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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分析导致不同区域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差异的驱动因素组合， 探究区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驱动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的条件组态路径， 揭示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理。 组态分析结果构成了三条驱动路径， 分别是成熟型发展驱动路径、成长型发展驱动路径和初始型发展驱动路径， 不同的区域可以分别适用不同的条件组态路径。 该研究结论可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理论与实际参考。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条件组态;驱动路径;fsQCA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1）22-0101-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明显。 同时在这个经济转型期， 企业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主要表现在经济价值创造和社会价值创造的冲突性方面[1] 。 当企业的经济效益下滑时， 若企业缺乏使命感和社會责任感， 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一系列社会责任缺失行为。 近年来， 媒体以及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CSR）表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认为企业不能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同时也要向社会公开生产以及其他业务活动。 在各方利益驱动下， 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实际上， 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呼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推动企业可持续地参与公共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2] 。 在当前背景下， 进一步理顺政府、企业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完善的一个重要战略。 我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文化、观念、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环境， 各个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也存在明显的差距。 在该形势下， 不同区域该如何配置自身资源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 对该问题的研究可为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提供借鉴。
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社会责任的概念[3] 、评价指标[4] 等类似理论性研究， 以及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单一关系研究[5] 等， 很少探究驱动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的多种条件组态路径。 然而， 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系列复杂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需要从整体角度去探寻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驱动因素以及组态路径。 定性比较分析法能够基于小样本， 处理复杂因素之间的组合关系， 因此基于整体论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比较适用于对该问题的研究。
本文基于组态视角， 围绕如何提升我国不同区域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这一问题， 以我国31个省份为单位进行区域划分， 参照中国统计学会和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有关区域发展和民生指数评价指标， 选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这三个维度共七个指标作为条件变量， 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刻画导致不同区域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路径组合， 揭示区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理， 为我国各省份提升本区域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供理论参考。
二、理论研究
（一）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
企业内生于其所处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 企业行为深受这些宏观环境的影响。 我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的企业由于受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规范以及文化背景的影响， 其社会责任表现与治理能力也不尽相同[6] 。 有研究以国内不同区域为对象， 发现东部地区企业在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方面整体高于其他区域[7] ， 其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地区， 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也有学者基于内涵理解、驱动机制、偏好动机和行为态度等维度对中法两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差异进行研究[8] ， 发现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 导致两国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差异。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新兴市场， 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企业作为宏观市场中的微观主体， 其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提升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企业作为社会主体， 承担着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不仅受到企业内部价值观的影响， 也受到国家和该区域所传递文化的影响， 文化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 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离不开所隶属区域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二）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驱动因素
参考相关研究， 对区域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驱动因素进行归纳， 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维度：
1. 区域经济发展维度。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企业履责的激发因素，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 政府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都相对较强， 相应的履责能力也比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区域要强[9] 。 同时，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也相对较强[10] 。 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导致区域间竞争愈加激烈， 资源和要素逐渐转向竞争力强的地区， 促进了这些区域的快速发展; 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又给该区域的企业带来更多可支配的资源， 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 相反，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并且企业也因追求短期经济目标而做出“短视”行为， 造成这些地区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更加低下。
2. 区域社会发展维度。 在众多社会发展要素中， 科技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息息相关。 近几年我国企业因技术创新引发的负面事件激起了民众的不满， 因此技术创新应该与社会责任相统一[11] 。 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投入出现突飞猛进式增长， 企业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 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 在提升企业价值的同时， 也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12] 。 此外，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会改变之前粗放式的生产方式， 避免出现因追求短期目标而发生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缺失问题。 此外， 企业行为归根到底是人的行为， 而文化氛围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 对人的意识活动以及企业的经济活动都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13] 。 依据社会规范理论， 每个成员都应该遵循该领域内的规章制度， 否则就会被这个隶属群所淘汰[14] 。 文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企业的失责行为， 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因此， 文化水平也是社会发展水平中能够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一个衡量指标， 文化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企业的失责行为， 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3. 区域生态发展维度。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较严重的破坏。 企业既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和治理环境。 环境质量会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及人民的身心健康[15] ， 因此在一个区域内的不同主体共同承担对环境的一切责任。 三重底线理论提出， 企业要想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履行环境责任是前提， 不能单纯地仅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16] 。 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会回馈企业以良好的发展条件， 推动企业乃至社会的良性发展。
基于此，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 并参照中国统计学会和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有关区域发展和民生指数评价指标， 选取人均GDP、城镇化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这三个指标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选取科技投入、文化投入指标衡量社会发展水平; 选取资源消耗、环境治理指标衡量生态发展水平。 分析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生态发展对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共同驱动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QCA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 由Charles C. Ragin[17] 提出。 该方法强调通过中小样本分析找出复杂因果关系， 并运用组态逻辑分析复杂因果关系组合对结果变量的影响。 QCA拓展了因果关系的分析框架： 其一方面认为多个原因构成组合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认为一个给定的原因组合可能并不是产生某个特定结果的唯一路径， 其他组合可能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18] 。
本文选用QCA的原因如下： 首先， 该方法基于小样本进行分析， 对样本的数量要求比较低。 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作为样本， 符合QCA对样本的要求。 其次， 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系列复杂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需要从区域整体角度去探寻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驱动因素以及组态路径， 因此基于整体论的QCA较适合本文的研究目的。 最后， 由于本文所选为连续型数据， 故选用fsQCA将“质性”与“量化”相结合， 对连续型数据进行校准处理。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31个省份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其中衡量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的原始数据来源于2018年编制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的统计年鉴， 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数据来自国内首家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专业测评产品——和讯网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的各省份社会责任得分。
（三）变量设计
1. 结果变量。 本文基于集合视角， 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驱动因素， 因此选取国内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分作为结果变量， 以我国31个省份为单位， 得到的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 东部地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得分均值高于中部和西部， 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得分均值处于最低水平， 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治理能力存在区域差异。
2. 条件变量。 有研究通过对“金砖四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进行对比分析， 发现历史文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差异[19] 。 也有研究从国内视角出发， 发现东部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高于中部和西部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7] 。 的确， 我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受到不同的政策、市场秩序、风土人情、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也存在差异。 本文结合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 参照中国统计学会和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有关区域发展和民生指数评价指标， 最终选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这三个维度共七个指标作为条件变量， 具体见表2。
（1）经济发展维度。 在我国，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可能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导致地方政府官员既有可能在任职期内督促当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也有可能与当地企业进行利益勾结， 忽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20] 。 我国地方政府的主要考核指标是GDP， 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 发展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 政府更加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 因此对社会责任表现比较看重。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工业化及城镇化率较低， 粗放型发展方式导致该区域经济恶性循环， 政府的重心放在提升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上， 因此对企业的履责行为不够重视。 本文选取人均GDP、城镇化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2）社会发展维度。 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关联。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创新环境良好、创新资源充足， 能够推动当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21] 。 多数研究表明， 创新投入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相互推动的作用。 同时，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不仅受到企业内部文化的影响， 还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 当地政府的法规政策、發展理念、对文化建筑及文化产品的投入等， 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企业的履责行为。 本文选取科技投入和文化投入来衡量区域社会发展水平。
（3）生态发展维度。 气候变暖是当今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 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都被重视的背景下， 企业一方面要面临区域内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另一方面还要在有限的资源配置中取得目标利益。 有研究得出，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区域碳排放量相关， 企业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会推动其长期可持续发展[22] 。 本文选取资源消耗和环境治理指标衡量区域生态发展水平。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运用软件fsQCA 3.0对全国31个省份的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 结果如表3所示。 其中， 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变量的最大值是5.56， 最小值是1.92， 表明我国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差异较大， 反映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区域不平衡态势。 其余条件变量的离散程度较大， 表现为不同区域要素投入差异较大， 需要提出有针对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路径。 4. 数据校准与转换。 由于fsQCA分析的是集合关系， 而不是变量关系， 因此需要将样本数据由变量维度转换为集合维度。 本文参考彭永涛、侯彦超[23] 的校准方法， 选取样本数据的上四分位数、中位数、下四分位数作为校准的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点， 结果如表4所示。 最后， 运用三个锚点对一个结果变量和七个条件变量进行校准。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必要性分析
首先用校准后的数据对单变量进行一致性分析， 检验单个变量是否达成构成结果的必要条件。 在作为运算结论的条件构型中， 单个变量成为构成结果的必要条件的标准是一致性达到0.8以上[24] 。 本文对单一变量的正向和负向做了一致性分析， 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见， 所有单一变量都没有达到0.8的一致性阈值， 表明单个变量不能构成结果变量即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必要条件， 也就不能成为结果变量的充要条件。 因此， 有必要从整体角度分析多个条件变量组合对结果变量的影响。
（二）组态分析
本文通过运行fsQCA 3.0软件， 参考Fiss[25] 以及杜运周等[18] 的经验， 将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案例阈值设置为1， 运用标准化计算， 得出了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 由于中间解包括了实际观察到的条件组态[18] ， 以及基于理论和实践得到的逻辑余项[26] ， 因此本文选取中间解进行布尔代数运算， 得到的结果见表6。
通过对我国31个省份的样本数据进行fsQCA组态分析发现， 总体一致性达到0.86， 超过了标准的一致性要求0.8; 总体覆盖度为0.51， 表明这4种组态解释了超过一半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的原因。
下面对4个组态进行归纳分析， 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发现， 区域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驱动因素与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水平息息相关。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 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早就以政府合作为主体， 采用区域一体化战略提升区域竞争力[28] 。 但由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 以及地理位置等各方面因素的差异导致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企业内生于区域环境， 其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均存在地区差异， 尤其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起到关键的作用。 《2019中国企业社会责任500优评价报告》指出，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现比较强的正相关性， 在入围企业中， 来自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北京的企业占据了较大比重[29] 。 在东部沿海地区， 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 企业的经济、法律、伦理、慈善责任意识和能力也更强; 在中部与西部地区， 城镇化率并不高， 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条件不完善， 一心想要提升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责任的履行。
因此， 根據经济发展维度中核心变量的分布， 大致可以将4个组态分为三个类型的路径： 表6中的组态3归为成熟型发展驱动路径; 组态2和4的核心变量分布类似， 依据边缘变量将其共同归为成长型发展驱动路径; 剩余的组态1归为初始型发展驱动路径。 组态路径如图1所示。
路径1： 成熟型发展驱动。 GDP*UBR*LAB* R&D*CUL* ～ RES*ENV构成区域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的充分条件。 其中， 人均GDP、城镇化率、创新投入属于核心条件，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文化投入、环境治理属于边缘条件。 该路径所代表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社会发展所需的条件成熟。 在我国符合该路径的有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 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较成熟， 区域内上市公司的经济状况良好。 例如， 知名企业阿里巴巴位于长三角地区的杭州， 近年来数字经济驱动本区域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9年杭州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全国前九。 外部良好的发展环境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增强， 认识到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 因此， 阿里巴巴一直致力于社会责任的履行， 带动全民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和履行社会责任。 由此说明， 位于企业社会责任维度金字塔顶端的经济责任， 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影响巨大。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 区域整体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也就相应越强。
路径2： 成长型发展驱动。 在该路径中共有两个组合， 即： ～ GDP*UBR* ～ LAB* ～ R&D* ～ CUL* ～ RES*ENV和 ～GDP*UBR* ～ LAB* ～ R&D*
CUL* ～ RES*ENV。 其中， 城镇化发展在两个组合中都属于核心条件， 文化投入、环境治理分别是两个组合的边缘条件。 该路径所代表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算太高， 还处于城镇化发展阶段， 如我国中部与西部地区的城市大多处于这种情形。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之间城镇化发展完全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统计数据显示， 2005 ～ 2019年我国东部的城镇化率一直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中部与西部依次落后于平均水平。 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处于城镇化的分散阶段， 而中西部还处于城镇化的集中阶段[27] 。 在该阶段， “市民化”问题是关注的重点， 因此该路径中有文化投入作为辅助条件， 形成良好的履责氛围， 加强企业内部及市民的社会责任意识， 同时注重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治理， 驱动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
路径3： 初始型发展驱动。 ～ GDP* ～ UBR* R&D*CUL* ～ RES*ENV构成区域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的充分条件。 其中， 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指标是缺失的， 创新投入是核心条件， 文化投入与环境治理是边缘条件。 这表明该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 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缺乏经济条件的驱动。 符合该路径的有内蒙、西藏、宁夏、青海、甘肃等西部地区。 在我国西部经济落后区域， 企业为了生存往往通过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来提高竞争力。 像西藏、宁夏等这些历史文化悠久的区域， 可通过创新经济发展方式， 如发展旅游业等来提升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创新不仅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还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因此， 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 企业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 积极履行对经济、环境、法制的社会责任， 带动本区域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 五、结论、启示及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组态视角， 围绕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的问题， 选取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为样本， 基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这三个维度展开fsQCA分析。 其中， 用人均GDP、城镇化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用科技投入、文化投入衡量社会发展水平， 用资源消耗、环境治理衡量生态发展水平。 经过对31个省份样本数据的fsQCA分析， 发现了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的4个组态， 归纳为3种类型的驱动路径， 分别是成熟型发展驱动路径、成长型发展驱动路径以及初始型发展驱动路径。 在成熟型发展驱动路径中，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较高， 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 其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也越高; 在成长型发展驱动路径中， 区域处于城镇化的发展阶段， 依靠城镇化率的提升来促进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提升; 初始型发展驱动路径对应于我国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整体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依靠区域内企业创新发展相对较好的企业来驱动， 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其中资源消耗在每条路径中都缺失， 表明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对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没有驱动作用， 各区域应该合理配置资源。
（二）管理启示
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fsQCA分析， 识别出来的3条驱动路径能够为宏观的区域和微观的企业提升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供参考。
1. 加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促进社会责任价值转化。 企业是宏观经济的微观主体， 其健康持续发展有赖于区域的协调发展。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得， 区域经济发展能够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 因此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企业和区域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作为宏观经济的调控者， 政府应该因地制宜地合理配置资源， 加强企业的经济、文化、生态责任意识。 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等协调发展， 在保障民生水平的前提下， 加大企业的社会责任投入， 提升区域整体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
2. 激发社会发展潜力， 鼓励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社会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文化发展的推动， 同时社会发展也会驱动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 各地政府应该综合考虑区域社会发展状况， 适当调整科技创新投入、文化投入、教育投入等， 集聚地方的社会发展能力。 此外， 还要给予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文化产业以一定的税收优惠， 鼓励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3. 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为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治理能力营造良好的环境。 生态系统能够持续地创造和提供资源， 一切个体或组织的发展都离不开生态环境的平衡。 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驱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同时， 企业承担环境责任也能够维护生态平衡。 各地政府应该结合当地环境状况适当调整环境治理支出， 对节约型企业应给予一定的政策或税收支持。 企业也应该积极响应当地的生态理念， 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三）研究展望
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驱动因素进行了fsQCA分析， 但是只考虑了区域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因素对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影响， 而不同行业也存在不同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驱动因素。 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分析不同行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驱动因素， 以及在不同区域背景下分行业讨论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驱动因素。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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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明显。 同时在这个经济转型期， 企业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主要表现在经济价值创造和社会价值创造的冲突性方面[1] 。 当企业的经济效益下滑时， 若企业缺乏使命感和社會责任感， 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一系列社会责任缺失行为。 近年来， 媒体以及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CSR）表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认为企业不能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同时也要向社会公开生产以及其他业务活动。 在各方利益驱动下， 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实际上， 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呼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推动企业可持续地参与公共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2] 。 在当前背景下， 进一步理顺政府、企业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完善的一个重要战略。 我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文化、观念、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环境， 各个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也存在明显的差距。 在该形势下， 不同区域该如何配置自身资源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 对该问题的研究可为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提供借鉴。
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社会责任的概念[3] 、评价指标[4] 等类似理论性研究， 以及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单一关系研究[5] 等， 很少探究驱动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的多种条件组态路径。 然而， 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系列复杂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需要从整体角度去探寻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驱动因素以及组态路径。 定性比较分析法能够基于小样本， 处理复杂因素之间的组合关系， 因此基于整体论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比较适用于对该问题的研究。
本文基于组态视角， 围绕如何提升我国不同区域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这一问题， 以我国31个省份为单位进行区域划分， 参照中国统计学会和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有关区域发展和民生指数评价指标， 选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这三个维度共七个指标作为条件变量， 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刻画导致不同区域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路径组合， 揭示区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的内在机理， 为我国各省份提升本区域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供理论参考。
二、理论研究
（一）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
企业内生于其所处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 企业行为深受这些宏观环境的影响。 我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的企业由于受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规范以及文化背景的影响， 其社会责任表现与治理能力也不尽相同[6] 。 有研究以国内不同区域为对象， 发现东部地区企业在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方面整体高于其他区域[7] ， 其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地区， 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也有学者基于内涵理解、驱动机制、偏好动机和行为态度等维度对中法两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差异进行研究[8] ， 发现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 导致两国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差异。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新兴市场， 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企业作为宏观市场中的微观主体， 其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提升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企业作为社会主体， 承担着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不仅受到企业内部价值观的影响， 也受到国家和该区域所传递文化的影响， 文化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 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离不开所隶属区域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二）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驱动因素
参考相关研究， 对区域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驱动因素进行归纳， 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维度：
1. 区域经济发展维度。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企业履责的激发因素，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 政府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都相对较强， 相应的履责能力也比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区域要强[9] 。 同时，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也相对较强[10] 。 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导致区域间竞争愈加激烈， 资源和要素逐渐转向竞争力强的地区， 促进了这些区域的快速发展; 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又给该区域的企业带来更多可支配的资源， 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 相反，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并且企业也因追求短期经济目标而做出“短视”行为， 造成这些地区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更加低下。
2. 区域社会发展维度。 在众多社会发展要素中， 科技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息息相关。 近几年我国企业因技术创新引发的负面事件激起了民众的不满， 因此技术创新应该与社会责任相统一[11] 。 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投入出现突飞猛进式增长， 企业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 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 在提升企业价值的同时， 也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12] 。 此外，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会改变之前粗放式的生产方式， 避免出现因追求短期目标而发生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缺失问题。 此外， 企业行为归根到底是人的行为， 而文化氛围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 对人的意识活动以及企业的经济活动都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13] 。 依据社会规范理论， 每个成员都应该遵循该领域内的规章制度， 否则就会被这个隶属群所淘汰[14] 。 文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企业的失责行为， 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因此， 文化水平也是社会发展水平中能够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一个衡量指标， 文化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企业的失责行为， 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3. 区域生态发展维度。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较严重的破坏。 企业既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和治理环境。 环境质量会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及人民的身心健康[15] ， 因此在一个区域内的不同主体共同承担对环境的一切责任。 三重底线理论提出， 企业要想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履行环境责任是前提， 不能单纯地仅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16] 。 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会回馈企业以良好的发展条件， 推动企业乃至社会的良性发展。
基于此，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 并参照中国统计学会和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有关区域发展和民生指数评价指标， 选取人均GDP、城镇化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这三个指标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选取科技投入、文化投入指标衡量社会发展水平; 选取资源消耗、环境治理指标衡量生态发展水平。 分析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生态发展对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共同驱动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QCA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 由Charles C. Ragin[17] 提出。 该方法强调通过中小样本分析找出复杂因果关系， 并运用组态逻辑分析复杂因果关系组合对结果变量的影响。 QCA拓展了因果关系的分析框架： 其一方面认为多个原因构成组合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认为一个给定的原因组合可能并不是产生某个特定结果的唯一路径， 其他组合可能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18] 。
本文选用QCA的原因如下： 首先， 该方法基于小样本进行分析， 对样本的数量要求比较低。 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作为样本， 符合QCA对样本的要求。 其次， 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系列复杂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需要从区域整体角度去探寻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驱动因素以及组态路径， 因此基于整体论的QCA较适合本文的研究目的。 最后， 由于本文所选为连续型数据， 故选用fsQCA将“质性”与“量化”相结合， 对连续型数据进行校准处理。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31个省份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其中衡量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的原始数据来源于2018年编制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的统计年鉴， 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数据来自国内首家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专业测评产品——和讯网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的各省份社会责任得分。
（三）变量设计
1. 结果变量。 本文基于集合视角， 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驱动因素， 因此选取国内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分作为结果变量， 以我国31个省份为单位， 得到的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 东部地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得分均值高于中部和西部， 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得分均值处于最低水平， 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治理能力存在区域差异。
2. 条件变量。 有研究通过对“金砖四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进行对比分析， 发现历史文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差异[19] 。 也有研究从国内视角出发， 发现东部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高于中部和西部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7] 。 的确， 我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受到不同的政策、市场秩序、风土人情、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也存在差异。 本文结合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 参照中国统计学会和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有关区域发展和民生指数评价指标， 最终选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这三个维度共七个指标作为条件变量， 具体见表2。
（1）经济发展维度。 在我国，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可能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导致地方政府官员既有可能在任职期内督促当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也有可能与当地企业进行利益勾结， 忽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20] 。 我国地方政府的主要考核指标是GDP， 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 发展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 政府更加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 因此对社会责任表现比较看重。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工业化及城镇化率较低， 粗放型发展方式导致该区域经济恶性循环， 政府的重心放在提升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上， 因此对企业的履责行为不够重视。 本文选取人均GDP、城镇化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2）社会发展维度。 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关联。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创新环境良好、创新资源充足， 能够推动当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21] 。 多数研究表明， 创新投入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存在相互推动的作用。 同时，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不仅受到企业内部文化的影响， 还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 当地政府的法规政策、發展理念、对文化建筑及文化产品的投入等， 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企业的履责行为。 本文选取科技投入和文化投入来衡量区域社会发展水平。
（3）生态发展维度。 气候变暖是当今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 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都被重视的背景下， 企业一方面要面临区域内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另一方面还要在有限的资源配置中取得目标利益。 有研究得出，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区域碳排放量相关， 企业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会推动其长期可持续发展[22] 。 本文选取资源消耗和环境治理指标衡量区域生态发展水平。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运用软件fsQCA 3.0对全国31个省份的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 结果如表3所示。 其中， 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变量的最大值是5.56， 最小值是1.92， 表明我国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差异较大， 反映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区域不平衡态势。 其余条件变量的离散程度较大， 表现为不同区域要素投入差异较大， 需要提出有针对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路径。 4. 数据校准与转换。 由于fsQCA分析的是集合关系， 而不是变量关系， 因此需要将样本数据由变量维度转换为集合维度。 本文参考彭永涛、侯彦超[23] 的校准方法， 选取样本数据的上四分位数、中位数、下四分位数作为校准的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点， 结果如表4所示。 最后， 运用三个锚点对一个结果变量和七个条件变量进行校准。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必要性分析
首先用校准后的数据对单变量进行一致性分析， 检验单个变量是否达成构成结果的必要条件。 在作为运算结论的条件构型中， 单个变量成为构成结果的必要条件的标准是一致性达到0.8以上[24] 。 本文对单一变量的正向和负向做了一致性分析， 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见， 所有单一变量都没有达到0.8的一致性阈值， 表明单个变量不能构成结果变量即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必要条件， 也就不能成为结果变量的充要条件。 因此， 有必要从整体角度分析多个条件变量组合对结果变量的影响。
（二）组态分析
本文通过运行fsQCA 3.0软件， 参考Fiss[25] 以及杜运周等[18] 的经验， 将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案例阈值设置为1， 运用标准化计算， 得出了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 由于中间解包括了实际观察到的条件组态[18] ， 以及基于理论和实践得到的逻辑余项[26] ， 因此本文选取中间解进行布尔代数运算， 得到的结果见表6。
通过对我国31个省份的样本数据进行fsQCA组态分析发现， 总体一致性达到0.86， 超过了标准的一致性要求0.8; 总体覆盖度为0.51， 表明这4种组态解释了超过一半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的原因。
下面对4个组态进行归纳分析， 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发现， 区域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驱动因素与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水平息息相关。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 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早就以政府合作为主体， 采用区域一体化战略提升区域竞争力[28] 。 但由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 以及地理位置等各方面因素的差异导致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企业内生于区域环境， 其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均存在地区差异， 尤其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起到关键的作用。 《2019中国企业社会责任500优评价报告》指出，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现比较强的正相关性， 在入围企业中， 来自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北京的企业占据了较大比重[29] 。 在东部沿海地区， 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 企业的经济、法律、伦理、慈善责任意识和能力也更强; 在中部与西部地区， 城镇化率并不高， 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条件不完善， 一心想要提升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责任的履行。
因此， 根據经济发展维度中核心变量的分布， 大致可以将4个组态分为三个类型的路径： 表6中的组态3归为成熟型发展驱动路径; 组态2和4的核心变量分布类似， 依据边缘变量将其共同归为成长型发展驱动路径; 剩余的组态1归为初始型发展驱动路径。 组态路径如图1所示。
路径1： 成熟型发展驱动。 GDP*UBR*LAB* R&D*CUL* ～ RES*ENV构成区域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的充分条件。 其中， 人均GDP、城镇化率、创新投入属于核心条件，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文化投入、环境治理属于边缘条件。 该路径所代表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社会发展所需的条件成熟。 在我国符合该路径的有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 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较成熟， 区域内上市公司的经济状况良好。 例如， 知名企业阿里巴巴位于长三角地区的杭州， 近年来数字经济驱动本区域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9年杭州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全国前九。 外部良好的发展环境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增强， 认识到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 因此， 阿里巴巴一直致力于社会责任的履行， 带动全民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和履行社会责任。 由此说明， 位于企业社会责任维度金字塔顶端的经济责任， 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影响巨大。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 区域整体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也就相应越强。
路径2： 成长型发展驱动。 在该路径中共有两个组合， 即： ～ GDP*UBR* ～ LAB* ～ R&D* ～ CUL* ～ RES*ENV和 ～GDP*UBR* ～ LAB* ～ R&D*
CUL* ～ RES*ENV。 其中， 城镇化发展在两个组合中都属于核心条件， 文化投入、环境治理分别是两个组合的边缘条件。 该路径所代表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算太高， 还处于城镇化发展阶段， 如我国中部与西部地区的城市大多处于这种情形。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之间城镇化发展完全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统计数据显示， 2005 ～ 2019年我国东部的城镇化率一直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中部与西部依次落后于平均水平。 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处于城镇化的分散阶段， 而中西部还处于城镇化的集中阶段[27] 。 在该阶段， “市民化”问题是关注的重点， 因此该路径中有文化投入作为辅助条件， 形成良好的履责氛围， 加强企业内部及市民的社会责任意识， 同时注重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治理， 驱动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
路径3： 初始型发展驱动。 ～ GDP* ～ UBR* R&D*CUL* ～ RES*ENV构成区域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的充分条件。 其中， 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指标是缺失的， 创新投入是核心条件， 文化投入与环境治理是边缘条件。 这表明该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 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缺乏经济条件的驱动。 符合该路径的有内蒙、西藏、宁夏、青海、甘肃等西部地区。 在我国西部经济落后区域， 企业为了生存往往通过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来提高竞争力。 像西藏、宁夏等这些历史文化悠久的区域， 可通过创新经济发展方式， 如发展旅游业等来提升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创新不仅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还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因此， 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 企业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 积极履行对经济、环境、法制的社会责任， 带动本区域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 五、结论、启示及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组态视角， 围绕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的问题， 选取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为样本， 基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这三个维度展开fsQCA分析。 其中， 用人均GDP、城镇化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用科技投入、文化投入衡量社会发展水平， 用资源消耗、环境治理衡量生态发展水平。 经过对31个省份样本数据的fsQCA分析， 发现了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的4个组态， 归纳为3种类型的驱动路径， 分别是成熟型发展驱动路径、成长型发展驱动路径以及初始型发展驱动路径。 在成熟型发展驱动路径中，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较高， 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 其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也越高; 在成长型发展驱动路径中， 区域处于城镇化的发展阶段， 依靠城镇化率的提升来促进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提升; 初始型发展驱动路径对应于我国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整体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依靠区域内企业创新发展相对较好的企业来驱动， 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其中资源消耗在每条路径中都缺失， 表明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对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没有驱动作用， 各区域应该合理配置资源。
（二）管理启示
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fsQCA分析， 识别出来的3条驱动路径能够为宏观的区域和微观的企业提升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供参考。
1. 加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促进社会责任价值转化。 企业是宏观经济的微观主体， 其健康持续发展有赖于区域的协调发展。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得， 区域经济发展能够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 因此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企业和区域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作为宏观经济的调控者， 政府应该因地制宜地合理配置资源， 加强企业的经济、文化、生态责任意识。 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等协调发展， 在保障民生水平的前提下， 加大企业的社会责任投入， 提升区域整体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
2. 激发社会发展潜力， 鼓励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社会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文化发展的推动， 同时社会发展也会驱动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提升。 各地政府应该综合考虑区域社会发展状况， 适当调整科技创新投入、文化投入、教育投入等， 集聚地方的社会发展能力。 此外， 还要给予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文化产业以一定的税收优惠， 鼓励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3. 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为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治理能力营造良好的环境。 生态系统能够持续地创造和提供资源， 一切个体或组织的发展都离不开生态环境的平衡。 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驱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同时， 企业承担环境责任也能够维护生态平衡。 各地政府应该结合当地环境状况适当调整环境治理支出， 对节约型企业应给予一定的政策或税收支持。 企业也应该积极响应当地的生态理念， 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三）研究展望
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驱动因素进行了fsQCA分析， 但是只考虑了区域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因素对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影响， 而不同行业也存在不同的社会责任治理能力驱动因素。 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分析不同行业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驱动因素， 以及在不同区域背景下分行业讨论社会责任治理能力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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