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翻开近代中国的历史画卷，我们或许会被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战争、所遭受的苦难而震惊，或许会为近代中国不屈不挠的努力和自强不息的前进而兴奋。也正因为此，自己常常希望能够自由徜徉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叙述之中，去体味那近代中国历史展现的人生百味。
　　周锡瑞、李皓天主编，陈骁译的《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是最新出版的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一部力作。这部书中收录的主要是周锡瑞教授在美国加州大学组织的研讨班以及工作坊中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将目光投向了1943年的中国。在阅读这些文章的过程中，笔者对其中所蕴含的问题意识、研究视野和新的学术解释感到钦佩，也为其中所蕴含的作为历史“知道者”的后来人的唏嘘叹息和人生感叹所感动。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在阅读该书中的文章时，首先感觉到的就是这些文章中拥有很强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意识的产生或是源于对以往学术研究成果的反思，或是在所论议题的基础之上怀有更多的方法论意识。吴尔哲对抗战时期治外法权和国民党的司法改革的讨论就是首先梳理了相关学者对清末至抗战爆发前中国司法系统改革的研究，在这些研究成果之中，作者梳理出了以往大家所关注的“司法独立”和“司法党化”的问题，从而在论述抗战时期的司法改革过程中注重论述治外法权废除压力下的司法改革尝试到治外法权废除后司法党化逐步加强的过程。陈骁对1943年至1944年宪政运动的研究也是通过梳理以往对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不足之处开始的，文章认为以往的研究大多强调宪政运动是由民主党派发起的，而对宪政运动过程中国民党的作为重视不够，因而文章主要从国民党对宪政运动的发动——知识分子提出主张——国民党回应的思路展开，力图阐释这场宪政运动的整体图景。
　　另外，在问题意识方面，笔者感受更深的是这部书中的很多文章并不是单单地就事论事，而是在梳理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怀有更大的企图心。贾建飞、金家德对中国收回新疆问题的研究，在梳理抗战时期新疆回归及国民政府对新疆规划的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指出自己的研究是希望提醒人们抗战历史的研究应该不再局限于国统区的政治、经济重心和中共根据地。与此相对应的还有谢楚宁对抗战时期广州湾的研究，与内地大多数城市不同，抗战时期的广州湾呈现出了短暂的繁荣景象，但是在这里也存在着土匪、走私，也有一些为自己的生活而工作的人们，在这里爱国和抵抗并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主旋律。另外还有梅雪盈对北京牧师王明道的研究也是如此，文章详细梳理了王明道在抗战时期的纠结心态和人生轨迹，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希望能够提醒人们要警惕以往的国家叙事，以王明道为代表的这类人介于“抗日者”和“汉奸”之间，并非以往的黑白标准所能概括。从王明道的事迹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大事件之下的“小人物”的命运和人生。
　　其次，在该书的文章中所透露出的宽广的研究视野也值得注意。该书之中研究视野之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该书所收录的文章都是从“1943年的中国”为角度切入的。周锡瑞在书中坦言：“1943年在中国现代史的主流叙事中是一个被忽视的年代。”那么，1943年所具有的转折意义何在？他首先梳理了以往学术界所认同的1944年的转折意义，而后他进一步认为：“1944年的危机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为了理解它，就要将眼光投向之前的一年。”（前言）这种思路的可贵性在于将1943年、1944年不仅视为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年份，而且将其看作国共之争的前奏，由此能够对其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给予更深刻的解读。但是，正如作者所言，在选择转折年份的问题上存在一个问题，即“一旦把关注点集中在特定的一年，我们就能发现该年发生的很多事件，都对后来的历史发展起了作用”。（前言）所以，在笔者看来，从“1943年的中国”的角度出发更多的意义在于是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切入，从而获得以往研究思路所没有的宽广视野。
　　艾志瑞对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角度的意义。在梳理河南大灾荒的成因及国民党在治理灾荒的过程中的作为基础上，还对中共的救灾措施进行了梳理，但是对中共救灾的梳理并不是文章可有可无的陪衬，而是从国共的不同表现之外透视出了二者在农村角逐的不同结果。罗丹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文的考察，并未将视野局限于国共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而是考察了《中国之命运》公布后，知识分子、中共、南京伪政府、日本方面的反应和评论，正如文章中所指出的“抗战时期亲日派的话语，也同样值得研究”（P176）。而这些文章能将各方面的问题集合起来进行考察，我想与其所遵循的从“1943年的中国”进行切入，而不是从国民党或共产党的角度切入有很大关系。
　　在关注该书方法论层面的同时，更需关注该书文章中所得出的一些新的解释和新的观点。黄倩茹对宋美龄访美问题的讨论，以往更多地关注其在访问期间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展现了其个人的魅力，但是该书在此基础之上关注了宋美龄在访美期间与美国的性别意识、种族意识和民主价值观的互动与摩擦，并指出了宋美龄访问的消极影响在于一方面使她自己对现实中国问题开始产生厌倦的心态，无法直面落后的中国，另一方面，在史迪威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劝说蒋介石将史迪威留在中国，而致使与其观点相左的宋子文被排除在权力圈之外，进而影响了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的表现。陈骁对1943—1944年的宪政运动的研究重点探讨了在宪政运动过程中国民党的角色，文章强调国民党认为宪政运动的核心是讨论“五五”宪草和地方自治，而知识分子方面则坚持要首先保证人权和自由，最终国民党方面没有对这些要求作出切实的回应，知识分子纷纷转向开始拥护中共的联合政府的主张。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叙述方法和叙述风格，该书收录的文章虽然多为学术性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中均采用了叙事的方法，将议论融入叙事中，让人读来即陷入深深的思考。当我们阅读探讨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的文章时，不仅能够感受到作者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而且从作者的叙述之中能够感受到大灾荒中人民经历的苦难，感受到救灾过程中国民党的决策失误和中共的积极努力，从而为历史的走向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关于王明道问题的文章之中，作者通过对王明道日记的运用和叙事的笔法为我们更加鲜活地展现了王明道的内心纠葛，从而更深地走入历史人物的内心深处，真正做到“理解之同情”。
　　读罢此书，留存于笔者心中的是此书之中所蕴含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宽广的研究视野、新的学术解释以及流畅的叙事风格。当然，从另一角度来看，该书也不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该书前言中也有所叙述，该书虽然关注了1943年中国的精英政治和民众生活，但是仍然无法全面覆盖1943年的众多事件，当然这一点要求是过于苛刻了，毕竟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看到一部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著作，而不是资料汇编类的史实介绍。其次，在该书论述观点时有时会过于牵强或没有提供更多的资料支持，如黄倩茹对于宋美龄访美的消极作用的分析，笔者并不否定其创新性，但是如果能够提供更多的史料来证明其中消极影响的具体运作机制就更为全面了。
　　阅罢书籍，掩卷沉思。阅读书籍的过程即是发现自己的过程。正如王汎森在《为什么要阅读经典》中云：“一切诸经，皆不过是敲门砖，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