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所属高级公务员派训中心，由调解仲裁司主持的一场闭门会谈正在进行。
　　副司长亲自坐镇，参加者有湖南省和常德市两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院长，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
　　“现在沃尔玛提供作为对工人补偿的“诉讼成本费”，已接近工人最初所提2N（即两倍补偿）诉求的1.5倍。目前公认诉求工人希望是1.8，我可以说服工人降到1.7。实际上双方已经非常接近了。如果沃尔玛把标准提到1.7，只需要再出10万元争议就了结了。”62岁的常凯一身休闲装扮，一脸络腮胡子，在一群公务员着装的会议室里，格外另类。
　　这是由沃尔玛常德水星楼分店的闭店行为引发的劳资纠纷。在未与工会进行协商的情况下，沃尔玛单方宣布闭店并公布了对员工的补偿方案：或者去其他地区的沃尔玛门店继续上班，或者工资补偿买断。
　　70多名沃尔玛员工随即在水星楼店工会带领下，要求与资方就补偿方案进行谈判。遭到拒绝后，工人们开始在店外聚集、抗议。
　　此时，这场风波已持续了近三个月。常凯是水星楼店工会的法律顾问，从1995年的第一本劳动关系学理论专著，到2007年的《劳动合同法》，再到劳动关系专业正式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从1993年的致丽大火，到2010年的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再到常德沃尔玛的劳资冲突，二十余年来，常凯在劳资关系理论和实践领域不停地耕耘着，并一步步努力推进中国劳动关系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推动中国劳工维权事业健康发展。
　　“劳动关系是个法律制度，工人维权一定要在法律框架内，绝对不能让问题政治化，否则你会彻底失去抗争的机会”。这是常凯介入劳资冲突处理的原则。

在法律框架内维权

　　水星楼店工会主席黄兴国与常凯的第一次见面，约在长沙湖南省人社厅。黄兴国之前在网上看到常凯几年前在CCTV与沃尔玛高管对话的视频，他觉得，有一位能在国家级电视台点评沃尔玛集体合同的劳动关系专家来做法律顾问，对工人维权有重要意义。
　　但见到常凯的第一眼，黄兴国有些失落。作为多年的职业经理人，黄兴国浑身上下透着一丝不苟的职业状态，西装、衬衣，皮鞋锃亮；而眼前这位鼎鼎大名的劳资专家，留着一厘米长的灰白色络腮胡子，格子衬衫，休闲夹克，牛仔裤，运动鞋，还背着一只有些褪色的黑色双肩户外背包，“我当时就想，这成吗？”
　　但两个小时后，从省人社厅出来时，黄兴国疑虑全消。常凯对各种法条信手拈来，说起话来有理有据，“大概有学问的人，都是这么不修边幅吧。”黄兴国开始服了。
　　常凯很少直接介入劳资纠纷案件。选择常德沃尔玛，他认为其有着标本意义：工会主席黄兴国以官方身份组织工人抗争维权，这是全总工会体系中的第一次。原来只牵扯工人、企业、政府三方的劳资问题，现在多了第四方参与者——工会。
　　常凯的进入，为水星楼店工会维权定下基调：一切行为要遵守法律；不要有过激行为；不要授人以柄，让法律问题被借机上升为政治问题。一些劳工NGO组织想给水星楼店工会捐款，常凯也建议黄兴国先咨询常德市总工会的意见，否则“会有法律风险”。
　　对于这种理想主义化的维权理念，并非所有人都能认同。不少朋友、律师、劳工NGO组织志愿者，向工人们提出更加现实的建议：“如果完全按照法律走，你们很可能失败”，“不要完全走程序，不要完全依赖体制内的东西，不要过分相信常凯的个人影响力”。
　　“可是我只相信阳光下的东西，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常老师没错。”黄兴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他真的错了，我就跟着他一起错吧。”
　　常凯和黄兴国的选择或许难以成功，但的确可以避免显而易见的失败。此前国内多起劳工维权事件中，工人们因为聚集、围堵等行为，均受到行政处罚，有的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一旦工人们的诉求超出经济纠纷，单纯的劳资矛盾，会被迅速蒙上政治色彩，使维权行动流产。
　　但常凯并未因为自己的坚持收获一致好评：资方认为他是在帮助工人；工人内部的激进力量，抱怨他太官方；而官方工会系统，则对他表面赞扬，实际抵制。
　　“其实我只是一个客观中立的学者，希望劳资双方形成一种平衡。”常凯不以为然。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诞生

　　常凯生于1952年，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他说自己从小受马列主义熏陶，从骨子里对共产主义抱有单纯的信仰。
　　17岁初中毕业后，常凯成为通辽草原17名知青集体户的“户长”。后来他才知道，其他一些地方的知青有不少偷奸耍滑、偷鸡摸狗的故事，但他们这个知青点不同，大家一心想的都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改变农村风貌”。他们白天干活、演出、组织农牧民学习；晚上，凑在小油灯下研究如何组织合作社、农村拖拉机站，读《共产党宣言》。
　　“那时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非常纯粹，缺乏理论支撑、理解和思考。因为它是真理，所以它是真理。呵呵，还想着解放全人类呢。”常凯从小在天津长大，几十年后，口音虽无，但“呵呵”一笑时，还是会露出天津方言那特有的纯朴，带点憨厚，带点幽默。
　　当多数知青努力寻找回城途径时，他们却在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实践着心中的社会主义理想。为了达到一种公平的状态，常凯的集体户内实行平均分配，不管男生女生，不管干了多少活挣了多少工分，最后全是平均计算，每人拿得一样多。
　　“现在想，好像那种生活很浪漫，实际上非常苦。”穷得连咸菜都没有，大家从沟里舀桶水，从地上捡些玉米根烧热，再往热水里撒把盐，就着盐水吃窝头。房子也是自己盖。没有坯，就用树桩和木板围起来填土做墙。在当地，这种造房的土办法叫干打垒，因为每一面土墙都是纯靠人力干打出来的。 　　刘元文认为，这是常凯的学术地位高了，降低了身段，对学术观点、言论自由更加宽容了。常凯却感觉，这些年自己老了，对一些事情不计较了，当年的“常爷”应该是“常爷爷”了。
　　只有在涉及到原则性问题时，“常爷爷”才又变回了“常爷”。
　　比如，常德沃尔玛事件中，为打压工人，一直强调防止政治化的常凯，却被有些人宣称是“境外势力在中国的代表”；争议中的对手，也到处散布常凯有境外势力背景。
　　“真可笑！我一个40多年党龄的中共老党员竟成了境外势力？请拿出证据来，否则我保留告你诬陷的权利。谁是境外势力？沃尔玛才是！”常凯在电话中向人社部负责劳动关系的邱小平副部长嚷嚷。邱小平调侃地回应：“你说你是不是？”“我要是境外势力可就连累你了，因为我去介入沃尔玛是向你汇报并得到了你的指示的。”常凯也调侃回答。作为人社部的咨询委员，在劳动关系政策方面，常凯可以直接向部首长汇报，部首长也经常直接和常凯沟通。
　　不过，在劳资谈判中，常凯还是愿意变通。“谈判嘛，就是你退一点，我也退一点，这样才能达成妥协。”这时候，常凯又回到了常爷爷。
　　时间到了2014年6月初，北京人社部那场特殊的闭门会谈。
　　在仲裁方同意将补偿标准提高到1.7倍后，当着人社部仲裁司和两级仲裁委，常凯拨通了水星楼店工会主席黄兴国的电话。
　　黄兴国起初不愿意，但常凯开导说，“调解嘛，稍微多一点少一点，大家都能接受就好。让企业那边加一点，咱们工人也得让让步。”十几分钟后，工人同意了。见到这个结果，会谈参与者都很高兴。他们和常凯约定，回去后立刻向资方做工作，共同促成事情解决。为了确保成功，常凯还和沃尔玛的律师、他的师弟姜俊禄打了一通电话，姜律师也接受这个方案，并表示要向沃尔玛提出。
　　常凯信心满满，期待这起国内第一家工会带领工人维权的案例顺利收关。然而仲裁委的人回了湖南，调解再无下文，而是强制要求工人接受资方方案。6月25日，常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达了两份劳动仲裁裁决书：驳回申请人——水星楼店工会以及不接受方案的工人——全部仲裁请求。
　　常凯不免有些苦闷。
　　仲裁结果出来那天晚上，常凯收到一位朋友的短信：“我一开始就跟你说，此类个案没有通过仲裁处理的，我不幸言中了吧！依法解决只是听起来很美。”
　　“问题在于，不按法律程序走仲裁，又能怎么走？”常凯反问。
　　这个理想主义者陷入了长久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