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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 这是82岁高龄的吴玉章写的一首“自励诗”，也是这位教育家一生真实的写照。吴玉章情系教育事业， 是当代中国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在延安时期，他提出教育是人民大众的事，教育要向工农大众开门，要为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服务，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有利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教育青年不应当只是学科学，更应当学做人；系统教育与在职教育要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提出建立多种规格、多种形式的办学体制，从速培养人才和革命骨干等教育理念。为了普及教育事业，他还提倡汉字改革，研制拼音方案，为当代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为革命而教育培养进步青年
早在去延安之前，吴玉章就意识到以教育培养革命人才的意义。他与同时代许多进步的教育家不同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把教育当作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不是“为教育而教育”，也不存有“教育救国”的空想，而是为革命而教育，培养进步青年投身革命，成为革命的骨干。1917年吴玉章在北京重建了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大力宣传革命进步思想，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京、津、沪地区、湖南、四川等地有大批青年参加，在赴法的青年中，有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王若飞、赵世炎、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领导骨干。
辛亥革命失败后，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相继发生，这就使他认识到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于是他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1925年2月，吴玉章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党指派留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安排吴玉章、刘伯承等去苏联学习。1937年他在巴黎作了许多公开讲演，号召世界反战反法西斯国家援助中国抗战，还出版了题为《中国能战胜日本》的小册子。
1938年吴玉章回国后，作为中共七名参政员之一，出席在武汉、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二、三、四次会议。有一次与蒋介石会面，蒋介石对他说：你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吴玉章却明确表示： “我坚信共产主义，决不动摇。如果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 吴玉章在四川期间，利用各种公共场所，以及参加会议的机会，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及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宣传抗战必胜。他返回荣县家乡，也宣传鼓动四邻农民、故旧亲朋，为国出钱出力多去当兵抗日。因此，当时荣县志愿兵数量最多，甚至引起国民党疑惧，以为另有用意。
1939年11月，吴玉章到延安。1938年12月30日是吴玉章的60岁生日，当时正值他在重庆忙于出席国民参政会。吴玉章返回延安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议为吴玉章补祝六十大寿。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庆祝吴玉章六十寿辰。毛泽东亲临致祝词，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毛泽东还号召全党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毛泽东的祝词脍炙人口，影响深远。吴玉章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我党著名的“延安五老”。
在延安，为了挽救国家危局，振奋民心，吴玉章大力倡导开展时局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活动。他把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文章和党中央的若干文件，编印成一本名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的小册子，以供同志们学习。还为大家作了许多次讲演，讲述从古到今著名的民族英雄和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教育我们的同志要树立坚毅的理想信念，以对人民事业的忠诚和高尚的人格，以身作则，临危不惧，经得起任何严峻的考验。
推进新的教育提倡品学兼优
吴玉章在延安担任延安最高文艺学府鲁迅艺术学院院长。他提出要“在延安推进新的教育”的理念，希望我党我军办比较正规的新式教育，既为革命成功后教育事业准备和积累力量，也为抗战建国服务。
为办好鲁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高等教育事业，吴玉章经常骑着毛驴或乘坐马车从杨家岭到桥儿沟鲁艺，深入学员的教室、宿舍、伙房和教员的办公室、宿舍了解教学和生活情况，征求大家对搞好鲁艺各项工作的意见，同时也征求学员对教学改进和对教员上课的改进意见。在主持鲁艺期间，他提出系统教育与在职教育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为了尽可能满足前方部队对抗战文艺干部的需要， 从速培养人才和革命骨干，提出建立多种规格、多种形式的办学体制及其理念，大量举办各种短训班、轮训班培养文艺干部，并建立了晋东南、华中、晋西北鲁艺分校。鲁艺还组织吕梁剧社、前线剧社、黄河剧社、七月剧社、奋斗剧社等剧社学员来鲁艺学习。鲁艺为党培养输送的各类文艺干部数以万计。
1941年，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和严峻的形势下，为了集中人力、物力培养抗战所需要的各类干部，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三校合并，创办延安大学，以吴玉章为校长，赵毅敏为副校长。吴玉章认为，延大的成立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提出延大的教育目的不但在专门技术和知识的获得，且更应注意养成学员的伟大品格，延大不应当只是学科学的学校，更应当是学做人的学校，提倡品学兼优；提出要教育青年继承革命传统，发挥青年的创造性，决心为国家、人民作一个有用的人才等一些新的教育主张。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延安大学以新的教育理念，努力贯彻学以致用的方针，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1948年，中共中央与华北局决定，将原属晋察冀边区领导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原属晋冀鲁豫边区领导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和成仿吾担任副校长。吴玉章为华北大学制定了“忠诚、团结、朴实、虚心”的八字校训。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华北大学主要采取了短期培训的办法，即学生经过基本训练后即分配工作，以便迅速为迎接全国解放和建立新中国培训干部。
吴玉章特别关心师生员工的教学和生活用房，一次到基层发现一些单位的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十分紧张时，他一再向总务部门负责同志说，目前学校的用房虽然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花了很大力气解决得比较好，但仍然十分拥挤，可以把我的住房腾出一些让给校部作为办公用房。经过再三研究，吴玉章把住房压缩为一个大通间，办公室兼卧室，身边工作人员几个人共住一个大通间，其余的腾出给了组织科、干部科作为办公室兼卧室。
1949年4月4日，吴玉章率领华北大学师生进入北平。进入北平后，华北大学先后在平津两地招收学员1.4万多人，加上教职工在内，当时华北大学在北平拥有师生近2万人。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当时的中国是少有的。吴玉章当时虽然已是七十高龄，还亲自给党员上党课，给学生讲中国历史教程，还经常给全校师生员工作形势任务报告。华北大学虽然只办了一年多，却为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干部。这所学校吸收了从全国各地奔赴解放区的进步青年，特别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批大中学生，经过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很快输送到各个战场。
倡导汉字改革推进大众教育
吴玉章是我国早期少数几位语言文字学家之一，他认为汉字必须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而且必须走拉丁化的拼音道路。他认为世界文字符号的发展都是从繁难到简易，文字制度的发展都是从形意制度到意音制度再到拼音制度。在苏联期间，吴玉章与林伯渠等制定了《拉丁化新文字》，参与并领导召开了第一次新文字代表大会，并在华侨中组织推广。
到延安后，他积极倡导开展新文字运动，促进了扫除文盲、普及教育的工作。在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先后进行过用拉丁化拼音文字来扫除文盲的试验。在陕甘宁边区，吴老曾任新文字运动委员会主任，举办过新文字干部学校，主持过《新文字报》和《新文字丛书》的工作。这些为解放后研究制定国家统一的《汉语拼音方案》，开展全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吴玉章认为教育是人民大众的事，提出教育要向工农大众开门，要为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服务，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有利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任命吴玉章为新创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他仍然坚持面向工农开门办学，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平民化第一人。建校之初，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工农干部和战斗英雄，也招收一部分产业工人、中学毕业生。1952年，吴玉章在青岛遇见青年纺织女工、全国劳动模范郝建秀。当得知她文化水平不高时，就邀请她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3年，郝建秀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习。郝建秀以前只读过一年小学，在速成中学要在四年内学完初中、高中六年的课程，难度很大。郝建秀开始感到很困难，一度想放弃，回工厂工作。吴玉章知道后，就找她谈心，耐心做工作，还请有经验的教师为她进行个别辅导，郝建秀的学习成绩逐步得到提高，1958年考入华东纺织工学院学习。学校建立了多种办学体制，有本科、专修科、研究班、夜大学和函授部、工农预科和工农速成中学等，通过这些途径使更多的工农干部和劳动模范得以接受高等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办学条件极其简单。当时连像样的教室都不多，经常要露天上课，学生拿着小凳子一坐，就开始教学。条件虽然艰苦，但师生热情很高，吴玉章带领全校教职工，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便将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这所全国性正规大学办得有声有色。
吴玉章曾撰写一幅对联挂在堂前。上联“创业难，守业亦难，明知物力维艰，事事莫争虚体面”，教育子孙后辈要艰苦创业，勤俭持家，切不可铺张浪费，追求虚荣；下联：“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以身作则，行行当立好楷模”，指出做长辈的要时时刻刻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处处做出好样子，成为后辈们效仿的楷模。
（作者单位：广东现代管理专修学院）
责任编辑萧田
为革命而教育培养进步青年
早在去延安之前，吴玉章就意识到以教育培养革命人才的意义。他与同时代许多进步的教育家不同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把教育当作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不是“为教育而教育”，也不存有“教育救国”的空想，而是为革命而教育，培养进步青年投身革命，成为革命的骨干。1917年吴玉章在北京重建了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大力宣传革命进步思想，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京、津、沪地区、湖南、四川等地有大批青年参加，在赴法的青年中，有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王若飞、赵世炎、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领导骨干。
辛亥革命失败后，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相继发生，这就使他认识到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于是他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1925年2月，吴玉章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党指派留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安排吴玉章、刘伯承等去苏联学习。1937年他在巴黎作了许多公开讲演，号召世界反战反法西斯国家援助中国抗战，还出版了题为《中国能战胜日本》的小册子。
1938年吴玉章回国后，作为中共七名参政员之一，出席在武汉、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二、三、四次会议。有一次与蒋介石会面，蒋介石对他说：你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吴玉章却明确表示： “我坚信共产主义，决不动摇。如果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 吴玉章在四川期间，利用各种公共场所，以及参加会议的机会，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及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宣传抗战必胜。他返回荣县家乡，也宣传鼓动四邻农民、故旧亲朋，为国出钱出力多去当兵抗日。因此，当时荣县志愿兵数量最多，甚至引起国民党疑惧，以为另有用意。
1939年11月，吴玉章到延安。1938年12月30日是吴玉章的60岁生日，当时正值他在重庆忙于出席国民参政会。吴玉章返回延安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议为吴玉章补祝六十大寿。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庆祝吴玉章六十寿辰。毛泽东亲临致祝词，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毛泽东还号召全党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毛泽东的祝词脍炙人口，影响深远。吴玉章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誉为我党著名的“延安五老”。
在延安，为了挽救国家危局，振奋民心，吴玉章大力倡导开展时局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活动。他把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文章和党中央的若干文件，编印成一本名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的小册子，以供同志们学习。还为大家作了许多次讲演，讲述从古到今著名的民族英雄和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教育我们的同志要树立坚毅的理想信念，以对人民事业的忠诚和高尚的人格，以身作则，临危不惧，经得起任何严峻的考验。
推进新的教育提倡品学兼优
吴玉章在延安担任延安最高文艺学府鲁迅艺术学院院长。他提出要“在延安推进新的教育”的理念，希望我党我军办比较正规的新式教育，既为革命成功后教育事业准备和积累力量，也为抗战建国服务。
为办好鲁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高等教育事业，吴玉章经常骑着毛驴或乘坐马车从杨家岭到桥儿沟鲁艺，深入学员的教室、宿舍、伙房和教员的办公室、宿舍了解教学和生活情况，征求大家对搞好鲁艺各项工作的意见，同时也征求学员对教学改进和对教员上课的改进意见。在主持鲁艺期间，他提出系统教育与在职教育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为了尽可能满足前方部队对抗战文艺干部的需要， 从速培养人才和革命骨干，提出建立多种规格、多种形式的办学体制及其理念，大量举办各种短训班、轮训班培养文艺干部，并建立了晋东南、华中、晋西北鲁艺分校。鲁艺还组织吕梁剧社、前线剧社、黄河剧社、七月剧社、奋斗剧社等剧社学员来鲁艺学习。鲁艺为党培养输送的各类文艺干部数以万计。
1941年，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和严峻的形势下，为了集中人力、物力培养抗战所需要的各类干部，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三校合并，创办延安大学，以吴玉章为校长，赵毅敏为副校长。吴玉章认为，延大的成立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提出延大的教育目的不但在专门技术和知识的获得，且更应注意养成学员的伟大品格，延大不应当只是学科学的学校，更应当是学做人的学校，提倡品学兼优；提出要教育青年继承革命传统，发挥青年的创造性，决心为国家、人民作一个有用的人才等一些新的教育主张。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延安大学以新的教育理念，努力贯彻学以致用的方针，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1948年，中共中央与华北局决定，将原属晋察冀边区领导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原属晋冀鲁豫边区领导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和成仿吾担任副校长。吴玉章为华北大学制定了“忠诚、团结、朴实、虚心”的八字校训。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华北大学主要采取了短期培训的办法，即学生经过基本训练后即分配工作，以便迅速为迎接全国解放和建立新中国培训干部。
吴玉章特别关心师生员工的教学和生活用房，一次到基层发现一些单位的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十分紧张时，他一再向总务部门负责同志说，目前学校的用房虽然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花了很大力气解决得比较好，但仍然十分拥挤，可以把我的住房腾出一些让给校部作为办公用房。经过再三研究，吴玉章把住房压缩为一个大通间，办公室兼卧室，身边工作人员几个人共住一个大通间，其余的腾出给了组织科、干部科作为办公室兼卧室。
1949年4月4日，吴玉章率领华北大学师生进入北平。进入北平后，华北大学先后在平津两地招收学员1.4万多人，加上教职工在内，当时华北大学在北平拥有师生近2万人。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当时的中国是少有的。吴玉章当时虽然已是七十高龄，还亲自给党员上党课，给学生讲中国历史教程，还经常给全校师生员工作形势任务报告。华北大学虽然只办了一年多，却为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干部。这所学校吸收了从全国各地奔赴解放区的进步青年，特别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批大中学生，经过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很快输送到各个战场。
倡导汉字改革推进大众教育
吴玉章是我国早期少数几位语言文字学家之一，他认为汉字必须循序渐进地进行改革，而且必须走拉丁化的拼音道路。他认为世界文字符号的发展都是从繁难到简易，文字制度的发展都是从形意制度到意音制度再到拼音制度。在苏联期间，吴玉章与林伯渠等制定了《拉丁化新文字》，参与并领导召开了第一次新文字代表大会，并在华侨中组织推广。
到延安后，他积极倡导开展新文字运动，促进了扫除文盲、普及教育的工作。在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先后进行过用拉丁化拼音文字来扫除文盲的试验。在陕甘宁边区，吴老曾任新文字运动委员会主任，举办过新文字干部学校，主持过《新文字报》和《新文字丛书》的工作。这些为解放后研究制定国家统一的《汉语拼音方案》，开展全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吴玉章认为教育是人民大众的事，提出教育要向工农大众开门，要为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服务，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有利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任命吴玉章为新创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他仍然坚持面向工农开门办学，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平民化第一人。建校之初，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工农干部和战斗英雄，也招收一部分产业工人、中学毕业生。1952年，吴玉章在青岛遇见青年纺织女工、全国劳动模范郝建秀。当得知她文化水平不高时，就邀请她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3年，郝建秀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习。郝建秀以前只读过一年小学，在速成中学要在四年内学完初中、高中六年的课程，难度很大。郝建秀开始感到很困难，一度想放弃，回工厂工作。吴玉章知道后，就找她谈心，耐心做工作，还请有经验的教师为她进行个别辅导，郝建秀的学习成绩逐步得到提高，1958年考入华东纺织工学院学习。学校建立了多种办学体制，有本科、专修科、研究班、夜大学和函授部、工农预科和工农速成中学等，通过这些途径使更多的工农干部和劳动模范得以接受高等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办学条件极其简单。当时连像样的教室都不多，经常要露天上课，学生拿着小凳子一坐，就开始教学。条件虽然艰苦，但师生热情很高，吴玉章带领全校教职工，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不到一年时间，便将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这所全国性正规大学办得有声有色。
吴玉章曾撰写一幅对联挂在堂前。上联“创业难，守业亦难，明知物力维艰，事事莫争虚体面”，教育子孙后辈要艰苦创业，勤俭持家，切不可铺张浪费，追求虚荣；下联：“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以身作则，行行当立好楷模”，指出做长辈的要时时刻刻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处处做出好样子，成为后辈们效仿的楷模。
（作者单位：广东现代管理专修学院）
责任编辑萧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