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最早来自于美国在1997年公布的防务审查报告。后经国内某著名智库的转换，在党的十六大前夕进入中国语境。尽管用词相仿，但是在中美语境下这一概念的内涵却有着很大的差别。在美国的语意下，战略机遇期更多指在21世纪的前20年左右，美国还没有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因而可以提前布局，争取战略主动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霸权的战略机遇期。中国语境下的战略机遇期更多指的是一种发展的机遇，在这种战略机遇期下中国具备推动发展的总体环境。美国的战略机遇期，由外而外，更多指涉全球的霸权地位，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由外而内，更多指涉的是外部与内部综合环境为中国提供的发展条件。
　　2002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在党的十六大开幕之前指出：“纵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一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中央高层首次正式提出“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对这一论断进行了阐述，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确认这个论断，“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在国内，“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从提出至今已近十年，在这十年期间，中国发展保持稳定高速的态势，国际舞台逐渐扩展。然而，近些年，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东政局动荡，欧美多国接连发生社会骚乱，世界经济回升乏力。在中国周边，南海、朝核等问题升温。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安全稳定环境也较以往紧迫，外部与内部战略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否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有，如何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如果按照中央的判断，21世纪的头二十年处于战略机遇期，那么2020年后这一机遇期是否会逐渐消失？这些问题牵涉到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总体布局，值得认真审视与思考。
　　
　　战略机遇期的理论探析
　　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尽管是从外部引入，但是在中共的语意下，却有着内生性。这一概念承继中共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对特定的时代主题下，中国的总体战略特征、持续时段等的综合描述。考察战略机遇期，就一定要结合对时代特征的判断来进行。
　　对时代特征进行判断，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一个传统。如同宇宙论的每一次变化都带来哲学思维的飞跃一样，对时代判断的每一次变化，都带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次重大革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不同的内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帝国主义时期相继产生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对时代判断的变化也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第二次飞跃——在毛泽东思想之后邓小平理论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长期承继列宁对时代的判断，认为时代的主题仍然是战争与革命。这一判断维持几十年不变，在一定时期里造成了中国对国际战略格局判断的严重失误。改革开放之后，这一判断得以调整，人们开始普遍认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一说。对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其理论根源来自列宁，在列宁的诸多著作中，尤其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入的论述。但是后人错误的判断却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列宁。列宁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列宁写作该书的具体历史范围作出考察，对此可以有更为明晰的认识。
　　需要注意的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当时是现实的而不是长时段的分析。书的副标题就已经表明是“通俗的论述”。列宁自己也申明，由于“参考书有些不足”，以及“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他并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更进一步的理论分析。[1]列宁注意到，当时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将导致世界战争。这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写就的小册子天才地预测了世界战争的到来，深入分析了战争的原因。结合本书写成之后的近一百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列宁所描述的是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全球经济权力的扩散阶段——所发生的状况。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只有在周期的视野下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
　　这种周期，就是世界市场周期性的扩张与收缩以及相应的政治波动。当代，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周期性波动，以及伴随着周期性的波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权力发生周期性的分散与集中。罗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