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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动力包括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两个方面。二者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称为动力结构。在革命和执政的不同时空条件下，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依存向度不同，动力结构亦需适时调整与转换。长期执政条件下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动力生成，应围绕丰富党群关系内涵、发展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等方面来发掘。只有构建促使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想”“不能”“不敢”脱离群众的动力机制，保持动力递增的结构状态，才能使坚持群众路线走出应然性政治倡导的语境，成为一种主动自觉、动力持续的政治选择。
关键词：群众路线；内生动力；外生动力；机制构建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8-0041-05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90多年奋斗历程中得出的根本经验和全党的政治共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为一种集中教育活动，必然有明确的时限性，存在着阶段性成效与持续性政治行为的内在冲突。汲取以往整党整风活动的经验教训，亟待深入探究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科学认识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动力来源，构建促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想”“不能”“不敢”脱离群众的动力机制，真正使坚持群众路线走出应然性政治倡导的语境和被动接受的状态，成为一种主动自觉、动力持续的政治选择。
一、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
从总体来说，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动力来源无非有两个方面：一是内生驱动力，是指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关于党群关系的正确立场、科学观点成为组织政治信仰和目标使命的基本内核，成为组织整体及其成员政策主张、思想行为的根本依据，由此所形成的价值共识与诉求，会催生一种稳定持久的内在动力；二是外生动力，是指组织及其成员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在政治行为偏好上对客观环境作出的适应性调整与本能性选择，通常是在生存与发展危机倒逼下所形成的一种驱动力量，很大程度上附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功利性特征。正是在此意义上，群众路线体现为目的和手段、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可称之为动力结构，其穩定性取决于两种动力的相对平衡状态。
党的群众路线可完整表述为：“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①在笔者看来，这一表述主要内含着以下三层意蕴。
其一，“一切为了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集中体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为少者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②“一切为了群众”，从根本上界定出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特殊利益追求，最终浓缩为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其二，“一切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诠释。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写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③他们有力驳斥了“英雄史观”的谬论，确立起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对历史活动主体和终极决定力量的科学认识与中国化表述。
其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是附有工具性特征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指在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把集中起来的群众意见，经过整合再上升为党的政策返回到群众实践中去，通过有效的组织动员，使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检验这些主张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回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条无限循环的路径是党始终植根于人民、成长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方法论保障，重点解决“过河”的“船”或“桥”的问题。
上述三层含义中，第一、二层含义构成群众路线的价值理性选择，第三层含义则体现出工具理性选择，是目的与手段的有机统一。由此，也就揭示出坚持走群众路线动力来源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内生动力，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觉悟以及对唯物史观的深刻把握与自觉运用；二是外生动力，即为实现党在某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目标、完成基本任务的必需选择。缺失内生动力，就会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原则，与服务于少数人利益，充当“选举工具”的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差别；如果缺失外生动力，群众路线就会成为漂亮的口号，沦为政治空谈，二者缺一不可。
二、革命和执政背景下坚持走群众路线的
动力差异与转换在革命和执政的不同背景下，党与群众之间的利益依存向度发生了变化，由此会引发坚持走群众路线动力生成路径、动力结构状态、动力倚重点等方面的多维变迁。
考察夺取政权时期坚持走群众路线动力的初始形成，必须还原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分析，也是就说，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使中国共产党萌发、形成并自觉坚持这条路线。较早对党群关系作出正式表述的党内文献是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其中明确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要求“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里面去”。④但是，客观地讲，囿于建党初期的客观条件与党员文化素养，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中，真正能够从唯物史观的价值理性层面去认识党群关系的人可谓少之又少，表现为内生动力不足，更多是倚重于外生动力去认识和实践党与群众的关系。
在以武装斗争为基本手段，以夺取政权为主要任务的残酷环境中，党的生存发展面临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是要扩大党员队伍，壮大自身力量；二是在无国家财政支持的情况下，解决生计问题；三是不断补充兵源，以应对反动武装的军事威胁；四是争取民众支持，建立局部政权，不断扩大生存和活动空间。从一定意义上讲，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过程，正是解决以上问题的过程。解析这一时期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动力生成，可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考察。 首先，从“群众路线”概念的提出背景来看，大革命失败后，在党员人数大幅度减少，生存环境日愈恶劣的情况下，1929年9月，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针对红军的筹款、给养以及没收地主财产等问题，认为工作方法上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对于需用品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红军自己办固然好，但同时要能由群众供给与募集才能建立红军与群众的更密切关系。”⑤在这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活动环境中党组织和军队的生存问题，客观反映出党的生存发展与党群关系的紧密联系。
其次，从把党群关系称作“鱼水关系”的认知逻辑来看，用“鱼水关系”这样一种常识性的自然现象来比喻党群关系，体现出党的生命之源、生存根基来自于人民群众的理性判断。1941年6月，在陕甘宁边区发生一起县长遭雷击不幸身亡后，有当地农民咒骂党的领袖的事件，毛泽东及时制止了保卫部门按照反革命事件处理的做法。后来他在延安召开的会议上概括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⑥他将“鱼水关系”的保持提升至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体现出人民群众对党的重要性和党对群众的利益依赖性。
再次，从把党群关系喻为“血肉联系”“种子”与“土地”关系的历史体认来看，用“血肉联系”的生命机理现象来形容党群关系，充分体现出武装斗争环境中，党与群众之间须臾不可分离、生死相依的密切关系。在党内，血肉联系最初被用于军民关系。1941年12月，为了在抗战困难时期巩固根据地，李先念首次用血肉联系来形容军队与民众的关系。他指出，“把抗日的武装力量和地方居民像血肉一样联系起来，实行真正的全民武装”⑦。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把党群关系进一步描述为“种子”和“土地”的关系，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革命形势，他向延安党员干部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⑧这是在总结江西苏区和抗日战争时期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对党群关系认识的深化。从群众路线的提出到“鱼水关系”“血肉联系”以及“種子”和“土地”关系的阐发，无论是从词义上，还是从具体的历史背景来看，均体现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党组织和党员个体对人民群众高度的利益依存性，坚持走群众路线的驱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生存危机倒逼而激发的。诚然，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战争年代服务人民的宗旨信仰和群众路线的价值理性，而是为了以更为科学严谨的态度来解析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动力来源和结构形态。
民主革命时期群众路线动力结构的生成路径，体现为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深入，内生动力的不断生成与侧重于发挥外生动力效能的双向互动过程。正是在此过程中孕育升华出群众路线的政治伦理与价值体系，激发出强大的内生驱动力量。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因此，它“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⑨这段论述体现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高度统一，整个动力结构也达到一种平衡稳定成熟的状态。
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随着自身生存压力的消解，利益依存向度发生了转换，人民群众在利益获取与实现上更多地依附于执政党，由此也就带来根据环境变化适时调整既有动力结构，实现动力转换的问题。在历史地位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全党能否保持充足动力，一如既往地坚持群众路线，就成为一个客观而充满挑战的命题。恩格斯早在1891年就提出警告：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必须“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⑩。20世纪40年代，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中也曾提出担忧：“然陕北地贫，交通不便，商业不盛，地方非广，故治理较易，风化诚朴。设中共若握着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廉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之精神乎？”同一时期，美国军事考察组结束延安之行后，曾经向宋美龄盛赞中共治下的延安新风，宋美龄听后不屑地说，那是中共还没有真正尝到权力的滋味儿。不管是善意提醒，还是恶意嘲讽，都客观地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即一旦执掌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党是否还能够延续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作风而不脱离人民群众。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党是始终保持清醒和警觉的。从延安时期的“窑洞对话”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两个务必”的提出，再到党的八大邓小平提出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一直到今天的“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的警示，都体现了党对党群关系的高度警觉与风险预判。然而，认识到问题并不等于很好地解决问题，如果做一个纵向比较的话，现在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密切程度，较之革命战争年代是有一定差距的。笔者以为，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很好地认识和解决原有动力生成条件消失的背景下，因党员干部与群众利益依存度不平衡而引发的动力结构变迁与动力转换问题，总体上体现为外生动力不足，动力结构处于失衡状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运动式、活动式的政治学习与党性教育手段来激发并保持动力，缺乏对执政条件下坚持群众路线动力的科学分析与制度安排。
三、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动力来源与机制构建
坚持共产党长期执政是中国政治制度安排的基本前提。从执政背景下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动力生成条件来看，一方面，群众路线历经战争年代的烽火淬炼，有着深刻的历史记忆，更利于成为全党的政治共识与价值诉求，有效激发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随着生存压力的消解，尤其是在缺乏竞争压力的政治环境中，便存有因外部压力相对缺失而外生动力不足的风险。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就会导致群众路线动力结构的失衡，使内涵丰富、成熟稳定的群众路线有可能因缺失外生动力的强力支撑而陷入“空转”的困境。 科学分析长期执政条件下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动力生成，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
首先，要适应党的历史地位变迁，在价值理性层面赋予党群关系新的内涵，持续增强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内生驱动力。群众路线实质上是党群关系，对应着政党政治原理中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反映着特定的政治关系。党群关系理应置于国家、执政党和社会的三维政治系统中加以考量，放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框架中去思考。具体来说，在对党群关系是“鱼水关系”“血肉联系”的认知基础上，要赋予其主仆关系、契约关系等新内容，使其进入执政、法治的语境，使人民群众从一个政治性、集合性、抽象性概念转化成一个法治性、个体性、具体性概念。
其次，发展民主政治是执政条件下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核心动力。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提出破解“历史周期律”的对策：“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执政条件下，能够增强党员干部对群众利益依附度的根本途径就是民主。只有充分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干部前途真正受制于人民群众，才能为坚持群众路线提供不竭动力。
再次，制度建设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动力不衰的根本保障。只有以严格的制度为保障，充分发挥其刚性约束力和惩戒力，才能避免形式主义和短期行为，保持坚持走群众路线动力持续而不衰退。我们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完善制度为重点，紧紧围绕解决脱离群众、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群关系的焦点问题，从“八项规定”到扭转“四风”，逐步延伸到领导干部工作、生活待遇规定等深层领域，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作风问题，产生了积极的政治效应。与此同时，中纪委建立落实八项规定情况月报制度并设立“曝光台”，地方各级纪委也定期公布违纪问题和案例，各类问题得到快速处理并公布于众，态度之坚决、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是历次整党整风活动所无法比拟的，为塑造制度权威，提升执行力，推进坚持走群众路线常态化、制度化做出了探索和努力。
构建长期执政条件下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动力机制，需把握两个着力点：一是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良性互动，形成平衡稳定的动力结构；二是这种动力结构能够保持动力充足、持续递增的状态。实现这两个目标，应着重从动力机制构建方面下功夫。
第一，构建长效化的教育机制，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持续激发内生驱动力。只有理论上的清醒和深刻，才有政治上的坚定和行为上的自觉。如果没有各级党员干部对群众路线的观念认同与思想共鸣，再完美的理论也会流于空谈。所谓“长效”既包括时间上的持续性也包括结果上的有效性。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坚持不懈的群众路线教育，是我们党的一贯做法，但也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为此，我们应反思教训，创新机制。一是在教育对象上，对党员干部群体进行横向分类、纵向分层，切實关照受教育者的职务层级、身份角色和职能特点。二是在内容上，围绕为民务实清廉，根据不同层级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具体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培训。比如，有些基层干部心中有群众，也想坚持走群众路线，但是由于不懂与群众打交道的方式方法，往往适得其反，背离初衷。三是在形式上，应突出实践环节，如组织党员干部立足岗位，通过党员承诺、党员下基层办实事、党员结对帮扶等多种实践形式，不断创新教育方式与方法。
第二，构建科学化的授权机制，理顺权力的法理关系，变职位选择与去留升迁的压力为对群众负责的动力。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核心问题是厘清权力授受关系。为此，应依据2014年修订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把党管干部和群众公认结合起来，探索如何把群众公认标准运用于民主推荐、民主考察、民主选举的制度设计与运作程序之中，注重对群众公认度的量化采纳与细化操作，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话语分量，真正使各级领导干部切实感受到手中权力来源于人民，自己的政治生命取决于人民群众的选择，从而有充足动力促使他们矫正施政理念与行为，自觉主动地去接近群众。
第三，构建常态化的干部考核机制，畅通人民群众参与评议干部的通道，激发干部眼睛向下，联系服务群众的动力。政绩考核是干部政治行为选择的“指挥棒”，政绩考核在哪些方面的权重较大，干部就会在哪些方面“下功夫”。为此，应充分发挥基层群众在近距离接触干部、多维度观察干部方面的优势，建立健全兼具导向、评估和督促功能的考评制度体系。一是建立常态化考核机制，变年度考核、阶段考核为经常性考核、常态化考核，有效破解“平时不考核、年终算总账”的问题；二是在内容上降低GDP权重，彻底改变“简单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的考核倾向，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作为重要考核指标；三是在方式上增加民众对干部政绩评价的考核权重，丰富群众评议干部的平台和通道，坚持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评判政绩的重要标准。
第四，构建法治化的社会监督机制，使党员干部的所言所行时刻不敢懈怠，变监督压力为践行群众路线的动力。人民群众对权力公正的诉求最为迫切，对权力运行状况的感受最为真实，实施权力监督的动力也最充足。因此，在坚持权力的源头控制，强化体制内监督的基础上，应特别重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一是把社会监督纳入法治的轨道之中，明晰主客体的职责权限，依法界定党务、政务、个人事务公开的领域、内容和范围，完善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完善媒体、网络等新兴监督主体的线索提供与受理回馈机制，保持社会监督对权力行使的持续压力；二是在体制设计上实现社会监督与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的无缝对接与有机结合，建立全方位、全天候、立体化的监督体系，拓展群众监督的渠道，创造能够监督、方便监督的条件，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强大威力；三是建立群众参与的常态化问责机制，摆脱“风暴式问责”的模式局限，由“同体单一问责”转向“异体多元问责”，在质询、罢免等制度安排中突显群众的力量，增强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敬畏感。
第五，构建制度化的密切联系群众机制，把制度的刚性约束力和震慑力转化为坚持走群众路线的重要动力。联系和服务群众是常态、长期工作，只有走上制度化、长效化轨道，逐步摆脱运动式、活动式、会议式的模式，才能避免群众工作中的短期行为和“作秀”现象。一是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严格实行领导干部基层调研制度、下访制度，促使其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解决实际问题；二是健全民意诉求表达制度，通过民意调查、信息公开、听证会等具体制度安排，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使群众利益诉求表达走上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三是健全群众权益维护制度，重点加强民生改善与保障、维护社会公平、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利益引导、约束、调节、补偿机制，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1921—2002）》，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第361页。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页。④《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50—51页。⑤《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40页。⑥转引自孙玉华：《用“血肉联系”描述党群关系的由来》，《学习时报》2013年6月17日。⑦《李先念文选（一九三五——一九八八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页。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62页。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8、342页。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岳麓书社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参见张志明：《以制度新路呵护党的生命线》，《学习时报》2013年7月15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10页。
责任编辑：浩淼南武
关键词：群众路线；内生动力；外生动力；机制构建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8-0041-05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90多年奋斗历程中得出的根本经验和全党的政治共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为一种集中教育活动，必然有明确的时限性，存在着阶段性成效与持续性政治行为的内在冲突。汲取以往整党整风活动的经验教训，亟待深入探究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科学认识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动力来源，构建促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想”“不能”“不敢”脱离群众的动力机制，真正使坚持群众路线走出应然性政治倡导的语境和被动接受的状态，成为一种主动自觉、动力持续的政治选择。
一、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
从总体来说，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动力来源无非有两个方面：一是内生驱动力，是指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关于党群关系的正确立场、科学观点成为组织政治信仰和目标使命的基本内核，成为组织整体及其成员政策主张、思想行为的根本依据，由此所形成的价值共识与诉求，会催生一种稳定持久的内在动力；二是外生动力，是指组织及其成员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在政治行为偏好上对客观环境作出的适应性调整与本能性选择，通常是在生存与发展危机倒逼下所形成的一种驱动力量，很大程度上附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功利性特征。正是在此意义上，群众路线体现为目的和手段、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可称之为动力结构，其穩定性取决于两种动力的相对平衡状态。
党的群众路线可完整表述为：“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①在笔者看来，这一表述主要内含着以下三层意蕴。
其一，“一切为了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集中体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为少者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②“一切为了群众”，从根本上界定出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特殊利益追求，最终浓缩为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其二，“一切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诠释。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写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③他们有力驳斥了“英雄史观”的谬论，确立起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对历史活动主体和终极决定力量的科学认识与中国化表述。
其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是附有工具性特征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指在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把集中起来的群众意见，经过整合再上升为党的政策返回到群众实践中去，通过有效的组织动员，使党的正确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检验这些主张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回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条无限循环的路径是党始终植根于人民、成长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方法论保障，重点解决“过河”的“船”或“桥”的问题。
上述三层含义中，第一、二层含义构成群众路线的价值理性选择，第三层含义则体现出工具理性选择，是目的与手段的有机统一。由此，也就揭示出坚持走群众路线动力来源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内生动力，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觉悟以及对唯物史观的深刻把握与自觉运用；二是外生动力，即为实现党在某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目标、完成基本任务的必需选择。缺失内生动力，就会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原则，与服务于少数人利益，充当“选举工具”的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差别；如果缺失外生动力，群众路线就会成为漂亮的口号，沦为政治空谈，二者缺一不可。
二、革命和执政背景下坚持走群众路线的
动力差异与转换在革命和执政的不同背景下，党与群众之间的利益依存向度发生了变化，由此会引发坚持走群众路线动力生成路径、动力结构状态、动力倚重点等方面的多维变迁。
考察夺取政权时期坚持走群众路线动力的初始形成，必须还原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分析，也是就说，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使中国共产党萌发、形成并自觉坚持这条路线。较早对党群关系作出正式表述的党内文献是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其中明确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要求“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里面去”。④但是，客观地讲，囿于建党初期的客观条件与党员文化素养，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中，真正能够从唯物史观的价值理性层面去认识党群关系的人可谓少之又少，表现为内生动力不足，更多是倚重于外生动力去认识和实践党与群众的关系。
在以武装斗争为基本手段，以夺取政权为主要任务的残酷环境中，党的生存发展面临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是要扩大党员队伍，壮大自身力量；二是在无国家财政支持的情况下，解决生计问题；三是不断补充兵源，以应对反动武装的军事威胁；四是争取民众支持，建立局部政权，不断扩大生存和活动空间。从一定意义上讲，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过程，正是解决以上问题的过程。解析这一时期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动力生成，可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考察。 首先，从“群众路线”概念的提出背景来看，大革命失败后，在党员人数大幅度减少，生存环境日愈恶劣的情况下，1929年9月，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针对红军的筹款、给养以及没收地主财产等问题，认为工作方法上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对于需用品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红军自己办固然好，但同时要能由群众供给与募集才能建立红军与群众的更密切关系。”⑤在这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活动环境中党组织和军队的生存问题，客观反映出党的生存发展与党群关系的紧密联系。
其次，从把党群关系称作“鱼水关系”的认知逻辑来看，用“鱼水关系”这样一种常识性的自然现象来比喻党群关系，体现出党的生命之源、生存根基来自于人民群众的理性判断。1941年6月，在陕甘宁边区发生一起县长遭雷击不幸身亡后，有当地农民咒骂党的领袖的事件，毛泽东及时制止了保卫部门按照反革命事件处理的做法。后来他在延安召开的会议上概括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⑥他将“鱼水关系”的保持提升至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体现出人民群众对党的重要性和党对群众的利益依赖性。
再次，从把党群关系喻为“血肉联系”“种子”与“土地”关系的历史体认来看，用“血肉联系”的生命机理现象来形容党群关系，充分体现出武装斗争环境中，党与群众之间须臾不可分离、生死相依的密切关系。在党内，血肉联系最初被用于军民关系。1941年12月，为了在抗战困难时期巩固根据地，李先念首次用血肉联系来形容军队与民众的关系。他指出，“把抗日的武装力量和地方居民像血肉一样联系起来，实行真正的全民武装”⑦。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把党群关系进一步描述为“种子”和“土地”的关系，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革命形势，他向延安党员干部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⑧这是在总结江西苏区和抗日战争时期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对党群关系认识的深化。从群众路线的提出到“鱼水关系”“血肉联系”以及“種子”和“土地”关系的阐发，无论是从词义上，还是从具体的历史背景来看，均体现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党组织和党员个体对人民群众高度的利益依存性，坚持走群众路线的驱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生存危机倒逼而激发的。诚然，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战争年代服务人民的宗旨信仰和群众路线的价值理性，而是为了以更为科学严谨的态度来解析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动力来源和结构形态。
民主革命时期群众路线动力结构的生成路径，体现为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深入，内生动力的不断生成与侧重于发挥外生动力效能的双向互动过程。正是在此过程中孕育升华出群众路线的政治伦理与价值体系，激发出强大的内生驱动力量。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因此，它“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⑨这段论述体现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高度统一，整个动力结构也达到一种平衡稳定成熟的状态。
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随着自身生存压力的消解，利益依存向度发生了转换，人民群众在利益获取与实现上更多地依附于执政党，由此也就带来根据环境变化适时调整既有动力结构，实现动力转换的问题。在历史地位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全党能否保持充足动力，一如既往地坚持群众路线，就成为一个客观而充满挑战的命题。恩格斯早在1891年就提出警告：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必须“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⑩。20世纪40年代，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中也曾提出担忧：“然陕北地贫，交通不便，商业不盛，地方非广，故治理较易，风化诚朴。设中共若握着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廉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之精神乎？”同一时期，美国军事考察组结束延安之行后，曾经向宋美龄盛赞中共治下的延安新风，宋美龄听后不屑地说，那是中共还没有真正尝到权力的滋味儿。不管是善意提醒，还是恶意嘲讽，都客观地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即一旦执掌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党是否还能够延续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作风而不脱离人民群众。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党是始终保持清醒和警觉的。从延安时期的“窑洞对话”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两个务必”的提出，再到党的八大邓小平提出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一直到今天的“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的警示，都体现了党对党群关系的高度警觉与风险预判。然而，认识到问题并不等于很好地解决问题，如果做一个纵向比较的话，现在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密切程度，较之革命战争年代是有一定差距的。笔者以为，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很好地认识和解决原有动力生成条件消失的背景下，因党员干部与群众利益依存度不平衡而引发的动力结构变迁与动力转换问题，总体上体现为外生动力不足，动力结构处于失衡状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运动式、活动式的政治学习与党性教育手段来激发并保持动力，缺乏对执政条件下坚持群众路线动力的科学分析与制度安排。
三、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动力来源与机制构建
坚持共产党长期执政是中国政治制度安排的基本前提。从执政背景下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动力生成条件来看，一方面，群众路线历经战争年代的烽火淬炼，有着深刻的历史记忆，更利于成为全党的政治共识与价值诉求，有效激发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随着生存压力的消解，尤其是在缺乏竞争压力的政治环境中，便存有因外部压力相对缺失而外生动力不足的风险。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就会导致群众路线动力结构的失衡，使内涵丰富、成熟稳定的群众路线有可能因缺失外生动力的强力支撑而陷入“空转”的困境。 科学分析长期执政条件下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动力生成，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
首先，要适应党的历史地位变迁，在价值理性层面赋予党群关系新的内涵，持续增强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内生驱动力。群众路线实质上是党群关系，对应着政党政治原理中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反映着特定的政治关系。党群关系理应置于国家、执政党和社会的三维政治系统中加以考量，放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框架中去思考。具体来说，在对党群关系是“鱼水关系”“血肉联系”的认知基础上，要赋予其主仆关系、契约关系等新内容，使其进入执政、法治的语境，使人民群众从一个政治性、集合性、抽象性概念转化成一个法治性、个体性、具体性概念。
其次，发展民主政治是执政条件下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核心动力。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提出破解“历史周期律”的对策：“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执政条件下，能够增强党员干部对群众利益依附度的根本途径就是民主。只有充分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干部前途真正受制于人民群众，才能为坚持群众路线提供不竭动力。
再次，制度建设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动力不衰的根本保障。只有以严格的制度为保障，充分发挥其刚性约束力和惩戒力，才能避免形式主义和短期行为，保持坚持走群众路线动力持续而不衰退。我们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完善制度为重点，紧紧围绕解决脱离群众、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群关系的焦点问题，从“八项规定”到扭转“四风”，逐步延伸到领导干部工作、生活待遇规定等深层领域，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作风问题，产生了积极的政治效应。与此同时，中纪委建立落实八项规定情况月报制度并设立“曝光台”，地方各级纪委也定期公布违纪问题和案例，各类问题得到快速处理并公布于众，态度之坚决、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是历次整党整风活动所无法比拟的，为塑造制度权威，提升执行力，推进坚持走群众路线常态化、制度化做出了探索和努力。
构建长期执政条件下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动力机制，需把握两个着力点：一是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良性互动，形成平衡稳定的动力结构；二是这种动力结构能够保持动力充足、持续递增的状态。实现这两个目标，应着重从动力机制构建方面下功夫。
第一，构建长效化的教育机制，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持续激发内生驱动力。只有理论上的清醒和深刻，才有政治上的坚定和行为上的自觉。如果没有各级党员干部对群众路线的观念认同与思想共鸣，再完美的理论也会流于空谈。所谓“长效”既包括时间上的持续性也包括结果上的有效性。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坚持不懈的群众路线教育，是我们党的一贯做法，但也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为此，我们应反思教训，创新机制。一是在教育对象上，对党员干部群体进行横向分类、纵向分层，切實关照受教育者的职务层级、身份角色和职能特点。二是在内容上，围绕为民务实清廉，根据不同层级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具体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培训。比如，有些基层干部心中有群众，也想坚持走群众路线，但是由于不懂与群众打交道的方式方法，往往适得其反，背离初衷。三是在形式上，应突出实践环节，如组织党员干部立足岗位，通过党员承诺、党员下基层办实事、党员结对帮扶等多种实践形式，不断创新教育方式与方法。
第二，构建科学化的授权机制，理顺权力的法理关系，变职位选择与去留升迁的压力为对群众负责的动力。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核心问题是厘清权力授受关系。为此，应依据2014年修订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把党管干部和群众公认结合起来，探索如何把群众公认标准运用于民主推荐、民主考察、民主选举的制度设计与运作程序之中，注重对群众公认度的量化采纳与细化操作，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话语分量，真正使各级领导干部切实感受到手中权力来源于人民，自己的政治生命取决于人民群众的选择，从而有充足动力促使他们矫正施政理念与行为，自觉主动地去接近群众。
第三，构建常态化的干部考核机制，畅通人民群众参与评议干部的通道，激发干部眼睛向下，联系服务群众的动力。政绩考核是干部政治行为选择的“指挥棒”，政绩考核在哪些方面的权重较大，干部就会在哪些方面“下功夫”。为此，应充分发挥基层群众在近距离接触干部、多维度观察干部方面的优势，建立健全兼具导向、评估和督促功能的考评制度体系。一是建立常态化考核机制，变年度考核、阶段考核为经常性考核、常态化考核，有效破解“平时不考核、年终算总账”的问题；二是在内容上降低GDP权重，彻底改变“简单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的考核倾向，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作为重要考核指标；三是在方式上增加民众对干部政绩评价的考核权重，丰富群众评议干部的平台和通道，坚持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评判政绩的重要标准。
第四，构建法治化的社会监督机制，使党员干部的所言所行时刻不敢懈怠，变监督压力为践行群众路线的动力。人民群众对权力公正的诉求最为迫切，对权力运行状况的感受最为真实，实施权力监督的动力也最充足。因此，在坚持权力的源头控制，强化体制内监督的基础上，应特别重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一是把社会监督纳入法治的轨道之中，明晰主客体的职责权限，依法界定党务、政务、个人事务公开的领域、内容和范围，完善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完善媒体、网络等新兴监督主体的线索提供与受理回馈机制，保持社会监督对权力行使的持续压力；二是在体制设计上实现社会监督与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的无缝对接与有机结合，建立全方位、全天候、立体化的监督体系，拓展群众监督的渠道，创造能够监督、方便监督的条件，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强大威力；三是建立群众参与的常态化问责机制，摆脱“风暴式问责”的模式局限，由“同体单一问责”转向“异体多元问责”，在质询、罢免等制度安排中突显群众的力量，增强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敬畏感。
第五，构建制度化的密切联系群众机制，把制度的刚性约束力和震慑力转化为坚持走群众路线的重要动力。联系和服务群众是常态、长期工作，只有走上制度化、长效化轨道，逐步摆脱运动式、活动式、会议式的模式，才能避免群众工作中的短期行为和“作秀”现象。一是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严格实行领导干部基层调研制度、下访制度，促使其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解决实际问题；二是健全民意诉求表达制度，通过民意调查、信息公开、听证会等具体制度安排，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使群众利益诉求表达走上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三是健全群众权益维护制度，重点加强民生改善与保障、维护社会公平、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利益引导、约束、调节、补偿机制，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1921—2002）》，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第361页。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页。④《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50—51页。⑤《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40页。⑥转引自孙玉华：《用“血肉联系”描述党群关系的由来》，《学习时报》2013年6月17日。⑦《李先念文选（一九三五——一九八八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页。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62页。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8、342页。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岳麓书社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参见张志明：《以制度新路呵护党的生命线》，《学习时报》2013年7月15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10页。
责任编辑：浩淼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