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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铸，1921年出生，云南西双版纳人，1943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职。著有《构建中国民族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和《新时期统战、民族、宗教论文集》（一至五集）等著作，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3年8月12日，笔者应约敲开黄铸的家门，没想到黄老已经早早地起了床，一直在客厅里等候。黄老虽然九十有二，但精神矍铄。笔者刚一落座，他就围绕亲身经历的几个统一战线重要理论和学术问题侃侃而谈。笔者赶紧打开录音笔，录下了这段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起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几个文稿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之后，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1952年6月，“三反”“五反”运动已经胜利结束，中共中央正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中心，起草关于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
李维汉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负责对这个问题的调研工作，以便为中央决策提供政策依据。1953年4月，他带领调研组到武汉、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调研组的成员有中央统战部工商处副处长郑新如、李维汉的秘书李逸云、国家计划委员会私营企业处处长勇龙桂，我当时是中央统战部工商处干部，也被挑进了调研组。当时调研组对中央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事尚不了解，李维汉在出发前向调研组提出调查任务时，只说是去研究“三反”“五反”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
4月中旬，调研组到达武汉。在武汉调研的半个月内，我们听取了武汉市各有关部门对私营工商业问题的汇报，并同中南局和湖北省委负责同志进行座谈。在汇报和座谈中，各同志对武汉私营工商业提出了一些问题、意见和建议，并希望李维汉反映给中央。李维汉要我起草了《武汉私营工商业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经过李维汉修改后，于4月28日呈送毛泽东。报告指出：武汉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情况，用王任重同志的话说，是“内忧外患”，内有劳资之间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外有公私之间和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报告还反映了武汉的同志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劳动就业以及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统一领导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报告虽然涉及加工订货和公私合营的一些具体问题，但还未能从原则上提出和把握国家资本主义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4月下旬，调研组从武汉乘船到上海。上海各财经行政部门和工会的负责同志向调研组汇报了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些问题和意见，调研组逐渐抓到和把握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主题：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大量纳入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后，认为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已使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其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已是半社会主义或过半社会主义，“除了给资本家保证一个最低利润而外，已经与国营企业没有多大区别”。调研组从而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一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二是将私营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主要形式；三是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形式；四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对资产阶级进行统战工作的主要环节。这些想法，是调研组内部多次进行讨论，并结合着学习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逐步形成和明确起来的。李维汉在讨论中作了几次重要讲话，对这些思想的形成和明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到上海调查之后，调研组又到南京、郑州、济南作了一些补充调查。
回到北京后，郑新如起草了劳资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勇龙桂起草了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可惜这个稿子没有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中心。于是，我自告奋勇，关门两天，写出一个稿子。这个稿子紧紧抓住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中心，写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及生产关系的变化，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作用，提出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高级形式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对资本主义工业利用、限制和改造，逐步实现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建议。两个报告经李维汉修改审定后，于5月27日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调查报告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到政治局会议讨论。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致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对报告提出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民，讨论中有同志表示怀疑。毛泽东肯定了报告的意见，并说实际上是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还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要实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因为所有权关系，所以在政策方面有所不同，在其他方面大体上和基本上同国营工业一样。否则，要将工人阶级分裂为二，国营企业工人神气，私营企业工人倒霉。
刘少奇说，报告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中心问题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和消灭资产阶级。周恩来表示他当时也正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罗迈的报告解决了问题”。
会议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对资本主义商业也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把它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还在会上宣布，将这项工作交给统战部主管（后因有的地方不同意交给统战部主管，毛泽东改为在中央交给中央统战部主管，地方上由各省、市、自治区委决定），并责成李维汉为全国党代表会议起草一个决议草案稿。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李维汉就主持决议草案稿的起草工作，参加的人有许涤新、郑新如和我。毛泽东还派胡乔木来帮助。草案稿写出一部分，送给胡乔木。胡乔木把它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个条子“此件改起来还较为费事”。接着，毛泽东找李维汉去谈，说稿子中有些问题讲过了（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孙中山的历史评价，批评过头了）。毛泽东当即决定：决议草案不写了，你们去写给财经会议的报告吧。 参与起草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时，建议加上“利用”二字
其后，李维汉主持起草了在财经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许涤新、郑新如和我参加了起草。这个《意见》系统地讲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讲了在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上要正确执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讲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统一领导等问题。
这个报告的题目，李维汉起初提出的是《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我建议加上“利用”二字，因为当时有些人对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义认识不足。李维汉采纳了我的建议，改为《关于利用、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报送中央后，毛泽东将“改组”改为“改造”，成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7月，李维汉在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都作了这一《意见》的报告。
中共中央、毛泽东责成中央统战部分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但这项工作涉及大量财经问题，统战部是党的机关，管起来有许多困难和不便。有鉴于此，胡乔木向毛泽东建议，让李维汉兼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1953年11月，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之下设立第六办公室，由许涤新任主任，沙千里、孙起孟、郑新如任副主任，在李维汉领导下专门负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
参与起草李维汉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53年10月至11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李维汉指示许涤新、郑新如和我起草在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报告指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是鼓励其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完成其由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总的趋势是生产关系逐渐有所改变，生产力逐渐发展，对国家、对工人、对资本家都有好处。依据几年来的经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一切积极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努力的私营工商业者，今天有合法的利润可得，将来有适当的工作可做，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同样享受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幸福生活。这是私营工商业者的现实和前途，也是他们的光明大道。
由于这次大会有很重要的意义，李维汉的讲话又是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公开宣传，所以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审阅了李维汉的讲话稿，并在讲话稿标题之下写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毛泽东还对会议的开法作出重要的指示：要求对中央的路线、方针首先明确化，然后逐步具体化；实行彻底敞开，适当分析。
李维汉在大会上的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总路线宣布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很大的震动，一些人惊呼在不知不觉间“上了贼船”。李维汉讲话后，采取房间小会，会外酝酿、交谈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彻底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让他们把各种抵触、顾虑、不满统统讲出来。其中，他们普遍关心的是前途和道路问题。
经过热烈的讨论、争辩和适当分析、解释，逐步明确了总路线是大势所趋，不走不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对国家、民族和资本家都有利。只要遵循总路线走，就可以减少过渡的痛苦，不是“过文昭关”，而是“无痛分娩”，“像剃头一样，只要不乱动，就不会流血”。对民族资本家所关心的一些业务工作中涉及具体利益的问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给出适当解释，并解决了一切可以解决的问题。大会闭幕时，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情绪十分热烈。
从上海调查，经过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到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在党内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路线、政策准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六办的成立又作了组织准备。此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沿着总路线指引的道路有计划地展开了。
驳斥“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中国民族工作中出现了“左”的倾向。在平叛改革方面，出现了严重扩大化；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不尊重自治权，甚至任意撤销、合并民族自治地方；反地方民族主义扩大化，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急于实现民族融合，促进民族消亡；漠视甚至不承认民族特点；不重视对民族上层的工作；等等。这些“左”的倾向，后来在理论上集中表现为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
“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个说法，原来出自1958年中共中央批转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的报告》的批语。1958年4月，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叛乱分子裹胁三四千人，围攻循化县城两天三夜。叛乱区内68.4%的党员、65.9%的团员参加了叛乱。鉴于这种严重的教训，中央批示指出，要切实纠正只顾生产建设，不管阶级斗争，在对敌斗争上解除了思想武装的错误。对于少数民族的党员，需要经常加强阶级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对其中有宗教信仰的党员还应当加强无神论的教育，使他们划清共产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有神论和无神论的界限，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中央接着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中，应当结合当地条件，坚定不移地贯彻阶级路线；要时刻记住“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不把握阶级实质，是不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很明显，这里所说“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是针对循化反革命叛乱这类严重阶级斗争事件的教训提出来的，并且还在前面特别加上了“在阶级社会里”的限制词。这当然并无不可，因为当时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确实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如循化反革命武装叛乱、达赖集团1959年在西藏发动的武装叛乱等，毫无疑问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统战部向中央写了报告，说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同时非党知识分子又是统战工作对象，因为他们同共产党之间存在党与非党的联盟关系。中央主管统战工作的习仲勋当即批示，统战部的意见是对的，并要北京某报改正。这就澄清了思想混乱，避免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大收缩、大混乱。
但是，该报拒不改正，并且提出，工人阶级内部不可能有统一战线，马列主义著作和我们党的文件中从来没有讲过工人阶级内部有统一战线。这就进一步挑起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的争论。这个问题不解决，非党知识分子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其实，所谓马列主义著作和我们党的文件中从来没有讲过工人阶级内部有统一战线的说法，是非常武断的。
针对这个问题，我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阶级性与非党知识分子的统战性》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批驳。我在文章中指出：事实恰恰相反。如著名的第一国际，就是当时工人阶级内各种派别的统一战线。恩格斯指出，其中“有共产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合作社派、巴枯宁主义者，等等”。1921年，列宁和共产国际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口号。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1922年和1925年两次全国劳动大会都是当时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其他工人派别的统一战线。到了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我们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基本方针，是与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的工人运动进行统一战线，在统一运动中把工人组织起来，积极参加战争的各方面工作。”并成功地同中国劳动协会建立了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同时也带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如劳协也包括在工会之内，同时工会中也有不同政治主张的分子，现在还把知识分子组织进来，民主党派分子也会参加进来。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工人和农民是联盟，说明工、农是两者。过去把知识分子搞到另一个概念，新的提法，知识分子是劳动者。”
在这个争论的背景下，1983年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十省市统战理论座谈会，李维汉到会讲了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的特色两大问题。会后，中央统战部向中央提出关于统战理论座谈会和开展统战理论研究的设想的报告。报告提出，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自身统一和同盟军的问题。这个提法概括了统一战线的两个方面：工人阶级自身统一（即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和对同盟军的统一战线。习仲勋批发了这个报告，从而在原则上解决了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争论问题。
1985年，中央统战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议。习仲勋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提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大法宝，统一战线理论是一门科学，为了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一方面要把我们党丰富的历史经验提高到理论上去总结，以资借鉴；另一方面要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以指导工作。会后，中央统战部向中央写了关于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中重申“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的问题”。这个提法又受到一些理论工作负责同志的质疑和反对。但习仲勋还是果断地批发了这个报告，从而使这个问题最终获得解决。
总之，习仲勋这三次批示解决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即非党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对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和统战理论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个关键问题，我国爱国统一战线将会发生多大的收缩和混乱，统一战线这一大法宝将失去多大的作用。
几个小时的约谈，使笔者惊讶于90多岁的老人记忆竟如此深刻、知识如此渊博，表现了他在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方面的高深学识和丰厚修养。
2014年7月4日是黄铸93岁的生日，笔者提前一天去给他祝寿。他向笔者讲了两件事：一是习仲勋在分管统战工作时期，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向在座的与会代表说：“黄铸同志是我党培养出来的一位统战理论家。”二是前段时间，李维汉的小儿子李铁林到家中看望他，李铁林告诉他：“在父亲84岁生日那天，他对子女们说，‘我的一生对我帮助最大的是黄铸同志，他对统战政策问题的研究有的比我研究得还要深和透’。”
2013年8月12日，笔者应约敲开黄铸的家门，没想到黄老已经早早地起了床，一直在客厅里等候。黄老虽然九十有二，但精神矍铄。笔者刚一落座，他就围绕亲身经历的几个统一战线重要理论和学术问题侃侃而谈。笔者赶紧打开录音笔，录下了这段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起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几个文稿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之后，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1952年6月，“三反”“五反”运动已经胜利结束，中共中央正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中心，起草关于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
李维汉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负责对这个问题的调研工作，以便为中央决策提供政策依据。1953年4月，他带领调研组到武汉、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调研组的成员有中央统战部工商处副处长郑新如、李维汉的秘书李逸云、国家计划委员会私营企业处处长勇龙桂，我当时是中央统战部工商处干部，也被挑进了调研组。当时调研组对中央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事尚不了解，李维汉在出发前向调研组提出调查任务时，只说是去研究“三反”“五反”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
4月中旬，调研组到达武汉。在武汉调研的半个月内，我们听取了武汉市各有关部门对私营工商业问题的汇报，并同中南局和湖北省委负责同志进行座谈。在汇报和座谈中，各同志对武汉私营工商业提出了一些问题、意见和建议，并希望李维汉反映给中央。李维汉要我起草了《武汉私营工商业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经过李维汉修改后，于4月28日呈送毛泽东。报告指出：武汉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情况，用王任重同志的话说，是“内忧外患”，内有劳资之间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外有公私之间和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报告还反映了武汉的同志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劳动就业以及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统一领导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报告虽然涉及加工订货和公私合营的一些具体问题，但还未能从原则上提出和把握国家资本主义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4月下旬，调研组从武汉乘船到上海。上海各财经行政部门和工会的负责同志向调研组汇报了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些问题和意见，调研组逐渐抓到和把握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主题：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大量纳入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后，认为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已使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其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已是半社会主义或过半社会主义，“除了给资本家保证一个最低利润而外，已经与国营企业没有多大区别”。调研组从而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一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二是将私营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主要形式；三是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形式；四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对资产阶级进行统战工作的主要环节。这些想法，是调研组内部多次进行讨论，并结合着学习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逐步形成和明确起来的。李维汉在讨论中作了几次重要讲话，对这些思想的形成和明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到上海调查之后，调研组又到南京、郑州、济南作了一些补充调查。
回到北京后，郑新如起草了劳资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勇龙桂起草了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可惜这个稿子没有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中心。于是，我自告奋勇，关门两天，写出一个稿子。这个稿子紧紧抓住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中心，写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及生产关系的变化，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作用，提出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高级形式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对资本主义工业利用、限制和改造，逐步实现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建议。两个报告经李维汉修改审定后，于5月27日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调查报告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到政治局会议讨论。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致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对报告提出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民，讨论中有同志表示怀疑。毛泽东肯定了报告的意见，并说实际上是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还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要实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因为所有权关系，所以在政策方面有所不同，在其他方面大体上和基本上同国营工业一样。否则，要将工人阶级分裂为二，国营企业工人神气，私营企业工人倒霉。
刘少奇说，报告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中心问题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和消灭资产阶级。周恩来表示他当时也正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罗迈的报告解决了问题”。
会议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对资本主义商业也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把它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还在会上宣布，将这项工作交给统战部主管（后因有的地方不同意交给统战部主管，毛泽东改为在中央交给中央统战部主管，地方上由各省、市、自治区委决定），并责成李维汉为全国党代表会议起草一个决议草案稿。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李维汉就主持决议草案稿的起草工作，参加的人有许涤新、郑新如和我。毛泽东还派胡乔木来帮助。草案稿写出一部分，送给胡乔木。胡乔木把它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个条子“此件改起来还较为费事”。接着，毛泽东找李维汉去谈，说稿子中有些问题讲过了（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孙中山的历史评价，批评过头了）。毛泽东当即决定：决议草案不写了，你们去写给财经会议的报告吧。 参与起草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时，建议加上“利用”二字
其后，李维汉主持起草了在财经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许涤新、郑新如和我参加了起草。这个《意见》系统地讲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讲了在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上要正确执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讲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统一领导等问题。
这个报告的题目，李维汉起初提出的是《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我建议加上“利用”二字，因为当时有些人对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义认识不足。李维汉采纳了我的建议，改为《关于利用、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报送中央后，毛泽东将“改组”改为“改造”，成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7月，李维汉在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都作了这一《意见》的报告。
中共中央、毛泽东责成中央统战部分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但这项工作涉及大量财经问题，统战部是党的机关，管起来有许多困难和不便。有鉴于此，胡乔木向毛泽东建议，让李维汉兼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1953年11月，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之下设立第六办公室，由许涤新任主任，沙千里、孙起孟、郑新如任副主任，在李维汉领导下专门负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
参与起草李维汉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53年10月至11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李维汉指示许涤新、郑新如和我起草在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报告指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是鼓励其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完成其由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总的趋势是生产关系逐渐有所改变，生产力逐渐发展，对国家、对工人、对资本家都有好处。依据几年来的经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一切积极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努力的私营工商业者，今天有合法的利润可得，将来有适当的工作可做，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同样享受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幸福生活。这是私营工商业者的现实和前途，也是他们的光明大道。
由于这次大会有很重要的意义，李维汉的讲话又是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公开宣传，所以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审阅了李维汉的讲话稿，并在讲话稿标题之下写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毛泽东还对会议的开法作出重要的指示：要求对中央的路线、方针首先明确化，然后逐步具体化；实行彻底敞开，适当分析。
李维汉在大会上的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总路线宣布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很大的震动，一些人惊呼在不知不觉间“上了贼船”。李维汉讲话后，采取房间小会，会外酝酿、交谈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彻底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让他们把各种抵触、顾虑、不满统统讲出来。其中，他们普遍关心的是前途和道路问题。
经过热烈的讨论、争辩和适当分析、解释，逐步明确了总路线是大势所趋，不走不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对国家、民族和资本家都有利。只要遵循总路线走，就可以减少过渡的痛苦，不是“过文昭关”，而是“无痛分娩”，“像剃头一样，只要不乱动，就不会流血”。对民族资本家所关心的一些业务工作中涉及具体利益的问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给出适当解释，并解决了一切可以解决的问题。大会闭幕时，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情绪十分热烈。
从上海调查，经过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到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在党内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路线、政策准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六办的成立又作了组织准备。此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沿着总路线指引的道路有计划地展开了。
驳斥“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中国民族工作中出现了“左”的倾向。在平叛改革方面，出现了严重扩大化；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不尊重自治权，甚至任意撤销、合并民族自治地方；反地方民族主义扩大化，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急于实现民族融合，促进民族消亡；漠视甚至不承认民族特点；不重视对民族上层的工作；等等。这些“左”的倾向，后来在理论上集中表现为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
“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个说法，原来出自1958年中共中央批转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的报告》的批语。1958年4月，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叛乱分子裹胁三四千人，围攻循化县城两天三夜。叛乱区内68.4%的党员、65.9%的团员参加了叛乱。鉴于这种严重的教训，中央批示指出，要切实纠正只顾生产建设，不管阶级斗争，在对敌斗争上解除了思想武装的错误。对于少数民族的党员，需要经常加强阶级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对其中有宗教信仰的党员还应当加强无神论的教育，使他们划清共产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有神论和无神论的界限，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中央接着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中，应当结合当地条件，坚定不移地贯彻阶级路线；要时刻记住“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不把握阶级实质，是不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很明显，这里所说“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是针对循化反革命叛乱这类严重阶级斗争事件的教训提出来的，并且还在前面特别加上了“在阶级社会里”的限制词。这当然并无不可，因为当时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确实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如循化反革命武装叛乱、达赖集团1959年在西藏发动的武装叛乱等，毫无疑问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统战部向中央写了报告，说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同时非党知识分子又是统战工作对象，因为他们同共产党之间存在党与非党的联盟关系。中央主管统战工作的习仲勋当即批示，统战部的意见是对的，并要北京某报改正。这就澄清了思想混乱，避免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大收缩、大混乱。
但是，该报拒不改正，并且提出，工人阶级内部不可能有统一战线，马列主义著作和我们党的文件中从来没有讲过工人阶级内部有统一战线。这就进一步挑起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的争论。这个问题不解决，非党知识分子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其实，所谓马列主义著作和我们党的文件中从来没有讲过工人阶级内部有统一战线的说法，是非常武断的。
针对这个问题，我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阶级性与非党知识分子的统战性》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批驳。我在文章中指出：事实恰恰相反。如著名的第一国际，就是当时工人阶级内各种派别的统一战线。恩格斯指出，其中“有共产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合作社派、巴枯宁主义者，等等”。1921年，列宁和共产国际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口号。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1922年和1925年两次全国劳动大会都是当时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其他工人派别的统一战线。到了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我们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基本方针，是与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的工人运动进行统一战线，在统一运动中把工人组织起来，积极参加战争的各方面工作。”并成功地同中国劳动协会建立了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同时也带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如劳协也包括在工会之内，同时工会中也有不同政治主张的分子，现在还把知识分子组织进来，民主党派分子也会参加进来。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工人和农民是联盟，说明工、农是两者。过去把知识分子搞到另一个概念，新的提法，知识分子是劳动者。”
在这个争论的背景下，1983年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十省市统战理论座谈会，李维汉到会讲了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的特色两大问题。会后，中央统战部向中央提出关于统战理论座谈会和开展统战理论研究的设想的报告。报告提出，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自身统一和同盟军的问题。这个提法概括了统一战线的两个方面：工人阶级自身统一（即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和对同盟军的统一战线。习仲勋批发了这个报告，从而在原则上解决了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争论问题。
1985年，中央统战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议。习仲勋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提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大法宝，统一战线理论是一门科学，为了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一方面要把我们党丰富的历史经验提高到理论上去总结，以资借鉴；另一方面要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以指导工作。会后，中央统战部向中央写了关于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中重申“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的问题”。这个提法又受到一些理论工作负责同志的质疑和反对。但习仲勋还是果断地批发了这个报告，从而使这个问题最终获得解决。
总之，习仲勋这三次批示解决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即非党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对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和统战理论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个关键问题，我国爱国统一战线将会发生多大的收缩和混乱，统一战线这一大法宝将失去多大的作用。
几个小时的约谈，使笔者惊讶于90多岁的老人记忆竟如此深刻、知识如此渊博，表现了他在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方面的高深学识和丰厚修养。
2014年7月4日是黄铸93岁的生日，笔者提前一天去给他祝寿。他向笔者讲了两件事：一是习仲勋在分管统战工作时期，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向在座的与会代表说：“黄铸同志是我党培养出来的一位统战理论家。”二是前段时间，李维汉的小儿子李铁林到家中看望他，李铁林告诉他：“在父亲84岁生日那天，他对子女们说，‘我的一生对我帮助最大的是黄铸同志，他对统战政策问题的研究有的比我研究得还要深和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