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曾经的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的团长，我与科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对科协也颇熟悉。
　　第一次与中国科协合作是在2000年。有一天，我应邀参加北京市西城区一个校长座谈会，会上首次见到当时任中国科协青少年部部长的程东红，并给她看了我团的年度总结和学生的反馈意见表。显然，她是一个很有战略性眼光的领导，她认为我们这个团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我们能去外地讲。我想能在首都讲当然可以去外地讲。如此，我们与中国科协开始了首次合作，经费和组织工作都由科协安排，我只要选好人员即可。2000年9月，我们一行10人到了兰州、白银和西安，连续作了77场报告。由于反映较好，其他省市也提出要我们去做报告的要求。于是，科协青少年部决定开展“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西部行”活动，计划在三四年内跑完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样就把我们团从北京推向全国。
　　虽然科普报告作完之后受到大家的好评，但报告之前有时也会碰到冷面孔。有一次在武汉一所中学，一位女书记笑容全无地对孙万儒教授说：“只能讲一小时，一分钟都不能超过。”孙教授严格遵守时间讲了45分钟，回答了3个问题，学生们开怀大笑，气氛热烈。可能该书记也觉得报告精彩，之后满脸笑容地和孙教授热情握手。不管是冷面孔还是热面孔，我觉得都在情理之中，应试教育片面追求成绩，领导也很难当。第二年，这位书记主动提出希望我们再去作报告，可见不欢迎的原因主要是科普报告的质量问题，要想科普报告能持续发展，质量是关键。
　　回顾刚刚过去的这五年我们与科协合作的历程，2006年，江西、内蒙古、海南三地巡讲；2007年，湖南、广西、武汉三地巡讲；2008年，海南、青海、贵州、郑州四地巡讲；2009年，广东、江西、辽宁、重庆四地巡讲；2010年，则分赴湖南、天津、河北、广西、山东、江西、深圳、福建和陕西九省市巡讲。不能说我们的每场报告都是科协邀请或者组织，但正是因为有了科协的支持，才让我们有了这么多的“回头客”，才可能使我们的受众达到223万人次(截至2010年底)。这期间，科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通过从中央到省、市，再到区县的这样一套系统的组织体系，为我们顺利走向全国，并逐步扩大影响力搭建了一座桥梁，提供了一个平台。
　　文革期间乃至文革之后，科普工作一度中止，整个社会对科普都不够重视，但近些年来，中国科协努力克服困难，包括经费上的、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并且始终如一地坚持着，特别是2006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这些都促进了全社会观念的转变。科普工作正在日益受到各界的重视，就拿我们报告受众人群来说，最开始我们都是去中小学作报告，但自从2005年、2006年开始，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除了中小学，我们也经常应邀去大学、政府机关、社区作报告，像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北京教师进修学院朝阳分院还将我们的讲座列入正规教学计划。在地方，科协的影响力也在日益扩大，科普理念逐渐从学校走向政府机关，我们被邀请去给公务员作报告，而且大家反映都很好。
　　总结我眼中所见的“科协这五年”，有四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在科协的影响和带动下，全社会对科普的观念正在转变，从原来认为科普没什么用，到开始认识到科学素养与个人发展及国家综合实力提高之间的关系；第二，科普宣传的范围逐渐扩大，从中小学生到大学生，从大学生到公务员，从公务员到社区民众，从“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西部行”到“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希望行”，从北京到西部，从西部到沿海，科普受众人数越来越多；第三，科协不光自己做科普，也联合全社会做科普，不光支持我们团，武汉市科协还与中科院武汉分院联合创办了科普报告团，科协充分发挥大联合、大团结这一点，将教育部、科学院、新闻媒体等多个部门联合起来共同加强科普建设。最近，中国科协还在考虑有条件的省市再组织一些高水平的科普报告团。
　　忘不了中国科协带领我们团一起走过的日子，忘不了每次报告之后孩子们一封封稚嫩的回信。“我叫潘欣宇，您送给我们班同学的徽章的事，现在在我们学校‘流传’，而且是越传越神乎。得到徽章的叫张宇，就是照片上最胖的那个同学。您的徽章虽小，却已经给了张宇很大的鼓励。他算是我们班胆子最大的人了——因为他(以前)很少做作业，可是现在他是我们班学习最起劲的一分子了……”
　　最后，愿科普队伍越来越壮大，科普报告越作越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