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教研室的“三人行”展示课活动中，有新教师执教《老王》一课，听后感触不少，回来感觉意犹未尽，上网一浏览，发现青春课堂代表人物——特级教师王君也曾上过该课。网上还有她的课堂实录，于是饕餮了一顿精神大餐。她在课尾结束时说：“孩子们，杨绛是幸运的人吗？她也是一个活命的人啊。为什么她也活命，她却说自己是幸运的？为什么她还愧怍？你们现在也许还不会太懂。但有一天，你们会懂……”看来如何理解“幸运”，如何理解“愧怍”，的确是个难点。我们且看《教师教学用书》是如何解读的。
　　一个社会总有幸运者和不幸者，幸运者有责任关爱不幸者，关注他们的命运，让他们也过上好日子，帮助改善他们的处境。作者回想起来，对老王的关爱还很不够，所以感到“愧怍”。
　　这样的解读值得商榷。
　　首先，幸运和不幸的划分有时候清楚，有时候就不好说。在课文中，老王是不幸者，大概不会有人反对。但杨绛就是幸运者吗？在十年文革中，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怎样的呢？有一段小资料：
　　我们草草吃过晚饭，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做好了牌子，工楷写上自己的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有一天大雨骤冷，忽有不知何处闯来的红卫兵，把各所“揪出来”的人都召到大席棚里，押上台去“示众”。还给我们都带上报纸做成的尖顶高帽。在群众愤怒的呵骂声中，我方知我们这一大群“示众”的都是“牛鬼蛇神”。我偷眼看见同伙帽子上都标着名目，如“黑帮”、“国民党特务”、“苏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等。一位中年干部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污水浸霉发黑的木板，络上绳子，叫我挂在颈上，木板是滑腻腻的，挂在脖子上很沉，我戴着高帽，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先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
　　──杨绛回顾文革岁月
　　读了这样的文字，你说杨绛是幸运的吗？那么在此种情况下，杨绛却说自己是幸运的人，是不是有矫情之嫌呢？
　　季羡林先生有句名言，叫做“常思一二”，就是说，世间之事，不如意者常八九。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谁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人；而如果常思一二，就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杨绛觉得自己是幸运者，那么杨绛的常思一二是什么呢？让我们从课文中找，从与老王的对比中去找。
　　孙绍振说，文章写什么而不写什么，这一点很重要，是解开课文密码的不二途径。写老王，写他没有家，是单干户，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写自己，把一家三口都写到了，写到夫妇俩的散步，写到了送老王鱼肝油的女儿。唯独不写自己一家在那个年代受到的迫害，绕不过去也是语焉不详。只是说，“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而不说腿是被批斗致伤的；只是说，“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而不说这位老先生其实就是受到“货”的待遇的钱钟书；只是说，“我自己不敢乘三轮”，而不说当年岁月的荒唐。目的是什么？就是突出自己的幸运：自己有家，有亲情，有温暖，一颗心有着落的地方，而这一切，老王没有，他的一颗心是飘着的，无根的，孤苦无依。幸与不幸，只能落实到某一个方面才能作比较。
　　其次，《教师教学用书》上说“关注他们的命运，让他们也过上好日子，帮助改善他们的处境”。这个说法有没有问题呢？要关注，当然不错，可是“让他们也过上好日子，帮助改善他们的处境”，对当时自保尚且不能的杨绛来说，就是“挟泰山以超北海”了，非不为也，乃不能也，这一点，杨绛不会不明白，所以，她不会为此而愧怍。那么，杨绛为什么而愧怍呢？
　　让我们继续：写老王“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写老王“扶病到我家来”，写老王“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写老王临死的前一天，拿了香油和鸡蛋上我家来，并且说，“我不是要钱”……所有这些，难道仅仅是写老王的善良？仅仅是写老王对我们一家的照顾？非也！这是老王对人与人之间一份真情感的企盼啊！因为“扶病到我家”“来代他传话”，绝非善良和照顾所讲得通的。老王是个单干户，失群落伍；瞎了一只眼，还要饱受风言风语；即使死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那几尺全新的白布。老王在这人世举目无亲啊，只有从作者夫妇这里感受到一点人与人之间的情意，所以他要“扶病到我家”来，即使走不动了，也要“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在当时的老王眼里，我们一家就是他全部情感的寄托——老王这是把我们当亲人啊！那么作者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再看作者对待老王的语句：“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我一定要给他钱”，“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
　　由此可见，作者对老王，只是一种对“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原则的恪守：“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一个“当然”隐含着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我一定要给他钱”，一个“一定”道出了作者坚决不占老王的一点点便宜，“转身进屋去”则表明作者习惯于用钱同老王的付出交换。在当时杨绛的眼里老王只是个需要物质救济的人，也仅仅是物质的。一个食不果腹的人，作者压根儿不会注意他的精神需求。至此，学生明白了：老王视我为亲人，我视老王为卖主，仅仅是一个有交易关系的人啊！当作者“转身进屋去”拿钱，老王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课堂上，我启发学生，老王到杨绛家，是来做什么的呢？他应该怎么说？学生回答说：“你们一家有情有义，我行将就木，是来感谢你们的，不要给我钱，让我把这点情意留在人世间吧！”我说：“是啊！老王多想用这最好的香油，这最大的鸡蛋来证明他在人世间还有属于自己的一份情感，然后由这份情感伴随着他离开这个世界，不再孤单，不再寒冷……可惜老王没有你的好口才，木讷的他哪里说得出只言片语的煽情话。”而作者的一番滴水不漏的语言：“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将一个临死之人的心灵渴求彻彻底底地拒之千里之外。我们可以想象，当老王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他的心也一级一级地坠下去，他知道，这个世上哪里会有属于他的一份至真之情？只能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老王留给人世的是一个落寞的、凄凉的背影。
　　杨绛在96岁高龄写的《走到人生边上》的一段话：“每个人如果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会看到某事错了，某事是不该的。但当时或是出于私心，或是出于无知，或虚荣，或骄矜等等，于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或该做的没做，犯了种种错误。而事情已成过去。灵性良心事后负疚抱愧，已追悔莫及。”这几句话写得太好了，简直就是可以放在文章后面的一段最真诚的独白。其实经历过那样命运起落的人，对于曾经过往的一个老王，遗忘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多少人和事早就被呼啸着的生活掩埋，又有几个敢于拿出来大白于人前。而作者从某个时候开始已经意识到她对老王的“冷漠”，并敢于剖开在世人面前。这种气度，这种胸怀，古往今来，有几人能比？一个对在一般人眼里已经做得不错的事都能够“愧怍”的人，恰恰是一个最了不起的好人！
　　从“愧怍”这个词中，我们看到的是走在精神思想最前列的知识分子的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对纯粹道德的不懈追求。
　　作者单位：浙江东阳市槐堂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