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作家、音乐家、漫画家于一身的编辑家——丰子恺
　　
　　我在写了几位开明书店的编辑之后，忽然想起了丰子恺先生，一位慈祥的长胡子老先生。在我的印象中，他应当是开明书店编辑队伍中的重要一员，但问了一些同事并翻阅许多资料，却见不到丰先生是开明书店编辑的证据。最近在丰一吟的一篇回忆录中，提到她父亲在一份简历中说他曾经在开明书店当过编辑，那是1929—1930年。原来这段时间正是开明书店创办《中学生》杂志的前后，大约丰先生受其老师夏丐尊相约，去为《中学生》设计封面、插图和撰写稿件。这可能是丰先生一生中真正坐在编辑室里办公唯一的一段时间，此后便忙他紧张的教学和写作去了。
　　其實，从不少资料中发现，丰先生的一生何止这点时间为开明书店工作，在解放前的几十年中，他花在和开明书店编辑部、经理室打交道、写稿子的时间，恐怕是无法计算的，只从下列几件事实即可见一斑。
　　1、开明书店1926年初创时，他带动立达学园的教师，一起支持章锡琛创业，开明书店的店徽——翻开一本书即见到太阳，便是丰先生精心设计的。
　　2、《中学生》创刊后，他参加了编刊工作，除担任艺术编辑外，还承担了撰稿任务，创刊号中就刊登了他四篇美术讲话和两篇补白。
　　3、1933年开明书店曾开办过函授学校，为失学青年补习功课。丰子恺担任函授学校的图画、音乐讲师，负责编写讲义，还要批改学生作业，答复学生质询等事。
　　4、开明书店出版教科书时，他为叶圣陶编的《开明国语课本》和林语堂编的《开明英文读本》，绘制了脍炙人口的漫画插图和封面，使这些高质量的课本锦上添花。
　　5、开明书店资金发生困难时，又是丰子恺拉了刚从台湾返回大陆、路过上海的钱歌川投资五百大洋。他自己也以稿费入股，并动员妻子徐力民以私房钱凑足一股支持开明书店，被同人们传为佳话。
　　6、抗战初期，开明书店大本营遭到日军炮击，损失惨重，一部分同人迁往内地，在桂林设立了总办事处。丰先生也因家乡失守，拖男带女来到内地。在桂林时，他参与了胡愈之、傅彬然为恢复《中学生》出版问题的讨论。当胡愈之说起已停刊一年多的《中学生》应当考虑及早复刊时，丰子恺第一个表态赞成。他引用古人的例子说：“《中学生》现在如果不复刊，后面恐怕没有机会了。要是到了太平之时复刊，好比昔日曾子居了高位，还有人讥讽他，敌人来了就走，敌人退了又回来当官。何况《中学生》一本杂志，怎能在患难之中逃之天天，等到乱平之时再来做生意呢?”这席话深深地触动了大家，于是一致同意最近就复刊。他也被选为复刊后《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的八名编委之一，再一次为开明书店出力。
　　以上这些例子，足以说明丰子恺时时刻刻关心着开明书店这个进步文化团体的命运，以自己能为它尽力而感到欣慰。
　　丰子恺多才多艺，一生勤于笔耕，著作等身，光是1926—1949年的20多年中，就出版了125种文艺作品，其中交由开明书店出版的竟有47种之多，占到总数的1／3以上，可见他和开明书店的亲密关系。
　　下面引用一段有趣的小故事，作为结束语——
　　“丰子恺有一支橘红色的派克金笔，他用这支笔为开明及其他出版社写了许多稿子，出版了不少书。丰子恺1933年在家乡石门湾建造新居缘缘堂后，曾风趣地说：‘缘缘堂就是从这支派克金笔里一点一点流出来的!’这支派克金笔就是开明赠送给他的，他十分珍爱，一直使用着。现在这支笔陈列在石门湾缘缘堂故居里。”(摘自《出版史料》2008年第4期，叶瑜荪《丰子恺与开明书店》一文)
　　
　　专业书籍装帧设计第一人——钱君匋
　　
　　提起钱君匋，大家都知道他是早期开明书店的封面设计家。其实，他和“开明”结缘，却是因为歌曲。当年章锡琛创办的《新女性》杂志，是一个反对封建思想，提倡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主的新潮刊物，钱君匋和他的朋友们都喜欢写抒情歌曲，试着把这些歌曲完全画成与西洋出版的五线谱一样，寄到《新女性》杂志，竟被章锡琛赏识，后来几乎每期发表一首，连续刊登了三年。就这样，钱君匋和章锡琛混熟了，他的另一才华——书籍装帧设计也跟着显露出来，章锡琛成了伯乐，把钱君匐聘到开明书店，既当编辑，又兼书籍封面设计。
　　在当时，各出版单位出版的图书，往往临时请一位美术家画个封面；有些作者(鲁迅、茅盾、郭沫若)干脆在白纸上自题书名，印出来就是封面。出版社没有专职设计封面的人，钱君匋成了我国出版界专业设计封面的第一人。
　　钱君匋进开明书店的时候，正是草创时期，店中除了章锡琛和他以外，只有编辑主任赵景深，出版印刷负责人索非和校对王蔼史等少数几人。当时开明书店只出版一些妇女问题研究会丛书，大约二三十种，还有文学研究会会员投来的一些文学作品，数量有限，出版方向也不明确。章锡琛发现教科书发行潜力很大，而且成本低，利润高，当时凡是印教科书的同行，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店等几家无不成了有实力的大书局；加上他的朋友中又有许多是立达学园的教师，可以为他编写教材，便决定停办《新女性》，改出《中学生》杂志，并聘请立达学园的夏丐尊任主编，以《中学生》带动出版课外读物和教材。这样一来，开明书店的出版方针也就很明确了。钱君匋所负责的音乐美术图书，便成为教材和课外补充读物的一个方面。那时正好丰子恺交来《音乐入门》一稿，钱君匋立即把它作为重点书列入音乐教材，结果出版后大受欢迎，连续重印多次，成了当时音乐教材的佼佼者。丰子恺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者，音乐、绘画、散文样样精通，且是个多产作家，他把自己创作和翻译的音乐美术作品统统交给开明书店出版，其中有《音乐知识十八讲》《孩子们的音乐》《中外名歌五十曲》《近世十大音乐家》《开明音乐教本》《西洋美术史》《西洋画派十二讲》《开明图画讲义》等等。钱君匋不但担任丰子恺和其他作者书稿的责任编辑，自己也利用业余时间编写和翻译了一批教材和课外读物，如《西洋美术史讲话》《中国民歌选》《口琴名曲选》《摘花》(歌曲)等，这些教材和课外读物大概有40多种，大大丰富了开明书店艺术类图书的出版资源，填补了艺术教材的空白。
　　更为重要的是，钱君匋在开明书店工作的后几年，正是开明书店的鼎盛时期，大量的包括各个门类的图书和杂志，都由他负责装帧设计。由于他的认真负责、务实创新精神，使得他的每个作品，都富有新意，为人们所赏识。许多知名作家，像鲁迅、郭沫若、茅盾都十分关注，纷纷来求他为自己的作品设计封面。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他先后共设计封面1000多幅。可惜由于战祸和动乱，他精心收藏的这1000多幅图样，最后只剩下三四百幅。他回忆说：“我在‘开明’的七年时间里，熟悉了编辑业务，实际工作锻炼了我，培 育了我，使我成长为一员还算合格的编辑出版工作者。”(《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后来，他曾自豪地说：“除了为开明所出版的书设计外，凡当时著名的作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陈望道、郑振铎、赵景深、丁玲、胡也频、戴望舒等人，当他们的著作出版时，其封面设计无不来找我挥毫的……所以有人还谑称我为书面设计的‘托辣斯’了。”
　　钱君匋之所以有这番成就，虽然在客观上是章锡琛给了他机遇，使他有时间专攻这门艺术；但另一方面，自己主观上的刻苦努力却是最重要的。他的学历并不高，18岁在上海私立艺术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两年教师，便进了开明书店。从事音乐美术编辑兼专业设计图书杂志封面工作。由于他对专业的热爱，工作上不断钻研，还特别重视西方艺术和我国民族艺术的结合，使他创作的封面具有设计朴雅、庄重，独树异彩，也使他成为中国新文艺书籍装帧艺术的开拓者之一。装帧设计家邓中和曾评价钱君匋的最大贡献在于“实现了对‘西式封面’的中国风格的探索”，“是我国近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先驱”。
　　钱君匋一生仰慕我国近代的书画大师吴昌硕老先生，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般说书家无其画，画家无其书，诗人无其印，印人无其诗，四者得一，非大智慧毕生勤于耕耘者办不到。昌硕老能兼而有之，可以看出是第几等的恒星，也可以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历经艰辛仍具有永不衰竭的伟大创造力。”可见钱君匋一生刻意追求，成为当代集书法、绘画、篆刻、音乐、装帧设计于一身的艺术大师，是有他远大的目标和深厚的爱国思想基础的。
　　
　　“书生兼事业家”的卢芷芬
　　
　　卢芷芬是开明书店20世纪30年代的一名年轻编辑。他和周振甫是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同学，二人先后进入开明书店，曾一起帮助宋云彬校对《辞通》(朱起凤编纂)，又一起为这部大型工具书编写索引，于1934年出版；接着，卢芷芬又协助王伯祥先生编纂《二十五史》和《二十五史补编》，这两部巨著，工程浩大，王先生要求非常严格，卢芷芬在工作中学到了许多学问，并出色完成任务。后来《二十五史补编》被学术界认定为权威之作，为开明书店在同行中提升了学术地位。在出版《二十五史》和《二十五史补编》过程中，卢芷芬再次和周振甫合作，编印出版了一部《二十五史人名索引》，为这部巨著锦上添花。
　　卢芷芬是王伯祥的女婿，他在岳父的指导下，编辑业务上进步很快，通过实践，积累经验，使他在辞书编校工作上成绩卓著。开明书店这时正要出版一部《太平御览》，这又是一部重要典籍，编辑部已决定交卢芷芬进行校勘。但刚一上手，“八一三”战争就爆发了，这项工程不得不下马。
　　“八一三”战争的爆发，给开明书店以毁灭性的打击。它设在虹口梧州路的大本营，包括经理室、编译所、货栈、印刷厂，全部被日军炮弹击毁，所有图版纸型、藏书资料，大量库存图书、纸张、印刷器械，以及正待印刷的《二十五史》的全部锌版，统统被焚，损失十分惨重，竟达开明书店全部资产的80％以上。事后开明书店同人总结教训，认为主要是上层领导对战争形势作了错误估计，以为南京政府不会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所以事先毫无应急措施；直到8月10日，章锡琛(老板)急匆匆从南京开会回来，紧急传达了政府通告，说是战争不可避免，这才慌了手脚，但又苦于没有运输工具，交通方面也缺少门路，只好眼睁睁看着大量财产被大火吞没。
　　遭此浩劫以后，章老板对大家说：“烧就烧了吧，以后还可重来!”经过讨论，总店决定，一方面紧缩开支，遣散一部分职工，留下少量编辑人员，在租界继续编辑出版图书；一方面派出大部分同人转移到内地，去寻找出路。留沪的人员中有夏丐尊、王伯祥、顾均正、徐调孚、周振甫等人，也只发一点生活费。叶圣陶携眷去内地，后到重庆，担任武汉大学教授去了。其余员工，由协理范洗人带队，分头到内地去创定，先后在桂林、成都、衡阳、赣州、昆明、金华等地成立了几个办事处，加上各地原有的分店，网点增加了不少。章锡琛原已和大伙一起去到内地，中途却因事被上海急电请回，只好和夏先生等一起留守上海。卢芷芬先去老家安顿家属，返沪后他通过调查研究，向总店提出了一个建议，说今后上海留守处要把图书纸型发往各地，交通上必将出现阻塞。他已打听过，如果沿海道途经香港、海防再转滇越铁路迂回沟通沪渝两地，乃是一条安全通道，如能开通，将对上海运货到内地十分有利。总店领导经过周密考虑，采纳了卢芷芬的意见，并派他前去昆明进行落实。卢芷芬从此放弃了编辑工作，愉快地接受新任务，与其妻王汉华一起去了昆明。他以原来的昆明分店为据点，千方百计接通各方面的关系，终于实现了预定计划。从此，上海出版的新书或型版，便可源源不绝地通过转运站到达内地各分销点，把开明书店业务搞活了。卢芷芬坚守昆明阵地，一方面他要组织分店同人做饼包转运工作，因为从沪到港的邮包，按港方规定不得超过4磅，而到达昆明之后，根据内地规定可放大到5公斤，能节约不少运费，因此必须重新打包；另一方面还要开展出版发行业务，与各方面打交道。那时人力有限，卢芷芬对出版业务又不很熟悉，只好边学边干，四处奔波，日夜操劳。一次去贵阳出差，在押运图书回昆路上，不幸出了车祸，把胳膊摔断，他便带伤坚持工作。当年昆明生活十分不安定，经常要逃警报、躲抓壮丁，国民党兵痞流氓还到处骚扰。卢芷芬在昆明坚持工作六年，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见。有一天，作家巴金忽然从重庆逃难到昆明，无处栖身，卢芷芬为他在开明书店库房里腾出一问小房，放下一张床铺和书桌，便成了他安身的小天地。库房在花园里面，空气很好，巴金就在这问起名为“玻璃房子”的小屋里写下了小说《火》的第一部，由开明书店于1941年出版。在这期间，二人饱受逃避警报之苦，常被炸弹吓得丧魂落魄。战后巴金常对人开玩笑说，那时候我和卢芷芬都成了“身经百炸”之人了!
　　战时西南联大设在昆明，联大的一批教授，许多都是开明书店的作者，像顾颉刚、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唐兰、沈从文、刘薰宇、华罗庚、罗常培等，他们课余或者假日常到开明书店来小坐，卢芷芬夫妇和开明书店同人都把他们当成自己人，对他们非常热情，有时教授因家庭生活上发生一些困难，要变卖一些衣物，在书店门口摆个地摊，开明书店的人便为他们搬出桌椅帮着吆喝。有一次，作家沈从文进城办事，家在郊区，回去路费不足，卢芷芬就叫妻子王漢华接济他一点钱。那时西南联大编的一份《国文月刊》杂志，在桂林开明书店总办事处出版，一切稿件往返事务联系，包括发放稿费，都在昆明经卢芷芬之手，因此他和这些教授们关系特别密切。著名教授陈望道十分赞赏卢芷芬的为人和才能，誉他为“书生兼事业家”。
　　抗战胜利后，卢芷芬和章士奉 命到重庆帮助叶圣陶全家和开明书店总办事处同人及家属50余人，雇船迁回上海，卢、章二人都是年富力强、办事干练的能人，但那时战争刚结束不久，交通实在太乱，一支50多人的庞大队伍，其中还有不少老弱妇女，于1945年12月下旬从重庆分乘两只木船，到宜昌后又到处求人，转乘拖轮，经过千辛万苦，总算于1946年2月回到上海，路上足足走了一个半月。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安居乐业了，但国民党反动派却挑起内战，加上物价飞涨，币制贬值，老百姓又一次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开明书店为了生存，便重整旗鼓，调整机构和网点，派出骨干去到几个城市开设分店，并把战时设在一些中小城市的办事处全部撤销。卢芷芬因在抗战期间工作突出，被晋升为总店襄理，与其岳父王伯祥(襄理)、章锡珊(协理)等一起协助总经理范洗人主持总店业务。卢芷芬经常陪同章锡琛到各地分店巡视业务，为教科书在市场上的竞争到处奔波；后来又独自去到杭州、南昌、广州等地出差，考察在香港购纸印刷教科书的可能性问题。
　　1948年问，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卢芷芬预见新中国成立在即，便再次向总店提出一个大胆建议，将一部分图书纸型运到北平，再设法找关系转入解放区，以备急用。这个建议当时虽为少数人反对，但最后还是通过了。卢芷芬便又受命去执行这个计划。1949年1月，卢芷芬陪同叶圣陶、傅彬然乘轮船到达香港，辗转来到北平，叶傅二人去参加人民政协会议，卢芷芬便多次奔波于平津之间，执行他的新任务。
　　不久，平津解放，学校急需教科书，卢芷芬的建议得到应证，他把运来的纸型在北平赶印出一批中小学教科书，同时还印制了一批茅盾的《苏联见闻录》和胡绳的《二千年问》，为解放区人民及时提供了精神食粮。
　　
　　以当编辑为荣的叶至善
　　
　　解放前，在开明书店的编辑中，叶至善是最年轻的一位。1945年8月在成都开明书店参加工作。当时父亲叶圣陶担任编辑部主任，又是《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社长，工作很忙。这年4月，叶圣陶接受同事們的建议，想把停刊了一段时间的《新少年》恢复出版。但《新少年》的刊名已被别的书店用了，便改用《开明少年》作为新的刊名。这时叶至善正在成都一家中学教书，课余时间经常帮助父亲筹编《开明少年》创刊号，从策划选题、酝酿栏目到设计题花，他都出了很多主意，做了很多实事。《开明少年》7月份创刊后，因其内容丰富，文字生动，知识面广，十分适合初中学生阅读，学校和家长对它评价很高。开明书店的老板便把这份刊物交给叶至善去办，叶圣陶最后审定出版。于是，叶至善辞去中学教师工作，进开明书店专职编起《开明少年》来。
　　叶至善虽是学农业技艺的，但他兴趣很广，知识全面，文理科都爱好，还善于动手动脑，据说上小学时还敢把家里的闹钟拆下来研究，父亲不但不责备他，反而鼓励他。叶圣陶开始并不希望子女干他这一行，想让他们当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但叶至善却最终还是和文字结了一辈子的缘。
　　在叶圣陶言传身教影响下，叶至善处处以父亲为榜样，无论编辑思想、编辑态度、编辑作风，都与叶老一脉相承，甚至在待人接物、生活态度、热心帮助青年作家方面，也都十分相似，这方面都有许多生动的例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叶至善自从1945年负责《开明少年》的编辑工作以后，工作劲头更大，责任心更强了。他和父亲一样，把出版当成教育事业来办。在当年战争环境下，编辑出版一份新杂志谈何容易。有时稿子齐了，排版的厂子还无着落；厂子有了，纸张却又质量太低，不得不重找好纸再印。从创刊到年底，共出了六期，居然不曾脱期。1946年抗战胜利后，开明书店重庆编译所迁回上海，《中学生战时半月刊》暂停出版，《开明少年》跟着迁回上海。在从重庆迁回上海的途中，几艘旧船停停开开、开开停停，竞走了两个半月，杂志不得不停刊了几期。之后，《开明少年》接着出刊，一直到1952年，开明书店和青年出版社酝酿合并成立新机构为止。7年中，叶至善编的《开明少年》共出了65期，竟一期也不曾耽误。这中间，叶至善还兼职主编过一套“我们的书”小丛书。这套小丛书原计划要出200种，每种字数不多，类似小百科，以高小程度的工农兵为对象。这套丛书可把叶至善累苦了，因为稿源缺乏，老作者不肯写，新作者又写不好，最后不得不动员店内编辑各人写一本，结果出了二十多本。幸亏准备成立的新机构要统一安排选题计划，这才救了叶至善的“驾”。不久，《中学生》在北京复刊，新机构任命叶至善为主编，《开明少年》停办了。叶至善愉快地接受了新任务，但希望领导给自己派个党员干部参加刊物领导，出版社便派了一名党员编辑又是儿童作家的刘重当副主编，叶至善听说后高兴得像个小孩子，逢人便说，我们《中学生》有“政委”了!从此工作更加积极。不久，出版社领导向团中央推荐，叶至善当了全国青联委员，这是他第一次担任社会工作。青联委员不但要年轻，还要活泼，叶至善兴趣广泛，能唱能写，还会唱昆曲；青联委员要密切联系群众，叶至善主编《中学生》杂志，每天和青年学生打交道，大家都说叶至善当这个委员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1956年，团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任命叶至善为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学生》跟着中少社出版。1958年，团中央另派一位新社长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过了一阵，叶至善当了副社长。他一向淡泊名利，从不计较职位高低，照常积极工作。随着叶至善工作的变动，《中学生》杂志也改由中国少年出版社出版了。后来，他分工负责创办了《我们爱科学》，把这份刊物办成了第一流的少儿科普期刊，至今发行量高达80万份，并获中国优秀少儿报刊金奖。他还兼管文学编辑室的工作，那时正逢干部下放劳动，文学编辑室只留了一位老编辑，工作忙不过来，叶至善便亲自初审来稿。一次一位新作家写了一部童话故事，叫《小布头奇遇记》，老编辑觉得内容不错，就把稿子交给了老叶，老叶把它带回家里，叫女儿小沫去看，谁知小沫一上手，就放不下了，连饭都顾不上吃，叶至善心里有了底，便决定出版，自己亲自找作者联系，并花了很大工夫加工整理，还请《中国少年报》的漫画家沈培为这本童话绘制插图，设计封面。这时沈培刚结婚，顾不上度蜜月，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连设计带画插图，还和老叶往返磋商修改，终于完成。因为插图和封面画得质量相当高，画家又放弃了婚假，叶至善有点过意不去，再三向沈培道谢。后来这本书很快畅销，获得了文艺界好评。
　　叶至善一生编了大量少儿读物，他的案头经常稿子成垛，自己又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好几部儿童读物和科普读物，并在晚年重新修订他父亲的25卷全集，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编成两本集子出版。他虽担任过许多社会职务，什么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等，但他和父亲叶圣陶一样，只说自己是一名编辑，始终以当编辑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