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女士是镇海区一家游乐园的营业员，疫情期间，老板说没钱发给员工了，几个同事一合计，怎么也得讨个说法。沈女士说：“之前，我们也东奔西跑了几个地方，都没有结果，没想到，这一个地方就把我们的事情解决了。”沈女士说的“这一个地方”就是镇海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
　　像沈女士一样，经中心调解成功拿回工资的场景，几乎天天发生。5年前，镇海在全省率先创建并实体运行矛调中心，提供矛盾调解、法律援助、劳动仲裁、诉讼服务、信访调处等多元服务，让老百姓办事不再东跑西跑。这种矛盾纠纷“一站式接待、一条龙办理、一揽子解决”的“镇海经验”，已覆盖全市，在全省推广。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期间，专程到安吉县矛调中心考察指导，强调要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宁波作为浙江省县级矛调中心建设的发源地之一，又是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第一期试点市，在新的起点上，也做出了研究部署，将县级矛调中心建设作为市域治理现代化的“牛鼻子工程”、当好浙江建设“重要窗口”模范生的重要方面、“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姊妹篇。
　　目前，全市10个县级中心已全部建成，各地县级矛调中心按照“三做三不出”要求，通过做优县级矛调中心、做强镇级中心、做实村级平台，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难事不出县”的目标。
　　深化认识 精准定位 增强使命担当
　　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宁波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全市上下遵照当好浙江建设“重要窗口”模范生的新定位新要求，一致认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一定要建，而且必须建好”。
　　在去年市委十三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郑栅洁专门强调：“各区县（市）要尽快完成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組建任务，并实现实体化运作，使这一基层治理新模式充分发挥作用。”在今年全市平安建设工作会议上，他又指示：“市委政法委牵头，进一步理顺各地矛盾调解中心的组织领导架构、运行方式、资源整合等模式和中心各功能区块之间的关系。”
　　今年以来，宁波在全省率先出台《关于加强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的指导意见》，及时组建由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宋越舜任组长的县级矛调中心建设指导小组，由市委政法委承担指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组建工作专班，加强工作的协调落实。宋越舜强调：“不能把矛调中心简单认为只是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化解机构，而是要将其放到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格局中去谋划和定位，真正打造成为反映社情民意的主渠道、化解矛盾纠纷的终点站、深化诉源治理的大平台、防范风险隐患的指挥部。”
　　总体而言，宁波县级矛调中心建设工作起步早、起点高，各区县（市）通过整合力量资源、做优一窗受理、集成多元手段、推进上下联动，使中心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全市10个县级中心已全部建成，并进入规范化建设阶段。同时，县级中心的工作网络和机制不断向基层延伸下沉，134个镇乡（街道）建成镇级中心。去年，10个区县（市）全部实现“无信访积案区县（市）”目标。今年疫情期间，宁波有6个区县（市）和3个开发区将防疫指挥部设在县级中心，发挥“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社会治理机制优势，构建统一指挥、快速响应体系，收集涉疫矛盾纠纷信息3.4万余条、突出诉求信息49万余条，推动解决了一大批涉疫突出诉求和矛盾纠纷。
　　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 聚合工作力量
　　磨破嘴、跑断腿、证明多、事难办……这曾是很多群众到政府办事的切身感受，但自2016年开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彻底终结了这些现象。而围绕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宁波将“最多跑一次”的理念创造性地运用到社会治理领域，稳步推进县级矛调中心建设，将“最多跑一次”升华为“最多跑一地”。
　　记者看到，在镇海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1600多平方米的办事大厅内，有司法服务区、劳动仲裁区、诉讼服务区、联合接访区、信访调处区等五大功能区块，司法、法院、人社、教育、工会等20多个开放式的接待窗口井然有序。
　　“过去，各个部门是孤立的，调处资源也是分散的，可能存在部门推诿扯皮、群众在里头转不出来的情况；现在，相当于在辖区矛盾纠纷调处整合的基础上实现了流程再造，矛盾解决更加高效。”镇海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有关负责人说。受到疫情影响，近期涉及离职经济补偿的纠纷高发。过去，这类矛盾只有闹到无法调和的地步，才会被诉诸劳动仲裁，而且耗时很长；现在，劳动者可以提前来这里咨询，尽量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目前，宁波所有县级矛调中心均已整合各类线上线下工作平台，实现“多平台合一”，普遍设置联合接访、公共法律服务、诉讼服务、劳动仲裁等功能区，落实常驻、轮驻、随驻单位，对群众诉求和矛盾纠纷实行“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基本做到空间重构、功能重组、资源重整。
　　同时，镇村构建矛调大网络。以镇乡（街道）综合信息指挥室为依托，绝大部分镇乡（街道）设立了镇级矛调中心；村级层面，依托村社公共服务中心，强化村社党建引领，筑牢矛盾化解第一道防线。网络机制不断下沉延伸，争取让90%以上的矛盾在村镇两级得到处置化解。
　　今年1—7月份，全市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9.25%，其中由镇村两级化解的矛盾纠纷达91.3%，县级矛调中心累计接待群众17386批28047人次，劳资纠纷和公共法律服务类占76 %。全市信访总量下降15.6%，上半年全市县级信访占比维持在86%以上，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终点站”功能得以显现。
　　转换理念 干部下访 群众满意是答案
　　“来访群众是考官，信访案件是考题，群众满意是答案。”这是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德清县接待群众来访时，对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的深刻阐释。 　　循着穿越时空的声音，宁波积极开展领导干部下访活动，深入基层帮助解决信访诉求等问题，形成“领导往下跑、群众跑零次”的新局面。
　　今年4月20日，奉化区溪口镇下跸驻村的陈存国等3户村民收到了村里转账的近12.7万元补偿款。“这可得感谢区领导夜里进村现场接访，帮我们解了多年的‘心病’。”老陈说。
　　下跸驻村原有一家村办企业，租用村民的土地生产。2000年企业转制时，老陈等3户人家的1.602亩土地征用款和租金一直没有付清，此事一拖再拖，就没了下文。这几年，陈存国跑了不少地方反映，可由于时间久远，事情迟迟得不到彻底解决。4月16日晚，奉化区“周一夜访”第一小组来到下跸驻村夜访，开起“圆桌会议”，与村民面对面交流，梳理遗留难点问题，共谋发展大计。村民畅所欲言，其间，老陈的这件事被提了出来。接访的区委书记高浩孟当即现场办公，详细了解村民诉求，提出解决意见。经过核算，4天后，补偿款到账，一桩纠葛数年的信访积案得到圆满解决。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也要主动倾听老百姓为什么“找说法”。这样的理念，已转化为宁波各区县（市）领导干部实打实的行动。
　　前不久，在鄞州区矛调中心，东柳街道的周女士说出了困扰自己已久的烦恼——因房屋产权问题她迟迟无法落户，她想弄清楚其中原因。为她办理信访接待的宁波市委常委、鄞州区委书记褚银良，在认真了解她的情况后，当即召集多个部门共商解决办法。在部门协调配合下，周女士的落户问题仅半小时就得到了解决。
　　现在，到县级矛调中心定点接访和定期下访，已经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常态。今年以来，县级领导累计接访下访561批1511人次。全市县级领导走访占比达86.4%。
　　多元参与 壮大队伍 提高矛盾化解实效
　　中心建得好不好，调解队伍是关键。
　　宁波积极引入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力量，让人民调解发挥实质性作用，最大限度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吸附在当地、消除在萌芽。
　　在慈溪市匡堰镇，退休民警励金敖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励”。热爱调解事业的他于2017年成立了“老励工作室”。“老励工作室”在辖区群众中“调”出了亲和力，“解”出了威信，成为匡堰派出所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领头雁”。
　　逍林鎮某单位食堂招了一名当地人做厨师。2个月后，这名厨师生病了，便找自己的表姐岑某来顶班，得到食堂默许。不料，岑某才做了1个月，就在上班途中意外受伤，双方就食堂该不该赔偿医疗费僵持不下，便找到了老励。
　　老励接到求助后，立即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很快让双方心服口服。最终，在老励的调解下，食堂赔偿给岑某医药费、误工费等合计6000元，双方握手言和。
　　像老励这样的调解员在宁波还有很多。象山县“村民说事”、鄞州区“老潘工作室”、江北区“来发老娘舅”、北仑区“三色堇”调解互助组、宁海县“阳光义警”……一大批调解员队伍调顺了民心，调出了和谐，最大限度降低了治理成本，提升了治理效能。下一步，全市将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矛盾纠纷流转办理机制，推进县级人民调解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实体化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