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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最后一天，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获得第三届毛泽东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犹如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拿了第一名，阎真难掩内心的欢喜和激动。
阎真喜欢文学，也沉醉在游弋于城市人文话语的快意人生。虽然一身的书生气质，与这个社会的世故有些距离，但这并不妨碍他用理性的眼睛去观察，用笔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去再现社会的脉动。
在阎真的《这是我的宿命》一文里，有这样的话语，“如果我对创作有什么梦想，那就是，在一个自己已经不存在的世界中，还有人在读自己的书。这是痴心妄想，但也是最大的生命诱惑，一个比千万富翁的梦想更大的梦想。”
可以想见，这个以写作为生存方式的人，内心充盈着一个简单却异常认真的文学梦想。
文学缘份
阎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的教师，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至深，知书达礼，生性谨小慎微，为此小时候淘气的阎真没少挨骂。一次，阎真在单位的池塘里钓了鱼，一到家里就被父亲狠狠地骂了一顿，并责令他马上把鱼放回去，还要他把钱赔给单位。
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让小小年纪的阎真十分热爱学习。少年时，阎真对语文并没有特殊的感觉，倒是数学成绩拔尖。初中时代，因为一个女同学，阎真开始走进了文学的多彩天地，“因为这个女生的语文成绩特别好，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里读，我很不服气，下决心要超过她。”阎真就此与文学结下了缘份。
1973年，阎真高中毕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没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只好在社会上到处打零工。担土、挑沙子、做预制板，这些活他都干过。繁重的工作并没有让阎真放弃学习，尽管他觉得“未来一片渺茫，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也不知道前方有什么”，“我只是冥冥觉得，社会摈弃知识的时间不会太长”。抱着这样的想法，阎真在打工的时候，总把英文单词写在手背上，有空就看看。阎真的举动在当时那样的年代，显得与周围的同龄人格格不入，为此没少遭人们的冷眼和讽刺，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仍然一如既往。
在社会上“流浪”的日子里，阎真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到国营工厂当一名工人。1975年，湘潭电机厂技校招生，阎真在那里学了两年铣工后，被分配到株洲拖拉机厂，如愿以偿当了一名工人。生活暂时有了着落，但阎真知道这样的生活并不适合自己，他期待能有所改变。工作闲暇，阎真依然会手捧书本，在安静的角落里孤单地学习。
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1979年８月的一天，阎真偶然翻看一本《湘江文艺》，上面一则“建国３０周年全省青年文学竞赛”的启事引起了他的注意。不知是什么力量的驱使，他心中一动，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写出了短篇小说《菊妹子》。文章投了过去，没想到竟得了奖。作品获奖大大鼓舞了阎真的信心，也在无意间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当时，全国已经恢复高考制度，阎真也在积极复习，准备报考大学理工科。但文章获奖后，他毅然决然地改变初衷报考了文科。
时至今日，阎真回忆起当年的选择，仍然感觉是命运的安排，“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树立了我的信心，我跟文学的关系肯定不是今天这番景象。”
1980年，阎真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这在当年的拖拉机厂简直是爆炸性新闻，就连阎真自己也吃了一大惊，“我打电话去问成绩的时候，教育局的老师一听我的名字就说我考上了。我当时还很奇怪：老师怎么这么熟悉我。后来才知道我是株洲地区文科第一名。”
4年的北大生活，阎真过得轻松自在。学校宽松民主的氛围，海纳百川的气度，赋予了阎真富于想象力的开放性思维方式和包容的精神境界，这是学校给他的宝贵财富，一辈子享用不尽。4年后，阎真以小说作为毕业论文，由此完成了自己的大学学业。而这在其他高等院校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大学毕业后，先后有多家不错的中央级单位向阎真投来橄榄枝，但阎真还是选择了回湖南当一名老师。阎真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有些单位确实很好，但并不适合我，我这个人喜欢自由，不喜欢被条条框框束缚，机关工作我干不来。但是当老师就不一样了，上完课以后，时间就是我的了，我可以坚持自己的爱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空间和时间都宽松很多。”
1984年，阎真成为湖南师范大学的一名教师。
放弃绿卡
1988年，中国猛刮出国风，不少知识分子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踏上异国的土地。阎真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当时大家都往外面跑，没有机会还要创造机会，我有机会为什么不去？去国外看看也好。”带着这样的想法，阎真飞往加拿大，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在异域他乡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在他国的奋斗是艰辛的。短短几天的兴奋和新鲜感过去以后，阎真开始为支付留学费用打工赚钱。但一切都困难重重，他甚至连续七八天都找不到一份工作，在零下20多度的恶劣天气中只能无奈地蜷缩在房间里。在加拿大的3年多时间里，阎真当过厨师、清洁工、广告派送员、塑料厂的工人。“那时非常艰难，人种没有优势、语言没有优势、专业没有优势，那种苦，不堪回首。”
然而，在众多“海漂”期盼的绿卡变成现实的时候，阎真却做出了一个令很多人都难以理解的决定——放弃。既然这么苦都忍过来了，苦尽甘来时，阎真似乎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甘甜，但他却选择了放弃。原因非常简单——对中国文化的依恋，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依恋，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起来的，特别因为自己学的是中文，对中国文化有本能的依恋。对异国文化也有特殊的排斥。“这决不是理性观念的问题，而是情感本能的选择。”阎真不否认加拿大的好，“那里空气好，水质好，资源丰富，人口稀少，也有朋友劝我，一张绿卡值几十万人民币，就这么丢了太可惜。但我想，如果这张绿卡不能给我带来幸福感，于我何用？文化生存说起来有些玄，其实很具体，你是黄种人，你的语言不如人，你的文化感与主流社会有差异，这就决定了你的边缘状态。”
“这种边缘状态对人的自尊和自信是有毁灭性打击的。在大学教书，在研究所搞科研，人家把你当成一种工具，核心圈子对你是封闭的。比如在研究所，一个中国人，除非你有特殊的才能，像杨振宁、丁肇中那样，否则你很难独立进行一个项目，你扮演的只是一个高智商的打工仔。这种感受没有快乐可言，即使有，也是物质的，而非心灵的。”
抗拒“死亡”
回国后，阎真继续在高校教书，继续文学创作。
1996年，阎真出版了反映留学生活的小说《曾在天涯》，但当时海外题材的热潮已经过去，平平反响让他有些失望。之后，阎真构思两三年，开始写《沧浪之水》，并于2001年出版，到目前已经再版印刷了21次，将近30万册。《沧浪之水》因描述了当今社会权力和金钱对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冲击，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并获得《当代》2001年度奖、《小说选刊》奖等。
如果说，《曾在天涯》是阎真对自己留学生活的反思的话，那么《沧浪之水》则是他对与他一样的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深刻剖析和思考。
西方有一种说法，叫做“知识分子死了”，是指在当代技术化社会中，知识分子失去了身份的象征。对此，阎真一直深有认同感，这也引发了他想写一部书探讨这种现象的念头。“我自己是知识分子，痛感‘死亡’之说正在演变为中国的现实。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人格意识正在淡化，而这两点正是知识分子的标记。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同时又是一套价值系统，甚至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不动声色的解构性，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挑战。”《沧浪之水》，正是阎真对“死亡”的担忧和抗拒。
其实，在写这部小说时，阎真并没有明确要写什么，只是不断积累。为此，他花了两年时间，做了1000多条笔记，边想边写。刚开始，他想把小说写成批判小说，批判当代知识分子。但进入写作阶段之后，他发现仅仅是批判，就把事情简单化了。“因为历史语境、社会背景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功利主义已经合法化，提出个人利益和要求也是正常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已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孔子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还以这个作为标准的话，市场经济根本就没法进行。”
深思熟虑之下，阎真越来越感觉到，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嘲讽以至批判是容易的，可是要予以解析，却相当困难。但阎真并没有退却，甚至将这个定为自己小说所要表达的一个目标。在阎真的体验中，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们在精神上遭到了严峻的挑战。这是历史的大变局。小说如果不对新的历史处境予以说明，不回应挑战，仅仅只是展开道德上的批判，不但是苍白的，而且是逃避现实的表现。
对于知识分子标记的缺失，阎真认为不能简单地说是时代的进步或是时代的悲哀。“市场观念使社会在创造财富的时候，提高了效率。但从一个价值体系来讲，它无孔不入，向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渗透，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观念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摧毁了，至少也是一种震撼。”因此，在阎真的小说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传统的精神资源在今天还能不能与现实发生有效的联系？“池大为”的精神坚守失败了，这种失败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是不是有必然性？阎真觉得，余秋雨先生写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在虚无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向传统资源寻索，试图以此为依据建构当代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平台，这是他的散文一纸风行的根本原因。但他认为，这种努力的效力十分有限。因为余先生还在用传统的精神资源来应对现代社会的现实，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
“传统的精神资源，我不是说没有用，但它的有效性已经大打折扣。既然市场经济是个无可动摇的事实，无可讨论的前提，那么在这个事实、前提之下，怎样建构时代的人文精神、价值标准、价值体系，尽管我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回答这些问题，但我必须提出这些问题。”
小说写成之后，在命名上，阎真考虑了很久，最后取名“沧浪之水”，也是灵机一动的结果。之所以取这样一个名字，阎真想表达的就是身处社会大染缸的知识分子清和浊这两种选择的空间，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已经越来越小。
小说推出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阎真坦言，书中主角“池大为”有自己的影子。“看了这本书的人，都觉得我应该是一个老练、世故的人，文如其人。但看到我这个人以后，却发现有反差，对不上号。我比较正统，是典型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沧浪之水》不是官场小说
书里，阎真对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的把握入木三分，“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内心渴望得到一种‘承担’的机会。承担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自我证实的需要，还是拓展自我生存空间的途径。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渴望，是正常的，有权力才能有更多的承担，才有干点什么的机会。正如小说主人公所体验到的，承担既是世界需要自己，更是自己需要世界。但我觉得，权力机制对人的改造，是强迫性的，就是你必须遵循我的游戏规则不可。这里涉及到知识分子面对权力的问题，采取怎样的姿态，怎样进行选择。”
虽然没有在机关单位工作过，也没有当过领导干部，但阎真把机关里的事写得生动、真实。阎真说：“我对官场的感知，来源于多方面。虽然我没有在机关呆过，也没有当过官，但是我看了很多相关的书，一些在机关工作的朋友也跟我聊起过他们在机关工作的感觉和工作、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再加上我的想象，以及观察生活、社会的一些直观感受……”
之所以选择湖南省卫生厅作为小说情节展开的地点，阎真考虑的是卫生、医院与每个人都有关系，具有一种普遍可接受的基础。卫生厅与医院联系在一起，医院与每个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这样与生活会贴近一点。而且，卫生系统有人道的背景，把人放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去思考，跟市场经济的冲突更突出一些。所以血吸虫、抗洪、赤脚医生等等内容都可以写进去。
为了更好更贴近生活现实，使小说更具现实性，阎真在写作之前，特地跑到卫生厅，把卫生厅的部门设置、结构等情况摸了个清清楚楚。
有人将《沧浪之水》看成是官场小说，对此阎真并不认同，“我的小说的关键词不是‘官场’，而是‘知识分子’。官场小说有两种写法，一是写正义与腐败的斗争，如《抉择》、《大雪无痕》等，这种写法对事情的理解有善恶二分法倾向；另一种是以揭露黑幕为主，如《国画》、《羊的门》。我的态度在这两种之外。我不想以极端的态度表现现实。在我看来，现实的形态相当复杂，不是黑白二字分得清的。我要表现的是，知识分子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将何去何从。歌颂和批判都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我要表达的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史。”阎真与其他小说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每写一部小说，都会进行很多的理性思考。把表现的主角作为一个问题来思考。
如今，阎真下一部关于女性生存的作品已写成一半。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题材，阎真说，“女性在社会中，当年轻、漂亮成为历史以后，怎样来面对这个世界。这个选题也是有感而发。”
写作之外，生活里的阎真有一个十分幸福的家庭。谈及孩子、妻子，他总难掩内心的欢喜。对于今后，阎真说自己写完这部女性题材的小说后不再想写小说了，因为太累。
阎真喜欢文学，也沉醉在游弋于城市人文话语的快意人生。虽然一身的书生气质，与这个社会的世故有些距离，但这并不妨碍他用理性的眼睛去观察，用笔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去再现社会的脉动。
在阎真的《这是我的宿命》一文里，有这样的话语，“如果我对创作有什么梦想，那就是，在一个自己已经不存在的世界中，还有人在读自己的书。这是痴心妄想，但也是最大的生命诱惑，一个比千万富翁的梦想更大的梦想。”
可以想见，这个以写作为生存方式的人，内心充盈着一个简单却异常认真的文学梦想。
文学缘份
阎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的教师，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至深，知书达礼，生性谨小慎微，为此小时候淘气的阎真没少挨骂。一次，阎真在单位的池塘里钓了鱼，一到家里就被父亲狠狠地骂了一顿，并责令他马上把鱼放回去，还要他把钱赔给单位。
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让小小年纪的阎真十分热爱学习。少年时，阎真对语文并没有特殊的感觉，倒是数学成绩拔尖。初中时代，因为一个女同学，阎真开始走进了文学的多彩天地，“因为这个女生的语文成绩特别好，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里读，我很不服气，下决心要超过她。”阎真就此与文学结下了缘份。
1973年，阎真高中毕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没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只好在社会上到处打零工。担土、挑沙子、做预制板，这些活他都干过。繁重的工作并没有让阎真放弃学习，尽管他觉得“未来一片渺茫，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也不知道前方有什么”，“我只是冥冥觉得，社会摈弃知识的时间不会太长”。抱着这样的想法，阎真在打工的时候，总把英文单词写在手背上，有空就看看。阎真的举动在当时那样的年代，显得与周围的同龄人格格不入，为此没少遭人们的冷眼和讽刺，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仍然一如既往。
在社会上“流浪”的日子里，阎真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到国营工厂当一名工人。1975年，湘潭电机厂技校招生，阎真在那里学了两年铣工后，被分配到株洲拖拉机厂，如愿以偿当了一名工人。生活暂时有了着落，但阎真知道这样的生活并不适合自己，他期待能有所改变。工作闲暇，阎真依然会手捧书本，在安静的角落里孤单地学习。
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1979年８月的一天，阎真偶然翻看一本《湘江文艺》，上面一则“建国３０周年全省青年文学竞赛”的启事引起了他的注意。不知是什么力量的驱使，他心中一动，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写出了短篇小说《菊妹子》。文章投了过去，没想到竟得了奖。作品获奖大大鼓舞了阎真的信心，也在无意间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当时，全国已经恢复高考制度，阎真也在积极复习，准备报考大学理工科。但文章获奖后，他毅然决然地改变初衷报考了文科。
时至今日，阎真回忆起当年的选择，仍然感觉是命运的安排，“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树立了我的信心，我跟文学的关系肯定不是今天这番景象。”
1980年，阎真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这在当年的拖拉机厂简直是爆炸性新闻，就连阎真自己也吃了一大惊，“我打电话去问成绩的时候，教育局的老师一听我的名字就说我考上了。我当时还很奇怪：老师怎么这么熟悉我。后来才知道我是株洲地区文科第一名。”
4年的北大生活，阎真过得轻松自在。学校宽松民主的氛围，海纳百川的气度，赋予了阎真富于想象力的开放性思维方式和包容的精神境界，这是学校给他的宝贵财富，一辈子享用不尽。4年后，阎真以小说作为毕业论文，由此完成了自己的大学学业。而这在其他高等院校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大学毕业后，先后有多家不错的中央级单位向阎真投来橄榄枝，但阎真还是选择了回湖南当一名老师。阎真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有些单位确实很好，但并不适合我，我这个人喜欢自由，不喜欢被条条框框束缚，机关工作我干不来。但是当老师就不一样了，上完课以后，时间就是我的了，我可以坚持自己的爱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空间和时间都宽松很多。”
1984年，阎真成为湖南师范大学的一名教师。
放弃绿卡
1988年，中国猛刮出国风，不少知识分子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踏上异国的土地。阎真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当时大家都往外面跑，没有机会还要创造机会，我有机会为什么不去？去国外看看也好。”带着这样的想法，阎真飞往加拿大，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在异域他乡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在他国的奋斗是艰辛的。短短几天的兴奋和新鲜感过去以后，阎真开始为支付留学费用打工赚钱。但一切都困难重重，他甚至连续七八天都找不到一份工作，在零下20多度的恶劣天气中只能无奈地蜷缩在房间里。在加拿大的3年多时间里，阎真当过厨师、清洁工、广告派送员、塑料厂的工人。“那时非常艰难，人种没有优势、语言没有优势、专业没有优势，那种苦，不堪回首。”
然而，在众多“海漂”期盼的绿卡变成现实的时候，阎真却做出了一个令很多人都难以理解的决定——放弃。既然这么苦都忍过来了，苦尽甘来时，阎真似乎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甘甜，但他却选择了放弃。原因非常简单——对中国文化的依恋，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依恋，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起来的，特别因为自己学的是中文，对中国文化有本能的依恋。对异国文化也有特殊的排斥。“这决不是理性观念的问题，而是情感本能的选择。”阎真不否认加拿大的好，“那里空气好，水质好，资源丰富，人口稀少，也有朋友劝我，一张绿卡值几十万人民币，就这么丢了太可惜。但我想，如果这张绿卡不能给我带来幸福感，于我何用？文化生存说起来有些玄，其实很具体，你是黄种人，你的语言不如人，你的文化感与主流社会有差异，这就决定了你的边缘状态。”
“这种边缘状态对人的自尊和自信是有毁灭性打击的。在大学教书，在研究所搞科研，人家把你当成一种工具，核心圈子对你是封闭的。比如在研究所，一个中国人，除非你有特殊的才能，像杨振宁、丁肇中那样，否则你很难独立进行一个项目，你扮演的只是一个高智商的打工仔。这种感受没有快乐可言，即使有，也是物质的，而非心灵的。”
抗拒“死亡”
回国后，阎真继续在高校教书，继续文学创作。
1996年，阎真出版了反映留学生活的小说《曾在天涯》，但当时海外题材的热潮已经过去，平平反响让他有些失望。之后，阎真构思两三年，开始写《沧浪之水》，并于2001年出版，到目前已经再版印刷了21次，将近30万册。《沧浪之水》因描述了当今社会权力和金钱对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冲击，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并获得《当代》2001年度奖、《小说选刊》奖等。
如果说，《曾在天涯》是阎真对自己留学生活的反思的话，那么《沧浪之水》则是他对与他一样的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深刻剖析和思考。
西方有一种说法，叫做“知识分子死了”，是指在当代技术化社会中，知识分子失去了身份的象征。对此，阎真一直深有认同感，这也引发了他想写一部书探讨这种现象的念头。“我自己是知识分子，痛感‘死亡’之说正在演变为中国的现实。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人格意识正在淡化，而这两点正是知识分子的标记。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同时又是一套价值系统，甚至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不动声色的解构性，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挑战。”《沧浪之水》，正是阎真对“死亡”的担忧和抗拒。
其实，在写这部小说时，阎真并没有明确要写什么，只是不断积累。为此，他花了两年时间，做了1000多条笔记，边想边写。刚开始，他想把小说写成批判小说，批判当代知识分子。但进入写作阶段之后，他发现仅仅是批判，就把事情简单化了。“因为历史语境、社会背景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功利主义已经合法化，提出个人利益和要求也是正常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已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孔子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还以这个作为标准的话，市场经济根本就没法进行。”
深思熟虑之下，阎真越来越感觉到，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嘲讽以至批判是容易的，可是要予以解析，却相当困难。但阎真并没有退却，甚至将这个定为自己小说所要表达的一个目标。在阎真的体验中，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们在精神上遭到了严峻的挑战。这是历史的大变局。小说如果不对新的历史处境予以说明，不回应挑战，仅仅只是展开道德上的批判，不但是苍白的，而且是逃避现实的表现。
对于知识分子标记的缺失，阎真认为不能简单地说是时代的进步或是时代的悲哀。“市场观念使社会在创造财富的时候，提高了效率。但从一个价值体系来讲，它无孔不入，向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渗透，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观念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摧毁了，至少也是一种震撼。”因此，在阎真的小说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传统的精神资源在今天还能不能与现实发生有效的联系？“池大为”的精神坚守失败了，这种失败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是不是有必然性？阎真觉得，余秋雨先生写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在虚无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向传统资源寻索，试图以此为依据建构当代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平台，这是他的散文一纸风行的根本原因。但他认为，这种努力的效力十分有限。因为余先生还在用传统的精神资源来应对现代社会的现实，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
“传统的精神资源，我不是说没有用，但它的有效性已经大打折扣。既然市场经济是个无可动摇的事实，无可讨论的前提，那么在这个事实、前提之下，怎样建构时代的人文精神、价值标准、价值体系，尽管我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回答这些问题，但我必须提出这些问题。”
小说写成之后，在命名上，阎真考虑了很久，最后取名“沧浪之水”，也是灵机一动的结果。之所以取这样一个名字，阎真想表达的就是身处社会大染缸的知识分子清和浊这两种选择的空间，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已经越来越小。
小说推出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阎真坦言，书中主角“池大为”有自己的影子。“看了这本书的人，都觉得我应该是一个老练、世故的人，文如其人。但看到我这个人以后，却发现有反差，对不上号。我比较正统，是典型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沧浪之水》不是官场小说
书里，阎真对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的把握入木三分，“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内心渴望得到一种‘承担’的机会。承担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自我证实的需要，还是拓展自我生存空间的途径。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渴望，是正常的，有权力才能有更多的承担，才有干点什么的机会。正如小说主人公所体验到的，承担既是世界需要自己，更是自己需要世界。但我觉得，权力机制对人的改造，是强迫性的，就是你必须遵循我的游戏规则不可。这里涉及到知识分子面对权力的问题，采取怎样的姿态，怎样进行选择。”
虽然没有在机关单位工作过，也没有当过领导干部，但阎真把机关里的事写得生动、真实。阎真说：“我对官场的感知，来源于多方面。虽然我没有在机关呆过，也没有当过官，但是我看了很多相关的书，一些在机关工作的朋友也跟我聊起过他们在机关工作的感觉和工作、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再加上我的想象，以及观察生活、社会的一些直观感受……”
之所以选择湖南省卫生厅作为小说情节展开的地点，阎真考虑的是卫生、医院与每个人都有关系，具有一种普遍可接受的基础。卫生厅与医院联系在一起，医院与每个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这样与生活会贴近一点。而且，卫生系统有人道的背景，把人放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去思考，跟市场经济的冲突更突出一些。所以血吸虫、抗洪、赤脚医生等等内容都可以写进去。
为了更好更贴近生活现实，使小说更具现实性，阎真在写作之前，特地跑到卫生厅，把卫生厅的部门设置、结构等情况摸了个清清楚楚。
有人将《沧浪之水》看成是官场小说，对此阎真并不认同，“我的小说的关键词不是‘官场’，而是‘知识分子’。官场小说有两种写法，一是写正义与腐败的斗争，如《抉择》、《大雪无痕》等，这种写法对事情的理解有善恶二分法倾向；另一种是以揭露黑幕为主，如《国画》、《羊的门》。我的态度在这两种之外。我不想以极端的态度表现现实。在我看来，现实的形态相当复杂，不是黑白二字分得清的。我要表现的是，知识分子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将何去何从。歌颂和批判都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我要表达的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史。”阎真与其他小说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每写一部小说，都会进行很多的理性思考。把表现的主角作为一个问题来思考。
如今，阎真下一部关于女性生存的作品已写成一半。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题材，阎真说，“女性在社会中，当年轻、漂亮成为历史以后，怎样来面对这个世界。这个选题也是有感而发。”
写作之外，生活里的阎真有一个十分幸福的家庭。谈及孩子、妻子，他总难掩内心的欢喜。对于今后，阎真说自己写完这部女性题材的小说后不再想写小说了，因为太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