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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薇》是鲁迅先生作于三十年代的一篇讽刺性历史小说，是针对现实的历史性批判。伯夷、叔齐，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这对中国历史上美其名曰的二人在鲁迅笔下却尽显愚蠢、刻板之相。“为义而死”显然既没有改变他们自己的生存之道，也没有改变忠义之道尽失的社会。鲁迅用自己的怀疑、否定眼光，剥落了虚无理想主义者崇高神圣的外衣，以现代照亮古代，将无意义揭示给人看。
关键词：历史小说；叔齐；伯夷；理想主义；思想性
作者简介：李春妍（2000.3-），女，山东济南人，就读于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2-0-02
《采薇》是魯迅先生作于1935年的一篇讽刺性历史小说，并最终收入《故事新编》。小说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有意打破时、空界限，揭示古人与今人在精神气质、性格、思想上的相通性。作者对于历史、对于现实的认识愈深切，就愈能达到以历史创作为现实斗争服务的目的。从鲁迅的历史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即随着思想的发展而使历史小说担负起愈加重大的历史主题。文章的中心，是写伯夷、叔齐拒食周粟，躲进首阳山，采薇度日，终被饿死的故事。通过对二人为义而献身举动的描写，揭示他们的死去更多的是理想清高这一事实。这在鲁迅的思想下是深恶痛绝的，也是在黑暗势力日益猖獗的三十年代中国所不能够被保全的。要弄清作品的基本主题思想，理会作者要表达的社会历史意义，首先应抓住对伯夷、叔齐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分析。
一、对“叔齐、伯夷”两位人物形象的分析
儒家学派将二人视为“圣人之清者也”，企图为统治阶级的人们树立足供仪法的形象，制止不利于统治的内讧。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所言：“伯夷叔齐虽贤，得父子而名益彰。”足见儒家学派对二人的赞美，使其成为历代统治者赞不绝口的仁人志士。唐代韩愈所写的颂词，把夷齐捧到了“巍乎天地不足为容”的地步，并且毫不隐晦地说：“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更显出韩愈看透了吹捧夷齐的政治作用。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后期，却指出他是“对自己的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物。这是两种对立的观点，回归到文本中，三十年代的鲁迅将二人与现实斗争相联系，塑造了不一样的人物形象。
《采薇》当中的二人有两次明确的为义而献身的举动。第一次，孤竹君将王位推给小儿子叔齐，叔齐碍于嫡长子继承制将王位让给了长兄伯夷。而伯夷认为有违“先王之道”，兄弟二人默契地选择了逃避。“父亲在日原是说要传位给老三的，一到死后，老三却一定向他让。他遵父命，省得麻烦，逃走了。不料老三也逃走了。两人在路上遇见，便一同来找西伯——文王，进了养老堂”，当事情来临之时，在什么都做不了的情形下，全然选择了干脆什么都不做，追求心灵的解脱和安适。第二次，逃避过程中二人选择投靠有着孝悌之名的周文王，却不忍其子周武王弃父伐纣而选择再次逃避，靠采薇过活，终被饿死。由此可以看出，其主要性格特征：一方面，讲究仁义、礼让、孝悌以及先王之道等封建统治阶级的陈腐教条，不敢越雷池一步，结果便造成了他们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所表现出的迂腐与无能；另一方面，对现实有不满，却有所不为。恰如他们在“采薇”诗中所说：“神农、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哪里去呢？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面对黑暗混乱的社会现实，无力抵抗，只能走向消极悲观。很显然，鲁迅先生是一个善于借古讽今的人，三十年代的中国黑暗动荡，山河残破。而当时的中国也不少像叔齐、伯夷一样的等闲之辈。脱离现实，过于自我，在严峻的社会斗争面前，孤独、无力。伯夷、叔齐的悲剧，既是社会的悲剧，也是这两个人物性格的悲剧。
二、《采薇》作品的思想性
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疯狂的军事和文化“围剿”，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紧野蛮的侵略，面对空前严酷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知识分子更加暴露了他们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陷入寻求自以为清高、正直和洁身自好的第三者道路幻想。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则利用知识分子的这种弱点和幻想，竭力鼓吹虚伪的超脱、隐逸，使其忘掉残酷的现实。鲁迅在批判“第三种人”时，就深刻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在社会现实面前，他通过叔齐、伯夷的悲剧启示广大知识分子沉湎于“空头的梦境”，而不愿正视建设理想中的社会是不行的。鲁迅热烈地希望：“文人不应该随和，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逃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的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一些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中觉醒，他们走向人民，反抗黑暗，他们的斗争行动和英雄气概，他们为民族和人民利益而坚持真理的骨气，理应得到人民的歌颂。然而另一些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却始终眷恋旧的一切，坚持旧的立场，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仍然保持一种遗世独立的姿态，标榜自由、空谈民主、崇尚个性、反对暴力，而实际上却在充当反动势力的帮凶。
作品的中心是在批判知识分子的空想、理想主义的弱点，但他们到底是关心“时局”的。虽然深受封建统治思想的毒害，但不肯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的，因此其并不是作者要鞭策的对象，作品打击的矛头明确的指向他们的对立面的黑暗社会。有国才可有家，鲁迅先生曾说过“人必生活着，爱才能够有所附丽”，这必然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的问题，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理想才可以称之为理想，也可以说理想蕴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这是其思想性格的一个积极方面，并不占主导地位，但从理解作品的全部思想内容而言却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作者借助艺术形象的创造，出色地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历史批判任务，对于现实生活中提倡民主、自由的理想主义者予以抨击。正是因为以新的眼光，新的腕力对于历史题材进行了新的挖掘，发现了重大的历史主题，从而卓有成效的服务于现实斗争。时代在变，观念在变。是理想支撑了一个人麻木的肉体，是行动给予了理想生命。或许只有脚踏实地同时才可以仰望星空。愚蠢的理想主义者只能是自取灭亡，纯世故的现实主义者也只能是行尸走肉一般。
参考文献：
[1]鲁迅.故事新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46-66.
[2]山东省鲁迅研究会.故事新编新探[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1-7.
[3]李桑牧.故事新编的论辩和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267-299.
[4]周凡英.故事新编新探[M].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105-123.
关键词：历史小说；叔齐；伯夷；理想主义；思想性
作者简介：李春妍（2000.3-），女，山东济南人，就读于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2-0-02
《采薇》是魯迅先生作于1935年的一篇讽刺性历史小说，并最终收入《故事新编》。小说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有意打破时、空界限，揭示古人与今人在精神气质、性格、思想上的相通性。作者对于历史、对于现实的认识愈深切，就愈能达到以历史创作为现实斗争服务的目的。从鲁迅的历史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即随着思想的发展而使历史小说担负起愈加重大的历史主题。文章的中心，是写伯夷、叔齐拒食周粟，躲进首阳山，采薇度日，终被饿死的故事。通过对二人为义而献身举动的描写，揭示他们的死去更多的是理想清高这一事实。这在鲁迅的思想下是深恶痛绝的，也是在黑暗势力日益猖獗的三十年代中国所不能够被保全的。要弄清作品的基本主题思想，理会作者要表达的社会历史意义，首先应抓住对伯夷、叔齐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分析。
一、对“叔齐、伯夷”两位人物形象的分析
儒家学派将二人视为“圣人之清者也”，企图为统治阶级的人们树立足供仪法的形象，制止不利于统治的内讧。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所言：“伯夷叔齐虽贤，得父子而名益彰。”足见儒家学派对二人的赞美，使其成为历代统治者赞不绝口的仁人志士。唐代韩愈所写的颂词，把夷齐捧到了“巍乎天地不足为容”的地步，并且毫不隐晦地说：“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更显出韩愈看透了吹捧夷齐的政治作用。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后期，却指出他是“对自己的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人物。这是两种对立的观点，回归到文本中，三十年代的鲁迅将二人与现实斗争相联系，塑造了不一样的人物形象。
《采薇》当中的二人有两次明确的为义而献身的举动。第一次，孤竹君将王位推给小儿子叔齐，叔齐碍于嫡长子继承制将王位让给了长兄伯夷。而伯夷认为有违“先王之道”，兄弟二人默契地选择了逃避。“父亲在日原是说要传位给老三的，一到死后，老三却一定向他让。他遵父命，省得麻烦，逃走了。不料老三也逃走了。两人在路上遇见，便一同来找西伯——文王，进了养老堂”，当事情来临之时，在什么都做不了的情形下，全然选择了干脆什么都不做，追求心灵的解脱和安适。第二次，逃避过程中二人选择投靠有着孝悌之名的周文王，却不忍其子周武王弃父伐纣而选择再次逃避，靠采薇过活，终被饿死。由此可以看出，其主要性格特征：一方面，讲究仁义、礼让、孝悌以及先王之道等封建统治阶级的陈腐教条，不敢越雷池一步，结果便造成了他们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所表现出的迂腐与无能；另一方面，对现实有不满，却有所不为。恰如他们在“采薇”诗中所说：“神农、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哪里去呢？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面对黑暗混乱的社会现实，无力抵抗，只能走向消极悲观。很显然，鲁迅先生是一个善于借古讽今的人，三十年代的中国黑暗动荡，山河残破。而当时的中国也不少像叔齐、伯夷一样的等闲之辈。脱离现实，过于自我，在严峻的社会斗争面前，孤独、无力。伯夷、叔齐的悲剧，既是社会的悲剧，也是这两个人物性格的悲剧。
二、《采薇》作品的思想性
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疯狂的军事和文化“围剿”，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紧野蛮的侵略，面对空前严酷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知识分子更加暴露了他们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陷入寻求自以为清高、正直和洁身自好的第三者道路幻想。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则利用知识分子的这种弱点和幻想，竭力鼓吹虚伪的超脱、隐逸，使其忘掉残酷的现实。鲁迅在批判“第三种人”时，就深刻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在社会现实面前，他通过叔齐、伯夷的悲剧启示广大知识分子沉湎于“空头的梦境”，而不愿正视建设理想中的社会是不行的。鲁迅热烈地希望：“文人不应该随和，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逃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的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一些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中觉醒，他们走向人民，反抗黑暗，他们的斗争行动和英雄气概，他们为民族和人民利益而坚持真理的骨气，理应得到人民的歌颂。然而另一些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却始终眷恋旧的一切，坚持旧的立场，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仍然保持一种遗世独立的姿态，标榜自由、空谈民主、崇尚个性、反对暴力，而实际上却在充当反动势力的帮凶。
作品的中心是在批判知识分子的空想、理想主义的弱点，但他们到底是关心“时局”的。虽然深受封建统治思想的毒害，但不肯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的，因此其并不是作者要鞭策的对象，作品打击的矛头明确的指向他们的对立面的黑暗社会。有国才可有家，鲁迅先生曾说过“人必生活着，爱才能够有所附丽”，这必然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的问题，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理想才可以称之为理想，也可以说理想蕴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这是其思想性格的一个积极方面，并不占主导地位，但从理解作品的全部思想内容而言却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作者借助艺术形象的创造，出色地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历史批判任务，对于现实生活中提倡民主、自由的理想主义者予以抨击。正是因为以新的眼光，新的腕力对于历史题材进行了新的挖掘，发现了重大的历史主题，从而卓有成效的服务于现实斗争。时代在变，观念在变。是理想支撑了一个人麻木的肉体，是行动给予了理想生命。或许只有脚踏实地同时才可以仰望星空。愚蠢的理想主义者只能是自取灭亡，纯世故的现实主义者也只能是行尸走肉一般。
参考文献：
[1]鲁迅.故事新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46-66.
[2]山东省鲁迅研究会.故事新编新探[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1-7.
[3]李桑牧.故事新编的论辩和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267-299.
[4]周凡英.故事新编新探[M].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10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