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劳动合同法》出台以后,我国劳动法律、政策明显趋向于劳动者“赋权”和劳动关系正式化.但在经验事实方面,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仍逐年降低.与国家强势主导和《劳动合同法》等积极“赋权”对应的,是他们日趋冷淡的“弃权”取向.既有的关于不稳定工作的研究多从生产体制内部挖掘原因,较缺乏对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关注,以及从中国经验出发的论证.从家庭视角出发,作为中国不稳定劳工的典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弃权”行动选择发生在工作和家庭较难平衡、家庭成员空间离散的情景下,而该行动情景是被经济吸纳与社会吸纳分割且倒置的城市制度形塑的.国家透过城市制度在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安排与实践,参与了不稳定工作的生产和维持.生产活动和社会再生产活动并非简单的先-后、单方面作用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