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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尼古拉表示：“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土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此等承诺，确令李氏心动。为争取“联俄制日”，李鸿章遂决心接受俄议。
1896年10月3日，大清前北洋大佬、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欧游归来，曾任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闻讯立即亲赴津门，向李中堂求教外交局势。李氏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颇为自负地告诉黄：“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半月后，光绪召见李鸿章，据说“垂询甚殷”，超过二刻。既然蒙两宫如此“温谕慰勉”，李氏心气愈加高涨，在给老友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信中透露：“越日遂有译署之命，未敢固辞。今日交涉，视前倍难，补救无从，唯有同分谤议而已。”不难看出，除了慨叹任重道远，其弦外之音乃因甲午一战跌入仕宦低谷的李鸿章，似再受重用，强势回归。
让李氏心中满满的自得究系来自何处？
这全倚仗一份止住了他职场下滑运势的外交协定：《中俄密约》。
联俄制日，远东征服
中俄之所以会签订此密约，实为酝酿甚久、各怀心事之结果。
所谓“联俄制日”政策，滥觞于古代之“以夷制夷”思想。这本是春秋时代中原各国防御周边非华夏民族的一种策略，后为历朝君主所秉承，演化成对付国内少数民族之一贯手法，亦称作“以夷伐夷”或“以夷攻夷”。晚清以来，为应对各路西方列强之鲸吞蚕食，清政府将此策略常态化，即利用国际关系上各国间的矛盾，联合、利用或依附某国来对抗其他国家，谋取实现本国外交安全。
堪称黑色幽默的是，起初李鸿章曾将抵御西国的宝压在日本身上。李氏提出联日，“以东制西”，毕竟“日本距苏浙仅三日路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正鉴于此，1871年，李力排众议，与日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其中规定“若他国偶有不公或轻蔑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谁成想被清廷视为“同文同种”的友邦日本，居然玩的是外交讹诈之把戏。
到了1874年，日本悍然出兵台湾，李鸿章大呼上当，指出“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期间，李转而主张联俄制日。
而此时的俄国，也正悄然制定一项“远东征服”计划。1885年，俄国单方违背了英、俄之前诺言，进攻阿富汗北部边境，俄英矛盾由此激化。
最终俄方惨败，侵略计划顿挫。这一切皆促使俄把扩张目光再度投向远东。俄国欲征服远东，首先须做好防御，此乃立足之本。故解决远东防御问题遂成为这一计划的关键所在。
经过长期勘察与反复讨论，俄国官员认为，修筑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能解决这一难题，且最切实可行。此方案得到沙皇的大力支持。同年，沙皇发布了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命令：“要按最短的路程修建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
北极熊此时已虎视中国东北！
前门拒狼，后门引虎
对于俄国之野心，清廷中枢似浑然不觉。
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将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辽东半岛”问题，严重挑战到俄之“远东征服”计划，自然引来其强烈反响。早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俄国政府就已有所行动。维特认为，日本占领辽东，其意图“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假如日本占领南满，对我们将是威胁”，况且“假如我们现在让日本人进入满洲，为要保护我们的领土及西伯利亚铁道，就需要数十万军队，并大大增强我们的海军”。总之，倘若当下置之不理，今后对于俄国远东利益，肯定遗患无穷，决不能坐视日本在中国为所欲为。
维特还指出，如果俄国干涉辽东问题，阻止日本的侵占计划，“这样，我们就会成为中国的救星，中国就会尊重我们的效劳，从而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中俄的边界”。于是俄国联合法国、德国，于《马关条约》签订当天，便命令三国军舰在日本海面游弋。不久，三国正式向日本提出外交照会，“劝”日本放弃辽东。
眼瞅着三国军事警告步步逼来，已在甲午战争中耗尽国力、人力的日本，不得不对俄、法、德三国让步。在俄调停下，日本准许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
毋庸置疑，“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是由俄国策划与导演的一出“狼口夺食”的大戏，其用意是阻止日本人破坏它的“远东征服”计划，绝非向中国“献爱心”。
但在清廷看来，此举恰印证了李鸿章“联俄制日”的策略。在崇尚霸道与权谋的近代世界格局中，不管強国还是弱邦，若无几个像样的国际盟友，焉能立足？
俄国此番替中国出头，颇让四顾无援、苦苦寻求友军的清廷，大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盟友即在不远处之慨。故三国干涉还辽的成功，使“联俄制日”的思想最终定型。
谁人之手，铸此大错
李鸿章的联俄策略，从理论上而言，具有积极意义，但从现实操作层面考量，该策略是把双刃剑，倘运用不当，就会陷入自伤筋脉、“制夷不成反被夷制”的窘境。
俄国自然参透了清廷的心事，于是快马加鞭，促成两国结盟。1896年5月3日，中俄举行秘密会谈。
在谈判过程中，俄方代表维特将李鸿章套牢。他一方面以“中国的救星”自居，声称“我们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中国依靠我们才得以保持领土完整”，另一方面，他又恐吓道，如果中国不同意“借地筑路”，那么“俄从此焉能再助中国矣”？
这显然超出了之前清廷“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的预期。李鸿章自然不敢答应。
维特未使李鸿章折服，于是沙皇尼古拉亲自出马。他单独召见李鸿章，表示：“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土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华俄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请酌办。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此等承诺，确令李氏心动。为争取“联俄制日”，李鸿章遂决心接受俄议。
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代表穆拉维约夫、维特分别在《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上签字。
该条约虽名为中俄两国“互相援助”，但实际两国权责并不对等。从长远看，如果中国真正履行条约，俄国在战时、平时都可以利用中国的土地、物资、港口等资源为己所用；而中国只有在战时且俄国履行条约的情况下，方有资格享受某些利益。俄国达到了西伯利亚铁路支线穿过中国东北的目的，将侵略矛头名正言顺地伸展到中国东北；而清廷从中得到的不过是俄国一句空头承诺。
清政府本欲关上前门驱走豺狼，孰知后门洞开，引来了虎豹。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携手参战，俄国此时已完全抛开“盟友”的身份和责任，趁火打劫，瓜分中国，令清廷彻底绝望。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撒手人寰。俄国政府憾曰“此后中国再无助俄者”。
3年后，“日俄战争”爆发，清廷名曰“中立”，实则助日。随着战事的失利，俄国企图永久占据东北的美梦就此破灭，而清廷的“联俄制日”计划也早已化为幻影。
（《中国经营报》2014.5.31）
1896年10月3日，大清前北洋大佬、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欧游归来，曾任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闻讯立即亲赴津门，向李中堂求教外交局势。李氏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颇为自负地告诉黄：“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半月后，光绪召见李鸿章，据说“垂询甚殷”，超过二刻。既然蒙两宫如此“温谕慰勉”，李氏心气愈加高涨，在给老友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信中透露：“越日遂有译署之命，未敢固辞。今日交涉，视前倍难，补救无从，唯有同分谤议而已。”不难看出，除了慨叹任重道远，其弦外之音乃因甲午一战跌入仕宦低谷的李鸿章，似再受重用，强势回归。
让李氏心中满满的自得究系来自何处？
这全倚仗一份止住了他职场下滑运势的外交协定：《中俄密约》。
联俄制日，远东征服
中俄之所以会签订此密约，实为酝酿甚久、各怀心事之结果。
所谓“联俄制日”政策，滥觞于古代之“以夷制夷”思想。这本是春秋时代中原各国防御周边非华夏民族的一种策略，后为历朝君主所秉承，演化成对付国内少数民族之一贯手法，亦称作“以夷伐夷”或“以夷攻夷”。晚清以来，为应对各路西方列强之鲸吞蚕食，清政府将此策略常态化，即利用国际关系上各国间的矛盾，联合、利用或依附某国来对抗其他国家，谋取实现本国外交安全。
堪称黑色幽默的是，起初李鸿章曾将抵御西国的宝压在日本身上。李氏提出联日，“以东制西”，毕竟“日本距苏浙仅三日路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正鉴于此，1871年，李力排众议，与日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其中规定“若他国偶有不公或轻蔑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谁成想被清廷视为“同文同种”的友邦日本，居然玩的是外交讹诈之把戏。
到了1874年，日本悍然出兵台湾，李鸿章大呼上当，指出“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期间，李转而主张联俄制日。
而此时的俄国，也正悄然制定一项“远东征服”计划。1885年，俄国单方违背了英、俄之前诺言，进攻阿富汗北部边境，俄英矛盾由此激化。
最终俄方惨败，侵略计划顿挫。这一切皆促使俄把扩张目光再度投向远东。俄国欲征服远东，首先须做好防御，此乃立足之本。故解决远东防御问题遂成为这一计划的关键所在。
经过长期勘察与反复讨论，俄国官员认为，修筑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能解决这一难题，且最切实可行。此方案得到沙皇的大力支持。同年，沙皇发布了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命令：“要按最短的路程修建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
北极熊此时已虎视中国东北！
前门拒狼，后门引虎
对于俄国之野心，清廷中枢似浑然不觉。
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将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辽东半岛”问题，严重挑战到俄之“远东征服”计划，自然引来其强烈反响。早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俄国政府就已有所行动。维特认为，日本占领辽东，其意图“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假如日本占领南满，对我们将是威胁”，况且“假如我们现在让日本人进入满洲，为要保护我们的领土及西伯利亚铁道，就需要数十万军队，并大大增强我们的海军”。总之，倘若当下置之不理，今后对于俄国远东利益，肯定遗患无穷，决不能坐视日本在中国为所欲为。
维特还指出，如果俄国干涉辽东问题，阻止日本的侵占计划，“这样，我们就会成为中国的救星，中国就会尊重我们的效劳，从而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中俄的边界”。于是俄国联合法国、德国，于《马关条约》签订当天，便命令三国军舰在日本海面游弋。不久，三国正式向日本提出外交照会，“劝”日本放弃辽东。
眼瞅着三国军事警告步步逼来，已在甲午战争中耗尽国力、人力的日本，不得不对俄、法、德三国让步。在俄调停下，日本准许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
毋庸置疑，“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是由俄国策划与导演的一出“狼口夺食”的大戏，其用意是阻止日本人破坏它的“远东征服”计划，绝非向中国“献爱心”。
但在清廷看来，此举恰印证了李鸿章“联俄制日”的策略。在崇尚霸道与权谋的近代世界格局中，不管強国还是弱邦，若无几个像样的国际盟友，焉能立足？
俄国此番替中国出头，颇让四顾无援、苦苦寻求友军的清廷，大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盟友即在不远处之慨。故三国干涉还辽的成功，使“联俄制日”的思想最终定型。
谁人之手，铸此大错
李鸿章的联俄策略，从理论上而言，具有积极意义，但从现实操作层面考量，该策略是把双刃剑，倘运用不当，就会陷入自伤筋脉、“制夷不成反被夷制”的窘境。
俄国自然参透了清廷的心事，于是快马加鞭，促成两国结盟。1896年5月3日，中俄举行秘密会谈。
在谈判过程中，俄方代表维特将李鸿章套牢。他一方面以“中国的救星”自居，声称“我们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中国依靠我们才得以保持领土完整”，另一方面，他又恐吓道，如果中国不同意“借地筑路”，那么“俄从此焉能再助中国矣”？
这显然超出了之前清廷“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的预期。李鸿章自然不敢答应。
维特未使李鸿章折服，于是沙皇尼古拉亲自出马。他单独召见李鸿章，表示：“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土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华俄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请酌办。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此等承诺，确令李氏心动。为争取“联俄制日”，李鸿章遂决心接受俄议。
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俄国代表穆拉维约夫、维特分别在《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上签字。
该条约虽名为中俄两国“互相援助”，但实际两国权责并不对等。从长远看，如果中国真正履行条约，俄国在战时、平时都可以利用中国的土地、物资、港口等资源为己所用；而中国只有在战时且俄国履行条约的情况下，方有资格享受某些利益。俄国达到了西伯利亚铁路支线穿过中国东北的目的，将侵略矛头名正言顺地伸展到中国东北；而清廷从中得到的不过是俄国一句空头承诺。
清政府本欲关上前门驱走豺狼，孰知后门洞开，引来了虎豹。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携手参战，俄国此时已完全抛开“盟友”的身份和责任，趁火打劫，瓜分中国，令清廷彻底绝望。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撒手人寰。俄国政府憾曰“此后中国再无助俄者”。
3年后，“日俄战争”爆发，清廷名曰“中立”，实则助日。随着战事的失利，俄国企图永久占据东北的美梦就此破灭，而清廷的“联俄制日”计划也早已化为幻影。
（《中国经营报》2014.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