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在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表示：近年来，许多社科类图书书名都“花里胡哨”，让人不明就里。社科类图书可分为两类，一类偏学术，这类书的书名往往直白易懂；第二类则更偏向畅销书，这类书的题目正在不断“创新”。罗岗表示，偏畅销书的社科类读物如今明显增多，书名也变得五花八门，既有生造词，也有“故弄玄虚”，就是让你不明白。比如《中国震撼》，书名在语法上有问题。还有《黑天鹅》，乍一看是小说，其实是金融读物。
　　难以理解的书名有时会对读者阅读造成困难，以往社科类读物的题目都是直接反映作者的观点，而另类书名，会让读者在拿到书时产生困惑。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其实不反对作者使用这类书名。但更希望作者能在书中对书名做直接或间接的解释，这样有助于读者对作者观点的理解。
　　聂震宁：关于组建全民阅读志愿者队伍的倡议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在《光明日报》撰文：我国青年志愿者行动自1993年启动以来，取得了重大发展。青年志愿者活动高潮迭起，组织不断发展，队伍不断扩大，工作机制不断完善，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工作机制。尤其是共青团中央下属的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志愿组织，这个协会在组织大规模的项目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他们可以利用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活动。
　　我有一个构想，希望由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牵头，在国家新闻出版、文化等部门和相关社会组织的支持下，开展全民阅读志愿者队伍建设，在全国各地组建全民阅读志愿者队伍，主要吸纳在校大学生以及新闻出版、文化等机构的青年员工参加，在每年的全国读书节（或称全民阅读节）、世界读书日以及当地的读书月、读书周、读书日期间开展活动，这样，全民阅读活动的热潮势必会较快形成。
　　以我之见，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一支支撑起这项全民性阅读活动的中坚力量——全民阅读志愿者队伍。阅读虽然是个人的事情，可正因为冠以“全民”，便涉及千人万众，注定要成为一项个人自愿参与，社会各方协同开展的群众性公益活动。经验告诉我们，要开展好公益活动，建立志愿者队伍，通过志愿者的发动和沟通，吸引更多的群众自愿参与，并引导、鼓励、帮助广大群众产生持续的热情和兴趣，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做法。
　　庄庸：主题出版的三种趋势
　　中国青年出版社新青年编辑室主任庄庸在《中华读书报》撰文：2013年，“主题出版”呈现三种“变化”的趋势——从“主题出版年”的专项化，变成常年组织的常规化；从部分出版社“被适应”，变成全行业“自组织”；从出版业自下而上报批选题的“基层探索”为主，逐渐强化为以国家管理层自上而下总体策划的“顶层设计”为核心，如2013年全国新闻出版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正确出版方向和舆论导向，做好重大主题出版，扎实推进新闻出版精品战略。”这标志着主题出版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探索”的思路、机制、体制渐成雏形。以国家出版基金为抓手的“顶层设计”开始步入正轨，以重大战略思想为脉络的“主题出版”持续深入——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2013年工作思路说：“研究吸收有关方面专家的建议，在现有的出版单位自下而上申报项目的基础上，再开辟两条路径：对于一些关系党和国家大局、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选题，可以从国家层面进行项层设计，再通过招投标确定出版单位的办法予以实施……从而把自下而上的申报与自上而下的总体策划结合起来，以期进一步拓宽精品项目渠道，使国家出版基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更好地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大局。”
　　“主题出版”对出版业的影响和作用，已经从外部的政治生态，变成内在运营模式的变革创新。这种变化和趋势，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出版课题。
　　傅光中：强烈呼吁国家对网店销售新书在一定时间内限价
　　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傅光中在接受百道网采访时表示：网络书店的价格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行业内恶性竞争，死命压价，导致出版业的利润摊薄。地面书店由于竞争，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出版社的日子也不好过。网店动不动搞活动，提出让利，虽说方便了读者，但是挤压整个行业的生存空间，把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弄乱了，一直压价，现在都到五零折了。出版社也要养人，有那么多管理费用，行政开支。图书利润减少，出版社转而降低作者的稿费，作者创作的欲望也就受到抑制，最后还是整个文化出版事业受伤害。
　　我们强烈呼吁国家对网店销售新书在一定时间内限价。我跟韩国的出版界朋友交流，韩国一年内的新书网店售价不允许低于实体书店。新书不能打折得这么厉害，读者是哪里便宜，就去哪里买。改制后出版社都是企业，企业都要趋利避害；可是出版又是文化，考虑到民族和国家文化事业的层面，政府必须要监管这个事情，要制订游戏规则，公平公正地进行交易。
　　实体书店路在何方
　　《人民日报》报道：让实体书店走出颓势，需要的，是让读者发现与书相遇的乐趣。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在书店转一圈，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惊喜，也没有让人会心一笑的发现，更缺少让人若有所思的体悟，怎么能把读者从网上书店拉回来？
　　不过也要看到，实体书店变少，仍是难以避免的，这是出版业、书店业背后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精神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看，那些专业化、个性化的书店，也可能预示着实体书店的发展方向。一些书店转向专业化、分众化，在海量的图书中先进行一次筛选，让人既能享受发现的乐趣，也能避免过多冗余信息的干扰，更精准地占领“长尾市场”。
　　实际上，不光书店，书籍本身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各种电子书阅读器越来越流行，蚕食传统书籍的市场份额。有人感叹：书籍将死。但是，书籍不畏改变。纸的发明将“书于竹帛”送入历史，激光照排将印刷雕版变成古玩珍项，但书不是依然存在？笔者相信，电子书不过是让书籍又站在了另一个孕育无限可能性的门前——而书店，何尝不也是如此？
　　数字时代独立出版迎来曙光？
　　《羊城晚报》报道：香港独立出版代表人袁兆昌认为，独立出版是“挣扎下的理想主义”，理想不必多谈，挣扎源自经济压力。以市场份额为例，商业出版集团占据市场书，籍流量的一半多，其他中型出版社再占些销售份额，独立出版市场相当窄小。 　　集团式出版的优势，不仅在资金，还有对主流市场机制的熟悉与配合，开拓媒体及零售通路驾轻就熟。书一出，马上相对应的发行、采购、零售等一整套系统化的配套流程就可以立即启动起来。而独立出版社做不到这一点，难以打入大型连锁书店，甚至需要跟单个销售者都要逐一沟通。而大众的普遍阅读口味与意向，也达不到独立出版物的阅读水准，影响图书销量。
　　2012年11月广州的独立出版物展上，大家一致认为数字时代到来，给予了独立出版新曙光：从此无需印刷成本。如一位独立出版商所言，在数字化的道路上，独立出版与大型出版集团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数字化的进程中，所有的出版人都在边学习边前进。”
　　中国古籍善本“疗伤”难
　　《广州日报》报道：中国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善本特藏部古籍修复组组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籍修复项目传承人杜伟生称，根据粗略的统计，目前全国古籍善本的存量大概在5000万册左右。这些古籍在历经长年的战乱离丧、水火相侵、鼠啮蠹蚀之后，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有或大或小的“病”，需要修一修。而在这其中，又有三分之一的古籍属于濒危状态，修缮的难度非常之大。
　　和海量的古书“病人”相比，古籍“医生”的数量少得可怜。中国国家图书馆拥有18位古籍修复师，是全国最大的一支古籍修复专业队伍。但仅仅依靠这些人的力量，想修好国图现存的近200万册古籍善本，也需要五百年左右的时间。事实上，这是一件五百年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古书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而且问题愈加棘手。
　　“经常会有市民拿着他们收藏的古书找到我们，请求我们帮助修复，但我们真的爱莫能助。”广东中山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的负责人表示。该馆修复人员一共9人，修复好现存的47万册古籍善本，已经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杜伟生说，目前国内一共有53个院校开辟了文物鉴定修复专业，每年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有一千多名。人数并不少，但大部分毕业生无法顺利进入公藏图书馆工作。
　　图书馆在阅读革命中的“新位置”
　　《中华读书报》报道：若干年前，图书馆的生存危机是一个讨论的热点话题。但在今天，这种疑问逐渐消失，正是因为图书馆在新阅读时代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定位和功能。北大图书馆馆长朱强在图书馆工作已经超过31年，亲历了图书馆从手工操作到自动化到网络化，现在又走向移动化的过程，“变化是图书馆的主题”。过去，传统图书馆坐等读者上门，但现在，图书馆直面现实，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读者需求的变化，提供随时随地、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个性化的阅读服务，朱强称之为“泛在图书馆服务”。
　　在朱强看来“泛在图书馆服务”具有五个鲜明特征。一是网络化，泛在图书馆信息资源和服务要以网络为传播媒介；二是全天候，泛在图书馆不受时空的限制，每天24小时不间断向用户提供服务，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获取自已想要的信息资源和服务；三是开放性，它除了为特定用户提供受密码保护的信息资源服务和教育外，也对全球用户开放，全世界的读者都可以来访问；四是多格式，在泛在图书馆里边，信息的格式是多种多样的；五是多语种，它能够提供的资源是多种语言的，今后随着机器翻译不断的进步，可以实时翻译成用户所需要的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