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程:体系与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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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柯: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实施,教材建设是“马工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已有一些学科的教材陆续出版.今年8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版,这本教材从立项、撰写到正式出版,历时12年.本期论坛,特邀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课题组首席专家、负责全书统稿工作的董学文教授,以及来自教学一线、科研机构、学术期刊的专家学者,围绕这本教材展开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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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明确提出课堂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要求.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中学生对数学文化的学习与认识情况得知大部分中学生对数学文化了解极少,而且就这极少的数学文化知识大部分来自数学课堂,同时,调查结果反映学生愿意学习数学文化,认为数学文化对他们学习数学有帮助.另外,数学文化对学生学习品质的养成、对数学美认识的加深、应用数学意识的形成与加强、学习兴趣的提高均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很有必要.
东西方的“民主”意涵rn“民主”一词在中文里出现,比西文里出现“democracy”要来得更早些.rn“民主”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尚书》中.《尚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体史书,是关于上古时代的政事史料的汇编,主要记载上古帝王有关政事和治国的言论.《尚书·周书·多方》中,“民主”一词出现三次:“天惟时求民主” “……代夏作民主” “诞作民主”,其含义分别为“上天于是寻求可以做人民君主的人” “……代替夏桀做了君主” “让他继续做万民之君主”.[1]这里“民主”的含义是,“民之主宰者”,[2]可简称为“民之主”
观察当前的美国经济,既要看到复苏之强劲,也要看到复苏过程中的问题.思考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澄清疫情下政策选择的基本逻辑,也要分析政策定位从短期疫情救助转向长期结构调整的必然性.展望未来,疫情终将过去,但美国政府行为的长期导向将不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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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社会政治结构同其主要行为体之间持续互动互构:一方面,社会政治环境塑造行为体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并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影响其行动后果;另一方面,人的精神具有超越现实的内在属性,人们总是向往“更好的”生活,并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行动,或多或少地推动环境和社会政治结构的演化.塔利班本身是阿富汗社会政治环境的产物,但过去20年,它和美国也从不同角度推动了阿富汗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
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一直是劳动关系领域关注的重点.2021年7月,人社部、发改委等8部委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要求企业依法合规用工,积极履行用工责任.这是国家维护新业态劳动者权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举措.但在重视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的同时,另一个问题同样值得预警,即新业态劳动者“去技能化”.尽管“机器换人”一直是制造业热议的话题,但服务业也面临同样严峻的问题.在实践中,包括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在内的很多新业态劳动者在劳动
引言rn福柯在对现代临床医学历史的考察中,发现了疾病与现代政治神话的隐喻关系.他认为,当“建设一个健全的社会将消灭一切疾病”作为一种现代神话深入人心的时候,疾病和对疾病的治疗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政治性问题.1柄谷行人则在对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的研究中,关注到现代西方关于疾病的政治学隐喻作用于东方国家的现代历史,使其发生了“这个社会是病态的,必须加以治疗这一\'政治\'思想”2.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疾病与对疾病的治疗,同样始终与现代国家民族的境遇和道路选择构成隐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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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Turner)在19世纪末提出“边疆”是认识美国特性的钥匙,并将美国的历史划分为开放边疆与封闭边疆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西部边疆的荒野洗涤了欧洲移民的身份差异,占有“无主地”则塑造了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民主理想.当西部边疆封闭,美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工业化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西部边疆曾发挥的释放东部经济与社会压力的“安全阀”作用需要替代物,政府需要平衡“竞争”(在有限的资源中,无限制的竞争会导致寡头垄断)与“民主”(多数人的民主主张照顾多数人的利益),为普通
2020年春,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美国金融市场在短时间内四次触发股指熔断.随着一批老牌企业宣告破产,起初那些有关疫情结束后美国经济(包括金融市场)韧性的玫瑰色幻想被一一证伪.疫情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和破坏,根本原因在于停工停产、控制社交距离等措施加剧了人们对美国经济脆弱性的恐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停工停产进一步恶化了其偿债能力及市场预期;美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也因疫情而承压不小,停工停产不仅会导致严重的就业危机,进一步恶化家庭债务情况,甚至可能酿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1
引言rn根据“柯岩作品系年”1可知,虽然早在1947年就发表过散文作品,但柯岩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开始自己的文艺创作生涯的,且出手不凡,在早期即发表了不少优秀文艺作品,尤其是儿童诗.因此,在评价柯岩的文艺创作时,既有的研究成果往往从这时开始,予以整体观照.这样的研究不仅很有意义,而且非常必要,因为这能够让我们相对全面、清晰地看到这位一生辛劳的文艺家走过的道路及其取得的成绩.但毋庸讳言,这样的研究也有一个不足,那就是无法凸显柯岩创作的特色与本质,无法在文艺史上给她一个恰当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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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rn在“两个三十年”相互生产的视野里,1十七年时期的工业题材、农村题材与“新时期”的改革文学之间构成了千丝万缕的历史回应和文学上的互文关系.如果说小生产者形象主要集中在农村题材,那么无产阶级形象无疑就是工业题材的专利,无论从人的角度还是生产方式的角度,无论是革命时代还是改革时代,后者都是(重新)想象“现代”的更为重要的载体.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所谓“改革文学”一般指的也正是城市工业题材.2正如新时期的农村题材所表现的去合作化/去集体化和包产到户的复兴是对前30年农业实践的回应一样,此时的工业题材对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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