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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抓捕军中将领，整肃司法界和教育界，并要求引渡对手居伦。
对土耳其人来说，这个夏天的关键词是“变”。先是政变。7月15日夜间，土军方宣布“已接管国家”。首都安卡拉传出枪声和爆炸声，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外出现坦克，战机低空飞行，政变军人关闭跨海大桥，封锁交通。
随后是平定政变。正在地中海海滨度假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政变后第一时间以手机视频连线方式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称“我们将战胜这一危机”。数小时后，他乘专机抵达伊斯坦布尔，通过电视直播宣布自己仍在掌权，政变已结束。
土耳其官方称，政变造成232人死亡。7月20日，埃尔多安宣布实行3个月的紧急状态。有6000多名军人和2745名法官、检察官被捕，约9000名警察、3000名法官、8000多名内政部员工、1500名财政部门员工、257名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超过1.5万名教育部雇员被解雇或停职，1577名大学校长被迫辞职，24家电台和电视频道的执照被注销，国家情报机构也有100多名工作人员被停职。
至此，政变后的整肃行动已涉及超过5万人，事件迅速演变为“土耳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案件”。
前空军司令被指“主谋”
在被捕的100多名将领中，最受关注的是前空军司令阿金·厄兹蒂尔克。他被指控为本次政变的主谋。
厄兹蒂尔克生于1952年，是四星上将，去年刚卸下空军司令一职，但仍是土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1975年，他从第二空军基地战斗机飞行员训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驾驶F-100和F-4战机的飞行员。在此后40多年的空军生涯中，他驾驶过30种战机，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800小时，曾任空军总部训练主官、空军情报部长等职。
土耳其人熟悉的厄兹蒂尔克，是个身穿蓝色军装、戴着墨镜、威风凛凛的老将军。但前往法庭受审时，他耳朵上缠着白纱布、脸上和胳膊上都有轻微伤痕，神情疲惫。他的军衔和荣誉已遭取消，被称为国家公敌和恐怖分子，面临侵犯公共秩序、恐怖主义、阴谋叛国等刑事指控。土耳其媒体称，他在法庭上否认了所有指控。
在被捕的将军中还有第二军司令胡杜蒂，曾负责土耳其与叙利亚、伊拉克边境安全。另一位引起关注的被捕将领是因吉尔里克空军基地的司令埃里克·凡。据CNN报道，该基地是美军与土军共用的，美军在该基地存放了50枚战术核弹。美国空军也利用这个基地，出发打击“伊斯兰国”。在政变过程中，从这个基地起飞的空中加油机，曾为政变军人使用的F-16战斗机加油。政变发生后，美国军机一度被禁止进入这个基地。
土军方一直被看作土耳其世俗力量的守护者。过去50多年中，每当文官执政后走向伊斯兰化，军方就为捍卫世俗化发动政变、更换政权。1960年、1971年、1980年三次政变，都进行了政府更替。最近一次则是1997年，军方迫使总理辞职，但没有解散国会和终止宪法。
这次政变的时机和以往四次相似。军方都是利用总统休假之机发起突袭，却没能复制以往的成功。有分析称，原因有三：一是埃尔多安在选民中有较高的支持率。他在对外政策上不断展现强硬姿态，更聚拢了不少人气。政变中，他及时通过新媒体动员支持者走上街头，令对手措手不及;二是政变没有得到军方的普遍支持，不少将领支持埃尔多安，其中包括土耳其第一军司令、海军司令和特种兵司令等;三是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支持政变。在政变次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举行的特别会议上，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下文称正发党）和三大反对党展现了“罕见的团结”，联合发表声明谴责政变。
而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国退役四星上将卡拉克在CNN节目中评论说，政变军队犯了许多错误：没有逮捕总统，没有断网。
“幕后主使”居伦隐居美国
埃尔多安平定政变后，迅速将政变“幕后主使”的帽子扣向远在美国的土耳其教士居伦。对土耳其人来说，居伦是一个家喻户晓、同时也充满禁忌的名字。2013年以后，这个名字就一步步地和国民公敌联系在了一起。
75岁高龄的教士居伦，名下拥有220亿美元资产，在世界各地包括中亚、印尼甚至非洲都办有宗教学校，在美国拥有最大的私立学校系统之一。早在1999年，居伦被土耳其政府指控密谋建立伊斯兰教国家，就“自我流亡”到美国，住在宾夕法尼亚州，深居简出。后来他被宣告无罪，可以自美返回土耳其，但他从未回国。如今在土耳其政府内，仍不乏奉居伦为精神领袖的官员。
上世纪末，埃尔多安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时，曾和居伦结为同盟，甚至一度把居伦当作精神导师。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能在2002年大选中一举胜出，离不开居伦的鼎力相助。他还帮助正发党削弱军中的世俗力量。
但近些年，埃尔多安和居伦在不少重要议题上产生了分歧。居伦对埃尔多安实行的积极外交政策表示反对，尤其不满政府支持叙利亚反对派。2013年的一场司法系统反腐风暴，让两人最终成为政治死敌。当时有数十人被捕，包括3名内阁部长的儿子和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行长，矛头直指埃尔多安的核心圈子。鉴于居伦在土耳其的巨大影响力，特别在警界和司法界拥有众多追随者，埃尔多安认定他正在建立“国中之国”，且有“外国势力”撑腰。本次政变失败后，大批官员和军警都被控支持“居伦运动”。按正发党的定义，这是个“恐怖主义组织”。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名负责进行土耳其语监听的翻译爆料，居伦“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背景”。所以，对居伦的怀疑上升到了对美国幕后支持的指责。7月16日，土耳其劳动和社保部部长公开指责美国推动政变，美国国务卿克里亲自回应，称美国与土耳其政变没有关系。土耳其方面要求美国“交出居伦”，美方表示“可以考虑”，但要求土耳其政府拿出证据。白宫日前表示，已经收到土方提供的资料，将根据引渡条例进行审查。美国舆论认为，考虑到两国间的紧张关系，“此事相当复杂”。 有人猜测总统“演戏”
长期以来，土耳其的世俗精英阶层与传统的穆斯林大众之间一直存在矛盾，世俗政治体制无法完全摒除宗教对社会的全方位影响。
埃尔多安2003年担任总理执政后，采取了一些不利于世俗化的措施，导致土耳其日益伊斯兰化。美国《时代》周刊曾这样评价埃尔多安：他表面上是个世俗派，骨子里却是个伊斯兰保守派。
军方和埃尔多安之间也存在权力之争。埃尔多安掌权后，将限制军队干政作为施政目标之一。2007年，土耳其武装部队负责人厄尔根尼康将军反对埃尔多安的长期盟友居尔出任总统。正发党和议会置之不理，居尔仍然当选。随后，政府对厄尔根尼康展开了长期、高调的刑事调查。检方称厄尔根尼康属于一个由体制内世俗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恐怖组织”，曾策划暗杀、爆炸，企图推翻政府。牵涉进这个案子的还包括前总参谋长巴什部。
2010年，埃尔多安政府又调查了所谓“大锤”案件，300名军官被监禁。他们被控在2003年密谋进行政变、推翻政府。但后来发现，此案的大多数证据都是伪造的。
军方与埃尔多安有矛盾，居伦也是埃尔多安的政敌。所以居伦就和军方串联起来“造反”，这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推论，似乎有点道理。但是，也有人提出质疑：居伦也积极主张伊斯兰化，他怎么会和主张世俗化的军方联手发动政变呢？
还有媒体猜测，这次政变可能是埃尔多安“自导自演”的一出戏码，目的是攫取更多权力。他在政变当天称，“这场暴乱是真主送的大礼，因为这将是肃清军队的好理由”。这番话，被认为“泄露天机”。如此大规模的军事政变，来势汹汹却又草草收场，确实容易让人想到“阴谋论”。有分析认为，土耳其可能提前大选，力保埃尔多安拿到压倒性选票，进而确保他“继续掌权10到15年，成为人民选出的独裁政权”。不过，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土耳其资深记者巴萨兰认为，根据常识判断，政变事态发展得太远了，不可能是“假戏”。
埃尔多安的收获与风险
无论政变是真是假，埃尔多安确是此番最大受益者。他出身于贫寒的穆斯林家庭，一向野心勃勃，在2001年创建正发党，2003年出任总理。此后正发党赢得2007年和2011年大选，带领国家取得经济上的长足发展。
土耳其在历史上曾建立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一战后帝国才瓦解。现代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军警力量超百万，在北约中仅次于美国，被认为是中东除以色列外军力最强的国家。经济上，土耳其是经合会以及20国集团成员，也是很有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埃尔多安为“新时代的苏丹”，说他“试图恢复奥斯曼帝国的风光”。
不过，野心也为埃尔多安招来不少争议。近年来，为了重振土耳其的“大国雄风”，他不断插手周边事务，导致与周边国家交恶，一度倡导的“零问题”外交成了“零朋友”外交。在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问题上，土耳其先是放任不管，甚至有报道称埃尔多安的亲属参与了为极端组织走私石油牟利的行动，继而又主动打击“伊斯兰国”，导致国内安全形势恶化，旅游业大受影响。加上库尔德问题和叙利亚难民危机，令其不堪重负。
矛盾面前，埃尔多安想到的办法是“集权”。2014年，他卸任总理后，成功当选土耳其第一任直选总统。土耳其实行议会制，总统属礼仪性职位。但埃尔多安不甘于做无实权的总统，总想将政体改为总统制，并已采取不少动作。舆论认为，政变之后他将以更加严厉的政策加强对国家的控制，打压反对派，包括在军中继续清洗有“居伦运动”背景的军方人士或其同情者，对反对党加以控制，严格管制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类媒体，监控土耳其内部的分离主义势力，防止其异动。
7月20日，埃尔多安主持了政变后的首次国家安全会议，讨论了政府对军队的监管问题。《华盛顿邮报》援引土耳其匿名官员的话说，军队改革计划包括将总参谋长置于国防部领导下，议会对军队的预算编制和执行状况加强监督。埃尔多安意在强化对军队的掌控。
短期看，土耳其的政治环境偏向伊斯兰化，有利于埃尔多安聚拢人气。在这个意义上说，政变为他集权创造了条件，转向总统制的脚步或将加快。但长远看，持续高压可能造成更多矛盾向深层转移，加之土耳其国内也有很强的支持世俗力量，如果埃尔多安无法在“世俗化”与“伊斯兰化”间取得巧妙平衡，可能会激化不满，促使反对集权与反对“伊斯兰化”的力量融合起来，那就不能排除再度爆发政局动荡的可能。
（许明昊荐自《环球人物》）
对土耳其人来说，这个夏天的关键词是“变”。先是政变。7月15日夜间，土军方宣布“已接管国家”。首都安卡拉传出枪声和爆炸声，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外出现坦克，战机低空飞行，政变军人关闭跨海大桥，封锁交通。
随后是平定政变。正在地中海海滨度假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政变后第一时间以手机视频连线方式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称“我们将战胜这一危机”。数小时后，他乘专机抵达伊斯坦布尔，通过电视直播宣布自己仍在掌权，政变已结束。
土耳其官方称，政变造成232人死亡。7月20日，埃尔多安宣布实行3个月的紧急状态。有6000多名军人和2745名法官、检察官被捕，约9000名警察、3000名法官、8000多名内政部员工、1500名财政部门员工、257名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超过1.5万名教育部雇员被解雇或停职，1577名大学校长被迫辞职，24家电台和电视频道的执照被注销，国家情报机构也有100多名工作人员被停职。
至此，政变后的整肃行动已涉及超过5万人，事件迅速演变为“土耳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案件”。
前空军司令被指“主谋”
在被捕的100多名将领中，最受关注的是前空军司令阿金·厄兹蒂尔克。他被指控为本次政变的主谋。
厄兹蒂尔克生于1952年，是四星上将，去年刚卸下空军司令一职，但仍是土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1975年，他从第二空军基地战斗机飞行员训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驾驶F-100和F-4战机的飞行员。在此后40多年的空军生涯中，他驾驶过30种战机，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800小时，曾任空军总部训练主官、空军情报部长等职。
土耳其人熟悉的厄兹蒂尔克，是个身穿蓝色军装、戴着墨镜、威风凛凛的老将军。但前往法庭受审时，他耳朵上缠着白纱布、脸上和胳膊上都有轻微伤痕，神情疲惫。他的军衔和荣誉已遭取消，被称为国家公敌和恐怖分子，面临侵犯公共秩序、恐怖主义、阴谋叛国等刑事指控。土耳其媒体称，他在法庭上否认了所有指控。
在被捕的将军中还有第二军司令胡杜蒂，曾负责土耳其与叙利亚、伊拉克边境安全。另一位引起关注的被捕将领是因吉尔里克空军基地的司令埃里克·凡。据CNN报道，该基地是美军与土军共用的，美军在该基地存放了50枚战术核弹。美国空军也利用这个基地，出发打击“伊斯兰国”。在政变过程中，从这个基地起飞的空中加油机，曾为政变军人使用的F-16战斗机加油。政变发生后，美国军机一度被禁止进入这个基地。
土军方一直被看作土耳其世俗力量的守护者。过去50多年中，每当文官执政后走向伊斯兰化，军方就为捍卫世俗化发动政变、更换政权。1960年、1971年、1980年三次政变，都进行了政府更替。最近一次则是1997年，军方迫使总理辞职，但没有解散国会和终止宪法。
这次政变的时机和以往四次相似。军方都是利用总统休假之机发起突袭，却没能复制以往的成功。有分析称，原因有三：一是埃尔多安在选民中有较高的支持率。他在对外政策上不断展现强硬姿态，更聚拢了不少人气。政变中，他及时通过新媒体动员支持者走上街头，令对手措手不及;二是政变没有得到军方的普遍支持，不少将领支持埃尔多安，其中包括土耳其第一军司令、海军司令和特种兵司令等;三是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支持政变。在政变次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举行的特别会议上，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下文称正发党）和三大反对党展现了“罕见的团结”，联合发表声明谴责政变。
而前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国退役四星上将卡拉克在CNN节目中评论说，政变军队犯了许多错误：没有逮捕总统，没有断网。
“幕后主使”居伦隐居美国
埃尔多安平定政变后，迅速将政变“幕后主使”的帽子扣向远在美国的土耳其教士居伦。对土耳其人来说，居伦是一个家喻户晓、同时也充满禁忌的名字。2013年以后，这个名字就一步步地和国民公敌联系在了一起。
75岁高龄的教士居伦，名下拥有220亿美元资产，在世界各地包括中亚、印尼甚至非洲都办有宗教学校，在美国拥有最大的私立学校系统之一。早在1999年，居伦被土耳其政府指控密谋建立伊斯兰教国家，就“自我流亡”到美国，住在宾夕法尼亚州，深居简出。后来他被宣告无罪，可以自美返回土耳其，但他从未回国。如今在土耳其政府内，仍不乏奉居伦为精神领袖的官员。
上世纪末，埃尔多安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时，曾和居伦结为同盟，甚至一度把居伦当作精神导师。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能在2002年大选中一举胜出，离不开居伦的鼎力相助。他还帮助正发党削弱军中的世俗力量。
但近些年，埃尔多安和居伦在不少重要议题上产生了分歧。居伦对埃尔多安实行的积极外交政策表示反对，尤其不满政府支持叙利亚反对派。2013年的一场司法系统反腐风暴，让两人最终成为政治死敌。当时有数十人被捕，包括3名内阁部长的儿子和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行长，矛头直指埃尔多安的核心圈子。鉴于居伦在土耳其的巨大影响力，特别在警界和司法界拥有众多追随者，埃尔多安认定他正在建立“国中之国”，且有“外国势力”撑腰。本次政变失败后，大批官员和军警都被控支持“居伦运动”。按正发党的定义，这是个“恐怖主义组织”。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名负责进行土耳其语监听的翻译爆料，居伦“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背景”。所以，对居伦的怀疑上升到了对美国幕后支持的指责。7月16日，土耳其劳动和社保部部长公开指责美国推动政变，美国国务卿克里亲自回应，称美国与土耳其政变没有关系。土耳其方面要求美国“交出居伦”，美方表示“可以考虑”，但要求土耳其政府拿出证据。白宫日前表示，已经收到土方提供的资料，将根据引渡条例进行审查。美国舆论认为，考虑到两国间的紧张关系，“此事相当复杂”。 有人猜测总统“演戏”
长期以来，土耳其的世俗精英阶层与传统的穆斯林大众之间一直存在矛盾，世俗政治体制无法完全摒除宗教对社会的全方位影响。
埃尔多安2003年担任总理执政后，采取了一些不利于世俗化的措施，导致土耳其日益伊斯兰化。美国《时代》周刊曾这样评价埃尔多安：他表面上是个世俗派，骨子里却是个伊斯兰保守派。
军方和埃尔多安之间也存在权力之争。埃尔多安掌权后，将限制军队干政作为施政目标之一。2007年，土耳其武装部队负责人厄尔根尼康将军反对埃尔多安的长期盟友居尔出任总统。正发党和议会置之不理，居尔仍然当选。随后，政府对厄尔根尼康展开了长期、高调的刑事调查。检方称厄尔根尼康属于一个由体制内世俗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恐怖组织”，曾策划暗杀、爆炸，企图推翻政府。牵涉进这个案子的还包括前总参谋长巴什部。
2010年，埃尔多安政府又调查了所谓“大锤”案件，300名军官被监禁。他们被控在2003年密谋进行政变、推翻政府。但后来发现，此案的大多数证据都是伪造的。
军方与埃尔多安有矛盾，居伦也是埃尔多安的政敌。所以居伦就和军方串联起来“造反”，这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推论，似乎有点道理。但是，也有人提出质疑：居伦也积极主张伊斯兰化，他怎么会和主张世俗化的军方联手发动政变呢？
还有媒体猜测，这次政变可能是埃尔多安“自导自演”的一出戏码，目的是攫取更多权力。他在政变当天称，“这场暴乱是真主送的大礼，因为这将是肃清军队的好理由”。这番话，被认为“泄露天机”。如此大规模的军事政变，来势汹汹却又草草收场，确实容易让人想到“阴谋论”。有分析认为，土耳其可能提前大选，力保埃尔多安拿到压倒性选票，进而确保他“继续掌权10到15年，成为人民选出的独裁政权”。不过，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土耳其资深记者巴萨兰认为，根据常识判断，政变事态发展得太远了，不可能是“假戏”。
埃尔多安的收获与风险
无论政变是真是假，埃尔多安确是此番最大受益者。他出身于贫寒的穆斯林家庭，一向野心勃勃，在2001年创建正发党，2003年出任总理。此后正发党赢得2007年和2011年大选，带领国家取得经济上的长足发展。
土耳其在历史上曾建立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一战后帝国才瓦解。现代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军警力量超百万，在北约中仅次于美国，被认为是中东除以色列外军力最强的国家。经济上，土耳其是经合会以及20国集团成员，也是很有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埃尔多安为“新时代的苏丹”，说他“试图恢复奥斯曼帝国的风光”。
不过，野心也为埃尔多安招来不少争议。近年来，为了重振土耳其的“大国雄风”，他不断插手周边事务，导致与周边国家交恶，一度倡导的“零问题”外交成了“零朋友”外交。在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问题上，土耳其先是放任不管，甚至有报道称埃尔多安的亲属参与了为极端组织走私石油牟利的行动，继而又主动打击“伊斯兰国”，导致国内安全形势恶化，旅游业大受影响。加上库尔德问题和叙利亚难民危机，令其不堪重负。
矛盾面前，埃尔多安想到的办法是“集权”。2014年，他卸任总理后，成功当选土耳其第一任直选总统。土耳其实行议会制，总统属礼仪性职位。但埃尔多安不甘于做无实权的总统，总想将政体改为总统制，并已采取不少动作。舆论认为，政变之后他将以更加严厉的政策加强对国家的控制，打压反对派，包括在军中继续清洗有“居伦运动”背景的军方人士或其同情者，对反对党加以控制，严格管制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类媒体，监控土耳其内部的分离主义势力，防止其异动。
7月20日，埃尔多安主持了政变后的首次国家安全会议，讨论了政府对军队的监管问题。《华盛顿邮报》援引土耳其匿名官员的话说，军队改革计划包括将总参谋长置于国防部领导下，议会对军队的预算编制和执行状况加强监督。埃尔多安意在强化对军队的掌控。
短期看，土耳其的政治环境偏向伊斯兰化，有利于埃尔多安聚拢人气。在这个意义上说，政变为他集权创造了条件，转向总统制的脚步或将加快。但长远看，持续高压可能造成更多矛盾向深层转移，加之土耳其国内也有很强的支持世俗力量，如果埃尔多安无法在“世俗化”与“伊斯兰化”间取得巧妙平衡，可能会激化不满，促使反对集权与反对“伊斯兰化”的力量融合起来，那就不能排除再度爆发政局动荡的可能。
（许明昊荐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