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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唯一的一部长篇,也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备受争议、命途多舛的一部小说。它曾招致一场巨大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最终被俄国主流文学界排斥了三十年。因为它,帕斯捷尔纳克在1958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也因为它,作者受到了苏联作家协会的开除威胁,成为东西方“冷战”的一个祭品。作为一部以十月革命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作者更多地关注代表着俄罗斯一代知识分子的日瓦戈在俄国历史变革中的思想和心理变化,尤其侧重表现的是他们对于生命和生命存在的思索。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无论何时,追求人性的自主完美性都是最重要的。他们厌恶战争、厌恶杀戮、厌恶残暴,希求的是一种富有诗意的人生,即便这种“诗意”是戴着镣铐的。
在整部作品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莫过于日瓦戈和拉拉的爱情了,也是书中最美、最富有诗意,但也最具伤感色彩的一个部分。日瓦戈生活在上层社会,拉拉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有着各自的成长背景、社交圈子,然而,这两个来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的人却在命运的诸多巧合下相遇、相知、相恋了。读中学的日瓦戈第一次见到拉拉时,就迷上了她。之后,两人又在战乱中的医院、在瓦雷金诺的图书馆、在内战后拉拉的住所处,一次次相遇……也许这其中有时代的使然,有特殊环境的刺激,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有着相通的思维,“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是比心灵一致更为重要的把他们同外界隔开的深渊”。在日瓦戈眼里,心灵曾受创伤的拉拉美丽、勇敢、智慧,她是爱的化身,是爱情的天使。从他认识拉拉的第一天起,这个“娇小虚弱的女孩子就像充了电一般充满世界上可能有的一切女性美,真的美得无以复加了。如果走近她,或用手指碰她一下,火花就会照亮房间,或者当场电死,或者一生带着爱慕的渴望和悲伤的电波”。而在拉拉看来,日瓦戈是自己的依靠,是力量的来源,是避难所和精神的支柱,故而当日瓦戈离去时,拉拉会“不思想、不哭泣,用整个身体,用头、胸、灵魂和像灵魂一样巨大的双手匍匐在棺材中,匍匐在鲜花和尸体上”。应该说,他们彼此的相爱并非出于必然,也不像通常虚假的描写的那样,“被情欲所灼伤”。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们相爱:“脚下的大地,头上的青天,云彩和树木。他们的爱情比他们本身来也许更让周围的一切中意:街上的陌生人,休憩地上的旷野,他们居住并相会的房屋”。
虽然日瓦戈和拉拉的这段婚外情是不道德的,可是,他们的结合毕竟是出于对自己精神和感情的索求,这是一种人性中自我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矛盾斗争。它反映到了人物身上,即日瓦戈一方面沉浸于对拉拉的真挚深爱中,另一方面又对善良温顺的冬妮娅满怀愧疚,“他爱冬妮娅爱到崇拜的地步,她心灵的平静对他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重要。他比她的生身父亲和她本人更竭力维护她的荣誉。为了维护她那受过刺激的尊严,他会亲手撕碎触犯她尊严的人。然而,他自己正是触犯她尊严的那个人”,“他对冬妮娅不忠实,是因为他更爱别人吗?不,他没有选择过任何人,没比较过。‘自由爱情’的想法,‘感情的权利及要求’这类话,对他是格格不入的。谈论或想到这类事他都觉得庸俗。他在生活中不摘取‘享受的花朵’,他不把自己算在半神或超人之列,不要求优待和特权。良心不安过于沉重,简直把他压垮了”。因而当日瓦戈深知自己无法在两者之间做出取舍时,便“把希望寄托在某种无法实现的干预上——某种无法预见但能解决矛盾的干预”。这是日瓦戈的无奈,也是他的不足,这点缺陷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作为一个讲究仁义、追寻社会规范的人,他对冬妮娅存有道义上的责任,受着理性的支配,而这一点也正是对他与拉拉之间的爱情非“庸俗”化的最好证明。
可惜,他们生不逢时。故而,即便他们在象征着安静祥和的瓦雷金诺过着那段幸福快乐的日子里,危险依然时刻存在着——“狼”的意象。当日瓦戈正陶醉于和拉拉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时,在一个清晨,他看到了月光下并排站着的四只狼,当时便想到这是个“倒霉的消息”,他意识到,它们是“敌对力量的代表,这种敌对力量一心想要毁灭医生和拉拉,或把他们挤出瓦雷金诺”。果然,当狼的踪迹又出现了几次后,科马洛夫斯基出现了,他以保护拉拉的名义将她带去了海参崴,这时的日瓦戈切实地陷入了绝望,因为他知道他们即将“永别”。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物象,即那个前后出现了五次的工业广告牌: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它的每一次出现都暗示着日瓦戈和拉拉之间关系的变化。第一次出现,是在日瓦戈全家到瓦雷金诺的火车上,那时他还由此和桑杰维亚托夫延伸谈及了彼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却不知自己正一步步走近拉拉的生活;第二次出现是在与拉拉重逢后,那块招牌正对着拉拉房间的窗户,日瓦戈通过对招牌的回忆一下子打通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共通点,使积存已久的感情在瞬间找到了突破口;第三次则是在日瓦戈决定与拉拉分手但之后又反悔想重新回到尤里亚金,告诉拉拉自己无法离开,可却在半途被游击队绑走时,它见证了两人的再一次的分离;第四次出现是在两人为享受彼此之间珍贵的爱情而躲回瓦雷金诺的路途上,它是短暂幸福生活的开端。而最后一次则是虚幻的,因为它只出现在了日瓦戈的绘画中,就像日瓦戈只能在记忆中寻找拉拉一样,它喻示着两人爱情的无奈结局。不管这个意象是否为作者的有意安排,它的每一次出现确实为日瓦戈和拉拉之间那段美丽而纯真的爱情涂上了一抹亮色,使得这段感情既富有诗意,也略带哀伤。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日瓦戈博爱、仁义并崇尚人性完满。他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个诗人,他为帮助世人而救死扶伤,为追求美和善而写诗论道。一般而言,这样的人,在旧时代的俄国大都会成为一个上层社会的精英分子,享受着美满的生活。然而,战争爆发了,日瓦戈所生活的时代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期,他不仅耳闻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沙皇专制统治所带来的苦难,更亲身经历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后社会的萧条与贫苦,他像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其一生都与俄罗斯的命运息息相关。曾有评论家说,在那个峥嵘的革命岁月中,日瓦戈是一个庸俗的“小人物”,一个新时代的“多余人”,“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和“一个高度以自我为中心”的“消极因素”,因为不论外在的环境如何改变,身边的人如何变化,日瓦戈始终保持自我,始终把维护人格自由、保持个性纯洁和护卫人的尊严作为唯一的信念。他的这种独立和坚持在旁人看来是迂腐不化,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他既无法尽到做丈夫和父亲责任,也无法保证自我生存的安全与需要,可是,正是因为那些品质,那种独善其身的品质,才使得日瓦戈大放异彩。
日瓦戈前后有两次身处战场的经历,一次是一战期间,另一次是被游击队绑走。起初他支持十月革命的到来,并对其抱着美好的期待和希望,称颂它为“历史的奇迹”,犹如一次“了不起的手术”,“巧妙的一刀,便把多少年来发臭的烂疮一下子切除了”。但是,当历史的车轮一路向前,他却越来越无法认同革命所导致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伤害,他心中原本美好的期待也被冷酷的现实一步步的毁蚀:白军的惨无人道,红军中部分人员的极端行为,以及长久以来的杀戮给民众所造成的精神上的虐待。在被游击队绑走的那一年多里,日瓦戈亲眼目睹了人在战争压榨下的麻木和异化。一次激战后,日瓦戈惊讶地发现处于两方阵营的两名年轻战士的脖子上都挂着一模一样的护身符,从帝国主义战争再到卫国战争,这几乎是每个俄罗斯战士的贴身之物,这是怎样的一种讽刺和悲哀啊。对于这些,敏感、善良的日瓦戈当然感到十分的痛心、无奈与迷惘,他无力改变现状,于是选择了出逃。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最残酷的环境中,日瓦戈却从未陷入悲观厌世的消极状态中,他仍然在不断地寻找生命的美好。他时常能发现一些美丽的事物:“就在这出口处有一棵孤零零的美丽的花楸树。它是所有的树木中唯一没有脱落树叶的树,披满赤褐色的叶子。它长在泥洼地中的一个小土丘上,枝叶伸向天空,把一树坚硬发红的盾牌似的浆果呈现在阴暗的秋色中。”正是因为怀着这么一颗热爱生命的心和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日瓦戈得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写诗的习惯。他在诗中纪念美好的人和事,热情歌颂大自然的美丽、追寻人性的良善,通过诗,日瓦戈总是让心灵中的那份纯洁的信念处于一种保鲜的状态,犹如甘泉,荡涤着战乱给人们带来的污秽和阴霾。
小说的《结局》一章:“桌上放着一具棺材,它低狭的尾端像一只凿得很粗糙的独木舟”……“鲜花不仅怒放,散发芳香,仿佛所有的花一齐把香气放尽,以此加速自己的枯萎,把芳香的力量馈赠给所有的人,完成某种壮举。……这里,在这绿色的大地中,在墓地和树木之间,在花畦中破土而出的花卉幼苗当中,也许凝聚着我们竭力探索的巨变的秘密和生命之谜。马利亚起初没认出从棺材中走出的耶稣,误把他当成了墓地的园丁。”作者在这里将棺木比作了诺亚方舟,由日瓦戈想到了耶稣,意向十分明确,即日瓦戈为信念而死,虽死犹生。在作者看来,他走向的不是死亡,而是世界的彼岸,因为他就是作者理想的化身,是帕斯捷尔纳克对自身和对俄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历史变革时的一种期望的代表。正如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在十几年后的一个宁静的傍晚所感触的那样:“自由的征兆仍然弥漫在空气中”,“心灵的这种自由来到了,正是在这天晚上,在他们脚下的街道上已经能感触到未来了,而他们自己也步入未来,今后将永远处于未来之中”。小说在这样的诗意文字中结束,当给读者以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在掩卷之后不免陷入沉思:我们该做些什么,才能在世俗中以对诗意的追寻避免生活的枯燥和庸俗?
在整部作品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莫过于日瓦戈和拉拉的爱情了,也是书中最美、最富有诗意,但也最具伤感色彩的一个部分。日瓦戈生活在上层社会,拉拉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有着各自的成长背景、社交圈子,然而,这两个来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的人却在命运的诸多巧合下相遇、相知、相恋了。读中学的日瓦戈第一次见到拉拉时,就迷上了她。之后,两人又在战乱中的医院、在瓦雷金诺的图书馆、在内战后拉拉的住所处,一次次相遇……也许这其中有时代的使然,有特殊环境的刺激,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有着相通的思维,“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是比心灵一致更为重要的把他们同外界隔开的深渊”。在日瓦戈眼里,心灵曾受创伤的拉拉美丽、勇敢、智慧,她是爱的化身,是爱情的天使。从他认识拉拉的第一天起,这个“娇小虚弱的女孩子就像充了电一般充满世界上可能有的一切女性美,真的美得无以复加了。如果走近她,或用手指碰她一下,火花就会照亮房间,或者当场电死,或者一生带着爱慕的渴望和悲伤的电波”。而在拉拉看来,日瓦戈是自己的依靠,是力量的来源,是避难所和精神的支柱,故而当日瓦戈离去时,拉拉会“不思想、不哭泣,用整个身体,用头、胸、灵魂和像灵魂一样巨大的双手匍匐在棺材中,匍匐在鲜花和尸体上”。应该说,他们彼此的相爱并非出于必然,也不像通常虚假的描写的那样,“被情欲所灼伤”。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们相爱:“脚下的大地,头上的青天,云彩和树木。他们的爱情比他们本身来也许更让周围的一切中意:街上的陌生人,休憩地上的旷野,他们居住并相会的房屋”。
虽然日瓦戈和拉拉的这段婚外情是不道德的,可是,他们的结合毕竟是出于对自己精神和感情的索求,这是一种人性中自我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矛盾斗争。它反映到了人物身上,即日瓦戈一方面沉浸于对拉拉的真挚深爱中,另一方面又对善良温顺的冬妮娅满怀愧疚,“他爱冬妮娅爱到崇拜的地步,她心灵的平静对他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重要。他比她的生身父亲和她本人更竭力维护她的荣誉。为了维护她那受过刺激的尊严,他会亲手撕碎触犯她尊严的人。然而,他自己正是触犯她尊严的那个人”,“他对冬妮娅不忠实,是因为他更爱别人吗?不,他没有选择过任何人,没比较过。‘自由爱情’的想法,‘感情的权利及要求’这类话,对他是格格不入的。谈论或想到这类事他都觉得庸俗。他在生活中不摘取‘享受的花朵’,他不把自己算在半神或超人之列,不要求优待和特权。良心不安过于沉重,简直把他压垮了”。因而当日瓦戈深知自己无法在两者之间做出取舍时,便“把希望寄托在某种无法实现的干预上——某种无法预见但能解决矛盾的干预”。这是日瓦戈的无奈,也是他的不足,这点缺陷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作为一个讲究仁义、追寻社会规范的人,他对冬妮娅存有道义上的责任,受着理性的支配,而这一点也正是对他与拉拉之间的爱情非“庸俗”化的最好证明。
可惜,他们生不逢时。故而,即便他们在象征着安静祥和的瓦雷金诺过着那段幸福快乐的日子里,危险依然时刻存在着——“狼”的意象。当日瓦戈正陶醉于和拉拉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时,在一个清晨,他看到了月光下并排站着的四只狼,当时便想到这是个“倒霉的消息”,他意识到,它们是“敌对力量的代表,这种敌对力量一心想要毁灭医生和拉拉,或把他们挤出瓦雷金诺”。果然,当狼的踪迹又出现了几次后,科马洛夫斯基出现了,他以保护拉拉的名义将她带去了海参崴,这时的日瓦戈切实地陷入了绝望,因为他知道他们即将“永别”。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物象,即那个前后出现了五次的工业广告牌: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它的每一次出现都暗示着日瓦戈和拉拉之间关系的变化。第一次出现,是在日瓦戈全家到瓦雷金诺的火车上,那时他还由此和桑杰维亚托夫延伸谈及了彼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却不知自己正一步步走近拉拉的生活;第二次出现是在与拉拉重逢后,那块招牌正对着拉拉房间的窗户,日瓦戈通过对招牌的回忆一下子打通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共通点,使积存已久的感情在瞬间找到了突破口;第三次则是在日瓦戈决定与拉拉分手但之后又反悔想重新回到尤里亚金,告诉拉拉自己无法离开,可却在半途被游击队绑走时,它见证了两人的再一次的分离;第四次出现是在两人为享受彼此之间珍贵的爱情而躲回瓦雷金诺的路途上,它是短暂幸福生活的开端。而最后一次则是虚幻的,因为它只出现在了日瓦戈的绘画中,就像日瓦戈只能在记忆中寻找拉拉一样,它喻示着两人爱情的无奈结局。不管这个意象是否为作者的有意安排,它的每一次出现确实为日瓦戈和拉拉之间那段美丽而纯真的爱情涂上了一抹亮色,使得这段感情既富有诗意,也略带哀伤。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日瓦戈博爱、仁义并崇尚人性完满。他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个诗人,他为帮助世人而救死扶伤,为追求美和善而写诗论道。一般而言,这样的人,在旧时代的俄国大都会成为一个上层社会的精英分子,享受着美满的生活。然而,战争爆发了,日瓦戈所生活的时代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期,他不仅耳闻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沙皇专制统治所带来的苦难,更亲身经历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后社会的萧条与贫苦,他像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其一生都与俄罗斯的命运息息相关。曾有评论家说,在那个峥嵘的革命岁月中,日瓦戈是一个庸俗的“小人物”,一个新时代的“多余人”,“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和“一个高度以自我为中心”的“消极因素”,因为不论外在的环境如何改变,身边的人如何变化,日瓦戈始终保持自我,始终把维护人格自由、保持个性纯洁和护卫人的尊严作为唯一的信念。他的这种独立和坚持在旁人看来是迂腐不化,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他既无法尽到做丈夫和父亲责任,也无法保证自我生存的安全与需要,可是,正是因为那些品质,那种独善其身的品质,才使得日瓦戈大放异彩。
日瓦戈前后有两次身处战场的经历,一次是一战期间,另一次是被游击队绑走。起初他支持十月革命的到来,并对其抱着美好的期待和希望,称颂它为“历史的奇迹”,犹如一次“了不起的手术”,“巧妙的一刀,便把多少年来发臭的烂疮一下子切除了”。但是,当历史的车轮一路向前,他却越来越无法认同革命所导致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伤害,他心中原本美好的期待也被冷酷的现实一步步的毁蚀:白军的惨无人道,红军中部分人员的极端行为,以及长久以来的杀戮给民众所造成的精神上的虐待。在被游击队绑走的那一年多里,日瓦戈亲眼目睹了人在战争压榨下的麻木和异化。一次激战后,日瓦戈惊讶地发现处于两方阵营的两名年轻战士的脖子上都挂着一模一样的护身符,从帝国主义战争再到卫国战争,这几乎是每个俄罗斯战士的贴身之物,这是怎样的一种讽刺和悲哀啊。对于这些,敏感、善良的日瓦戈当然感到十分的痛心、无奈与迷惘,他无力改变现状,于是选择了出逃。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最残酷的环境中,日瓦戈却从未陷入悲观厌世的消极状态中,他仍然在不断地寻找生命的美好。他时常能发现一些美丽的事物:“就在这出口处有一棵孤零零的美丽的花楸树。它是所有的树木中唯一没有脱落树叶的树,披满赤褐色的叶子。它长在泥洼地中的一个小土丘上,枝叶伸向天空,把一树坚硬发红的盾牌似的浆果呈现在阴暗的秋色中。”正是因为怀着这么一颗热爱生命的心和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日瓦戈得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写诗的习惯。他在诗中纪念美好的人和事,热情歌颂大自然的美丽、追寻人性的良善,通过诗,日瓦戈总是让心灵中的那份纯洁的信念处于一种保鲜的状态,犹如甘泉,荡涤着战乱给人们带来的污秽和阴霾。
小说的《结局》一章:“桌上放着一具棺材,它低狭的尾端像一只凿得很粗糙的独木舟”……“鲜花不仅怒放,散发芳香,仿佛所有的花一齐把香气放尽,以此加速自己的枯萎,把芳香的力量馈赠给所有的人,完成某种壮举。……这里,在这绿色的大地中,在墓地和树木之间,在花畦中破土而出的花卉幼苗当中,也许凝聚着我们竭力探索的巨变的秘密和生命之谜。马利亚起初没认出从棺材中走出的耶稣,误把他当成了墓地的园丁。”作者在这里将棺木比作了诺亚方舟,由日瓦戈想到了耶稣,意向十分明确,即日瓦戈为信念而死,虽死犹生。在作者看来,他走向的不是死亡,而是世界的彼岸,因为他就是作者理想的化身,是帕斯捷尔纳克对自身和对俄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历史变革时的一种期望的代表。正如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在十几年后的一个宁静的傍晚所感触的那样:“自由的征兆仍然弥漫在空气中”,“心灵的这种自由来到了,正是在这天晚上,在他们脚下的街道上已经能感触到未来了,而他们自己也步入未来,今后将永远处于未来之中”。小说在这样的诗意文字中结束,当给读者以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在掩卷之后不免陷入沉思:我们该做些什么,才能在世俗中以对诗意的追寻避免生活的枯燥和庸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