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以瘦为美的时代，肥胖已经被定义为疾病，疾病的定名，带来政策变化。例如，2000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认定“肥胖是一种疾病”以后，2002年美国国税局颁布税务条例确认，经医生诊断治疗肥胖或参加减肥，未得到保险补偿的费用，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这一政策还没有在全球得到推广，否则，“接轨”之下，减肥运动恐怕会更加风起云涌。当然，“减肥收益”还不止是免征个税，对中高收入人群来说，人际往来中受欢迎，本身意味着各种机会，这也应算是减肥收益。低收入人群，本身就是社交圈有限、交往中的资源量有限，所以便缺乏体形的自我要求了。
　　有一种观点正是这样认为的，一个人之所以胖，只是因为缺乏自我要求。这样，就将胖的问题上升到了道德层面，胖人属于放任自流，体形不只是体形，体形反映品德。这就跟“有恒产者有恒心”“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之类的格言在思想上一体了。
　　胖是这个时代的“穷病”以及“穷人病”，底层处境使人胖，底层人因不上进而胖。社会问题拷问体制，这也是时尚，但在肥胖这个社会问题上，我还没看到有谁去质问体制的，没有人质疑美国体制典型地导致了越穷越胖，也没有人说中国的肥胖是体制使然。这表示，在有些人看来，美国体制没有问题，中国如果与美国病症相同，也不算体制问题，非得中国有而美國无或认为中国有而美国无的事情，那才一定是问题而且是体制问题。
　　但是，把肥胖归结为个人约束力不够，与把肥胖认定为疾病又有所冲突。疾病固然与生活习惯、个人自制力等有关，但更重要的却是体质、基因、遗传等原因，那么关于胖人的“社会学”认识和道德评判又有何理由呢？从这个意义上说，肥胖疾病化似乎也算是对胖人的一种社会和道德上的拯救。
　　然而，在社会一般观念上，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例如，一般的疾病，只要不是传染性的，大多不会受到太多的社会排斥，有的传染病如艾滋病、乙肝等等，因为社会关注，甚至得到特别的反歧视重视，胖人则不然，尽管还很少明确的“排斥胖子”的规条，但实际上胖人还是会感受到“另眼相待”。某种意义上说，整个社会的身体美学标准，以及这一标准所形成的广泛社会实践，本身就是对胖人的一种逼压。人们在竞相展示自己的瘦削，在所有的社会语境中胖都成了一种讨厌的东西，每个瘦人都在亮出“我瘦我骄傲”的态度，每个普通人都在追逐瘦的体形，胖人就成了一种绝对的社会审美劣势、身体美学痛苦。看似“体形自治”的总体氛围，并不能改变胖与瘦在社会生活中的差别。
　　楚王好细腰，宫娥多饿死，这是权力对身体的控制，现在的以瘦为美，又是什么在主导呢？社会审美趣味。但社会审美趣味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自从国家从“身体塑造”的领域退出，个人真正接管了自己的身體，但这种接管并非凭空自为的，个人趣好是跟着潮流走的。那么是谁策动或引领了潮流，策动和引领者的后面又是什么在起作用呢？这里面有一条隐秘而又越来越显在的主导，那就是资本。
　　在金光闪闪的T台后面，在电视镜头后面，广告商、制造商在营运着时尚，营运着“美”。它告诉你应该怎样修饰自己，它用审美趣味来决定了投资的方向，让个人为身体而进行目的不在于健康的投资，从而产生了很长的产业链，从美容、整形、服装到饮品，它甚至决定了飞机座椅的宽度。这里面当然也有关于身体的科学的再定义，告诉你如此这般才符合科学乃至“不是病”。
　　于是，身体本身资本化了，成为投资和回报的战场。在时尚操控下，身体与其说获得了解放，不如说是加入了愿打愿挨的围猎游戏。
　　（容蓉摘自《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