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双抢”的一天凌晨，正在田里插秧的我突然接到通知，医院要我迅速赶回病房抢救病人。我立即洗掉脚上的泥污赶回医院，只见救护车上抬下两名年轻病号。据司机介绍，这两名病号是一对堂兄弟。堂弟神志不清，堂兄神志虽清，但面色苍白、目光呆滞，不肯说话。司机又说，两人可能是厌恶劳动而相邀自杀，至于吃了何种药物，并不知晓，已经报公安局勘查现场，让我务必抢救，协助公安破案。
　　当时医疗条件简陋，化验只能靠一台破旧的显微镜做三大常规，抢救设备也只有两个氧气筒和一些常用药。面对如此危重的病人，洗胃肯定是不可行的，我凭经验发现病人症状与常见农药有机磷中毒症状不相符。为了方便抢救，我们把病情更重的堂弟安置在办公室隔壁的小病房，将堂兄安置在稍微远点的大病房，两人都输上了氧气、挂上了吊瓶。我们把抢救重点放在了堂弟身上，经过一番抢救后，病人呼吸逐渐平稳，神志也慢慢恢复。
　　公安人员和当时的农场保卫科郑科长不久也赶到了医院，他们首先询问了两个病人的情况，然后简单讲了一下现场情况。原来现场还有一具尸体，据说惨不忍睹，他们怀疑这是一起凶杀案，而且凶手很有可能就是堂弟，他杀人后服毒自杀。
　　为了查清真相，必须得到嫌疑人的口供。我陪同公安人员、郑科长一起穿上了白大褂，以医生会诊的形式对犯罪嫌疑人夏某（前文中的堂弟）进行询问。结果很顺利，夏某很快就供述了犯罪经过。夏某与死者都是大队食堂的炊事员，死者以班长的身份批评了夏某几句，夏某面子上过不去，便怀恨在心，意图报复。深夜，夏某趁班长熟睡，用杀猪刀杀害了他。不料惊醒了同一宿舍的堂兄，堂兄见到血腥的场面，惊恐万分，夏某又威胁他不准动，手持双刀坐在门口。之后夏某喝下了农药，然后把凶器和药瓶扔到了池塘，等待死亡。
　　案件真相大白，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一个猝不及防的插曲让事件变复杂了。原来夏某的姐姐听说弟弟杀人服毒了，跑到医院趁公安不备，蹿入小房间抱住夏某大哭，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公安人员准备进病房将夏某押出时，夏某突然拔掉输液器，用10毫米粗的钢筋顶住房门，又把垫床用的砖块、输液空瓶垒在窗口。病人出入不得，医生查房、治疗、发药都不能进行了。恐惧而焦躁、心虚又眼红的夏某正像笼内的困兽，随时可能做出危险举动。
　　有人向公安人员提出，用枪制服夏某。但公安人员经过商量后说：“非万不得已不能开枪，像今天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很少见到，万一擦枪走火，更加不好办。”破门或者破窗强攻都不可取，因为门窗大小只能供一人出入，夏某年轻力壮，胳膊比一般人还粗，况且还有铁棍、砖块等凶器在身，大家根本不是他的对手，目前只能智取。
　　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面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为了防止夏某逃跑，农场调来了大队民兵，他们手持锄头把病房围了一圈又一圈。夏某当时穷凶极恶地站在窗边，只要有人靠近，他就举起砖块和药瓶威胁并叫喊着：“打死一个算一个。”

　　我们站在几米外与其对话，规劝其“不可犯傻，不要一错再错”。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眼看已下午5点多了，夏某终于提出要同郑科长和我说话了，理由是郑科长曾经担任他的班主任，而我是他的救治医生。
　　我们进去后，他表示自己错了，希望放他一条生路，以后决不做坏事，去捡破烂为生。经过商量，大家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先同意了他的条件。小病房的门打开后，夏某两手各拿一块砖头走了出来，两边围观的人群让出一条道，郑科长和我跟了上去，眼看着他就要走出病区，郑科长急中生智，说道：“夏某，你就这样走了，我怎么交差啊？你要写个保证书才能走。”
　　夏某见身边没有穿警服的公安在就同意了，郑科长拿出一本小學生用的作业本和一支笔交给了夏某，夏某放下手里的砖块，接过笔和本子。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郑科长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死死地摁住他，大喊道：“同志们快上啊！”我赶忙上前牢牢地抓住了夏某的右手，夺掉他手里的铅笔，在旁的民兵一拥而上，将夏某摁在地上，一场有惊无险的战斗顺利结束了。
　　虽然这件事情过去了40多年，但我还是心有余悸，当时若不是郑科长急中生智稳住夏某，一旦夏某逃跑了，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钱和粮票他难以生存，很可能会重新犯罪，给社会造成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