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士，又称“方术士”“有方之士”，泛指从事医、卜、星、相类职业的人。南宋人所撰《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当时临安术士，有三百余人于市井中设肆，“年夜抱灯，及有多般，或为屏风，或作画，或作故事人物，或作傀儡鬼神，驱邪鼎沸”，颇具神秘色彩。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方士曾多次粉墨登场，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刻影响。
　　方士释义
　　关于方士的概念，研究者历来有着不同的解释。
　　有人认为，“方”即“道”也，所以方士也就是道士、道人。《庄子·天下篇》载：“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庄子·秋水篇》说：“吾常见笑于大方之家。”这两处的“方”可以解释成“学术”“学问”，所以“治方术者”就是治道术者，“大方之家”指的就是“治道之士”。
　　也有人认为，方士就是书生。“方”即“方册”“方策”，是“典籍”的意思。那么所谓方术，也就是书籍中记载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礼记·中庸》里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之说，郑玄注曰“方，版也；策，简也”。南宋程大昌《演繁露》载：“方册云者，书之于版，亦或书之竹简也。通版为方，联简为册。”文中提到的“方册”就是“书籍”“典籍”的意思，所以“方”即指古代的书籍，方士即是书生。
　　此外，方士有时还被当作医者。古代好讲神仙方术之人除“修仙”和研制“不死之药”外，也多懂得一些医理和药学，故方士亦引申为医者或通晓医理之人。
　　其实，以上这些说法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方士的理解。总的来说，方士就是指有术数、方技之人。《汉书·艺文志》记载，术数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而方技指“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有关医药养生方面的内容。术数中，天文研究星象、云气，与占星术类似；历谱即修订历法，包括测时间和宿度等；五行关注择吉和禁忌问题；蓍龟即用蓍草或龟甲占卜；杂占即蓍龟以外的占卜方法；形法即相面、看手相的相术。方技中，医经类似生理学、病理学和诊断学等医学理论；经方类似药学，记录药物的药性及产地等；房中术类似今天的性学；神仙一般指养生之术，主要为炼丹和吐纳（气功）。概言之，术数主要研究自然的规律，方技主要研究健康与养生。从事相关业务之人，即是方士。李零先生在《中国方术续考》中讲道：“（方士）以擅长方术为特点，同好几类人既有交叉又有区别。”可见，在中国古代，方士是一个复杂又宽泛的群体。
　　方士兴衰
　　方士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巫觋。那时的人们把他们认为能够与鬼神沟通、調动鬼神之力为人消灾致富，做降神、预言、医病等事的人称为“巫觋”或“巫师”。巫觋们往往以舞蹈来完成祭祀活动，不过这种舞蹈的难度极大，一般人难以驾驭。在上古时期，“巫”在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备受拥戴，往往出任部落的首领，既主持占卜，又操纵权力，像三皇五帝中的颛顼就具有“绝地天通”之能，是当时的一个大巫。
　　方士与方术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发展成型。春秋诸子之中的阴阳家和道家，分别为术数和方技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如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原有的占卜体系，更萌生了“五德始终”、谶纬学等新知，对于秦汉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战国时期，燕齐濒海地区的方士十分活跃。由于该地区东临渤海，海中岛屿众多，又易生海市蜃楼，百姓只觉见到了仙境，于是三仙山的传说也慢慢形成。当时有很多方士号称“仙人”，在发展吐纳之术以求长寿之外，又欲入海寻仙求药，以迎合君主长生不老的欲望，于是便有了齐宣王、燕昭王遣人入海求仙之事。当时社会对“神仙说”的推崇，为方士群体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秦汉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推崇，方士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秦始皇曾先后任用徐福、卢生、韩终、侯公、石生等人来帮他访求仙人、求问不死药。即使多次被骗，秦始皇也并不放弃，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永生之路上苦苦探寻。到了西汉，方士群体的规模、声势又有了更大的发展，突出的代表有汉武帝时期的李少君、少翁、栾大等人。如齐人少翁，汉武帝最宠爱的李夫人死了，少翁为讨好汉武帝，在晚上用法术召来李夫人的魂魄，使汉武帝在帷幕之中看到所谓的李夫人。汉武帝龙心大悦，遂封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颇多。这段历史也被认为是皮影戏的起源，相传当时汉武帝看到的只不过是少翁拿布制作的李夫人的剪影，灵魂之说不过是少翁利用汉武帝对李夫人的思念之情在蒙骗汉武帝。但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和方士们求仙寻药的狂热行为，对广大民众产生强烈的影响，求仙问道的风气在秦汉社会一直盛行。
　　东汉时期，道教的兴起为方术的发展提供新的历史契机。道教重构方士的神仙和养生观，使之形成新的体系；又进一步发展术数方技，使其系统化、理论化，并汇成经文。由此，方术的含义日益与“道术”同化，方士与道士的概念也逐渐趋同。隋唐时期，许多关于术数方面的名著作成。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李天罡和李淳风合著的被誉为预言书之首的《推背图》、星占术的集大成之作《开元占经》等。五代宋元时期，伴随着文化的世俗化、平民化，方士也从“庙堂”走入“江湖”。测字术逐渐产生、发展，相地风水之术也慢慢流传开来。这个时期方士的不少成果，像源于五代末方士徐子平的八字算命术中的“生辰八字”、宋邵雍的《梅花易数》等，对后世影响颇深。明代以后，方术开始走向没落。虽然时有学者和方士有意复兴方术，但并不能扭转颓势。清代的方士逐渐退居社会末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精通数学、医学、建筑、天文历法的学者。
　　方士影响
　　方士中虽然有很多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但也有不少博通经籍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医学、天文历法、哲学等方面颇有建树，对传统科技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在化学方面，虽然方士们最初目的是为了炼化丹药、得道成仙，但是在炼丹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发现了新的物质变化并加以总结，使后世人在化学研究中掌握大量有用的资料；在医学方面，不少方士潜心研究药物和医术，努力探寻健康长寿的奥秘，从而促进传统医药学的进步；在天文历法方面，尽管方士的研究主要是为了预测吉凶、指导王朝统治，但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天文学等领域的发展，使得太阳黑子、日食、彗星等现象的研究在当时取得很大进展。 　　方士对当时的政治常有介入。他们为求富贵，利用统治者的信任，参与到政治斗争之中。其中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当时方士江充因与太子刘据有隙，于是与案道侯韩说、宦官苏文等人合谋构陷太子。太子恐惧，起兵诛杀了江充，之后汉武帝派军队镇压太子，最终太子生母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前后被牵连者达数十万人。后壶关三老和田千秋等人相继上书为太子诉冤，终于清醒过来的汉武帝下令夷灭江充三族，烧死苏文，还修建了“思子宫”，于太子被害之处作“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思。“巫蛊之祸”彻底改变了汉武帝晚年的政治格局，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这一事件是西汉盛衰的重要转折点。
　　方士故事
　　历史上，围绕着方士曾上演多场大戏，流传着许多与方士相关的故事传说。
　　徐福东渡 秦代，方士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方士们为了能迅速出人头地，不断向有强烈长生愿望的秦始皇推销自己。据记载，秦始皇身边有“侯星气者三百人”，并将方士与“文学士并列”。秦朝号称水德、尚黑及封禅泰山等，皆是用了方士的理论。秦始皇重用方士，被方士的神仙理论所吸引。趁着东巡，徐福自告奋勇要求出海寻仙求药，得到秦始皇的大力支持。他曾三次出海寻仙，规模愈来愈大。第三次入海，徐福做了充足的准备，他主持建造大船、备好甲士，带去三千童男童女以及水手、百工和無数财宝。但这次出海，却再未归来。对于未归的说法，有人说徐福果真到了仙山，也有人说他到了台湾或琉球，但传世最广的是说他到了日本。如今，日本尚有众多徐福墓、徐福庙的“遗址”，关于徐福的传说也流布极广。
　　焚书坑“儒” 方士侯生、卢生等也曾为秦始皇多方巡游求仙，但一样屡屡不得。他们的言行曾引起巨大的政治风波。此二人“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引得秦始皇遣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他们声称求药不得是因为秦始皇刚愎自用、专横跋扈、“乐以刑杀为威”、贪于权势，这才不可以为其求药。秦始皇勃然大怒。为了表示惩处，也为了杜绝方士们的“诽谤”之言，公元前212年，在“焚书”两年后，秦始皇下令捕获460余名相关人员，尽行坑杀。附带指出，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子扶苏曾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这就说明在当时被杀的“诸生”中，应不全为方士，至少有一部分是“诵法孔子”的儒生，故有“坑儒”之说。
　　汉武帝求仙 汉武帝晚年曾兴起一轮寻仙求药的热潮，甚至较秦代更甚。汉武帝重用方士，不惜斥巨资举行大规模的封禅、祭祀活动。各地方士也争先恐后地来京报告“有禁方，能神仙”。但汉武帝求仙，到头来一无所得。无奈之下，他只能在太液池中修几座小岛，取名为蓬莱、方丈、瀛洲，聊以自慰。汉武帝一辈子求仙访药，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芳林新叶催陈叶，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斑驳的印记却仍依稀可见。方士这一神秘群体早已消失在岁月的电光火石之中，但他们中很多人在科技文化方面的贡献仍令我们时时铭记，他们传奇的故事依然为我们所津津乐道，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永不褪色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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