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萱雅的妈妈找到我，希望我跟她的女儿“聊一聊”的时候，我以为我又要充当“知心大姐姐”了。
　　“我其实没有什么纠结、郁闷的事。唯一一直犹豫不决的就是要不要跟我男朋友分手。我不是特别喜欢他，但是有他，我的身体就会好一点。”坐在我面前的萱雅看起来乖巧而又自信。
　　萱雅妈妈告诉我，她的女儿心脏不太好，在美国留学期间常常胸闷气短，国内国外都检查过，没有明确的病症，后来美国的心理医生认为她的不适可能缘于焦虑，于是萱雅的父母让她假期回国看中医调理身体。所谓“病急乱投医”，也顺带找我试试“话聊”。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觉得很不适应。室友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但是中国人也是二代华人，不会说中文，所以也不好交流。她们对我没有什么不好，就是感觉不一样，同在一個宿舍里说话也不多，关系也比感觉比较远。学习上也有一些压力吧，就感觉很孤单。后来我的男朋友来了，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一直喜欢我，但是我一直没答应他。我去美国之后，他为了陪我也过来了。他来了之后，我的心情就好了很多，身体也感觉好一点。”萱雅简单清楚地讲了自己的留学故事。
　　“我现在纠结的是，要不要跟他分手，我不喜欢他。而且我明年毕业之后，家里说让我移民去加拿大，他说他也会陪我去，但是我觉得他家里不一定能让他去。”萱雅说。
　　“所以你担心的是他不能去加拿大陪你吗？”我问得很直接。萱雅的回答也很坦率：“嗯。还有，就算他去了，如果我遇到我喜欢的男生了怎么办？”
　　我转而问她什么时候去加拿大，她又给出了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我可能明年走吧，现在还不能确定，要等我爸在那边的朋友给我安排好工作。”
　　“你去那边做什么工作？”我问。
　　“现在还不知道。可能在一个公司里做点事吧。反正我妈就希望我找一个不累的工作。”她说。我忍不住问她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她似乎早就有了答案：“我也觉得最好有一个不累的工作就行了。”顿了一下，她又说：“但是不知道那边什么时候能安排好。”
　　“你为这个不确定的时间而心烦吗？”我问。
　　“嗯，有一点吧。唉，其实我不是很想去加拿大，如果我男朋友不去的话，可能还会像刚到美国的时候一样孤单难受。”说到这里，萱雅的声音低落下来，“你说我去加拿大好不好呢？”
　　其实，无论是第一个问题是否与现在的男朋友分手，还是第二个问题是否移民加拿大，萱雅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她不敢说出来，不敢去做，是因为害怕承担后果。在父母全心全力的保护下，她习惯了没有风险的“选择”。在真实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界里，她感到紧张、焦虑、心神难安。
　　我告诉萱雅：你的男朋友，他之前为了你去美国留学，是他自己的决定，现在你们要分要合，是你们两个人的决定，这时候你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个选择可能会伤害他，也可能会让你自己经历一段难熬的时间，无论是哪一种，你都要面对这个后果。
　　至于移民加拿大究竟好不好，她需要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国内的环境和异国的生活，究竟哪一个让她更恐惧？如果担心自己不能适应国内的人际环境，那么是否有信心适应加拿大的华人圈子？还有在加拿大的工作，她能否在工作中找到乐趣和价值？移民的事情虽是父母一手操办，但是这归根结底是她自己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好与坏都由她自己承担。
　　最后，我对萱雅说，父母愿意为你做一切，但是他们无法替你做一切。爱你的男朋友或许愿意陪你去任何地方，但是他如果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孩子，必然要走入社会打拼，不可能一直照顾你的情绪、抚慰你的孤单。父母眼中的你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你知道你一定会长大，一定会在他们照应不到的地方学会独立。
　　我们一直在努力地学习独立，独立的起点并不是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的那一天，而是我们学会独立解决问题的那一天。我们应该感谢父母当年的困窘和忙碌，让我们别无选择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并在一次又一次尝到后果之后懂得社会的规则。我们应该警醒父母倾尽全力的照顾与保护，这样的安全与自由不是生活的真相，当父母拿出了完备又详尽的方案A，我们有责任把它修改为属于自己的A ，甚至方案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