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基督教在现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得到迅速传播,新时间的生成可以作为理解其传播的一个新角度.近代以来,阳历星期制进入中国,生成了新的社会时间、生活世界与价值取向,从而出现了“农转非”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变迁.与阳历星期制合体、兼具现代性气质与线性未来时间取向的基督教,顺融于中国对现代时间与价值观的追求而得以进入,并在中国传统时间及生活世界、过去取向的价值观逐步瓦解的同时,随着新时间及生活世界的展开也一起生成了.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基督教在现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得到迅速传播,新时间的生成可以作为理解其传播的一个新角度.近代以来,阳历星期制进入中国,生成了新的社会时间、生活世界与价值取向,从而出现了“农转非”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变迁.与阳历星期制合体、兼具现代性气质与线性未来时间取向的基督教,顺融于中国对现代时间与价值观的追求而得以进入,并在中国传统时间及生活世界、过去取向的价值观逐步瓦解的同时,随着新时间及生活世界的展开也一起生成了.
其他文献
美国著名汉学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柏夷(Stephen R.Bokenkamp)新著A Fourth-Century Daoist Family:The Zhen\'gao,or Declarations of the Perfected,Volume 1(《公元四世纪的一个道教世家——英译第一卷》)于2021年初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出版,此书是柏夷教授在同一出版社出版译著Early Daoist Scriptures(《早期道教经典》)之后推出的又一精品之作.
2020年11月27-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儒教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湖南湘潭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40余名学者参与了此次盛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大会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郑筱筠研究员、湘潭大学碧泉书院院长陈代湘教授在开幕式致辞.
理性化作为现代社会人类思想与行为朝向合理性与意义的过程,在宗教领域往往体现为宗教的现世性与伦理道德化.本文基于对一个基督教慈善基金会和一所佛教安养院的实证案例的比较分析,聚焦宗教慈善的发展是如何嵌入在一个当代中国宗教不断理性化的进程中的.不同于传统的华人慈善组织视宗族与地区团体成员为主要救助对象,新兴的当代中国宗教慈善能够超越地缘血缘的限制而服务更广泛的人群.通过比较浙江基督教H慈善基金会与江苏佛教D安养院两个具体案例在领导架构、运行模式、组织立场、空间定位以及社会身份等方面的差异,本文尝试刻画归纳出当代
回儒代表人物刘智的《天方性理》,被认为是中国伊斯兰哲学的巅峰之作.其中的心性论非常具有特色,其思想来源广泛,理论背景深厚,是伊斯兰思想传统和中国哲学传统会通融合的产物,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以苏菲心性论为理论背景,探究《天方性理》心性学说的思想来源,梳理其主要内容,尝试对其中一些晦涩之处做出自己的疏解和分析,并就某些观点同宋明理学进行适当比较.
如果说要探寻哪部著作对中国佛教乃至东亚佛教的思想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大乘起信论》(以下一般简称《起信论》或“此论”)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无论是从信仰出发的注疏诠释的学术传统,还是从西方学术研究范式的角度,从哲学的、文本学的、历史的等等方面的研究入手,《起信论》无疑是一个贯通古今的公共研究话题.全面梳理这部论及其注释、解释的思想史,总结其在中国佛教乃至东亚佛教的深刻影响以及背后的各方面成因,就成为洞见东亚佛教共同体内部思想上的同构性和异质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不但对顺应时代而促进佛教健康发
本文遴选藏传佛教寺院辩论所依据的各派文本中影响深远的《塞氏·摄类学》作者对后世可资借鉴的三次辩论为案例,挖掘藏族量理摄类学辩论所具有的“更新而证实不谬之明”的功能及意义.这主要表现在摄类学辩论是纯粹思想探索的学术研究,启用辩论来进行思想上的开拓和突破,旨在通过生动而灵活的思想交锋和疑难辨析,矫正认识上的极端思维,引向利益他人的正行之道.这样一来,藏族量理摄类学辩论不仅没有停留在强词夺理、争强好胜的世俗层面,相反它既是对现实的超越也是对功利的超越.这种超现实、超功利的本质是对现实和功利的升华,深入到了人类心
梳理毛泽东关于宗教研究的论述,可以发现他1963年12月30日重要批示中的“批判神学”,应该着重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科学对待宗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对融于历史文化中的宗教内容进行批判性继承.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开展宗教研究.这两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到为什么要研究宗教、怎样研究宗教这个基本问题.也只有从这个大背景下考察,而不是孤立地解读,才能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批判神学”的内涵和要求.毛泽东“出入佛道”对宗教哲学的批判性继承,及其对农村宗教问题的调
大宋三忠王信仰是中国人、尤其是粤闽侨乡在纪念南宋末年的三位名臣——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之爱国事迹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民间信仰.自明朝初年开始,粤闽侨乡以及台湾地区就陆续建起了很多供奉祭祀三人的庙宇,而三人也逐渐被人们赋予了宗教方面的功能并升格成神,承载了地方和宗族的相关历史记忆;后来,这一信仰又通过闽粤华侨尤其是闽南人的移民活动而传布至海外,这不仅使其所代表之精神得以在海外传承至今,而且海外相关庙宇对于这一神祗的供奉,也增进了海外华人的福祉、拉近了海外华人与祖籍国之间的距离,成为连结海内外乡谊的纽带.
一、引言rn《孟子·尽心下》云:“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讲人的问题,将之分为善人、信人、美人、大人、圣人、神人六等阶.今天,审视儒教的发展历程,移置孟子别类的做法,恰浑成而无龃龉处.
巡城御史孙光裕是明后期南京教案的一个重要参与者,中西原始文献屡有提及,但囿于资料的缺乏,以往研究对其认识并不深入.近期发现的孙氏文集《潇湘先生廉善堂集》,其中数篇文献披露了以往不为人知的南京教案重要史实,包括孙光裕对传教士充当间谍的参劾,奉教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对传教士的保护,浙党嘉兴籍士人关于反教的筹划等等.本文梳理了孙光裕在南京教案期间的活动,同时对以孙光裕为代表的嘉兴士人的反教背景做了分析.研究表明,明中后期欧洲海上势力东来,是引发孙光裕及嘉兴士人反教的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