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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在书店里翻到琳琅满目讲全球化的书，我心里都不是滋味。中国入世程序启动以来，这个主题炙手可热。搞这个就可以弄到资源，所以大家一拥而上，并无任何学术积累也急于滥发意见。其结果当然是良莠不齐，很多临时拼凑的大杂烩往往让人不寒而栗。
今年，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唐士其教授的新书《全球化与地域性》却让人有了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但这本书同时又让圈里人感到尴尬，因为作者的学术专长并不在此。2002年北大出版的那本长达50多万字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才是他的代表作。那本书被认为是中国近年来对西方政治研究最为透彻的专著，打破按思想家人头来写思想史的窠臼，用连贯一致的理论主题来串起整个观念史。出版之后，很快就被反复翻印，很多学校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基本上是人手一本。一时间洛阳纸贵，让负责该书出版的北大出版社喜出望外。
因此，很难想象，一个搞政治哲学的学者能做这个更偏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题，还能做得如此出彩，把国内其他同类研究都给比下去。看着这本新书脚注里丰富的参考文献，我心里一边为作者资料掌握深度感到佩服，一边为其他那些没有阅读文献也能发表观点、擅长“无米之炊”的记者型学者感到羞愧。
其实，唐士其的这一手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他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只是他后来在东京大学博士后期间做的研究。这样看来，今天这本新书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延续了他博士论文的研究思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继续梳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这个漂亮的回马枪中，唐把全球化下的国家角色系统地梳理一遍，并站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的中心观点是：作为人类政治生活地域特征的最高体系，国民国家(nation state)在全球化时代不仅不应该像新自由主义宣称的那样过时而后退，反而应该承担起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在保护社会传统关系免遭自由市场侵害方面发挥创造性作用。
这个观点本身并不新颖，国外政治学界早就有成形的讨论。只要稍加留意，你也不会像一些国内学者那样甘心被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忽悠。而唐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梳理了相关学者的讨论，并站在“中国视角”上做出独立的评判，并形成逻辑一致的系统论证。与记者相比，学者永远没法追求时效性，学者的长处在于逻辑严密、论证深入。唐的新书在历史与理论这两个方面都体现了这种长处。
拿历史来说，很多成天把全球化挂在嘴边的人，连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总以为美国霸权体系之下的全球化是个新事物，所以应该全身心地拥抱这个新时代的到来。然而，事實上，在19世纪英国霸权下早就发生了自由市场全面跨越国家边界的全球化过程，其深度甚至要超过20世纪末的全球化。在英国霸权的全球化之下，各国社会为此而做出的反弹直接打下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基础。对此，唐士其的新书花了两章来专门检讨这段历史，逻辑清楚，行文缜密。
就理论而言，他紧扣政治学核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展开分析。他指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个地域共同体内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动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倾向于放松对市场的管制，另一方面社会在市场侵袭之下又要求国家对社会提供地域性的保护与服务；一方面是要求削弱国家权力缩小政府规模，另一方面又要求强化国家能力和管理水平来解决地域性的社会政治问题。是否能平衡这对矛盾的要求，就成为各国能否在全球化下健康发展的关键。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唐士其分析了全球化时代地域国家各方面的职能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探讨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当然，与那些热衷于提出政策建议的学者们不同，唐士其严格地克制了自己给出更多具体政策建议的冲动，只在全书末尾强调中国模式完全有可能突破新自由主义限定的发展局限。作为学者，他只能对已有现象做解释与推理，建立起严密的理论解释，而把历史的检验留给时间。贯穿全书，他只在自己研究搞清楚的范围内发表意见，决不渲染情绪、挑逗噱头。
据北大学生盛传，唐士其会英、俄、日、德四门外语，这显然是他能读懂一手文献的能力基础。学生爱搞个人崇拜，这个八卦消息还有待验证。不过，从唐士其这两本扎实的专著来看，他的确是个能力够强的多面手。
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经济学，两手都玩，两手都硬。对唐士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个人能力的表现。但对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界来说，这不啻是一种悲哀——人们按山头来分配学术资源，却不按研究主题来形成稳定成熟的研究团体。往深了想，对唐士其来说这也并不是什么好事。其一，他把自己研究“规范性”问题的专长落在一边，花了两三年时间做了一个“半实证、半规范”的研究，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牺牲了发挥自己学术专长的机会。其二，他一只脚踩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地盘里，在国内却得不到够格的行家批评与反馈，这极大地降低了他的研究可能到达的高度。
平心而论，唐士其跨领域的研究显得路数“野”了一些，但他却轻松地把国内好多人都甩在后面。作为一名严肃的读者，我只愿学者们以后都在自己的分工领域里真的成为“专家”，而不是全都来当“时事评论员”。只有那样，唐士其们也就没有如此轻松的机会来耍这样的两面功夫了。
今年，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唐士其教授的新书《全球化与地域性》却让人有了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但这本书同时又让圈里人感到尴尬，因为作者的学术专长并不在此。2002年北大出版的那本长达50多万字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才是他的代表作。那本书被认为是中国近年来对西方政治研究最为透彻的专著，打破按思想家人头来写思想史的窠臼，用连贯一致的理论主题来串起整个观念史。出版之后，很快就被反复翻印，很多学校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基本上是人手一本。一时间洛阳纸贵，让负责该书出版的北大出版社喜出望外。
因此，很难想象，一个搞政治哲学的学者能做这个更偏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题，还能做得如此出彩，把国内其他同类研究都给比下去。看着这本新书脚注里丰富的参考文献，我心里一边为作者资料掌握深度感到佩服，一边为其他那些没有阅读文献也能发表观点、擅长“无米之炊”的记者型学者感到羞愧。
其实，唐士其的这一手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他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只是他后来在东京大学博士后期间做的研究。这样看来，今天这本新书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延续了他博士论文的研究思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继续梳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这个漂亮的回马枪中，唐把全球化下的国家角色系统地梳理一遍，并站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的中心观点是：作为人类政治生活地域特征的最高体系，国民国家(nation state)在全球化时代不仅不应该像新自由主义宣称的那样过时而后退，反而应该承担起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在保护社会传统关系免遭自由市场侵害方面发挥创造性作用。
这个观点本身并不新颖，国外政治学界早就有成形的讨论。只要稍加留意，你也不会像一些国内学者那样甘心被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忽悠。而唐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梳理了相关学者的讨论，并站在“中国视角”上做出独立的评判，并形成逻辑一致的系统论证。与记者相比，学者永远没法追求时效性，学者的长处在于逻辑严密、论证深入。唐的新书在历史与理论这两个方面都体现了这种长处。
拿历史来说，很多成天把全球化挂在嘴边的人，连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总以为美国霸权体系之下的全球化是个新事物，所以应该全身心地拥抱这个新时代的到来。然而，事實上，在19世纪英国霸权下早就发生了自由市场全面跨越国家边界的全球化过程，其深度甚至要超过20世纪末的全球化。在英国霸权的全球化之下，各国社会为此而做出的反弹直接打下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基础。对此，唐士其的新书花了两章来专门检讨这段历史，逻辑清楚，行文缜密。
就理论而言，他紧扣政治学核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展开分析。他指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个地域共同体内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动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倾向于放松对市场的管制，另一方面社会在市场侵袭之下又要求国家对社会提供地域性的保护与服务；一方面是要求削弱国家权力缩小政府规模，另一方面又要求强化国家能力和管理水平来解决地域性的社会政治问题。是否能平衡这对矛盾的要求，就成为各国能否在全球化下健康发展的关键。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唐士其分析了全球化时代地域国家各方面的职能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探讨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当然，与那些热衷于提出政策建议的学者们不同，唐士其严格地克制了自己给出更多具体政策建议的冲动，只在全书末尾强调中国模式完全有可能突破新自由主义限定的发展局限。作为学者，他只能对已有现象做解释与推理，建立起严密的理论解释，而把历史的检验留给时间。贯穿全书，他只在自己研究搞清楚的范围内发表意见，决不渲染情绪、挑逗噱头。
据北大学生盛传，唐士其会英、俄、日、德四门外语，这显然是他能读懂一手文献的能力基础。学生爱搞个人崇拜，这个八卦消息还有待验证。不过，从唐士其这两本扎实的专著来看，他的确是个能力够强的多面手。
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经济学，两手都玩，两手都硬。对唐士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个人能力的表现。但对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界来说，这不啻是一种悲哀——人们按山头来分配学术资源，却不按研究主题来形成稳定成熟的研究团体。往深了想，对唐士其来说这也并不是什么好事。其一，他把自己研究“规范性”问题的专长落在一边，花了两三年时间做了一个“半实证、半规范”的研究，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牺牲了发挥自己学术专长的机会。其二，他一只脚踩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地盘里，在国内却得不到够格的行家批评与反馈，这极大地降低了他的研究可能到达的高度。
平心而论，唐士其跨领域的研究显得路数“野”了一些，但他却轻松地把国内好多人都甩在后面。作为一名严肃的读者，我只愿学者们以后都在自己的分工领域里真的成为“专家”，而不是全都来当“时事评论员”。只有那样，唐士其们也就没有如此轻松的机会来耍这样的两面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