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几点认识
　　
　　课程改革首先是一种追求、一种理念，尽管其涵义仍有某种程度的游移，但基本精神明确后，就并不妨碍它具有一系列重要话题的功能，它所能展开的思想、话语和行动甚至比它的具体设计还重要。理论工作者不应对课程改革的概念与设计过于挑剔，因为改革主要不是去建立、证明一套技术体系，而是去传播新的理念、新的文化、新的行动方式。这就是课程改革的主要贡献，就是改革的应有之义。
　　课程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有些改革实践确实丢失了精神而流于形式。表现为简单化和绝对化。第二，对改革的理解过于理想化。比如，有人认为课程改革应解决现实教育中的许多问题；有人认为改革是新文化的传播，于是必然导致实质性进步；还有人总是在努力设计课程改革的理想模式，试图提供课程改革的标准话语系统，建构完美的课程改革。这些都是不现实的。第三，割裂了课程改革与传统课程的关系。有人以为课程改革仅仅是一个相对于传统课程的概念，是传统教育的对立物。更有人硬要坚持课程改革与传统教育水火不相容，硬要构建一个与现实教育、与应试升学机制绝无“遗传”关联的改革模式，这无异于将课程改革置身于现实教育的“普遍进程”之外，无异于将改革推进到一个没有根基的境地，这将是另一种教育的危机。
　　(石鸥，《教育研究》2005年第9期)
　　
　　中国现代课程改革的文化问题
　　
　　总览中国当今教育改革全景，我们将会发现：新读经运动与新课程改革几乎在同步发展。对于新读经运动来说，中国现代课程问题的症结在于斩断了与本国文化传统的血脉联系，因而需要通过与传统进行更加深入的对话，对现行课程进行改造；对于新课程改革来说，现行课程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不能充分反映现代文化、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因而需要通过进一步与世界教育接轨、进一步与世界先进课程理论和实践对话，实现课程的目标、结构、内容和实施的现代化。两者的张力关系具体表现为：本土知识的传承发育与外来知识的引进吸收，如何取得有效平衡?
　　以西学范式为基础的中国现代课程体系所造成的文化迷失就在于使中国现代教育面临着双重缺憾：既拙于养成具有文化底蕴的现代人格，也难以造就具有创造精神的现代人才。因而，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又一次以“新”为追求的现代教育和课程改革，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不断用“新”的外衣，去掩盖内在精神和文化价值的日益贫瘠。如今，当我们再次援引来自西方的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知识资源，以进行新的课程规划的时候，让课程知识拥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并保持一定的文化张力，以激活受教育者的文化想像力和文化创造力，就应成为调整课程结构的一个重要原则。而把中国文化经典以完整的文化表象、具有连续性和系统性地纳入现代课程，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综合课程，则是结构调整的可能选择。
　　(于述胜、刘继青，《当代教育科学》2005年第19期)
　　
　　课程改革发展要务：保障支撑体系优化
　　
　　学校课程的改革发展与学校、教育、社会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在关注课程改革发展实践系统的同时，自应同样地关注影响课程改革发展的学校发展系统及教育管理系统的诸多要素，而所有这些要素的系统整合就构成了学校课程体系改革发展的保障支撑体系。它包括：由学校的教师发展体系、课堂教学变革体系所组成的学校课程改革发展的核心支撑体系；由学校发展战略体系、学校文化体系、学校管理体系等组成的学校课程改革发展的内在保障体系；由教师教育变革体系、教育政策法规和制度保障、教育财力投入体系、社区文化及环境支持体系以及课程改革各参与主体责权利再分配机制等因素所构成的学校课程改革发展的外在保障体系。
　　学校课程改革发展的战略和规划是学校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特色和个性的发展应该成为教育管理者和学校领导者的一大追求，“特色战略”和“个性战略”也应成为学校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而学校特色和个性的发展又离不开学校的特色课程发展、校本课程发展等基础性条件。因此，教育管理者和学校领导者应致力于学校课程改革发展体系和学校发展战略体系的“交互”“生成”和共生优化。
　　学校管理体系是学校课程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其在学校课程改革发展潜力挖掘方面的保障作用一般表现为教师队伍建设的挖掘、争取社会支持能力的挖掘、学校质量文化建设的挖掘、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的挖掘、教育和课程研究的挖掘、课程评价科学化进程的挖掘等。而其在学校课程改革发展机制的完善方面的保障作用则表现为提供课程改革发展的预警机制、提供课程改革发展的民主决策机制、为学校及课程改革发展提供约束机制、推动形成学校教育及课程改革发展的质量保障机制等。
　　(顾书明，《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年第10期)
　　(郑 和 摘编)
　　责任编辑：朱从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