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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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的许多天灾,实际上都是人祸。就说天妒红颜吧,老天爷何尝妒忌什么,只因某些臭鱼烂虾似的男人将身边的美女折腾得晕乎乎惨兮兮后,不愿承担骂名,便将罪咎一兜囊都推给了子虚乌有的老天爷。
  阮玲玉,一位活跃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银幕上的影星,其命运受到杀人不见血的舆论工具以及两位无良男子的操控和摆布,在各方强力的拉拽撕掳之下终于演变成悲剧,她身心两伤,只好忍痛割弃自己心爱的表演艺术,在二十五岁的妙龄上服药自杀,留下“人言可畏”的控诉,将一幕悲剧和无数疑问留给了后人。
  
  一、初出茅庐
  
  阮玲玉(1910~1935)原名凤根,又名玉英,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出生于上海。小时候,阮玲玉家境贫苦,父亲死得早,寡母何阿英带着她在上海的一位张老爷家帮佣。这位张老爷是商场中精明的“土拨鼠”,家财颇为雄厚。他安富尊荣,饱享齐人之福,共有一妻八妾。他的正房夫人是个醋坛子,典型的门前清,那八位狐媚娘便无望进入张家大宅院。好在她的肚皮十分争气,齐刷刷生下四大金刚:长子慧冲,二子晴浦,三子惠民,幼子达民。日后,这兄弟四人与上海影坛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其中尤以张慧冲和张达民涉足最深。张慧冲主演过《莲花落》、《好兄弟》等片,他外表俊朗,造型洒脱,颇受影迷喜爱。张达民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彻头彻尾的纨绔子弟,是阮玲玉苦命和短命的总祸根,他纯粹是作为无耻的反面角色被历史记录在案。
  阮玲玉从小自立自强,品学兼优,对于国文和音乐尤其用心。1922至1923年间,她与好友谭瑞珍、梁碧如观看了早期默片《海誓》和《孤儿救祖记》后,对电影产生了深深的迷恋。1924年,阮玲玉升入崇德女校初中部。有道是,女大十八变,不必非要十八,只须十四五岁,丑小鸭就会变成美天鹅。此时,张家四少爷张达民盯上了阮玲玉。他在交际场上见多了浓妆艳抹的千金粉黛,阮玲玉却是清水芙蓉,天生丽质,超凡脱俗,淡淡的幽怨在眉眼间若隐若现,更加楚楚动人。在昆山公园,张达民鼻架宽边金丝眼镜,身穿挺括的西装,脚蹬锃亮的皮鞋,扮演着护花使者的角色,其殷勤周到和体贴温柔适时适地俘虏了情窦初开的青春少女。阮玲玉读了不少鸳鸯蝴蝶派小说,觉得这一场主仆之恋非常奇异,张达民抛弃身份门第的成见来追求自己,正是书中的白马王子才有的侠义举动。
  十六岁那年,有两件事决定着阮玲玉的命运:一件是女主人诬陷阮母何阿英偷钱,将她逐出张府。老娘唱白脸,少爷却唱红脸,张达民将阮母安顿得舒舒服服,里里外外多加照应,从而赢得了阮玲玉的欢心。另一件则是阮玲玉为生计所迫,从崇德女校退了学。当时,她不及细想,只单纯地认定嫁一个老实、温柔、多情的丈夫,孝敬母亲,共享天伦之乐,这样的人生便可算是幸福的人生。殊不知,她的一念之差铸成了终身大错。
  阮玲玉跟张达民同居可谓年少孟浪。结婚不像结婚,恋爱不像恋爱,这给她的人生预埋了一颗结结实实的悲剧种子。狂蜂浪蝶摧花手一旦伸来,她便从此难以摆脱。张达民若肯安分守己,与阮玲玉恩爱相伴,哪怕他平庸一点,阮玲玉也不会怎样埋怨他。可他是那种挥金似土的魔术师,尽管继承了多达十余万元的丰厚遗产,但他嫖赌逍遥抽鸦片,样样花钱,没几年光景便囊空如洗。
  阮玲玉不慎将终身托付给一个混世魔王,后果不堪设想。但她还在盼望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奇迹。为了奉养母亲,同时担心着前途,她决定谋求经济上的独立。当年,一位不曾受过任何训练的女孩子走出小家庭容易,要找一份像模像样的职业就得撞大运才成。阮玲玉一直爱好表演艺术,当演员可说是她内心最美好的梦想。
  经“外兄”张慧冲介绍,阮玲玉去明星公司试镜,竞争《挂名夫妻》一片的女主角。当时,正为过尽千帆皆不是而苦恼的明星公司导演卜万苍乍见阮玲玉,眼睛即为之一亮。阮玲玉举止文静大方,虽不是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却也不乏脱俗的灵秀气,迥异于上海大都会那些搔首弄姿、矫揉造作的摩登女郎。卜万苍当即拍板,让她角逐《挂名夫妻》女主角,并且热情洋溢地说:“密斯阮,我看你一定能演戏,让我来给你这个机会吧。”
  事情出奇的顺利,阮玲玉反而犯愁了,她怕自己不是演戏的上等材料,难以胜任《挂名夫妻》的重要角色,会辜负卜万苍导演的期望,其心情可说是十二分忐忑不安。至于明星电影公司那边,也有人大唱反调:“一个初出茅庐的黄毛丫头,虽说模样儿过得去,演技却无从谈起,哪有什么票房号召力?只要她稍微有点闪失,整部电影就会砸锅,公司可不能冒这个险!”卜万苍深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准确无误,他力排众议,坚持认为阮玲玉天生就是干电影这一行的,你瞧她的神情模样,就像清灵活泼的邻家女孩,身上有一股潜在的亲和力。于是,两种意见相持不下,试戏便成了惟一的裁决办法。
  这次面试惊动了大菩萨,主考官由明星公司的决策人张石川担纲。性格羞怯的阮玲玉虽然酷爱表演,此前在学校也积累过一些舞台经验,但哪里见过眼前三堂会审一般的阵势?她简直比小鬼见阎王心里更发毛,别说扮演女主角,就连举手投足都有点不知所措。看到她脸色绯红,鼻尖冒汗,又紧张又慌乱的样子,卜万苍导演也爱莫能助。
  试戏完毕,主考散去,阮玲玉自知无法及格,不由得好一阵难过。卜万苍心中的万里晴空也变得阴云密布,许久没说一句话。待他看到阮玲玉泪流满面、深深自责,内心又不禁生出一股怜惜之情,决定破例再给她一次试戏的机会。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阮玲玉反复揣摩自己的角色——那位少女受封建包办婚姻的损害和欺凌,接二连三遭到不幸,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尊严,没有希望,没有明天,更别说自由和幸福,就好比一只蛾子落在蛛网上,越挣扎套得越紧。她联系自身的遭遇——与张达民不搭调的“夫妻”关系,感触自然更深,对角色也拿捏得更准。
  阮玲玉不再担忧这是最后的机会,也不再考虑将来能不能成为电影明星,只一门心思由着自己的理解将少女妙文内心的悲苦、郁闷和忧伤演绎得淋漓尽致,完全沉浸于角色之中,神情态度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该落泪时,泪水便潸然而下。
  这一回,连大导演张石川的眼睛都看直了,脸上满是赞赏的笑意,他还与卜万苍交换了一下眼色,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幸亏卜万苍的一念之仁,阮玲玉才没有与电影失之交臂。然而,从影初期,阮玲玉在明星公司实际上过得并不开心,张石川更喜欢走才子佳人的路线,而这种题材的电影限制了阮玲玉的表演天才。
  拍摄言情故事片《洛阳桥》时,男主角是号称“银幕情人”的朱飞,他随心所欲,吊儿郎当,很少准时到场,演戏时也常常漫不经心,激惹得张石川大光其火,却又无可奈何,毕竟朱飞外貌英俊,举止优雅,票房号召力相当不俗。于是,张石川迁怒于同剧组的其他演员,这下可就苦了出道不久的阮玲玉,她常常受到莫名其妙的责骂,却只能忍气吞声,暗自挥泪,回到家,夜里睡觉仍会恶梦连翩。
  1928年春季,明星公司用重金挖来了天一公司的头牌名角胡蝶。胡蝶跟阮玲玉年龄相仿,但步入影坛更早,成名也更快。在《白云塔》一片中,胡蝶领衔主演A角(大家闺秀凤子),阮玲玉主演B角(风流女子绿姬)。这是两位巨星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银幕合作,拍片时,她们惺惺相惜。然而,《白云塔》囚困住了阮玲玉的创造力,饰演反派角色也与阮玲玉的戏路格格不入,对她的精神更是一种折磨。对此,时隔六十年,胡蝶在回忆录中仍为好友鸣不平:“玲玉进‘明星’也有两三年了,但不知为什么在‘明星’总不得志。玲玉其实是擅长演悲剧正角的,她对反派女角并不喜欢,也不理解,记得张石川在导演时教玲玉‘脸上要有虚伪的假笑,心里要十分恶毒’,可是玲玉总演不好,连我在一旁都十分同情她,因为她生性善良,这实在是难为她。”
  
  二、艺海飞舟
  
  阮玲玉离开“明星”,投身“联华”,这步妙棋使她的事业蒸蒸日上。她与优秀导演孙瑜、卜万苍(同样是由“明星”转投“联华”)、费穆、吴永刚、蔡楚生合作,可谓相得益彰,与一代影帝金焰联袂更是双星闪耀。
  孙瑜对阮玲玉的评价很高:“阮玲玉以她真挚准确的角色创造和精湛动人的表演,雄辩地证明了她不愧是默片时代戏路最宽、最有成就的‘一代影星’。”有这样赏识自己的导演,又有才气逼人的黄金搭档——金焰,阮玲玉的心气顺了,演技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恋爱与义务》里,她很好地饰演了母女两个角色;在《小玩艺》中,她饰演民间艺人叶大嫂,从青年迈向中年,照样胜任愉快。仿佛泥人张,阮玲玉能将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物拿捏得丝毫无误,塑造得极为逼真。
  卜万苍当初发现了阮玲玉这颗南国明珠,如今,他执导新片《三个摩登女性》,选择女主角时又大犯踌躇。片中女A角是工人周淑贞,这是一个面目全新的银幕形象。此前,阮玲玉在《白云塔》、《情欲宝鉴》、《故都春梦》中扮演的都是一些刁钻狡黠、风骚放荡的女性,与纯真女工的角色风马牛不相及。在默片时代,因为缺少语言的强力辅助,演员只能凭借自身的表情、动作、性格、气质去塑造人物形象,比如德国演员玛琳·黛德丽在《蓝天使》中便是“用隐藏在吊袜带与黑色花边下面的大腿的扭动”来突出她的淫荡。因此,演员的特色一旦定型,为观众所接纳所喜爱,便不宜再作大幅度的更改。当年,上海影坛的女演员可谓各擅其长:王汉伦擅长扮演绝境佳人,张织云擅长扮演深闺怨妇,林楚楚擅长扮演贤妻良母,王人美、黎莉莉和陈燕燕则擅长扮演文静、活泼、单纯三种不同样式的少女。彼此分界清晰,绝不混淆。
  阮玲玉打破了惯例,她在卜万苍执导的《三个摩登女性》中成功地扮演了女工周淑贞,令观众耳目一新。业内人士不禁惊赞:她的戏路真宽,适应力真强,仿佛千面观音。此后,她扮演被封建势力压迫得抬不起头来的弱女子,被有钱人攀折的倡条冶叶,打破传统婚姻观念的新女性,觉悟而激进的时代青年,演一个是一个,真正做到了形神毕肖。影帝赵丹对阮玲玉的演技曾赞不绝口:“她穿上尼姑服就成为尼姑。换上一身女工的衣服,手上再拎个饭盒,跑到工厂里的女工群里去,和姐妹们一同上班,简直就再也分辨不出她是个演员了。”
  阮玲玉的艺术感悟力极强,表演时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每当她掌握了一个角色的精神基调之后,就不需要再日思夜梦,而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从容自如地进入角色。对此,联华影业公司的《联合画报》第五卷第七期上有一段评语恰如其分:
  
  各导演言,演员拍戏时,重拍最少者,女为阮玲玉。阮玲玉拍戏极能领略剧中人地位,临摇机以前,导演为之说一二句,即贯通理解。拍时,喜怒哀惧,自然流露:要哭,两泪即至;要笑,百媚俱生。甚有过于导演所期水准之上者,此密斯阮之所以独异于人也。
  
  尤其令导演感动的是,即使阮玲玉对导演具体规定的某些形体动作不以为然,也不会在镜头前停顿下来,去与导演争长论短,而是满怀信心地表演出她所理解的角色,使导演心悦诚服。
  1933年元旦,《明星日报》在上海创刊,为了招徕读者,扩大销路,报社发起了评选“电影皇后”的读者参与活动。这果然是一个金点子,影迷投票十分踊跃,短短两个月内,即收到数万张选票。2月28日,《明星日报》邀请社会各界名流举行揭晓仪式,结果,明星公司的胡蝶以超过两万票的人气指数名列第一,荣登“电影皇后”的宝座,天一公司的陈玉梅和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分列第二和第三位。
  胡蝶当选“影后”,与她在电影艺术方面的造诣固然分不开,与明星公司的宣传造势也大有关系。胡蝶塑造的银幕形象多为端庄娴静的淑女,这比阮玲玉饰演的底层角色更为讨好,她的观众缘胜过阮玲玉,正如大观园中薛宝钗的人缘胜过晴雯,一点也不奇怪。若单纯论演技,阮玲玉则不仅可与胡蝶匹敌,而且还要胜出她不止一筹。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容貌。当时市民阶层观众的普遍看法为:胡蝶、阮玲玉均为美艳女星,论仪容,胡蝶无阮玲玉之俏丽,阮玲玉无胡蝶之端庄;论艺术,则阮玲玉之表演活泼生动,作风浪漫,易受人爱,也易为人轻视;胡蝶演戏时有板有眼,态度落落大方,有人喜欢亦有人不喜欢。她们的不同之处才真正见出高下:胡蝶比较善于理解导演意图,对导演言听计从;阮玲玉则富有独创性,注重展示角色复杂而微妙的心理变化。
  面对影评家的褒奖,阮玲玉冷静自持的功夫尤其出色。她曾说:“批评是我最关心的事,拥护,没有什么……老实说,只要中国影业发达,能有我一个位子便很光荣了,却不希望无意识地被人捧到天上去,我特别怕自己摔下来呀!”
  成名之后,阮玲玉接戏颇有主见,不是喜欢的角色,创作班子再齐整她也未必加入;若是喜欢的角色,即使是新手执导,她也欣然应约。舞美出身的导演吴永刚筹拍《神女》时,很想请阮玲玉出演女主角,却又怕她嫌弃自己资历浅、经验不够而拒绝,因此顾虑重重。他请黎民伟把剧本送给阮玲玉过目,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不曾想阮玲玉看过剧本后,二话不说,就接了戏。
  《神女》大获成功,吴永刚对阮玲玉的演技有了更直观更准确的评价,并用了一个特别妥帖的比喻:“她有着非常敏捷的反应力,如同一张感光最快的底片,反应力非常快。尤其是她对于工作的严肃、一丝不苟的态度,使人感动。”
  时隔半个世纪,吴永刚对阮玲玉卓越的表演天才仍推崇备至。在回忆录中他十分动情地赞美道:“我称阮玲玉是感光敏锐的‘快片’,无论有什么要求,只要向她提出,她都能马上表现出来,而且演得那样贴切、准确、恰如其分。有时候我对角色的想象和要求还不如她体验得细腻和深刻。在拍片时,她的感情不受外界干扰,表达得始终是那么流畅、逼真,犹如自来水的龙头一样,说开就开,说关就关。”
  《神女》一片无疑是阮玲玉的巅峰之作,该片的艺术价值经久不衰,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1995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之际,《神女》被评为十大国产最佳片之一。
  阮玲玉从影九年,在共计二十九部电影中塑造了社会各阶层的妇女形象,其中有交际花、歌女、舞女、妓女、尼姑、乞丐、农村少女、丫头、女工、女学生、小手工艺者、女作家,有正角也有反角。由少艾演到老迈,从吃人社会的殉葬者演到与命运抗争的时代女性,这些人物往往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有的被逼疯,有的被害死。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银幕形象合在一起便是旧中国千百万苦难妇女的缩影,她们的不幸遭遇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激起观众的无限同情和久久共鸣。因此,阮玲玉是中国电影史上——尤其是默片时代——当之无愧的“悲剧皇后”。
  
  三、遇人不淑
  
  善良的美女一旦落入某些恶俗之徒、邪淫之辈的化骨绵掌中,便注定是“他生未卜此生休”。谁说阮玲玉死于人言可畏?真正杀害她的是比人言还要可畏一千倍一万倍的人心,它们滴着毒涎,喷着毒火,触之即僵,遭之即死。
  张达民荡空遗产后,阮玲玉成了他惟一的摇钱树。张达民以做生意为名,欠下高利贷,然后花言巧语骗光阮玲玉的积蓄,去赌桌上寻求一掷千金的刺激。久而久之,阮玲玉对嗜赌如狂的张达民开始有所戒备。当阮玲玉不肯给钱时,张达民便拿阮母出气,不由分说,照准阮母的脸上就是“啪啪啪”几个耳光。阮玲玉眼看母亲挨打,气得脸都煞白了,身子抖个不停,她终于认清张达民的狰狞面目,原本期望他能改邪归正的那份热心也就冷却下来。
  作为一名新女性,阮玲玉对张达民这号赌棍、败家子、鸦片烟鬼不可能有良好的观感,也不可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由于性格软弱,她也很难拿出“毒蛇一螫手,壮士急解腕”的决心。再说,她看重名誉,生怕授人以柄,自己私生活上的不快一旦闹腾出去,会被那些闻腥起舞的苍蝇(黄色小报的记者)逮住,七炒八炒变成街谈巷议的爆料。她见过不少同行被黄色小报污损之后便再难翻身,她可不想步她们后尘。于是,阮玲玉能忍则忍,对张达民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任由他吃软饭吃得心旷神怡,做无赖做得肆无忌惮。
  迄至1931年春天,出道五年的阮玲玉已是“联华”的台柱子,其名头可与“明星”的影后胡蝶并驾齐驱,片酬也提高到当时的一流水准。于是,她有心过一种更独立更自主的生活,便从张达民名下的鸿庄坊的祖屋搬了出来,住到上海法租界的华格臬路大胜胡同。眼看羽翼丰盈的天鹅要飞走,张达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仍一如既往地厚着脸皮找阮玲玉要钱,若不能得逞,便寻到摄影棚里大吵大闹,让阮玲玉下不了台。
  张达民扑钱的花招很多,强行索取不奏效,他就专门找些带刺的题材去要挟阮玲玉,比如说,将报纸上刊登的“电影明星胡蝶诉未婚夫林雪怀无故解约案今日开庭,千余旁听者挤破法院门厅”的新闻第一时间快递给阮玲玉。阮玲玉细读这篇报道,方知法官和林雪怀的律师提出了许多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胡蝶不得不一一作答,在法庭上经历了种种尴尬,法庭内的旁听者乐得偷窥大明星的隐私,简直比看电影还要开心,时不时起两下哄,逗得一身黑袍的法官用法棰猛敲案桌,大呼肃静。阮玲玉设身处地想,换了自己,窘都会窘死,羞都会羞死,哪能由着法官和对方的律师那样折腾与摆布?张达民在一旁察言观色,又火上加油地说:“胡蝶的情变风波已原原本本上了报,那才叫绝呢,不过,你十六岁就跟我上床的故事完全可以与它比个高下。要不要我将详细经过讲给那些黄色小报的记者听听?我肯定,你的这段情史准能卖个相当好的价钱。”
  张达民此言一出,阮玲玉花容失色。她深知,一个无行小人见利忘义,是什么丑事坏事都做得出来的,便立刻制止道:“你千万别胡闹,这样做会毁了我的。”
  “我也不想翻老底,可是一个铜板就能憋死英雄好汉……”
  阮玲玉答应满足他的要求,并且设法为他谋得了一份体面的差事。阮玲玉满以为,这家伙若有薪水可拿,就不会像饥饿的秃鹫老来打主意。没多久,“联华”的董事长罗明信不看僧面看佛面,聘用张达民为光华戏院的经理,月薪一百二十元。在当年,这份收入并不低,“联华”的一般演职员的薪水每个月才不过几十元。
  张达民当上经理后,阮玲玉总算耳根清静了。她暗自庆幸,胡蝶的悲剧将不会在自己身上重演。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阮玲玉为躲避战火,曾前往香港拍片。待战事平息,她想返回上海,张达民却乐不思沪,他明知长假不归的话,光华戏院经理的位置必定不保,然而,仍想利用何东爵士认阮玲玉为干女儿这层关系,在香港谋一份美差。这当然不难,何东爵士一句话,张达民便到太古轮船公司的瑞安轮上当了买办。但是,张达民又岂是有忍性的人?他斗胆贪污了公司的一大笔现款,跑到澳门狂赌三天,输了个两手空空,眼看无法交待,便撒腿溜回上海。此后,他在家伴明星老婆的福,不必自己到外面辛苦打拼,日子仍过得逍遥滋润。
  此时,阮玲玉极其厌烦被张达民这条臭蟒死死纠缠,她偶然从报纸上看到十九路军在福建的消息,猛然记起了她的广东同乡、财政处长范其务。阮玲玉心想:倒不如把张达民托付给他,一者远离上海,二者置身异乡,或许能使他老实规矩。就这样,阮玲玉的一封信为张达民谋了个福清县税务所长的肥缺,能整日与银钱打交道,虽说路途遥远,他倒是乐意“屈就”。
  张达民走了,阮玲玉的生活空间和情感空间虚掩着门扉,似乎正等待着谁,等待着某个机会。花花世界里多的是有心人,尤其是那类好色的有心人。很快,她就撞着了大运。这一回,连上帝都在皱眉,只有死神忍不住微笑。
  1932年底,在“联华”的一次聚会上,经影星林楚楚热情介绍,阮玲玉与上海茶界大亨唐季珊正式相识。唐季珊年近不惑,是上海滩有名有数的“白相人”,曾金屋藏娇,玩弄了当红影星张织云。他的毛病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喜新厌旧。唐季珊带张织云到美国转悠了一圈,然后撒出大把钞票就将她打发得远远的。如今,他对阮玲玉垂涎三尺,犹如猎人的双管猎枪瞄准了美丽的羚羊。唐季珊频繁出现在“联华”的片场,有时带上一束鲜花,有时捎上一件礼物,决不忘捎带的是他脸上的欢笑。也许是天公有意促成这段孽缘,恰巧《城市之夜》剧组要赴杭州拍摄外景戏,对唐季珊而言,这可是天赐良机,他赶紧跑到西湖边充当半个东道主(他在杭州开了爿茶庄),热情周到地接待了《城市之夜》外景队,剧组的人自然猛夸唐老板够朋友,阮玲玉脸上有光,心里也似乎有底了。回沪之后,唐季珊趁热打铁,不失时机地登门拜访,对阿婆(阮玲玉的母亲何阿英)尊重有加,对小玉(阮玲玉的养女)疼爱不已,于是,他的良苦用心很快就收到了奇效。
  阮玲玉与张达民已同居七年,刚满二十三岁,很难说,“七年之痒”是她寻求新感情的理由。多年以来,阮玲玉被张达民当成摇钱树,当作出气筒,这回却有人愿意为她一掷千金,对她体贴入微,她没道理不动心。再说,论事业,张达民一事无成,只不过是一条永无翻身之日的赌棍;唐季珊却是茶界巨子,春风得意。论风度,张达民长身白面,却委委琐琐,夸他玉树临风未免过奖;唐季珊年龄偏大,却风神洒脱,尽显成功者的气派。只须简单一比,便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阮玲玉弃暗投明并不为错,她之所以迟疑不决,是担心唐季珊故伎重演——玩一个扔一个。试想,唐季珊是何等机灵的人,他早看穿了阮玲玉的心思,于是,一有机会,便向阮玲玉大谈包办婚姻给自己造成的痛苦,还小心翼翼地主动提及与张织云的那段风流韵事。乍一听去,唐季珊的解释绝对站得住脚:他与张织云双宿双飞,是为了追求梦寐以求的爱情;他与张织云中途分手,是因为后者爱慕虚荣,贪图享受,令其极其失望。贬过旧情人一通,唐季珊又不失时机地掉转舌头,大作赞美诗,夸奖阮玲玉不仅戏好人靓,而且心地善良,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对象,今生今世若能一亲芳泽,即使下一分钟就断气死去,也于愿足矣。对于甜言蜜语,阮玲玉的免疫力并不强,何况她久困于恶梦般的生活,仿佛一位憋到肺炸的人突然闻到了新鲜的花香,只会感到特别欣喜。罂粟花也是花,这恶之花更为艳丽,充满了难以抵御的诱惑力,蕴含着致人死命的危险。面对唐季珊“爱如潮水”的攻势,阮玲玉的态度显然是半推半就。
  饿得太狠的人往往为食物所噎,病得太重的人也往往为药物所伤。阮玲玉的感情抛荒得太久了,唐季珊要烧荒,后果很可能是玉石俱焚,阮玲玉已顾不得那么多。此前,曾有一位华侨富商向阮玲玉表达过爱慕之情,颇有诚意,可一打听,才知对方家中已有三妻四妾,她不想变成阔佬手中的玩偶,一气之下,便与其断绝了关系。如今,唐季珊有家有室,阮玲玉却并不计较,与他恋爱,岂不是违背了初衷?对此,阮玲玉曾向一位好友袒露心迹:“我太弱,我这个人经不起别人对我好。要是有人对我好,我也真会像疯了似的爱他!”
  老谋深算的唐季珊自然牢牢地抓住了阮玲玉这个弱点,他用心不可谓不深,除了对阮玲玉体贴入微,还对阿婆和囡囡(即小玉)关怀备至,其“攻心为上”的招法彻底打消了阮玲玉的最后一丝疑虑。
  必须说明的是,阮玲玉决不肯过寄生虫似的生活,她与唐季珊“结婚”时,已是影坛大姐大,收入相当可观,并非贪图唐季珊的钱财。唐季珊人到中年,各方面的状态趋于稳定,她稍感宽心。然而,身在福建、蒙在鼓里的张达民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即使阮玲玉委托律师伍澄宇在报上刊登了维护名誉的声明——“阮女士面称渠向抱独身主义,并未与何人为正式配偶,现亦未与何人有婚姻契约”——也没用,那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1933年4月9日,因公出差的张达民突然现身沪上,发觉人去楼空,摆明了,阮玲玉已另择高枝。当他怒气冲冲寻到阮玲玉的新家,要讨个说法,看到客厅里端坐的竟是俨然如山神的茶界阔佬唐季珊,却畏缩了。他痛心疾首的是一棵摇钱树被人挖走了。他心乱如麻,好不容易理清头绪,决定向阮玲玉索要赔偿。而阮玲玉呢,只要能与张达民解除同居关系,她愿意给予对方一定的经济补贴,其后所签《阮玲玉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约据》中第二款即明确规定:“每月至多一百元为限,以二年为期。”
  张达民得了补偿,暂且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可唐季珊却旧病复发,开始移情别恋,其热情减退之快并不输给钱塘江的潮水。如果说阮玲玉当初与张达民同居是闭着眼睛的年少孟浪,这一回重蹈覆辙,她可是睁开双眼看清了对方,而且先有同行姐妹张织云的教训殷鉴高悬,唐季珊是狂蜂浪蝶,这可不是新发现。当察觉唐季珊见异思迁,泡上了红舞女梁赛珍的那一刻,阮玲玉的情爱天空轰然坍塌了。
  
  四、香消玉殒
  
  当年,身为演员,即使红透半边天,地位也并不高。拍电影是一件大苦事,“金嗓子”周璇为香港永华公司拍《清宫秘史》(饰珍妃)时曾说:“泪水积起来可以洗脸!”再加上那些政客、阔佬、恶少、地痞、流氓和拆白党像粪坑里的绿头苍蝇一样围着打转转,艺人的处境不容乐观。周璇即遭拆白党朱某人诓骗,失财失身,落下脑疾和心病。一代影后胡蝶也曾被军统头目戴笠强行包占两年,直到戴笠飞机失事,她才重获自由之身。女艺人天生就比常人多愁善感,更容易因为痛苦和绝望自寻短见。例如,阮玲玉的好友骆慧珠(在《故都春梦》中饰演女配角红玉)便是殉情服毒自杀。才女影星艾霞更是典型,她曾编剧并主演了带有自传性质的《现代一女性》,显露出非凡的文学才华和表演天赋。她曾叹息道:“眼泪同微笑,接吻同拥抱,这些都是恋爱的代价。要得这够味的代价,这够味的刺激,就得赔上多少的精神,结果是什么?无聊。”爱情的失落使艾霞颓唐,黑暗的现实则令她绝望,她失去了与丑恶社会继续抗争下去的勇气,1934年2月12日,这位才华横溢、年仅二十三岁的女演员服毒自尽。
  死后,艾霞仍得不到安宁,一些黄色小报的记者抓住艾霞之死大做文章,猛泼污水,将这位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女影星的形象糟践得惨不忍睹。这一丑行激起了正直影人的义愤,当时正在执导《渔光曲》的蔡楚生即萌生了要为此拍一部电影的念头,通过对艾霞之死的痛切描绘来揭露丑恶黑暗的现实社会对知识女性的疯狂残害。于是,《新女性》一片成了电影界关注的焦点,饰演女主人公韦明的阮玲玉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拍摄女作家自杀的场面时,每个镜头都需要阮玲玉真情毕露,声泪俱下,这对于她脆弱的神经无疑是极大的考验,为此她经常彻夜难眠,而一拿起安眠药便会想起可怜的艾霞,她的泪水濡湿了一条又一条枕巾。当时,黎莉莉在拍片现场亲眼目睹阮玲玉服药自杀的忘我表演,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事后,她问阮玲玉:
  “你在表演吞服安眠药的刹那间,心里想些什么?”
  “很不幸。我也有过相似的遭遇,只是没有死成。我在演这场戏时,重新体验了自杀的心情。在自杀的刹那间,心情是万分复杂的,我想摆脱痛苦,可是反而增加了痛苦,有很多人的面孔浮现在眼前,其中有你最亲爱的人,也有你最憎恨的人。”
  《新女性》一片剧本好,导演棒,演员尤其出色。它准确地戳中了反动势力的痛处,因此公映之后,广大观众深受感动,争相观看,而反动当局、黄色小报和“软性电影”的主将们却对它恨之入骨,欲将《新女性》及其主创人员置之死地而后快。尤其是“狗仔队”,发现自己的丑恶嘴脸暴露在银幕上,犹如毒蛇被打中了七寸,要作狠狠的报复。他们联合起来,抬出记者公会与“联华”抗衡,蛮不讲理地提出了三项补救条件:联华影片公司登报向全国新闻记者道歉;保证以后不得再有同样事件发生;将《新女性》影片内有意侮辱新闻记者的部分剪去。
  然而,《新女性》的导演蔡楚生、编剧孙师毅根本不吃这一套,对记者公会提出的蛮横条件不加理睬。碰了这个硬钉子,记者公会索性封杀“联华”的电影广告,他们深知宣传是电影的命脉,断了这条路,不怕那些硬骨头不乖乖就范。最终,“联华”董事会考虑到公司的利益,背着蔡、孙等人,向记者公会做出了妥协和让步,删除了影片中黄色小报记者的若干镜头,还在报章上公开道歉。
  尽管此片挨了剪刀,但阮玲玉为救女儿含泪出卖自己,决心“做一夜奴隶”的那场戏,仍催人泪下,其魔力丝毫未减。
  《新女性》致残之后仍然受到欢迎,那些黄色小报的记者岂肯善罢干休?既然拿蔡楚生和孙师毅没办法,他们就掉转矛头,将阮玲玉当作攻击标靶,“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他们大肆披露阮玲玉的“秽史”,还怂恿张达民状告她单方面撕毁“婚契”,卷走家财与人通奸。正如鲁迅先生在《论“人言可畏”》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她额外的被画了一脸花,没法洗刷”。此时的阮玲玉本已心灰意冷,黄色小报的恶意炒作更无异于雪上加霜,当收到法庭的传票,必须于1935年3月9日到庭聆讯,去遭受自己最害怕遭受的羞辱时,她还能不自寻短见?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这位“新女性”听见的满世界都是同调的狂狺,阮玲玉不想再活在这尔虞我诈、充满阴谋和罪恶的人世间,决意要走“时代女儿”艾霞所走过的那条不归路。就在离开庭还有一天多的“三·八”妇女节的前夜,她将三瓶安眠药搅和在面条中囫囵吃了下去。在《新女性》一片中,女主角韦明临死前发出了愤怒的呐喊——“我要活,我要报复!”而阮玲玉则选择遗书的形式,控诉凶手的恶行:
  
  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现在死了,总可以如他心愿;你虽不杀伯仁,伯仁由你而死。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得过这个舆论;你现在总不能再诬害唐季珊,因为你已害死了我啊。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来说,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怨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阮玲玉心地光明,无罪可畏,却又担心外界不明,人言可畏,所以要一死了之。这封遗书显得逻辑不清,思维混乱。第二封遗书的破绽更多:
  
  季珊: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会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地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地活着呢。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永远远保护你的。我死之后,请代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请你费力吧!而且刻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代我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囡囡,共二千零五十元,至要至要。另有一封信,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这两封遗书同为谴责张达民,并无一词怨及唐季珊,还把他视为托母托孤的对象,读者不免颇感蹊跷,不解她何以面对一个并非迈不过去的高坎而要轻生,给爱人、母亲和养女留下难以平复的伤痛。阮玲玉的性格固然脆弱,但只要她心里还有爱,还有希望,就绝不至于轻率地踏上不归路。
  所幸天下自有挖掘史墓的高手,上海作家沈寂对两封遗书的真实性大胆置疑,认为遗书的提供者唐季珊暗藏了猫腻。当年,唐季珊在电影界人士的催促下,先是拿出一份字迹潦草的“告社会书”,署名“阮玲玉绝笔”。可是一些熟知阮玲玉的电影界同仁认定她另有遗书,因此一再追问,唐季珊迫不得已,在阮玲玉大殓之后公布了第二份“遗书”,仍是一味地谴责张达民,对唐季珊则充满歉疚和不忍诀别之意。沈寂认为疑点有二:其一,阮玲玉虽然是著名影星,但在当时,社会地位并不高,怎么可能在自尽前撰写“告社会书”?其二,无论是从少女时代就霸占阮玲玉的张达民,还是在占有阮玲玉前后玩弄过多位女明星的唐季珊,都是迫害她的元凶,她又怎么可能给后者留下“我很对不起你”的遗言?这显然是唐季珊故意造假,颠倒黑白,转移视线。经过多年的苦苦寻觅,沈寂终于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到了原始版本的阮氏遗书,一封是写给张达民的,对他的无耻行径作了愤怒的谴责,表示自己看清了他和唐季珊的丑恶面目,她写道:“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另一封是写给唐季珊的,指斥他是“玩弄女性的恶魔”,还道出了自己选择绝路的原因:“没有你迷恋XX,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遗书中提及的“XX”即歌舞明星梁赛珍。耐人寻味的是,《思明商学报》郑重声明,提供这两封真实遗书的正是梁赛珍姐妹。先来看这两封遗书的全文:
  
  其一:
  达民:我是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津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吧!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你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你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
  其二:
  季珊:没有你迷恋“XX”,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
  过去的织云,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
  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二千零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惟有你可以依靠了!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
  
  据编者的按语透露,阮玲玉自尽后,唐季珊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竟要梁赛珍的妹妹梁赛珊代笔,伪造了两封阮玲玉“遗书”,并以“人言可畏”的托辞,将唐季珊虐待阮玲玉致死的罪责完全推向社会。阮玲玉的临终绝笔终于使梁赛珍姐妹认清了唐季珊的丑恶嘴脸,出于良知,她们公布了阮玲玉的真实遗书。两相对照,我们不难看出唐季珊掺入了多少添加剂,“人言可畏”更是一个极具发散力的酵母,他自以为高明,却还是露出了马脚,留下了破绽,阮玲玉的真实遗书揭去了他的画皮。张达民邪恶,唐季珊卑鄙,他们合力将阮玲玉推向绝境,作为凶手,都难脱干系!
  阮玲玉死后,黄色小报记者、张达民和唐季珊都成了千夫所指的间接疑凶。张达民理屈词穷,唐季珊却赶紧抛出伪造的遗书洗脱罪责,那些黄色小报的记者则一口咬定是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一片“教唆”她服毒自杀。对此,《新女性》的编剧孙师毅愤然写下一副痛加驳斥的挽联:
  
  谁不想活着?说影片教唆人自杀吗?为什么许许多多志节有亏、廉耻丧尽、良心抹煞、正义偷藏、反自鸣得意之徒,都尚苟安在人世?
  我敢说死者,是社会胁迫她致命的,请只看唣唣是非倒置、泾渭混淆、黑白不分、因果莫辨、却号称舆论的话,居然发卖到灵前!
  
  在扬子舞厅初闻阮玲玉自杀身亡的噩耗后,张达民慌慌张张赶到殡仪馆,趁隙溜了进去,见到阮玲玉的遗体,便掏出丝巾,在其嘴角装模作样地揩拭了两下。第二天,他在记者面前亮出的丝巾上居然有两块殷红的血斑,说这是阮玲玉留给自己的最后的纪念。他还大言不惭、咬文嚼字地告诉记者:“余刻下所受之刺激及精神之痛苦,实甚于死者百倍。方寸间,乱不堪言,实无精神与君长谈,惟一言以蔽之,愧恨自己缺乏金钱,以及交友不慎,以致美满家庭有今日之结局,若《啼笑姻缘》中之沈凤喜与樊家树之结果。事实俱在,夫复何言?惟有由社会民众加以公评耳。”当记者问他对阮玲玉的遗书有何看法时,他居然振振有词:“(遗书)已见报载,惟详查其字迹,与阮之笔迹不对,但尚不能确定,但余对于此事,决心追究,决不使犯法者逍遥法外。”张达民内心之肮脏丑陋特别表现在他想借死者发财这一点上。他游说月明公司拍摄阮玲玉自杀题材的影片,名为《谁之过》,拟请何非光饰唐季珊,谈英饰阮玲玉,亲自披挂上阵,要将自己演成重情重义的君子。但月明公司权衡再四,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1938年,张达民窜至香港世界影片公司,再度毛遂自荐,称要自编自演阮玲玉恋爱经过的故事片,内容无外乎诋毁死者,为自己脸上贴金。这部名为《情泪》的影片因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格调低下,被香港、广州、南洋的许多影院拒映,梦想大发死人财的张达民再次头撞南墙。此后,他穷困潦倒,三十五岁病死于九龙。
  再说唐季珊,他在报上刊登讣闻,称阮玲玉为“唐季珊夫人”,俨然以阮玲玉的合法丈夫自居,引起影界人士的普遍反感。在阮玲玉遗体入殓的仪式上,唐季珊更是惺惺作态,以手绢频频擦拭子虚乌有的“苦泪”,大谈自己与阮玲玉的“真实的爱情”,痛骂张达民恶意兴讼害死了天才的明星,将自身的罪责推卸得一干二净。他还挖空心思,使出奇招,特制珐琅纪念章数千枚,上面刻有“唐夫人阮玲玉女士纪念章”字样,派赠给前来送葬的各界人士。但联华公司同人将纪念章一一退还,也有当即用小刀将“唐夫人”三字刮去的。
  明星公司的态度异常明确,只要由唐季珊主持阮玲玉的丧事,“明星”就绝不以公司的名义参加。理由再简单不过:“唐(季珊)为电影界之罪人,致阮(玲玉)于死之导火线。”不论唐季珊装出的无辜模样有多么逼真,绝大多数影界同人仍视他为逼死阮玲玉的元凶之一。
  阮玲玉自杀后,唐季珊为博得大众的同情,曾声情并茂地宣称:“余对玲玉之死,可谓万念俱灰。今生今世,余再不娶妻,愿为鳏夫至死。”可后来,他食言自肥,不仅娶了一房新夫人,而且贼心如故,勾搭上了一位酒吧女招待。唐季珊晚年破产,被迫卖掉别墅,穷愁潦倒而死。
  当年,大明星阮玲玉的自杀比后世大才女三毛的自杀引起更大的震动,有不少喜爱她的观众毅然追随其香魂而逝。上海戏剧电影研究所的项福珍女士,初闻噩耗,仿佛五雷轰顶,旋即吞下鸦片以身相殉;绍兴影迷夏陈氏惊悉阮玲玉死讯,当天将毒药和水吞服;还有平日仰慕阮玲玉的杭州联华影院女招待员张美英,也因痛悼阮玲玉而服毒自尽。单是1935年3月8日这天,上海就有五名少女与阮玲玉结伴西游,外埠为这位明星自杀的追星族成员也有多位。她们留下的遗书内容大同小异,一言以蔽之:“阮玲玉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阮玲玉生前名闻天下,死后的哀荣也是极一时之盛。1935年3月14日,她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移往闸北的联义山庄墓地。阮玲玉的生前友好差不多都到齐了,将近三百人。下午1时10分,由金焰、孙瑜、费穆、郑君里、吴永刚、蔡楚生、黎民伟等十二位影界大腕将灵柩抬上灵车,那一刻,他们含泪将一个美丽的灵魂(而并非肉身)托举到天堂之上,空中的白云宛如天使的翅膀,远远地踏着春风来迎接她。
  这天,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甚至有从南京、杭州专程赶来执绋的影迷。从万国殡仪馆到联义山庄墓地有二十多里路程,灵车所经之处,万人空巷,沿途夹道致哀者多达三十万人。美国《纽约时报》驻沪记者见状极为惊奇,特意作了“这是世界最伟大的哀礼”的报道。文中还配发了一幅插图,其中送葬行列中有一壮汉,头扎白布,身穿龙袍。其寓意为:倘若中国仍有皇帝,也会来参加葬礼。
  在所有的“阮迷”中,只有生于广东、长在香港的李绮年(原名李梦卿)修成正果。她揣摩阮玲玉的表演艺术深有心得,后来成为了香港影坛的一线艺员,被称为“南国影后”和“阮玲玉二世”。当年,香港著名导演关文清灵机一动,根据阮玲玉的生平轶事,拍摄了《人言可畏》,由李绮年担纲主演,取得票房佳绩,连业内人士都夸赞她“活化了阮玲玉,仿佛使她又回到了人间”。然而,与阮玲玉一样,李绮年的婚姻相当不幸,再加上人老珠黄,事业一落千丈,最终她效法自己的前身,在金边的一家旅馆里吞服了大剂量的安眠药后撒手西去。
  当今时代,狗仔队员比前辈更为敬业,更为精明,海内外黄色小报上各色“火锅”层出不穷。不过,这些年也只有英国戴安娜王妃是被狗仔队“猎杀”的。至于香港电视明星翁美玲服毒自杀,是由于情场失意;香港三级片明星陈宝莲跳楼自杀,是由于产后抑郁症。香港影视明星刘嘉玲的裸照风波最能说明问题——人言不可畏,作为受害者,她不仅迅速得到法律援助和大众同情,《东周刊》还因此声名狼藉,宣布停刊。各路明星越来越坚强无畏,既不怕捧杀,也不怕棒杀,个个都已修炼得刀枪不入,莫非时代真的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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