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鲍比是依恋理论之父，他的理论解释了生命早期的关系对于人的塑造，以及如何赋予人生存的技能，并指导人的生活。鲍比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从摇篮到坟墓，如果我们的人生是由一系列或长或短的冒险组成的，并且每一次都是从我们所依恋的人提供的牢靠基础出发，那么我们就会无比快乐。”
　　依恋理论很好地区分了塑造人的可依恋事物和个人为自己做的事情。塑造人的各种关系多数是无法选择的：你的家庭、故乡、民族、宗教、国家和基因。而人在生活中做的事情多数是自我选择的：你的工作、配偶和爱好。
　　纵观美国历史，我们的社会建立在相同的选择与未选择的区分上。建国伊始，我们是一个有着强烈契约依恋的社会，有着对于家庭、社区和信仰的依恋。在此基础上，我们确立了崇尚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深厚的契约制度赋予了人们善用自由的能力，而自由制度赋予了他们这种自由。
　　这种微妙的平衡—建立在非自由机制之上的自由机制正在式微。过去半个世纪发生的重大社会运动，是关于选择自由的最大化。右派想要最大化经济上的选择，左派想要最大化生活方式的选择。任何起制约作用的东西似乎都是要被消灭的坏事。
　　我们把这种世界观—全部是自由而没有契约，称为纯粹自由主义（是洛克式的经典自由主义，而非现代进步主义的自由主义）。纯粹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完全依赖个人。
　　左派和右派的纯粹自由主义观点认为，如果赋予人自由，他们会用这种自由照顾身边的邻居，开展公民对话，以及在核实证据后发表个人意见。但是，如果弱化了家庭、信仰、社区以及任何形式的国家责任，社会、情感和道德因素该从何而来呢？
　　纯粹自由主义把我们的社会变成了一棵不稳定的大树。个人权利的分支正在蔓延，但是共同义务的根基正在萎缩。
　　没有契约的自由变成了自私。这正是我们在社会的顶层，在政治和金融危机中看到的。没有人际关系的自由变成了疏离。这正是我们在社会的底层看到的—衰落的社区，支离破碎的家庭。如果有一个牢靠的基础，人们可以忍受很多，但是如果剥夺了他们契约上依靠的东西，他们就会变得脆弱。并且，如果夺去了他们对好的契约的依靠，他们就会攫取坏的。
　　首先，他们会根据种族来识别自己。他们会成为你在左派和右派身上看到的种族本质主义者：唯一能够真正了解我的是我的本族人。生活是我的族群和你的族群之间的一种零和竞赛，所以从我这里滚出去。
　　然后他们会依靠部落主义，这正是特朗普所提出的。特朗普为人们的疏离问题提供了文化解决方案。历史清楚地表明，相对于孤立主义，人们更喜欢法西斯主义，相对于道德无政府主义，人们更喜欢威权主义。
　　如果我们营造一个美好的社会，我们要从自由主义本身去拯救它。我们将重新恢复和塑造契约关系，因为这才是人类活动的基础。文化和远离政治的领域才是重要战场。
　　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40岁以下的人都能明白这一点。他们感受到了社会和道德上的内在空虚，需要从社区、情感和道德层面加以改变。他们明白，民粹主义是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包括但不限于制定政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另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
　　众议院共和党认为，一个成功的税收法案将阻止民粹主义。主流的民主党认为，如果我们更加广泛地重新分配资源，疏离问题就会消失。历史中充满了过往国家的案例，那些国家建立新的民族叙事，重建家庭生活，恢复社区纽带，共享道德文化。自我复兴的第一步是要明白，问题出在根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