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才辛冠洁,抗日烽火中走出的文史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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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3日,辛冠洁在北京家中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虚岁98的辛冠洁依然精神矍铄。虽然他说自己的记性不如从前,但唱起抗战时期的歌《梅娘曲》来,还是一字不差:“哥哥,你别忘了我呀,我是你亲爱的梅娘……”这首著名歌曲创作于1935年,由田汉填词、聂耳作曲,讲述了南洋爱国华侨回国参加救亡图存斗争的动人故事。
  从烽火硝烟中一路走来,亲眼见证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何一步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辛冠洁既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推动者。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前夕,他在家中接受了《环球人物》记者的专访,回顾自己从一腔热血的进步青年,到外交战线上的中国利益捍卫者,再到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大家的世纪人生。

抗日根据地的新闻战士


  辛冠洁出生在山东章丘一个富庶之家,15岁时就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
  “我家有位账房先生,他的儿子当时在北京大學读书,有段时间因为肺病休学在家,成了我的革命启蒙老师。”辛冠洁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在账房先生儿子的宣传和影响下,他读了不少进步书籍,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最后选择离开封建家庭,投身革命。
  1938年,辛冠洁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几年后,他深陷山东“肃托”事件中,深受若干苦难,平反后由党组织荐入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读书。“上抗大的学生都成了真正的战士,经常与日军交火打仗。特别是1943年,日军调集3万兵力对山东实行大扫荡,包围了我们山东分局的机关。我们边打边撤,最后日军将我们包围在一个山头上,用飞机投弹轰炸,很多同志牺牲了。等轰炸停止后,日军又冲上山来,跟我们展开肉搏战,极其血腥、残忍。”
  在这次战斗中,辛冠洁的一条腿负伤,留下了残疾。但在采访中,他丝毫没有提到自己负伤的事,而是动情地回忆起自己的两位战友——从泰国和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
  “当时,我们是一个三人小组,一起并肩战斗。撤退时,日本鬼子把我们逼到一个山头后面,我们被迫各自为战。由于敌众我寡无法克敌制胜,最后只有我活了下来,他们都牺牲了。其中一位战友留给我一只烟斗,我几十年一直带在身边,每次看到它都很难过。”
  战火的洗礼,亲眼目睹战友的牺牲,让辛冠洁更加坚定了抗击侵略者的意志。在抗大学习期满后,他被党组织分配到《大众日报》工作,成为一名新闻记者。
  《大众日报》是山东省委机关报,创刊于1939年1月1日,是中国报业史上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宣传舆论和鼓舞引导作用。辛冠洁回忆:“那时,报社提出了‘群众写’‘写群众’的口号,大家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搞好报道,集思广益、交流经验。报道质量不断提升,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他还特意提及《大众日报》的另一个口号:“学文法,学逻辑,读四部(经、史、子、集),做杂家”,这对记者、编辑提高文化素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1946年,辛冠洁(左一)在临沂与战友们在一起。

  当时《大众日报》有8个版面,主要报道中国军队抗战和老百姓支援前线的事情。据辛冠洁回忆,解放战争中,沂蒙山区的家家户户都没有门板,因为全用来抬伤病员了。类似的故事,辛冠洁写了很多,比如一篇题为《赤石沟怎样组织了抗属生产》的报道,于1945年4月15日《大众日报》的头版刊发,在群众中引起了较大反响。文章描述了当地通过宣传“儿子出去抗战是为谁”,使抗日战士的家属提高了生产觉悟,最后连双目失明的大娘都主动帮忙搞生产、支援前线。不久后,辛冠洁又采写了一篇《张敬堂同志怎样组织群众开渠》的报道,讲述了从事敌后武装斗争的共产党干部张敬堂,如何给群众做工作、组织开渠、号召多打粮食支援抗战。辛冠洁在文章里用平实生动的语言写道:“上年‘扫荡’不是亏了这条沟?将来鬼子还要‘扫荡’,有这条沟躲躲闪闪的也便利。”
  抗日战争期间,《大众日报》共牺牲了300余人。作为记者的辛冠洁,从没有离开过山东的抗日根据地。“那时大家的战斗口号就是救亡图存。日本侵略者在山东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严格地说,那时我们没有阶级意识,主要是民族觉悟。因为大家都认识到,再不起来抗战,就真的要成亡国奴了。”
  抗战结束后,辛冠洁又经历了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他在《大众日报》工作了11年,从记者、编辑一直做到总编辑。回想起那段烽火硝烟的岁月,辛冠洁感慨万千:“中国之所以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主要依靠的是人民,这一点不能遗忘。作为一名老战士,我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能更多地了解过去,铭记历史、珍爱文化。”

一生痴迷是文物


  上世纪50年代初,辛冠洁离开了新闻岗位,奉调越南,担任中共中央驻越南劳动党中央军政顾问团意识形态顾问。1954年回国后,他任职于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曾任中、苏、英、法、美五强首脑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顾问,世界和平运动大会特邀理事,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工作之余,辛冠洁最大的乐趣就是研究和收藏文物。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由西单向南到宣武门、和平门、琉璃厂、虎坊桥,由隆福寺向南到北新桥,到处都有古董铺。辛冠洁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常去这些地方“发掘”。每隔一段时间,大家便相聚一堂,将各自新近购得的古董展示一番,相互品评,谓之“斗宝”。
辛冠洁收藏的陈介祺二百镜斋藏镜拓本。(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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