to its annual agricultural support efficiency，and tries to reveal the constraints that affect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upport at all stages by analyzing its constraint formation and cracking mechanism.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d values of the agricultural support efficiency about the institution from 2004 to 2018，its development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constraint formation and cracking mechanism，the institution plays the role of stabilizer，incubator，and amplifier，and the government acts as a booster. Following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route of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rural association cooperative-rural commercial bank"，the credit supply efficiency of the institution has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developed in the cycle of "financial innovation-breaking constraints-forming risks-financial innovation".
Key Words：farmers' credit supply，efficiency，constraints，financial innovation，internal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