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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东问题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以下四个原因:重要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石油资源、复杂的民族问题和错综的宗教纠纷。二战后,大国利益角逐重心在中东地区,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和石油资源。长期以来,中东地区是西方的势力范围。作为二战后崛起的超级大国,中东问题必然成为苏联与美国争夺的重点。
关键词:中东;冷战;苏联;美国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38-03
苏联战后中东策略失败的原因是:
一、中东战争中的不稳定政策
二战后,苏联没有立即介入中东事务。主要原因是:第一,西方大国,特别是美英在此经营多年,已经对中东事务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政策。第二,刚经过大战洗礼的苏联,除了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需要建设,对外重心在于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造之中,一时无力介入这一地区。因此,在二战结束初期,苏联在中东问题上比较保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其他利益而追随美国的政策。
1947年11月26日,在联合国大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会议上,苏联作为常任理事国发表声明,支持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的民主国家。此时的苏联支持美国,并不意味着苏联与美国站在同一立场上考虑问题,而是美苏都有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排挤出这一地区的想法。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前超级大国的英国持反对意见。作为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者,英国无法面对战后国家实力受到严重打击的事实。但是,无论军事实力还是经济控制力,与美国都不可同日而语,而苏联也想趁虚而入,插手中东事务。因此,支持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主张是苏联介入中东的机会。
联合国181号决议即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生效造就了犹太国——以色列的诞生,而产生的结果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对于这次战争,苏联没有明确支持哪一方。但是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买武器给以色列说明,苏联仍与美国保持一致。美国的态度很明确,保护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美国的军火援助和联合国的几次停火协议改变了局势走向,与阿拉伯国家产生了芥蒂。
愁准这一机会,苏联转而支持阿拉伯国家,承诺给与其军事和技术援助。在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苏联公开支持埃及,向埃及输入军火。同时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必须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声明》:“……作为一个大国,苏联不能对苏伊士问题袖手旁观,不能不关心现在由于西方国家的行动而造成的局势。这是可以理解的,应为任何破坏中近东地区和平的行动都不能不涉及到苏维埃国家安全的利益。苏联将继续努力采取措施,来促进通过协商公正地解决苏伊士问题。”[1]这一声明被美国视为苏联正式插手中东事务的宣言,是将冷战格局扩展到中东地区的开端。基辛格认为,苏联和埃及的买卖,是苏联势力伸入到中东的大胆行动。赫鲁晓夫伸入埃及争取影响力,跨越美国在苏联周遭建构的防御封锁线,使华府必须面对此前认为安全的位于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地区,迎接苏联挑衅的考验。[2]也正是通过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对埃及的支持,苏联获得了阿拉伯世界的好感,扩大了其在中东的影响,将英法在中东的势力排挤出去,与美国势力展开角逐。
阿以冲突一直是中东问题的重心。美苏两国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立场。一手促成以色列建国的美国始终支持以色列,而苏联因为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对埃及的支持,明确了自己的立场,站在了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一边。苏联这么做的原因有二。一是获得广大阿拉伯世界国家的支持,有利于扩大自己在中东的势力。二是以色列与阿拉伯民族矛盾重重,美国支持以色列必然受到阿拉伯的仇视,苏联希望利用这一矛盾把美国挤出中东,从而彻底控制整个中东地区。第二次中东战争之后,埃以双方虽然经历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但是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敌视丝毫未减。进入60年代后,苏联趁美国身陷越南战争之机,加紧向中东渗透,先后以“经济援助”、“军事援助”为手段,取得了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信任。而美国为了改变自己在中东地区的不利局面,加紧武装以色列,企图利用以色列打击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消弱苏联在中东的地位和影响。
如果说苏伊士运河战争是美苏争夺中东的开始,那么“六日战争”就是美苏在中东形势的分水岭。“六日战争”改变了中东政治的性质和中东国家与超级大国的关系。阿以冲突的进一步升级使得阿以双方对超级大国盟友的依赖程度加深,滑入美苏冷战轨道,成为冷战下的地区热战。对超级大国的依赖限制了中东国家的行动自由,消弱了他们独立自主解决阿以冲突的能力。由于超级大国的干预和支持,阿以双方变得更不愿意妥协。
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外交言论明确指责以色列,在“六五战争”后,苏联发表《关于中东问题声明》:“……苏联政府谴责以色列方面的侵略,并且要求以色列政府立即无条件地停止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约旦河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把自己的军队撤至停战线以外,作为消除军事冲突的第一个刻不容缓的措施。……苏联政府保留根据形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力。”[3]苏联在这里提到了“一切必要措施”,这当然包括武力。但是很明确,苏联绝对不会在这一时期动用武力,在冷战背景下,两个超级大国都不会轻言武力。从国际局势看,美国处于上升阶段,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使双方在处理任何可能发生战事的问题上格外小心。苏联对双方的实力对比十分清楚,因此出此言论,除了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外,更多的是让阿拉伯国家知道苏联的态度。在这一时期,苏联和美国达成了一种默契,即在中东地区保持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在美国看来,遏制苏联介入中东已经失败,不愿意再与阿拉伯国家摩擦,以免苏联进一步得利。苏联也很清楚,把美国赶出中东地区不现实,帮助阿拉伯国家消灭以色列不利于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战略部署,只有这种相互牵制状态既有利于控制阿拉伯国家,又能预防美国利用以色列完全制服阿拉伯国家。
出于这种战略考量,当“六五战争”让阿拉伯人失尽颜面,急需再打一场战争挽回士气时,苏联没有答应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要求,拒绝为其提供最新武器装备。让苏联方面始料未及的是,萨达特会因此与苏联断绝关系,驱逐苏联专家,这无疑是对苏联在中东渗透和扩张的沉重打击。苏联站在本国的立场上,忽视了埃及国家及阿拉伯民族的民族感情。“六五战争”的失利使埃及对苏联颇为不满,认为部分原因是过于相信苏联。苏联的拒绝使埃及彻底失望。萨达特悟到,不可能依靠苏联使阿以问题得到真正解决,埃及会成为美苏冷战的牺牲品。因此,在与苏联断交后,萨达特立即组织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目的不是彻底消灭以色列,而是取得局部胜利,鼓舞阿拉伯世界士气,为谈判做铺垫。
苏联在埃及策略上的失败给了美国机会,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美国没有像前三次一样全力支持以色列,在以色列取得战争局势主动权后,就进行停战磋商,为重新赢得阿以问题主动权创造条件。当萨达特选择去美国进行中东和平进程谈判的时候,苏联彻底失去了它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以及解决阿以问题的主动权。
二、阿富汗战争中的错误决断
试图通过领导中东和平进程进入波斯湾地区的努力失败后,苏联调整其中东政策。一方面,尽管失去了埃及这个最有实力的伙伴,其他阿拉伯国家却对埃及单方面与以色列和谈强烈不满,纷纷与埃及断交,对美国仍然存在仇视情绪。因此,尽管苏联此时在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威信不高,很多国家还是接受了苏联的援助。另一方面,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军事上,美国核武器数量超出苏联,但是常规力量处于劣势。在经济上,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实力有所下降,西欧和日本在这一阶段都高速成长。同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国内民众对政府十分不满,处于全球战略的收缩阶段。虽然戴维营协议的签署是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特别是中东和平进程上的重大胜利,但是随后爆发的伊斯兰革命却使美国的中东政策遭受严重打击。伊朗一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重要盟友,被美国视为中东警察,巴列维王朝一直唯美国马首是瞻。因此,巴列维王朝的覆灭无疑使美国损失惨重。同时,也给苏联提供了从另一方面进入中东,深入波斯湾的机会。霍梅尼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从建立伊始就表现出对美国的仇视。他同样仇视苏联,并没有给苏联插手的机会。
而处于全球战略上升期的苏联,已经不满足于单纯依靠外交途径取道波斯湾。因此,苏联出兵阿富汗有几层意思。首先,在阿富汗建立傀儡政权,使之既成为苏联向中东扩张的根据地,又就近牵制伊朗,防止其再次倒向美国。其次,苏联在阿富汗经营多年,阿富汗国内局势紧张,如果美国不期而至,多年的心血又将白费。因此,勃列日涅夫说:“不断发生的武装干涉,外部反动势力的阴谋串通,给阿富汗造成丧失独立和变为我国南部边境的帝国主义军事据点的现实威胁。”[4]换句话说,出兵阿富汗是为了防止在阿拉伯世界的失败重现,是为了在美国调整其中东政策之前抢占先机。
然而苏联的这一举措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受到世界各国的口诛笔伐。美国时任总统卡特更是抛出了后来被称为“卡特主义”的发言,他宣称:“任何外部势力控制波斯湾的任何意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侵犯,这种侵犯将遭到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使任何侵略者为其侵略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5]阿富汗战场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硬伤,苏联外交处于空前孤立境地,战争消耗也使得刚刚有点起色的苏联经济十分吃紧。更为重要的是,苏联这种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武力扩张行为不利于它争取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支持,充满防范心理,反而使美国扩大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往来,例如与中国建交。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原因如下:
二战以后,苏联一直在尝试攫取中东地区的控制权,但是这种积极的进攻战略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首先,苏联与阿拉伯国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大多数阿拉伯君主对苏联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潜在的畏惧心理。阿拉伯国家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民族主义是苏联本身所排斥的。为了在中东的战略利益,苏联一方面援助这些国家,一方面又不赞成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这就造成了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诸多矛盾,使双方互不信任。其次,苏联虽然希望在各个方面超越美国,却又不希望因此发生摩擦,产生直接冲突。因此,在处理中东问题,特别是事关阿拉伯民族感情的阿以问题上,不免畏首畏尾,既想讨好阿拉伯国家,又不想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完全决裂,结果是既失去了阿拉伯国家的信任,又丧失了对阿以问题的主导。美国则不同,美国至始至终都在支持自己在中东的代言人以色列。苏联丧失了自己的代言人埃及。在既没有代言人,又得不到其他阿拉伯国家支持的情况下,自然无法在该地区与美国抗衡。再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苏联,无论全球扩张的力度还是自身的发展水平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于是,大国的劣根性暴露无遗,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成为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主流。出兵阿富汗即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做出的错误决定。这一错误决定不同于此前在中东问题上失败,直接导致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空前孤立。战争消耗恶化了国内经济发展,反对其出兵国家对其进行的经济制裁使其经济雪上加霜,在后来在与美国对峙中背着沉重的包袱。
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失败表明:首先,苏联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在介入自己并不熟悉的世界热点地区前,没有长期可行的方案支撑,对于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也缺乏可操作的具体策略。其次,在世界各国一致反对的情况下挑起战事,损害了自己的国际形象,不利于对外关系的发展,丧失了与美国对峙的资本。
注释:
[1]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424—425.
[2]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474.
[3]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430.
[4]安•葛罗米柯等主编.韩正文等译.苏联对外政策史(1945—1980)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682.
[5]刘温国,郭辉.强弩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59—160.
关键词:中东;冷战;苏联;美国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2-038-03
苏联战后中东策略失败的原因是:
一、中东战争中的不稳定政策
二战后,苏联没有立即介入中东事务。主要原因是:第一,西方大国,特别是美英在此经营多年,已经对中东事务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政策。第二,刚经过大战洗礼的苏联,除了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需要建设,对外重心在于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造之中,一时无力介入这一地区。因此,在二战结束初期,苏联在中东问题上比较保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其他利益而追随美国的政策。
1947年11月26日,在联合国大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会议上,苏联作为常任理事国发表声明,支持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的民主国家。此时的苏联支持美国,并不意味着苏联与美国站在同一立场上考虑问题,而是美苏都有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排挤出这一地区的想法。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前超级大国的英国持反对意见。作为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者,英国无法面对战后国家实力受到严重打击的事实。但是,无论军事实力还是经济控制力,与美国都不可同日而语,而苏联也想趁虚而入,插手中东事务。因此,支持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主张是苏联介入中东的机会。
联合国181号决议即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生效造就了犹太国——以色列的诞生,而产生的结果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对于这次战争,苏联没有明确支持哪一方。但是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买武器给以色列说明,苏联仍与美国保持一致。美国的态度很明确,保护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美国的军火援助和联合国的几次停火协议改变了局势走向,与阿拉伯国家产生了芥蒂。
愁准这一机会,苏联转而支持阿拉伯国家,承诺给与其军事和技术援助。在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苏联公开支持埃及,向埃及输入军火。同时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必须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声明》:“……作为一个大国,苏联不能对苏伊士问题袖手旁观,不能不关心现在由于西方国家的行动而造成的局势。这是可以理解的,应为任何破坏中近东地区和平的行动都不能不涉及到苏维埃国家安全的利益。苏联将继续努力采取措施,来促进通过协商公正地解决苏伊士问题。”[1]这一声明被美国视为苏联正式插手中东事务的宣言,是将冷战格局扩展到中东地区的开端。基辛格认为,苏联和埃及的买卖,是苏联势力伸入到中东的大胆行动。赫鲁晓夫伸入埃及争取影响力,跨越美国在苏联周遭建构的防御封锁线,使华府必须面对此前认为安全的位于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地区,迎接苏联挑衅的考验。[2]也正是通过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对埃及的支持,苏联获得了阿拉伯世界的好感,扩大了其在中东的影响,将英法在中东的势力排挤出去,与美国势力展开角逐。
阿以冲突一直是中东问题的重心。美苏两国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立场。一手促成以色列建国的美国始终支持以色列,而苏联因为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对埃及的支持,明确了自己的立场,站在了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一边。苏联这么做的原因有二。一是获得广大阿拉伯世界国家的支持,有利于扩大自己在中东的势力。二是以色列与阿拉伯民族矛盾重重,美国支持以色列必然受到阿拉伯的仇视,苏联希望利用这一矛盾把美国挤出中东,从而彻底控制整个中东地区。第二次中东战争之后,埃以双方虽然经历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但是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敌视丝毫未减。进入60年代后,苏联趁美国身陷越南战争之机,加紧向中东渗透,先后以“经济援助”、“军事援助”为手段,取得了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信任。而美国为了改变自己在中东地区的不利局面,加紧武装以色列,企图利用以色列打击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消弱苏联在中东的地位和影响。
如果说苏伊士运河战争是美苏争夺中东的开始,那么“六日战争”就是美苏在中东形势的分水岭。“六日战争”改变了中东政治的性质和中东国家与超级大国的关系。阿以冲突的进一步升级使得阿以双方对超级大国盟友的依赖程度加深,滑入美苏冷战轨道,成为冷战下的地区热战。对超级大国的依赖限制了中东国家的行动自由,消弱了他们独立自主解决阿以冲突的能力。由于超级大国的干预和支持,阿以双方变得更不愿意妥协。
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外交言论明确指责以色列,在“六五战争”后,苏联发表《关于中东问题声明》:“……苏联政府谴责以色列方面的侵略,并且要求以色列政府立即无条件地停止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约旦河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行动,把自己的军队撤至停战线以外,作为消除军事冲突的第一个刻不容缓的措施。……苏联政府保留根据形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力。”[3]苏联在这里提到了“一切必要措施”,这当然包括武力。但是很明确,苏联绝对不会在这一时期动用武力,在冷战背景下,两个超级大国都不会轻言武力。从国际局势看,美国处于上升阶段,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使双方在处理任何可能发生战事的问题上格外小心。苏联对双方的实力对比十分清楚,因此出此言论,除了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外,更多的是让阿拉伯国家知道苏联的态度。在这一时期,苏联和美国达成了一种默契,即在中东地区保持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在美国看来,遏制苏联介入中东已经失败,不愿意再与阿拉伯国家摩擦,以免苏联进一步得利。苏联也很清楚,把美国赶出中东地区不现实,帮助阿拉伯国家消灭以色列不利于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战略部署,只有这种相互牵制状态既有利于控制阿拉伯国家,又能预防美国利用以色列完全制服阿拉伯国家。
出于这种战略考量,当“六五战争”让阿拉伯人失尽颜面,急需再打一场战争挽回士气时,苏联没有答应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要求,拒绝为其提供最新武器装备。让苏联方面始料未及的是,萨达特会因此与苏联断绝关系,驱逐苏联专家,这无疑是对苏联在中东渗透和扩张的沉重打击。苏联站在本国的立场上,忽视了埃及国家及阿拉伯民族的民族感情。“六五战争”的失利使埃及对苏联颇为不满,认为部分原因是过于相信苏联。苏联的拒绝使埃及彻底失望。萨达特悟到,不可能依靠苏联使阿以问题得到真正解决,埃及会成为美苏冷战的牺牲品。因此,在与苏联断交后,萨达特立即组织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目的不是彻底消灭以色列,而是取得局部胜利,鼓舞阿拉伯世界士气,为谈判做铺垫。
苏联在埃及策略上的失败给了美国机会,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美国没有像前三次一样全力支持以色列,在以色列取得战争局势主动权后,就进行停战磋商,为重新赢得阿以问题主动权创造条件。当萨达特选择去美国进行中东和平进程谈判的时候,苏联彻底失去了它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以及解决阿以问题的主动权。
二、阿富汗战争中的错误决断
试图通过领导中东和平进程进入波斯湾地区的努力失败后,苏联调整其中东政策。一方面,尽管失去了埃及这个最有实力的伙伴,其他阿拉伯国家却对埃及单方面与以色列和谈强烈不满,纷纷与埃及断交,对美国仍然存在仇视情绪。因此,尽管苏联此时在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威信不高,很多国家还是接受了苏联的援助。另一方面,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军事上,美国核武器数量超出苏联,但是常规力量处于劣势。在经济上,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实力有所下降,西欧和日本在这一阶段都高速成长。同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国内民众对政府十分不满,处于全球战略的收缩阶段。虽然戴维营协议的签署是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特别是中东和平进程上的重大胜利,但是随后爆发的伊斯兰革命却使美国的中东政策遭受严重打击。伊朗一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重要盟友,被美国视为中东警察,巴列维王朝一直唯美国马首是瞻。因此,巴列维王朝的覆灭无疑使美国损失惨重。同时,也给苏联提供了从另一方面进入中东,深入波斯湾的机会。霍梅尼建立的伊斯兰共和国从建立伊始就表现出对美国的仇视。他同样仇视苏联,并没有给苏联插手的机会。
而处于全球战略上升期的苏联,已经不满足于单纯依靠外交途径取道波斯湾。因此,苏联出兵阿富汗有几层意思。首先,在阿富汗建立傀儡政权,使之既成为苏联向中东扩张的根据地,又就近牵制伊朗,防止其再次倒向美国。其次,苏联在阿富汗经营多年,阿富汗国内局势紧张,如果美国不期而至,多年的心血又将白费。因此,勃列日涅夫说:“不断发生的武装干涉,外部反动势力的阴谋串通,给阿富汗造成丧失独立和变为我国南部边境的帝国主义军事据点的现实威胁。”[4]换句话说,出兵阿富汗是为了防止在阿拉伯世界的失败重现,是为了在美国调整其中东政策之前抢占先机。
然而苏联的这一举措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受到世界各国的口诛笔伐。美国时任总统卡特更是抛出了后来被称为“卡特主义”的发言,他宣称:“任何外部势力控制波斯湾的任何意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侵犯,这种侵犯将遭到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回击,‘使任何侵略者为其侵略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5]阿富汗战场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硬伤,苏联外交处于空前孤立境地,战争消耗也使得刚刚有点起色的苏联经济十分吃紧。更为重要的是,苏联这种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武力扩张行为不利于它争取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支持,充满防范心理,反而使美国扩大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往来,例如与中国建交。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原因如下:
二战以后,苏联一直在尝试攫取中东地区的控制权,但是这种积极的进攻战略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首先,苏联与阿拉伯国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大多数阿拉伯君主对苏联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潜在的畏惧心理。阿拉伯国家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民族主义是苏联本身所排斥的。为了在中东的战略利益,苏联一方面援助这些国家,一方面又不赞成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这就造成了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诸多矛盾,使双方互不信任。其次,苏联虽然希望在各个方面超越美国,却又不希望因此发生摩擦,产生直接冲突。因此,在处理中东问题,特别是事关阿拉伯民族感情的阿以问题上,不免畏首畏尾,既想讨好阿拉伯国家,又不想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完全决裂,结果是既失去了阿拉伯国家的信任,又丧失了对阿以问题的主导。美国则不同,美国至始至终都在支持自己在中东的代言人以色列。苏联丧失了自己的代言人埃及。在既没有代言人,又得不到其他阿拉伯国家支持的情况下,自然无法在该地区与美国抗衡。再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苏联,无论全球扩张的力度还是自身的发展水平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于是,大国的劣根性暴露无遗,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成为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主流。出兵阿富汗即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做出的错误决定。这一错误决定不同于此前在中东问题上失败,直接导致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空前孤立。战争消耗恶化了国内经济发展,反对其出兵国家对其进行的经济制裁使其经济雪上加霜,在后来在与美国对峙中背着沉重的包袱。
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失败表明:首先,苏联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在介入自己并不熟悉的世界热点地区前,没有长期可行的方案支撑,对于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也缺乏可操作的具体策略。其次,在世界各国一致反对的情况下挑起战事,损害了自己的国际形象,不利于对外关系的发展,丧失了与美国对峙的资本。
注释:
[1]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424—425.
[2]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474.
[3]尹崇敬主编.中东问题100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430.
[4]安•葛罗米柯等主编.韩正文等译.苏联对外政策史(1945—1980)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682.
[5]刘温国,郭辉.强弩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59—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