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伟大的，但也是有局限的。
　　第一，杜甫的伟大并非可望不可即，而是一种平凡的伟大，即身逢乱世，历尽坎坷，仍然坚守最初的理想，不断追求，不断超越，不断成长，在深味人生的苦难中推己及人，成为人民苦难的代言人，并最终实现个人精神和人格的升华。杜甫并非天生的圣哲，其伟大、崇高是环境使然，更是个人的追求使然。所以，一个人只要心中有伟大的理想、伟大的信念，并为之奋斗不止，也就不难达到“圣’的境界，哪怕他最初是个极其平凡的人。这正是杜甫的意义所在。
　　第二，杜甫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甚至是显而易见的。他对自己一生未能真正出仕总是耿耿于怀，苦恼不堪，一直到生命的最后。说白了，他把做官当作他唯一的人生追求，虽然他做官的目的是为了淳化“风俗”（“再使风俗淳”），是为了人民，但他始终越不过“君”这个藩篱（“致君尧舜上”）。他的一生似乎就是逐君的过程，哪怕在个人处境极其艰难的情况之下，哪怕是在知道国君昏聩糜烂，根本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下，他也没有背弃国君。安史之乱，他目睹了百姓生活的凄惨，也知道这是朝廷的昏暗所至，但他还是寄希望于唐肃宗，以致不顾一切，义无反顾，死里逃生，追到灵武，追到凤翔，想方设法到皇帝的身边。在凤翔，他蓬头垢面，衣不蔽体，拖着一双破鞋，跪倒在肃宗面前。但又怎么样呢？短短三个月，一个空头的左拾遗，使他备受屈辱，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清醒，几经曲折，再次回到长安，又再次狼狈离开长安。
　　这最后一次的离去，在我们今天看来，实在值得庆贺，因为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使他最终走向人民，进而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但他却有被遗弃的感觉，十分伤心：“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即使后来漂泊西南，贫病交加，他还是念念不忘已经黑暗无比的朝廷和昏庸无比的皇帝，念念不忘自己的仕途之梦。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其辛酸，其愤激，其对做官的期望，还是那样强烈。所以，杜甫心目中这条实现其人生价值的仕途之路，是一种并不十分明智的选择，不能不让人为之惋惜！
　　杜甫寄希望于朝廷，寄希望于在仕途上一展才能，这当然无可厚非，我们也不能脱离时代苛求于他。问题是，他寄希望于一个腐朽的朝廷，寄希望于腐烂的君主，实质就是对皇权的崇拜和迷信，这种崇拜和迷信必然导致对自身个体生命意义的忽视，阻碍个体价值的最大实现。想一想，如果杜甫能像李白那样早年就毅然地回转身，则会免去多少矛盾和痛苦，且也不一定就写不出伟大灿烂的现实主义诗篇出来。但杜甫没有。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就会发现，这个杜甫没有，历史上无数个杜甫也都没有。这一个杜甫最终还在诗歌中实现了自己，无数个杜甫呢，只能是湮灭无闻了。更可怕的是，这种仕途理想，这种权力崇拜，被误以为是爱国爱民的唯一途径，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久而久之，便扎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以致即使到了现代社会，做官、逐权还是许多人一生的最大梦想。所以，在中国，不难理解，权力为什么总被一些人发挥到极致，也不难理解，权力为什么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但这大大阻碍了整个国家的民主的进程。
　　崇高与平凡，伟大与渺小并不是水火不容的，相反，常常有机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我们在颂扬一个人崇高、伟大一面的同时，不讳言其平凡、渺小，才称得上是对历史人物的真正尊重，也才谈得上是最客观、最准确的评价。因此，对一个人，我们应该采取平视甚至俯视的姿态，绝不能仰视甚至跪视，哪怕他是“伟人”，哪怕他是“圣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