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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赵思运和韩金玲拥有强烈的文化历史感，在其合著的《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中，以诗人的激情与学者的理性，将文学史与思想史融合一体，勾勒了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以及所蕴含的思想史意义。全书追求灵魂深度和诗意宽度的写作，其文学精神和诗意追求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关键词：汉诗 民刊 边缘精神 思想史视野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a。赵思运、韩金玲伉俪合著的《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以洗练的精神进行浴火批评，既是批评家自我诗学精神的浴火而生，也是中国大陆当代汉诗本身的一次浴火批评。本书的作者既是批评家，也是诗人。是批评家，自然会与批评现场隔开一些距离，这样才会在冷静的沉思中披沙拣金；是诗人，自然会有现场的身在其间、心在其中的情境，所以，感受之，反思之，批评之。
赵思运本身就是诗人，其诗歌创作拥有独特的精神特质，夹杂了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与民间乡村的风气，在平静的语言中，挟持风雷之气。这或许就是理性的抒情。理性不排斥情感，理性恰恰需要充沛的情感，在理性内里是情感的涌动与支撑。《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是批评之作，其中理性更甚于情感，但是并没有被理性所压制，抒情性在文本中时有流露。虽然批评家尽力克制其抒情性，但是，话语本身的情感特性起了决定性作用，情感常常在瞬间爆发，冲破自我理性的克制，发之而后快。在理性与情感的博弈间，更显示出了作者身兼诗人与批评家于一身的特质。伟大的哲学恰恰就是诗，伟大的诗也往往蕴含了伟大的哲学，之于批评文本亦然。所以，伟大诗人与伟大批评家兼而有之的不乏其人。于是，我们在北京大学学生诗群一节中，便读出了批评家的诗人味道，勾画出了“一位极富思想反思精神的诗人”。于此，批评话语与诗语的融合一处，语言形象生动而有哲学的领悟，正合于真正的诗乃是一种哲学，真正的哲学亦是诗。
作者以包容、开放、自由的多元视野，召唤诗歌民刊的出场：“民刊……是一种姿态、一种立场，甚至是一种灵魂的倔强的前倾的姿势。”b有此则有诗的活力，无此则少了诗的激情与前进的力量。其中，个体与群体的融合发声，代表了一种文化前进的动向和力度。在这里我们将更清楚地看清历史的真实和文化的真实；于此更能看到民族的灵魂、文化的灵魂；于此剥离开虚伪与禁锢，更能找寻到文学的精神、人的气息。民刊的存在是一种介入文化现实的存在。它召唤的是感受、思考、反思和实践，它召唤的是担当，它召唤的是思想与诗意的新创；它召唤的是交流，冲破阻碍的观念之墙，将人们引入自由的领悟；它召唤的是诗要走向人，因为只有走向了人，才能于其中找到人的本质。赵思运“勾勒出了民间诗坛的基本面貌”：“一、历史意识与文学史意识的自觉……二、现实与历史生活的诗化与深化……三、独立、探索的精神立场与汉诗传统的现代转化。”c 这种基本面貌的描述，其实已经涵盖了诗歌发展的历史承担与新趋向，这三个维度的发展也将决定诗歌在未来文学格局中的地位。由此也可见出赵思运的诗学眼光和文学史视野。民间意味着一种活性，一个开放、包容、自由的空间。这里保持了个体的话语权和想象空间，也保留了话语的交流本质，因此它才活力不断。赵思运的民刊概念是一个有独立诗学的空间，它不因外在的变故而变化，它是自足的，有历史的视野，有诗学的思维，这才是民间存在的价值。
“如果说，1980年代的民刊很大程度上，需要争取言说的权利，那么，当下的民刊……在于我们言说的意义，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指涉现实和精神处境的有效性”d。话语权的问题，回到其本质，仍是话语的问题。真正的历史力量来自民间，作者对民刊的关注，无疑有这样一种视野和期待在。在民间，汇聚了很多潜在的力量，它们更有活力，更有力量。一方面是诗人对诗歌的内在热爱和不懈追求；在民刊中，更加聚集了诗人的坚守精神，凝聚了诗人的创作本质。另一方面也隐含了民间特有的活力。一个社会，只有葆有了民间的活力，这个社会才永远有力量，有活力。
在众多文学种类中，诗歌确乎更凝聚了天地人之精华，在那里，我们更能检视到一个民族的灵魂，检视到历史的精魂，检视到大地的自由之歌。所以，《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虽然是批评之作，但内中所涌动的，更是对民族、对历史、对大地的灵魂的一次检视。回到历史现场，将时代情境与个人精神结合一处，以文化视野烛照出历史现场中人的精神。文化的视野其实即是人性的视野，这样，才能见出人的灵魂。转型时代里，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身上更能透射出一个民族的灵魂。这些潜流中涌动了理性与精神，从林间之风更能觉察到风云之气。就当代而言，虽然理性之声时有呈露，但要参透一个群体的精神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对象的选取便具有决定成败的关键意义。赵思运显然是一个具有理性反思的诗人，他没有去选取重大的主题或者诗人，而是在边缘里检视出时代的精神。正如作者在《边与缘——新时期诗歌侧论》中所说：“取名‘边与缘’，边界与机缘之意。”e边缘正合乎契机，正是一个不断走向中心的场域，正是一个孕育着中心的场域，因此，在这里烛照历史的灵魂，无疑凝聚了作者的深远思索。边缘，也恰恰是一个理性沉积、思想积聚的场域，由此，也可见出作者的冷静。即以何其芳的诗歌创作为例，“由于时代语境对于文学和诗歌的特殊要求，何其芳诗性的东西往往被压制住，只能以梦境的方式曲折隐晦地流露出来。”f何其芳虽然身处中心，但其心其实是处于边缘，他的诗歌也恰恰是在边缘的缝隙中顽强挣扎、生存着。精神突围的诗人、异常年代陷入思考的学人、在诗语中寻求突破和创建的女性诗人、“奔涌如岩浆”的民刊、“喧嚣语境下的网络诗歌”、“文化断乳期的异乡人”、“去国诗人”，这些都是身处中心，但是心在边缘的詩人、诗歌。通过对这些诗人、诗歌的检视，社会的精神风貌得到了呈露。也恰恰是这些诗人、诗歌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活力。由此，通过开放的视野，作者在边缘中寻找到文学的灵魂、历史的灵魂。只有在这种审视中，才可能通过思想史的视野理清历史，让文学回归文学，拥有它的本质。 文学的传世总离不开思想史的视野，文学史和批评文本的传世同样也离不开思想史的视野。从思想史出发，作者选取从文化视野审视诗歌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进行专题化处理。在专题化处理过程中，一个重要操作就是去蔽，剥离掉人为的历史云雾，尽量将诗歌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和人的本质性的一面呈现出来。在这一呈现过程中，从小的方面，我们可以说作者拥有揭示真相的勇气；从大的方面，我们可以说作者拥有追求真理的内在素养，拥有作为学者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这正符合中国史家传统的正史追求，也与西方文化中追求真理的意志一致。文本中不断流露出作者敢于面对和揭示文化现实的勇气，以冷静的视野作理性分析，而没有被情绪化的喧闹所左右。
在文化解读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揭示历史的内在动力，历史是人的历史，其动力毋庸置疑来自于人，来自于人的内在精神特质。文学恰恰是在历史的流动中，将这一人的内在精神特质描述下来；作为一个合格的史学家则要进一步将这一人的精神特质揭示出来。
20世纪50年代，文艺规范逐渐形成。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具有重大意义。“重要的文艺会议往往是传达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统一思想、制定规划、矫枉纠偏的主要形式，其作用主要有：规范、批判、调整。其意义体现在会议报告之中，而会议报告代表的不是做报告的领导的个人意志，而……具有强烈的政治权威性”g。 作者通过对国统区作家和解放区作家心态的比较，描述出作家心态的变化和文学生态的变化。
就文本的整体安排而言，我们不能不从中见出赵思运对文学的见解，他要一步步剥离开围绕在文学周边的云雾，而让文学回复到文学，文学在其自身中自有其价值，它无须假求于外。从文学规范的建立与诗人的突破，到“‘去国诗人’的家国书写”，诗再次回到自身。走过了漫长的历史，但是诗歌毕竟走到了诗歌，它更重在诗人主体的自我书写。诗歌更加紧密了与诗人的感受、思想、灵魂的交融。从“突围”到“去国”，由隐性写作进入显性写作，诗人从来没有放弃诗歌，因为诗歌才是其生命的表征，也只有在那里才是一个丰富的个体，他无时无刻不在生生不息地与自己所承受的文学、文化进行着交流。
作者拥有强烈的文化历史感，将文学史与思想史融合一处。在海子与安琪诗歌的分析中，作者抓住历史理性主义这一核心问题，一方面呈露了诗人的诗歌创作，另一方面，也呈露了对时代的分析，洞见出诗人创作的背后往往有一股历史文化的支撑。一方面是个人的历史，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的历史。诗人也慢慢地回复到个我的历史文化中，历史理性主义消逝，个体抒情扩散而来。因为诗歌本来就是属我的，是感受、思考与话语的自我表述，其中涌动的恰恰是人的本性。回复到个我的诗人才能够契合人的本性，才能够寻求到坚實的存在。现代社会恰恰是个体自我寻求合乎人的自由本性的存在。“ 伪现代社会兼有封建性的交杂的社会形态，与移植过来的后现代文化，使得中国的价值尺度从来没有如此的混乱……封建话语的余毒、现代主义话语的梦幻、后现代话语的迎合，一片喧哗与骚动”h。在这种语境下，“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的路”，我们“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i，“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j所以，从《中国大陆现代汉诗的文化镜像》的体例安排，我们更能看出作者的思想意向。从第一章“‘十七年时期’诗人的隐秘激情”到最后一章“‘去国诗人’的家国书写”，无疑是诗歌精神的不断呈露，而回复到契合个体自由本质的诗歌话语中，因此才有“汉语母语的自觉”。中文则是这一文化本体的一种载体。
人无法摆脱其文化生存的历史，历史如影子般追随，只要你寻求光明，它将永不消逝。对历史灵魂的审视，也是对未来的进一步开拓。《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在对诗歌及其民刊的言说中，有着历史的影子，更有着向光明前进的大纛。
a 鲁迅：《鲁迅散文诗歌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bcdfgh赵思运、韩金玲：《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云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248页，第255— 260页，第357—358页，第41页，第2页，第230页。
e 赵思运：《〈边与缘——新时期诗歌侧论〉后记》，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ij〔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7页，第76页。
作 者： 李玉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汉诗 民刊 边缘精神 思想史视野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a。赵思运、韩金玲伉俪合著的《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以洗练的精神进行浴火批评，既是批评家自我诗学精神的浴火而生，也是中国大陆当代汉诗本身的一次浴火批评。本书的作者既是批评家，也是诗人。是批评家，自然会与批评现场隔开一些距离，这样才会在冷静的沉思中披沙拣金；是诗人，自然会有现场的身在其间、心在其中的情境，所以，感受之，反思之，批评之。
赵思运本身就是诗人，其诗歌创作拥有独特的精神特质，夹杂了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与民间乡村的风气，在平静的语言中，挟持风雷之气。这或许就是理性的抒情。理性不排斥情感，理性恰恰需要充沛的情感，在理性内里是情感的涌动与支撑。《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是批评之作，其中理性更甚于情感，但是并没有被理性所压制，抒情性在文本中时有流露。虽然批评家尽力克制其抒情性，但是，话语本身的情感特性起了决定性作用，情感常常在瞬间爆发，冲破自我理性的克制，发之而后快。在理性与情感的博弈间，更显示出了作者身兼诗人与批评家于一身的特质。伟大的哲学恰恰就是诗，伟大的诗也往往蕴含了伟大的哲学，之于批评文本亦然。所以，伟大诗人与伟大批评家兼而有之的不乏其人。于是，我们在北京大学学生诗群一节中，便读出了批评家的诗人味道，勾画出了“一位极富思想反思精神的诗人”。于此，批评话语与诗语的融合一处，语言形象生动而有哲学的领悟，正合于真正的诗乃是一种哲学，真正的哲学亦是诗。
作者以包容、开放、自由的多元视野，召唤诗歌民刊的出场：“民刊……是一种姿态、一种立场，甚至是一种灵魂的倔强的前倾的姿势。”b有此则有诗的活力，无此则少了诗的激情与前进的力量。其中，个体与群体的融合发声，代表了一种文化前进的动向和力度。在这里我们将更清楚地看清历史的真实和文化的真实；于此更能看到民族的灵魂、文化的灵魂；于此剥离开虚伪与禁锢，更能找寻到文学的精神、人的气息。民刊的存在是一种介入文化现实的存在。它召唤的是感受、思考、反思和实践，它召唤的是担当，它召唤的是思想与诗意的新创；它召唤的是交流，冲破阻碍的观念之墙，将人们引入自由的领悟；它召唤的是诗要走向人，因为只有走向了人，才能于其中找到人的本质。赵思运“勾勒出了民间诗坛的基本面貌”：“一、历史意识与文学史意识的自觉……二、现实与历史生活的诗化与深化……三、独立、探索的精神立场与汉诗传统的现代转化。”c 这种基本面貌的描述，其实已经涵盖了诗歌发展的历史承担与新趋向，这三个维度的发展也将决定诗歌在未来文学格局中的地位。由此也可见出赵思运的诗学眼光和文学史视野。民间意味着一种活性，一个开放、包容、自由的空间。这里保持了个体的话语权和想象空间，也保留了话语的交流本质，因此它才活力不断。赵思运的民刊概念是一个有独立诗学的空间，它不因外在的变故而变化，它是自足的，有历史的视野，有诗学的思维，这才是民间存在的价值。
“如果说，1980年代的民刊很大程度上，需要争取言说的权利，那么，当下的民刊……在于我们言说的意义，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指涉现实和精神处境的有效性”d。话语权的问题，回到其本质，仍是话语的问题。真正的历史力量来自民间，作者对民刊的关注，无疑有这样一种视野和期待在。在民间，汇聚了很多潜在的力量，它们更有活力，更有力量。一方面是诗人对诗歌的内在热爱和不懈追求；在民刊中，更加聚集了诗人的坚守精神，凝聚了诗人的创作本质。另一方面也隐含了民间特有的活力。一个社会，只有葆有了民间的活力，这个社会才永远有力量，有活力。
在众多文学种类中，诗歌确乎更凝聚了天地人之精华，在那里，我们更能检视到一个民族的灵魂，检视到历史的精魂，检视到大地的自由之歌。所以，《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虽然是批评之作，但内中所涌动的，更是对民族、对历史、对大地的灵魂的一次检视。回到历史现场，将时代情境与个人精神结合一处，以文化视野烛照出历史现场中人的精神。文化的视野其实即是人性的视野，这样，才能见出人的灵魂。转型时代里，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身上更能透射出一个民族的灵魂。这些潜流中涌动了理性与精神，从林间之风更能觉察到风云之气。就当代而言，虽然理性之声时有呈露，但要参透一个群体的精神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对象的选取便具有决定成败的关键意义。赵思运显然是一个具有理性反思的诗人，他没有去选取重大的主题或者诗人，而是在边缘里检视出时代的精神。正如作者在《边与缘——新时期诗歌侧论》中所说：“取名‘边与缘’，边界与机缘之意。”e边缘正合乎契机，正是一个不断走向中心的场域，正是一个孕育着中心的场域，因此，在这里烛照历史的灵魂，无疑凝聚了作者的深远思索。边缘，也恰恰是一个理性沉积、思想积聚的场域，由此，也可见出作者的冷静。即以何其芳的诗歌创作为例，“由于时代语境对于文学和诗歌的特殊要求，何其芳诗性的东西往往被压制住，只能以梦境的方式曲折隐晦地流露出来。”f何其芳虽然身处中心，但其心其实是处于边缘，他的诗歌也恰恰是在边缘的缝隙中顽强挣扎、生存着。精神突围的诗人、异常年代陷入思考的学人、在诗语中寻求突破和创建的女性诗人、“奔涌如岩浆”的民刊、“喧嚣语境下的网络诗歌”、“文化断乳期的异乡人”、“去国诗人”，这些都是身处中心，但是心在边缘的詩人、诗歌。通过对这些诗人、诗歌的检视，社会的精神风貌得到了呈露。也恰恰是这些诗人、诗歌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活力。由此，通过开放的视野，作者在边缘中寻找到文学的灵魂、历史的灵魂。只有在这种审视中，才可能通过思想史的视野理清历史，让文学回归文学，拥有它的本质。 文学的传世总离不开思想史的视野，文学史和批评文本的传世同样也离不开思想史的视野。从思想史出发，作者选取从文化视野审视诗歌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进行专题化处理。在专题化处理过程中，一个重要操作就是去蔽，剥离掉人为的历史云雾，尽量将诗歌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和人的本质性的一面呈现出来。在这一呈现过程中，从小的方面，我们可以说作者拥有揭示真相的勇气；从大的方面，我们可以说作者拥有追求真理的内在素养，拥有作为学者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这正符合中国史家传统的正史追求，也与西方文化中追求真理的意志一致。文本中不断流露出作者敢于面对和揭示文化现实的勇气，以冷静的视野作理性分析，而没有被情绪化的喧闹所左右。
在文化解读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揭示历史的内在动力，历史是人的历史，其动力毋庸置疑来自于人，来自于人的内在精神特质。文学恰恰是在历史的流动中，将这一人的内在精神特质描述下来；作为一个合格的史学家则要进一步将这一人的精神特质揭示出来。
20世纪50年代，文艺规范逐渐形成。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具有重大意义。“重要的文艺会议往往是传达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统一思想、制定规划、矫枉纠偏的主要形式，其作用主要有：规范、批判、调整。其意义体现在会议报告之中，而会议报告代表的不是做报告的领导的个人意志，而……具有强烈的政治权威性”g。 作者通过对国统区作家和解放区作家心态的比较，描述出作家心态的变化和文学生态的变化。
就文本的整体安排而言，我们不能不从中见出赵思运对文学的见解，他要一步步剥离开围绕在文学周边的云雾，而让文学回复到文学，文学在其自身中自有其价值，它无须假求于外。从文学规范的建立与诗人的突破，到“‘去国诗人’的家国书写”，诗再次回到自身。走过了漫长的历史，但是诗歌毕竟走到了诗歌，它更重在诗人主体的自我书写。诗歌更加紧密了与诗人的感受、思想、灵魂的交融。从“突围”到“去国”，由隐性写作进入显性写作，诗人从来没有放弃诗歌，因为诗歌才是其生命的表征，也只有在那里才是一个丰富的个体，他无时无刻不在生生不息地与自己所承受的文学、文化进行着交流。
作者拥有强烈的文化历史感，将文学史与思想史融合一处。在海子与安琪诗歌的分析中，作者抓住历史理性主义这一核心问题，一方面呈露了诗人的诗歌创作，另一方面，也呈露了对时代的分析，洞见出诗人创作的背后往往有一股历史文化的支撑。一方面是个人的历史，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的历史。诗人也慢慢地回复到个我的历史文化中，历史理性主义消逝，个体抒情扩散而来。因为诗歌本来就是属我的，是感受、思考与话语的自我表述，其中涌动的恰恰是人的本性。回复到个我的诗人才能够契合人的本性，才能够寻求到坚實的存在。现代社会恰恰是个体自我寻求合乎人的自由本性的存在。“ 伪现代社会兼有封建性的交杂的社会形态，与移植过来的后现代文化，使得中国的价值尺度从来没有如此的混乱……封建话语的余毒、现代主义话语的梦幻、后现代话语的迎合，一片喧哗与骚动”h。在这种语境下，“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的路”，我们“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i，“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j所以，从《中国大陆现代汉诗的文化镜像》的体例安排，我们更能看出作者的思想意向。从第一章“‘十七年时期’诗人的隐秘激情”到最后一章“‘去国诗人’的家国书写”，无疑是诗歌精神的不断呈露，而回复到契合个体自由本质的诗歌话语中，因此才有“汉语母语的自觉”。中文则是这一文化本体的一种载体。
人无法摆脱其文化生存的历史，历史如影子般追随，只要你寻求光明，它将永不消逝。对历史灵魂的审视，也是对未来的进一步开拓。《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在对诗歌及其民刊的言说中，有着历史的影子，更有着向光明前进的大纛。
a 鲁迅：《鲁迅散文诗歌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bcdfgh赵思运、韩金玲：《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云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248页，第255— 260页，第357—358页，第41页，第2页，第230页。
e 赵思运：《〈边与缘——新时期诗歌侧论〉后记》，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ij〔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7页，第76页。
作 者： 李玉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