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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立,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岗位上多年,参与了多个中央文件的制定工作,作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称国经中心)的发起人之一、常务副理事长(法人代表),就国经中心成立后担负的历史使命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记者:国经中心被称为是中国最高级别的智库。请问,国经中心的成立过程是怎样?
郑新立:国经中心的成立,酝酿很久了。去年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时候,看到一些外电反映,在这30年对外经济交流中,我国政府渠道和企业之间的交流比较多,智库咨询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比较薄弱,或者有所忽视。这样就萌发了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组建一个中国的民间智库,以国外智库的运行模式来积极发挥作用,加强对外智库交流。
我把想法和几位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同志商量,他们也都非常支持这个建议。这个时候,我们的老领导曾培炎同志,从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上退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能不能请他来牵头搞个研究机构。在我们多次邀请下,他终于同意,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又经过反复的酝酿,把报告呈送国务院几位领导同志,他们赞成并批示同意。然后经国家发改委、民政部批准,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今年3月20日正式成立。
记者:那么国经中心的作用是什么?
郑新立:国经中心的四大职能是:研究经济问题,开展经济交流,促进经济合作,提供咨询服务。
研究是国经中心的核心职能。国经中心研究工作要实行开放式的组织管理形式,同国内的各个智库保持密切的联系,每周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每次都讨论一个重要题目,请国内对该问题有深入研究的专家演讲,大家再发表意见。每个月要开一次“经济每月谈”,谈一个重点题目。在网上报名,讨论内容同时由网络公布。这样就把广大群众关注的问题和智库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把对当前决策有用的、有可操作性的观点提炼出来,作为我们的政策建议报上去。
与国外智库开展交流是国经中心的重要职能。7月2～4日我们召开的全球智库峰会,邀请全球重要智库的代表讨论的就是当前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今后还会与国外智库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样就是“取天下之智为我所有”。
记者:国经中心的研究成果如何产生?通过怎样的渠道上传及下达?
郑新立:国经中心自己拥有一批骨干队伍,是年富力强的研究人员。我们自己也要开展一些课题的研究。今年我们已经提出了20个课题,并在网上招标,挑选承担者,同时我们也参与这些课题的研究。通过独立的研究和与社会上的力量联合起来进行研究,最后提出我们的研究成果。
成果通过刊物上传下达。现在我们已经有4个刊物:《要情》、《研究报告》、《信息反映》、《智库言论》。有的刊物是往上送,有的供会员单位、理事单位参考,有的供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参考。
记者:刊物的出刊频率怎样?
郑新立:我们坚持少而精的原则。4种刊物都争取每周出两期。但是也根据形势的变化,研究成果的多少随时调整出刊频率。
记者:国经中心的组织结构是怎样的?运作上区别于其他智库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郑新立:国经中心是一个民间性质的社团组织。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吃财政饭,日常经费来源是靠会员会费。我们还将建立一个研究基金,有一些企业提供资金的支持,用基金产生的效益支持公益性的课题研究。
国经中心的组织结构,有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理事长由曾培炎同志担任,另外还有执行副理事长、常务副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执行副理事长和副理事长都是由经济界长期从事领导工作和在研究机构长期从事领导工作的领导、教授、专家组成。
国经中心的执行副理事长由8位同志担任。有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和政策研究的,如王春正同志,他曾出任中财办的主任兼发改委的常务副主任,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管理,从事年度计划、中长期规划的编制工作,非常有经验;魏礼群同志,原在国务院政研室担任主任,现在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同志,对国经中心进行指导管理。有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荣誉院长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和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钱颖一。还有著名企业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同志,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同志。
国经中心的10位副理事长,都长期活跃在经济战线,他们是:香港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中央外事办公室原主任刘华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徐荣凯,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等。
记者:国经中心的部分领导也同时在其他机构任职,国经中心如何保证他们为中心工作的时间和精力?
郑新立:国经中心的主要领导同志讨论决定我们每一年的工作规划、基金的使用方向等重大问题。比如说我们这次要研究的20个重点课题,都是由国经中心的理事长、副理事长在会议上几次讨论确定的。另外,这次全球智库峰会的主题、每个分论坛的方案也是经过执行副理事长和副理事长会议反复讨论确定的。
将来国经中心的研究人员分为3种情况:第一、在编坐班的,这是核心层。第二、坐班但是不在编,主要是刚刚退下来的一部分领导同志,大部分是经济部门的,像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刚刚退下来的,一些是部长、司局长。还有一部分是不坐班不在编,通过委托合同完成我们的研究任务和咨询任务。通过这些形式把每个参与者的智慧和经验充分发挥出来。
记者:加入国经中心的会员单位有没有评选标准?
郑新立:国经中心刚成立,我们已经有了200名会员单位。峰会之后我们还将征集会员。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等,只要愿意加入我们的理事会成为会员,承认我们的章程,缴纳一定的会费,我们都会欢迎他们加入。
记者:基金式的运作方式是国经中心的特点之一,那么以后资金准备如何管理呢?
郑新立:国经中心将成立基金董事会,由董事会管理研究基金的使用。董事会成员要通过选举来产生。基金的来源强调多元化,准备委托市场化的单位来经营,用基金增值的收入来支持公益性课题的研究,这种方式与国外智库的运作方式一样。
我们曾邀请布鲁金斯学会的负责人来国经中心做介绍,它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由布鲁金斯这个人创立,基金主要由洛克菲勒财团支持,一年大概有7000万美元。布鲁金斯学会将资金主要用于公益性课题的研究,为美国人的利益服务。我想中国企业已经过了30年的发展,有一批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特别是银行,他们已有能力支持民间的公益性研究。
记者:智库这样的组织对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过什么贡献?您如何评价智库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作用?
郑新立:中国有重视“谋士”的传统。春秋时期,春申君养了3000谋士,这些谋士给他出了好多主意。又如孔子,他周游列国向各个国家讲述治国理政的知识、经验、主张,就是智库的杰出代表。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也是智库的杰出代表,作为隐士出山后成就了蜀国的事业。近代以后,国外的智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美国、欧洲的民间智库越来越发达。这些民间智库一般都隶属于一些政党、企业,有的智库专门为某一政党利益服务,代表这一政党的见解、主张。更多的智库是从事社会性公益性的课题研究,他们在政府决策、推动社会进步、影响社会舆论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美国一些非常重大的决策都是通过智库先提出来,然后经过媒体的讨论,再吸收到国会去讨论,然后这些被多数人认同的建议被政府采纳,成为政府的政策,这样就可以减少政策的失误。因为智库中的专家都是水平比较高的,并不是随便就提建议。比如现在中美之间的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就是由一家美国智库率先提出来的。
记者:您怎么看中国智库对政策的影响?
郑新立:国外的智库除了通过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服务以外,这些智库的研究人员与政府的官员有一个“旋转门”。一个政党上台了,可能支持这个政党观点的研究人员到政府里任职。那么一个政党轮替下台了,这些人又回到智库里去充电做研究。智库就是培养人才、储备人才的地方。现在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已经在这个“旋转门”里转了几次了。我想,中国智库的发展也有可能像美国那样,有真知灼见、年富力强的智库研究人员也不排除会选拔到政府里去当公务员,而政府里刚刚退下来的领导,身体好、有一定精力的,可以到智库来从事一些研究工作。
记者:一些非政府背景的民间智库对于国内政策导向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吗?
郑新立: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智库对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就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很多专家学者的建议在制定政策时被吸收。早期的国内智库基本都设立在政府内部,隶属政府序列受财政的供养,而我们刚刚成立的中心并不一样,相对比较独立。
记者:国经中心是否会成为市场和社会上的一些异议声音上传的渠道呢?
郑新立:社会对于政府的异议,一般分两种。一种是政策制定确实有问题,我们会根据情况专门设立课题并完成报告呈送有关部门参考,以此来减小社会的异议。另一种是因为信息不对称,老百姓不清楚政策决定的背景和信息,因此我们会通过一些报告和文章协助政府就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帮助政府和公众进行有效沟通。
记者:国经中心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的研究?
郑新立:我们会成立相关的突发事件研究部门,专门负责就突发事件进行有效研究。我们招聘了一批研究人才,会对突发事件进行跟踪研究并提出建议。
记者:您对目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有什么判断和建议?国经中心会为此进行哪些工作?
郑新立:国经中心成立时间不长,但我们的研究报告已经出了很多期。许多政策建议得到了政府及有关部委的批示和肯定,对实际工作已经产生了推动作用。今后我们要继续围绕这方面的目标努力。
当前我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样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把挑战化为机遇,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今年1～5月,经济运行的情况表明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的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已初见成效。但是经济形势仍然比较严峻,集中表现在出口增长速度大幅下降,而且1～5月下降的幅度呈逐步加大的趋势。一季度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9%,4月下降了22%,5月下降了25%。去年出口已经占到中国GDP的33.5%,相当于国内市场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3%。也就是说国内市场的消费额和出口总额基本持平。
前几年中国出口平均每年增长20%,今年下降20%。一正一负的波动就是40%,相当于中国GDP总量的12%左右,这么大的总需求的缩减是中国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难以弥补的。所以,要研究怎么样能够采取措施制止出口增速下滑,尽可能的降低出口下降对经济的影响。
怎么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启动社会投资来弥补出口增速下降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实现国内生产总值8%左右的目标,是我们当前关注的核心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国经中心已经提交了十几份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比如,我们提出今年要把出口下降的压力变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把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放在结构调整上;把财政投入的着力点放在拉动消费,拉动社会投资,拉动银行贷款,拉动出口上……
我们提出当前扩大内需、保增长的重点应当放在保民生、保稳定、保就业上。同时也不能放弃出口的努力,不能坐等国外经济形势好转,而是要创造出口需求。
同时提出了从5个方面来创造出口需求:第一、通过扩大对外经济援助贷款来拉动工程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出口;第二、通过扩大海外能源资源的投资来带动出口;第三,通过到海外投资设厂,发展加工贸易,带动零部件、原材料的出口;第四,通过对海外中国商品进口经营商的流动资金贷款来拉动出口;第五、扩大对机电产品出口的买方信贷,来拉动中国船舶、发电设备、冶金设备、化工设备、纺织设备以及机床等产品的出口。
目前,国经中心提出的这些建议,已经在有关政府部门产生了积极的反映。
记者:您刚才说今年第一季度出口下降超过20%,而第一季度GDP增长6.1%,这一增长是怎样来的?
郑新立:这主要是去年第四季度中央扩大内需的政策显出效果。第一季度国内投资和消费保持了良好增长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出口下滑的影响,但是今年第一季度是近十年来最低的GDP增长率。
总体而言,第一季度增长6.1%,第二季度增长会恢复到7%,第三季度大约8%,第四季度会回升到9%,全年增长速度大约在7.5%左右。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中央财政投资是否真正能实现“四个拉动”,即拉动社会投资、拉动居民消费、拉动银行贷款和拉动出口增长。目前看,拉动银行贷款的效果是比较显著的,今年1～5月国内银行贷款呈现井喷式增长,巨量的信贷投放拉动了企业的投资,并促进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后面就要看中央财政投资是否真正能拉动国内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增长了。
记者:您是否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的低谷已经过去了?
郑新立:从目前的全球情况看,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出口虽然下降20%,但在全球范围内是表现最好的,而且我们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市场占有率还提高了1%~2%。但是由于世界主要的经济体的经济还没有恢复,而且未来2～3年也很难回到早前的发展状态,因此中国经济也会面临巨大挑战。
根据各方分析的结论,美国经济会在明年回到正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奥巴马政府的财政政策还是比较有效的。但是欧洲的增长还要低迷一阵,预计明年还是负增长,主要是因为欧洲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所以经济恢复尚需时日。日本的增长今年大概是-6%。因此我们必须对于出口面临的挑战有足够的认识,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上要有大动作和大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对出口的依赖,实现未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记者:您说大政策和大调整具体指的是什么?
郑新立:首先是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改变初次分配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现状,以及再分配领域政府和企业所得偏多、居民所得偏少的局面。我算了一下,1985年居民收入占当年GDP的57%,现在是44%,假如居民收入占比提升10%,那么居民购买力水平会有明显提升,内需拉动和居民消费拉动会有明显效果。
再者,应想尽办法促进居民消费,鼓励居民增加汽车、住房等领域的消费,将居民消费率从现在的35%提高到50%。即便如此,仍低于历史最高点的52%。如能用3年时间对需求结构进行调整,这意味着每年将有5万亿左右的商品由原来的出口和投资转为在国内消费,意味着国内零售总额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样就能使国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幅提高,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
中国要通过大幅度提升国内居民消费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提高消费在GDP比重来保证经济增长。美国的居民消费率在经济危机前高达72%,现在也有67%,而中国只有35%左右,说明还有巨大的空间可以提升。目前中国每年生产30万亿元GDP,但是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被老百姓消费了,这个比例可能是全世界最低的。所以现在要采取措施鼓励消费。
另外,要花大力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要实现车市、房市和股市的协同发展。这三个市场是目前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点,维持股市的稳定发展对于拉动内需、扩大车市房市消费有重大意义。中国要提高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要让更多的人有钱买房。比如目前我们提出将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纳入当地城市的保障性住房范畴,地方政府可以发行债券来建设保障性住房,提供给城市内有稳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农民工。
在车市方面,要继续鼓励经济型轿车、以及新能源轿车进入家庭,要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包括停车场建设和减少税费等。目前中国的人均汽车保有量是美国上世纪初的水平,相差了一百年。近两月,中国汽车的消费已经显著回升,4月销售超过100万辆,预计全年能达到1200万辆,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消费国。我们要鼓励轿车进入家庭。国外购买轿车主要是购车信贷,目前国内购车贷款的才8%。这主要是因为以前国内没有良好的信用体系,一些人办了车贷却没有还款,造成银行的不良贷款,致使银行紧缩了汽车信贷。对此,要尽快完成个人征信体系的建立,并继续鼓励扩大汽车信贷。
在家电下乡方面,目前有些地区已经把电脑、汽车等纳入到家电下乡的财政补贴中去,总之我们要力促老百姓多花钱,以此保证经济的增长。
记者:您对于贷款井喷增长是否担心?
郑新立:今年以来银行信贷的大幅增长引得各方瞩目,我们认为这些新增贷款的质量是比较有保障的。因为目前的银行基本都是上市公司或者基本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具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在风险把控和追逐利润方面能够把握平衡。银行内部各级领导对于贷款质量担负着巨大责任。从这个角度看,新增贷款的投放所带来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此外,新增信贷主要投向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比如铁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及大的节能减排工程,这些工程长远来看肯定有效益。
但是目前贷款的结构很有问题,新增贷款投向小企业的不到5%。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虽然有些银行成立小企业贷款部,但是我认为这不解决问题,因为中小企业的信审成本高等原因,使得银行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银行要讲效益。所以要建立满足中小企业贷款需求的金融组织体系,要建立专门服务他们的小型贷款机构,利率要市场化。中小贷款机构可以从大银行批发一些贷款资金,然后零售给中小企业,利率可以高一些。
美国有8000多家银行,大部分是区域性小型金融机构。金融体系不能只有大银行,也要有小型金融机构,建立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把血液送到小型、微型经济体。比如可以满足大学生创业的需求,这对激励整个社会的创新发展都非常有好处。中央也要求要尽快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体系,满足小企业和农民贷款需求。
记者:国经中心被称为是中国最高级别的智库。请问,国经中心的成立过程是怎样?
郑新立:国经中心的成立,酝酿很久了。去年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时候,看到一些外电反映,在这30年对外经济交流中,我国政府渠道和企业之间的交流比较多,智库咨询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比较薄弱,或者有所忽视。这样就萌发了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组建一个中国的民间智库,以国外智库的运行模式来积极发挥作用,加强对外智库交流。
我把想法和几位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同志商量,他们也都非常支持这个建议。这个时候,我们的老领导曾培炎同志,从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上退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能不能请他来牵头搞个研究机构。在我们多次邀请下,他终于同意,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又经过反复的酝酿,把报告呈送国务院几位领导同志,他们赞成并批示同意。然后经国家发改委、民政部批准,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今年3月20日正式成立。
记者:那么国经中心的作用是什么?
郑新立:国经中心的四大职能是:研究经济问题,开展经济交流,促进经济合作,提供咨询服务。
研究是国经中心的核心职能。国经中心研究工作要实行开放式的组织管理形式,同国内的各个智库保持密切的联系,每周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每次都讨论一个重要题目,请国内对该问题有深入研究的专家演讲,大家再发表意见。每个月要开一次“经济每月谈”,谈一个重点题目。在网上报名,讨论内容同时由网络公布。这样就把广大群众关注的问题和智库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把对当前决策有用的、有可操作性的观点提炼出来,作为我们的政策建议报上去。
与国外智库开展交流是国经中心的重要职能。7月2～4日我们召开的全球智库峰会,邀请全球重要智库的代表讨论的就是当前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今后还会与国外智库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样就是“取天下之智为我所有”。
记者:国经中心的研究成果如何产生?通过怎样的渠道上传及下达?
郑新立:国经中心自己拥有一批骨干队伍,是年富力强的研究人员。我们自己也要开展一些课题的研究。今年我们已经提出了20个课题,并在网上招标,挑选承担者,同时我们也参与这些课题的研究。通过独立的研究和与社会上的力量联合起来进行研究,最后提出我们的研究成果。
成果通过刊物上传下达。现在我们已经有4个刊物:《要情》、《研究报告》、《信息反映》、《智库言论》。有的刊物是往上送,有的供会员单位、理事单位参考,有的供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参考。
记者:刊物的出刊频率怎样?
郑新立:我们坚持少而精的原则。4种刊物都争取每周出两期。但是也根据形势的变化,研究成果的多少随时调整出刊频率。
记者:国经中心的组织结构是怎样的?运作上区别于其他智库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郑新立:国经中心是一个民间性质的社团组织。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吃财政饭,日常经费来源是靠会员会费。我们还将建立一个研究基金,有一些企业提供资金的支持,用基金产生的效益支持公益性的课题研究。
国经中心的组织结构,有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理事长由曾培炎同志担任,另外还有执行副理事长、常务副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执行副理事长和副理事长都是由经济界长期从事领导工作和在研究机构长期从事领导工作的领导、教授、专家组成。
国经中心的执行副理事长由8位同志担任。有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和政策研究的,如王春正同志,他曾出任中财办的主任兼发改委的常务副主任,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管理,从事年度计划、中长期规划的编制工作,非常有经验;魏礼群同志,原在国务院政研室担任主任,现在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同志,对国经中心进行指导管理。有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荣誉院长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和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钱颖一。还有著名企业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同志,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同志。
国经中心的10位副理事长,都长期活跃在经济战线,他们是:香港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中央外事办公室原主任刘华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徐荣凯,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等。
记者:国经中心的部分领导也同时在其他机构任职,国经中心如何保证他们为中心工作的时间和精力?
郑新立:国经中心的主要领导同志讨论决定我们每一年的工作规划、基金的使用方向等重大问题。比如说我们这次要研究的20个重点课题,都是由国经中心的理事长、副理事长在会议上几次讨论确定的。另外,这次全球智库峰会的主题、每个分论坛的方案也是经过执行副理事长和副理事长会议反复讨论确定的。
将来国经中心的研究人员分为3种情况:第一、在编坐班的,这是核心层。第二、坐班但是不在编,主要是刚刚退下来的一部分领导同志,大部分是经济部门的,像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刚刚退下来的,一些是部长、司局长。还有一部分是不坐班不在编,通过委托合同完成我们的研究任务和咨询任务。通过这些形式把每个参与者的智慧和经验充分发挥出来。
记者:加入国经中心的会员单位有没有评选标准?
郑新立:国经中心刚成立,我们已经有了200名会员单位。峰会之后我们还将征集会员。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等,只要愿意加入我们的理事会成为会员,承认我们的章程,缴纳一定的会费,我们都会欢迎他们加入。
记者:基金式的运作方式是国经中心的特点之一,那么以后资金准备如何管理呢?
郑新立:国经中心将成立基金董事会,由董事会管理研究基金的使用。董事会成员要通过选举来产生。基金的来源强调多元化,准备委托市场化的单位来经营,用基金增值的收入来支持公益性课题的研究,这种方式与国外智库的运作方式一样。
我们曾邀请布鲁金斯学会的负责人来国经中心做介绍,它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由布鲁金斯这个人创立,基金主要由洛克菲勒财团支持,一年大概有7000万美元。布鲁金斯学会将资金主要用于公益性课题的研究,为美国人的利益服务。我想中国企业已经过了30年的发展,有一批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特别是银行,他们已有能力支持民间的公益性研究。
记者:智库这样的组织对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过什么贡献?您如何评价智库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作用?
郑新立:中国有重视“谋士”的传统。春秋时期,春申君养了3000谋士,这些谋士给他出了好多主意。又如孔子,他周游列国向各个国家讲述治国理政的知识、经验、主张,就是智库的杰出代表。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也是智库的杰出代表,作为隐士出山后成就了蜀国的事业。近代以后,国外的智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美国、欧洲的民间智库越来越发达。这些民间智库一般都隶属于一些政党、企业,有的智库专门为某一政党利益服务,代表这一政党的见解、主张。更多的智库是从事社会性公益性的课题研究,他们在政府决策、推动社会进步、影响社会舆论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美国一些非常重大的决策都是通过智库先提出来,然后经过媒体的讨论,再吸收到国会去讨论,然后这些被多数人认同的建议被政府采纳,成为政府的政策,这样就可以减少政策的失误。因为智库中的专家都是水平比较高的,并不是随便就提建议。比如现在中美之间的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就是由一家美国智库率先提出来的。
记者:您怎么看中国智库对政策的影响?
郑新立:国外的智库除了通过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服务以外,这些智库的研究人员与政府的官员有一个“旋转门”。一个政党上台了,可能支持这个政党观点的研究人员到政府里任职。那么一个政党轮替下台了,这些人又回到智库里去充电做研究。智库就是培养人才、储备人才的地方。现在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已经在这个“旋转门”里转了几次了。我想,中国智库的发展也有可能像美国那样,有真知灼见、年富力强的智库研究人员也不排除会选拔到政府里去当公务员,而政府里刚刚退下来的领导,身体好、有一定精力的,可以到智库来从事一些研究工作。
记者:一些非政府背景的民间智库对于国内政策导向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吗?
郑新立: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智库对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就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很多专家学者的建议在制定政策时被吸收。早期的国内智库基本都设立在政府内部,隶属政府序列受财政的供养,而我们刚刚成立的中心并不一样,相对比较独立。
记者:国经中心是否会成为市场和社会上的一些异议声音上传的渠道呢?
郑新立:社会对于政府的异议,一般分两种。一种是政策制定确实有问题,我们会根据情况专门设立课题并完成报告呈送有关部门参考,以此来减小社会的异议。另一种是因为信息不对称,老百姓不清楚政策决定的背景和信息,因此我们会通过一些报告和文章协助政府就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帮助政府和公众进行有效沟通。
记者:国经中心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的研究?
郑新立:我们会成立相关的突发事件研究部门,专门负责就突发事件进行有效研究。我们招聘了一批研究人才,会对突发事件进行跟踪研究并提出建议。
记者:您对目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有什么判断和建议?国经中心会为此进行哪些工作?
郑新立:国经中心成立时间不长,但我们的研究报告已经出了很多期。许多政策建议得到了政府及有关部委的批示和肯定,对实际工作已经产生了推动作用。今后我们要继续围绕这方面的目标努力。
当前我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样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把挑战化为机遇,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今年1～5月,经济运行的情况表明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的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已初见成效。但是经济形势仍然比较严峻,集中表现在出口增长速度大幅下降,而且1～5月下降的幅度呈逐步加大的趋势。一季度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9%,4月下降了22%,5月下降了25%。去年出口已经占到中国GDP的33.5%,相当于国内市场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3%。也就是说国内市场的消费额和出口总额基本持平。
前几年中国出口平均每年增长20%,今年下降20%。一正一负的波动就是40%,相当于中国GDP总量的12%左右,这么大的总需求的缩减是中国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难以弥补的。所以,要研究怎么样能够采取措施制止出口增速下滑,尽可能的降低出口下降对经济的影响。
怎么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启动社会投资来弥补出口增速下降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实现国内生产总值8%左右的目标,是我们当前关注的核心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国经中心已经提交了十几份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比如,我们提出今年要把出口下降的压力变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把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放在结构调整上;把财政投入的着力点放在拉动消费,拉动社会投资,拉动银行贷款,拉动出口上……
我们提出当前扩大内需、保增长的重点应当放在保民生、保稳定、保就业上。同时也不能放弃出口的努力,不能坐等国外经济形势好转,而是要创造出口需求。
同时提出了从5个方面来创造出口需求:第一、通过扩大对外经济援助贷款来拉动工程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出口;第二、通过扩大海外能源资源的投资来带动出口;第三,通过到海外投资设厂,发展加工贸易,带动零部件、原材料的出口;第四,通过对海外中国商品进口经营商的流动资金贷款来拉动出口;第五、扩大对机电产品出口的买方信贷,来拉动中国船舶、发电设备、冶金设备、化工设备、纺织设备以及机床等产品的出口。
目前,国经中心提出的这些建议,已经在有关政府部门产生了积极的反映。
记者:您刚才说今年第一季度出口下降超过20%,而第一季度GDP增长6.1%,这一增长是怎样来的?
郑新立:这主要是去年第四季度中央扩大内需的政策显出效果。第一季度国内投资和消费保持了良好增长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出口下滑的影响,但是今年第一季度是近十年来最低的GDP增长率。
总体而言,第一季度增长6.1%,第二季度增长会恢复到7%,第三季度大约8%,第四季度会回升到9%,全年增长速度大约在7.5%左右。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中央财政投资是否真正能实现“四个拉动”,即拉动社会投资、拉动居民消费、拉动银行贷款和拉动出口增长。目前看,拉动银行贷款的效果是比较显著的,今年1～5月国内银行贷款呈现井喷式增长,巨量的信贷投放拉动了企业的投资,并促进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后面就要看中央财政投资是否真正能拉动国内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增长了。
记者:您是否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的低谷已经过去了?
郑新立:从目前的全球情况看,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出口虽然下降20%,但在全球范围内是表现最好的,而且我们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市场占有率还提高了1%~2%。但是由于世界主要的经济体的经济还没有恢复,而且未来2～3年也很难回到早前的发展状态,因此中国经济也会面临巨大挑战。
根据各方分析的结论,美国经济会在明年回到正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奥巴马政府的财政政策还是比较有效的。但是欧洲的增长还要低迷一阵,预计明年还是负增长,主要是因为欧洲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所以经济恢复尚需时日。日本的增长今年大概是-6%。因此我们必须对于出口面临的挑战有足够的认识,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上要有大动作和大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对出口的依赖,实现未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记者:您说大政策和大调整具体指的是什么?
郑新立:首先是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改变初次分配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现状,以及再分配领域政府和企业所得偏多、居民所得偏少的局面。我算了一下,1985年居民收入占当年GDP的57%,现在是44%,假如居民收入占比提升10%,那么居民购买力水平会有明显提升,内需拉动和居民消费拉动会有明显效果。
再者,应想尽办法促进居民消费,鼓励居民增加汽车、住房等领域的消费,将居民消费率从现在的35%提高到50%。即便如此,仍低于历史最高点的52%。如能用3年时间对需求结构进行调整,这意味着每年将有5万亿左右的商品由原来的出口和投资转为在国内消费,意味着国内零售总额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样就能使国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幅提高,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
中国要通过大幅度提升国内居民消费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提高消费在GDP比重来保证经济增长。美国的居民消费率在经济危机前高达72%,现在也有67%,而中国只有35%左右,说明还有巨大的空间可以提升。目前中国每年生产30万亿元GDP,但是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被老百姓消费了,这个比例可能是全世界最低的。所以现在要采取措施鼓励消费。
另外,要花大力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要实现车市、房市和股市的协同发展。这三个市场是目前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点,维持股市的稳定发展对于拉动内需、扩大车市房市消费有重大意义。中国要提高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要让更多的人有钱买房。比如目前我们提出将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纳入当地城市的保障性住房范畴,地方政府可以发行债券来建设保障性住房,提供给城市内有稳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农民工。
在车市方面,要继续鼓励经济型轿车、以及新能源轿车进入家庭,要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包括停车场建设和减少税费等。目前中国的人均汽车保有量是美国上世纪初的水平,相差了一百年。近两月,中国汽车的消费已经显著回升,4月销售超过100万辆,预计全年能达到1200万辆,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消费国。我们要鼓励轿车进入家庭。国外购买轿车主要是购车信贷,目前国内购车贷款的才8%。这主要是因为以前国内没有良好的信用体系,一些人办了车贷却没有还款,造成银行的不良贷款,致使银行紧缩了汽车信贷。对此,要尽快完成个人征信体系的建立,并继续鼓励扩大汽车信贷。
在家电下乡方面,目前有些地区已经把电脑、汽车等纳入到家电下乡的财政补贴中去,总之我们要力促老百姓多花钱,以此保证经济的增长。
记者:您对于贷款井喷增长是否担心?
郑新立:今年以来银行信贷的大幅增长引得各方瞩目,我们认为这些新增贷款的质量是比较有保障的。因为目前的银行基本都是上市公司或者基本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具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在风险把控和追逐利润方面能够把握平衡。银行内部各级领导对于贷款质量担负着巨大责任。从这个角度看,新增贷款的投放所带来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此外,新增信贷主要投向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比如铁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及大的节能减排工程,这些工程长远来看肯定有效益。
但是目前贷款的结构很有问题,新增贷款投向小企业的不到5%。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虽然有些银行成立小企业贷款部,但是我认为这不解决问题,因为中小企业的信审成本高等原因,使得银行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银行要讲效益。所以要建立满足中小企业贷款需求的金融组织体系,要建立专门服务他们的小型贷款机构,利率要市场化。中小贷款机构可以从大银行批发一些贷款资金,然后零售给中小企业,利率可以高一些。
美国有8000多家银行,大部分是区域性小型金融机构。金融体系不能只有大银行,也要有小型金融机构,建立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把血液送到小型、微型经济体。比如可以满足大学生创业的需求,这对激励整个社会的创新发展都非常有好处。中央也要求要尽快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体系,满足小企业和农民贷款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