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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道学[1]，高屐[2]大履，长袖阔带，“纲常”[3]之冠，“人伦”[4]之衣，拾纸墨[5]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6]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7]而行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
李生[8]闻而善，曰：“斯言也，简而当，约而有余，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注释】
[1]道学：指崇奉儒家学说的人。
[2]屐（jī）：木底有齿的鞋，此指鞋底。
[3]纲常：指三纲五常，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及仁、义、礼、智、信。这些是封建社会提倡的道德规范。
[4]人伦：为人的伦理道德。
[5]纸墨：指儒家著作。
[6]羲皇：伏羲氏，传说中的古帝。
[7]纸烛：灯笼。
[8]李生：作者李贽自称。
【阅读指津】 李贽虽然刚直不阿，敢于直言，但他并没有直接将笔锋指向所要讽刺的某些人，而是假设了一个所谓的“道学”，让道学兼容了所有的讽刺元素——“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几个句子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脚穿宽大而高底的木屐，身上的服饰长袖阔带，以纲常为冠、以人伦为衣，从故纸堆里拣来了只言片语，又从对话中窃取到了一些陈词滥调”。很显然，“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颇为夸张又不乏幽默，极具讽刺性，体现了高超的讽刺艺术。想想看，一位“脚穿宽大而高底的木屐，身上长袖阔带，以纲常为冠、以人伦为衣的道学本该神圣而令人敬畏，出人意料的是，这么一位道学却捡破烂似的从故纸堆里捡来只言片语，又从对话中窃取一些陈词滥调，并以此当作学问，当作谈资，当作道义，这样的做派岂能教化人？
再说刘谐，可真会寓庄于谐，何以见得？请看他对道学的态度——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哂曰”可见其嘲讽的神情；敢与孔子称兄道弟，可见他很有底气，也很诙谐。当道学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时，刘谐则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李贽非常欣赏刘谐这两句话，曰：“斯言也，简而当，约而有余，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评价之高显而易见。
李贽是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一位以“奇谈怪论”闻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他崇尚真奇，鼓倡狂禅，揭露封建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虚伪现实，反对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建立了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他的学说使他处于时代矛盾的焦点，在朝野引起了激烈争论，以致于理解他乃是理解晚明政治走向、社会风尚和思潮变迁。他被迫害而死的万历三十年，其实就是明王朝真正灭亡的纪年。
李贽是当今中国学术界公认的晚明进步的思想家。在皇城的牢狱中，74岁的李贽被加上“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而他非常执着地誓死捍卫自己的道义，这样，李贽的名字就成了“理直”或“李执”，“贽”乃“执”也！在一次理发时，李贽拿起剃头刀就毅然自刎，并坦然地对看守他的狱卒说“不疼”。李贽是万历皇帝亲自下令逮捕究治的，无疑是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的。但细一考究，就觉得这种说法不完全对。向万历皇帝告发李贽的，是被我们称之为“早期市民阶层的经济政治利益代言人”的东林党人。而这些东林党人作为晚明历史舞台上的一支主张改革的政治力量，在迫害李贽的同时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也纷纷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而死。先整人，接着又被人整；先害人，接着又被害。究竟东林党人与李贽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有什么非诉诸政治权力来解决问题不可，非将李贽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利害冲突呢？
问题还是出在要不要维护儒家的纲常名教和道德伦理至上主义上。李贽反对儒家的“君子之治”而提倡“至人之治”，反对儒家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而提倡社会功利主义，而泰州学派的耿定向和东林党人正与此相反。这种冲突，已蕴涵了“五四”时期凸显出来的一切现代冲突的萌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认为孔子思想不适应现代生活，而东方文化派和现代新儒家虽也主张经济社会方面的某些改革，却依然维护儒家伦理和道德伦理至上主义。而无论是当年的耿定向和东林党人，还是现代新儒家中的个别人，都不能摆脱借助政治权力来压制思想异端的孔家的传统态度。
李贽与耿定向在是否“以学孔子为正脉”、要不要维护儒家伦理问题上的争论，在当时传播媒介还很落后的中国，却迅速地扩散开来，并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朝廷，一部分官员支持耿定向，另一部分官员则为李贽辩护，两部分人之间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周思敬侍郎作为李贽的朋友，同时也是耿定向的朋友，便在其中充当和事佬的角色，调停于两派之间，以求息事宁人。但这种调停并不能解决两派思想路线的分歧。先后保护过李贽的那些人，有总督、巡抚、御史、侍郎、新科状元。朝廷中崇拜李贽而时常在一起聚会的官员有楚中袁玉太史（袁宗道）、同弟中郎（袁宏道）、浣上吴本如、蜀黄慎轩、浙中陶石蒉等人。他们“旬月必有会”，以至“高明士夫，翕然从之”。由此可见，李贽的思想不仅在与他同辈的高级官员中，而且更在相当多的一批年轻官员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和共鸣。
李贽想用自己的双肩顶开黑暗的闸门，但过于沉重的黑暗的闸门却非李贽的铁肩所能顶住，它使李贽感到生命不能承受的重量。更令人费解的是，将李贽这位杰出的进步思想家迫害致死的罪魁祸首，恰是作为东林党头面人物之一的张问达。要知道，在晚明时期的政治斗争中，东林党人是代表早期市民阶层利益而与皇权抗争的一个社会集团。这些人怎么会迫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充当社会进步的前驱的思想家呢？不过，东林党人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可是，张问达恰恰是东林党人中享有盛名的“君子”之一。根据《明史》卷二四一的记载，张问达与东林领袖顾宪成是同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官。然而，他与李贽又有什么冲突呢？李贽是最主张要关心民众生活的。他的那些最好的朋友，如袁宏道、汤显祖等，也都是支持东林党人的。张问达疏劾李贽，导致李贽惨死诏狱。如今一般人都不知道张问达是东林党人。现今的史书大都不提张问达是何许人，他似乎成了迫害李贽的“封建统治者”的化身，一个道貌岸然的隐形杀手。殊不知张问达本人也是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的。在那个悲剧连连的黑暗时代，无论是李贽还是迫害他的张问达，都只是封建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的牺牲品。不同的是，李贽觉悟了，所以要冲破封建道德的樊篱而努力建立一种适合时代要求的新价值观；而张问达却至死不悟，因而益发可悲，益发令人深思。
学习这篇文章要扣住对话来分析刘谐的观点，同时要通过细节和语言来体会李贽颇具幽默和夸张的讽刺艺术。
李生[8]闻而善，曰：“斯言也，简而当，约而有余，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注释】
[1]道学：指崇奉儒家学说的人。
[2]屐（jī）：木底有齿的鞋，此指鞋底。
[3]纲常：指三纲五常，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及仁、义、礼、智、信。这些是封建社会提倡的道德规范。
[4]人伦：为人的伦理道德。
[5]纸墨：指儒家著作。
[6]羲皇：伏羲氏，传说中的古帝。
[7]纸烛：灯笼。
[8]李生：作者李贽自称。
【阅读指津】 李贽虽然刚直不阿，敢于直言，但他并没有直接将笔锋指向所要讽刺的某些人，而是假设了一个所谓的“道学”，让道学兼容了所有的讽刺元素——“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几个句子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脚穿宽大而高底的木屐，身上的服饰长袖阔带，以纲常为冠、以人伦为衣，从故纸堆里拣来了只言片语，又从对话中窃取到了一些陈词滥调”。很显然，“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颇为夸张又不乏幽默，极具讽刺性，体现了高超的讽刺艺术。想想看，一位“脚穿宽大而高底的木屐，身上长袖阔带，以纲常为冠、以人伦为衣的道学本该神圣而令人敬畏，出人意料的是，这么一位道学却捡破烂似的从故纸堆里捡来只言片语，又从对话中窃取一些陈词滥调，并以此当作学问，当作谈资，当作道义，这样的做派岂能教化人？
再说刘谐，可真会寓庄于谐，何以见得？请看他对道学的态度——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哂曰”可见其嘲讽的神情；敢与孔子称兄道弟，可见他很有底气，也很诙谐。当道学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时，刘谐则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李贽非常欣赏刘谐这两句话，曰：“斯言也，简而当，约而有余，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评价之高显而易见。
李贽是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一位以“奇谈怪论”闻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他崇尚真奇，鼓倡狂禅，揭露封建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虚伪现实，反对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建立了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他的学说使他处于时代矛盾的焦点，在朝野引起了激烈争论，以致于理解他乃是理解晚明政治走向、社会风尚和思潮变迁。他被迫害而死的万历三十年，其实就是明王朝真正灭亡的纪年。
李贽是当今中国学术界公认的晚明进步的思想家。在皇城的牢狱中，74岁的李贽被加上“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而他非常执着地誓死捍卫自己的道义，这样，李贽的名字就成了“理直”或“李执”，“贽”乃“执”也！在一次理发时，李贽拿起剃头刀就毅然自刎，并坦然地对看守他的狱卒说“不疼”。李贽是万历皇帝亲自下令逮捕究治的，无疑是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的。但细一考究，就觉得这种说法不完全对。向万历皇帝告发李贽的，是被我们称之为“早期市民阶层的经济政治利益代言人”的东林党人。而这些东林党人作为晚明历史舞台上的一支主张改革的政治力量，在迫害李贽的同时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也纷纷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而死。先整人，接着又被人整；先害人，接着又被害。究竟东林党人与李贽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有什么非诉诸政治权力来解决问题不可，非将李贽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利害冲突呢？
问题还是出在要不要维护儒家的纲常名教和道德伦理至上主义上。李贽反对儒家的“君子之治”而提倡“至人之治”，反对儒家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而提倡社会功利主义，而泰州学派的耿定向和东林党人正与此相反。这种冲突，已蕴涵了“五四”时期凸显出来的一切现代冲突的萌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认为孔子思想不适应现代生活，而东方文化派和现代新儒家虽也主张经济社会方面的某些改革，却依然维护儒家伦理和道德伦理至上主义。而无论是当年的耿定向和东林党人，还是现代新儒家中的个别人，都不能摆脱借助政治权力来压制思想异端的孔家的传统态度。
李贽与耿定向在是否“以学孔子为正脉”、要不要维护儒家伦理问题上的争论，在当时传播媒介还很落后的中国，却迅速地扩散开来，并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朝廷，一部分官员支持耿定向，另一部分官员则为李贽辩护，两部分人之间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周思敬侍郎作为李贽的朋友，同时也是耿定向的朋友，便在其中充当和事佬的角色，调停于两派之间，以求息事宁人。但这种调停并不能解决两派思想路线的分歧。先后保护过李贽的那些人，有总督、巡抚、御史、侍郎、新科状元。朝廷中崇拜李贽而时常在一起聚会的官员有楚中袁玉太史（袁宗道）、同弟中郎（袁宏道）、浣上吴本如、蜀黄慎轩、浙中陶石蒉等人。他们“旬月必有会”，以至“高明士夫，翕然从之”。由此可见，李贽的思想不仅在与他同辈的高级官员中，而且更在相当多的一批年轻官员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和共鸣。
李贽想用自己的双肩顶开黑暗的闸门，但过于沉重的黑暗的闸门却非李贽的铁肩所能顶住，它使李贽感到生命不能承受的重量。更令人费解的是，将李贽这位杰出的进步思想家迫害致死的罪魁祸首，恰是作为东林党头面人物之一的张问达。要知道，在晚明时期的政治斗争中，东林党人是代表早期市民阶层利益而与皇权抗争的一个社会集团。这些人怎么会迫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充当社会进步的前驱的思想家呢？不过，东林党人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可是，张问达恰恰是东林党人中享有盛名的“君子”之一。根据《明史》卷二四一的记载，张问达与东林领袖顾宪成是同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官。然而，他与李贽又有什么冲突呢？李贽是最主张要关心民众生活的。他的那些最好的朋友，如袁宏道、汤显祖等，也都是支持东林党人的。张问达疏劾李贽，导致李贽惨死诏狱。如今一般人都不知道张问达是东林党人。现今的史书大都不提张问达是何许人，他似乎成了迫害李贽的“封建统治者”的化身，一个道貌岸然的隐形杀手。殊不知张问达本人也是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的。在那个悲剧连连的黑暗时代，无论是李贽还是迫害他的张问达，都只是封建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的牺牲品。不同的是，李贽觉悟了，所以要冲破封建道德的樊篱而努力建立一种适合时代要求的新价值观；而张问达却至死不悟，因而益发可悲，益发令人深思。
学习这篇文章要扣住对话来分析刘谐的观点，同时要通过细节和语言来体会李贽颇具幽默和夸张的讽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