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1962年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67年起任教普林斯顿大学四年，1971年起任教伯克莱加州大学十年，1981年以来，一直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担任中国历史及哲学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法国高等学院讲授儒家哲学。1988年担任哈佛东亚系系主任，并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至今。他多年来致力于儒学第三期发展、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及现代性的反思，是新一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著作有：《人性与自我修养》（1986）、《今日儒家伦理：新加坡的挑战》（1988）、《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1997）、《儒学的宗教性》（1998）、《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2001）等。
　　
　　背景
　　
　　○近年来，您一直在倡导和实践文明对话。冷战结束以后，关于国际关系方面出现了很多议论，比如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等。请问，您倡导和实践文明对话的背景是什么？
　　●我在中学时代就对儒学有兴趣。到了大学时代，可以说已经开始考虑“东西文化对话”的问题了。那时我在台湾的东海大学念书，接触到不少美国精英大学如普林斯顿、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到那里去教英文，包括会话和写作。当时我与他们之间就有一些关于中西文化，或者中美文化比较方面的讨论。毕业的时候，每个人都用一段话来描写自己的兴趣，我的兴趣就是东西文化之间的对话。
　　1962年到哈佛来念书以后，这项工作被继续了下来。我当时在研究中国哲学史，以儒家传统为主，同时对美国思想史，对欧洲17、18世纪的思想史，特别是对欧洲哲学、伦理学、美学和宗教哲学也有兴趣。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接触到一些杰出的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心理学领域有一位学者叫艾瑞克森（Erikso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identity”（我把它翻译为“认同”）的问题。现在我们所谓的“认同”，包括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社会认同等等，那时候才刚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就接触到文化传统的问题，进一步说，即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互动。
　　每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无论自觉与否，在他的文化心理或文化传统中，多多少少已经有了各种不同文化思想因素的碰撞和对话，古和今的对话，中与西的对话，但常常不是真正的对话，而是矛盾冲突所造成的张力甚至急躁。这是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从甲午战争又特别是从“五四”以后，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华民族的知识界一百多年来几代知识人都碰到的问题，是每一个希望了解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碰到的问题。
　　我到哈佛的时候，正是美国各种不同文化碰撞的时候，也是美国的强势刚刚开始的时候。现代化如果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就是modernization，它在西方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哈佛是50年代到60年代才正式提出的，所以很多人认为modernization在美国的出现是50年代的论域，而中国在30年代已经讨论过了，包括文化特殊性、普遍性等问题都提出来了。可惜的是，60年代台湾的东西文化论战（我也参加了），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热，在很多地方并没有超出30年代所讨论的问题。
　　在哈佛有一位教授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沃尔弗雷德·史密斯（WilfredCantwellSmith），从60年代开始，我一直跟他进行了很多的讨论。那个时候雅斯贝尔斯（KarlYaspers）提出了“轴心文明”（axialcivilization）的概念。作为比较宗教学的历史学家，Smith认为在公元前6世纪出现的精神文明一直到现在还有影响，如印度佛教，中国的儒家、道家，古希腊的哲学，由早期的犹太教发展出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时Smith就在上这些课，基本上是文明对话的课。主要轴心文明之间如何通过讨论、辩难、对话，形成一种共识，这是人类走向和平文化最核心的一个大问题，我一直感到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事实上您关注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
　　●1969年是很重要的一年。那年在夏威夷召开东西哲学家会议，有一个德国的学者FisherBarnicoff，他跟我说，他们要在海德堡成立一个比较文化或交互文化研究(interculturalresearch)中心，在世界各地找100多位学者，完全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进行几个文明区的对话，即欧洲、美洲、伊斯兰、东亚儒家文明、南亚和非洲。他们找到香港的唐君毅先生，日本的西谷崎志（日本京都学派的祭酒），还找了伊斯兰的一批非常杰出的学者。我后来也参加了。我们都把这看做一项共同的事业，一直在进行。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是我的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后来，90年代初，我到夏威夷东西中心出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的所长，我在哈佛请假一年。那时李浩（VictorLi）是中心的总裁，他问我如果去的话需要发展什么研究，我就说要发展文明对话。我后来发展了两个项目：一个是文化中国，另一个就是文明对话。关于文化中国，后来我们发表了很多东西。文明对话的难度更大，我们开了好几次国际学术会议，把世界各大文明都作为研究的对象，发表了25本文集，作者包括了相关领域最重要的学者，EwertCousins是主编，因为关于文明对话的课题，他已酝酿了30年。我与他合作，我们在夏威夷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几个观点。一个观点是文明对话除了主要的轴心文明以外，还应包括原住民的文明（indigenoustraditions）。我们召开了夏威夷原住民、美国本土印第安原住民文明、日本神道等会议，当然也包括非洲。
　　所以关于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或者是比较精神文明，一直在做，而且做得比较扎实，很多对话早就在进行。
　　到了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其实这个问题在宗教、哲学等人文学界讨论很多很多。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又有冷战背景，亨廷顿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文明对话的问题从学术界、宗教研究扩展到整个知识界，甚至国际政治领域。这里面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非常有趣，因为有一个老的观念，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凡俗化、世俗化的过程，是对神圣文化的一种解构。因为现代文明属于物质文明、工具理性，属于实证主义，属于科学主义，跟以前孔德所谓的人类文明是从宗教经过哲学再到科学，还有韦伯提到的现代化理论类似，在20世纪中期，许多人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也就是说，人类文明的发展作为一个凡俗化、世俗化的过程，宗教的力量将会越来越小，仿佛启蒙的理性把迷信的黑暗绝对驱逐掉了。但是，50年代以后，学术界逐渐发现了宗教的重要性，而且越来越重要。宗教的重要性后面隐含着文化的重要性，以前把文化当成上层结构，认为经济变了，文化一定变，后来发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甚至现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也认为，21世纪文化和宗教的问题特别突出。三年前，他们请我去参加的时候，让我参加两个主题：一个是宗教在21世纪的地位；另一个就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这些都是不能够用经济规律来解释的、不可量化的现象。
　　
　　旨趣
　　
　　○可以看出，您关注文明对话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出于对所谓“文明冲突论”的回应。那么在您看来，文明对话的旨趣何在呢？
　　●我一直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人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信念，即轴心文明面向21世纪将会有很大的发展，那么，作为轴心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儒家传统为什么在20世纪的中国受到那么大的摧残？面向21世纪它能不能进一步发展？对此大家都有所质疑，而且质疑的人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也就是真正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最重要的一批学人。列文森提到“儒教中国及现代命运”，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没有人会怀疑基督教在21世纪有没有影响的问题，伊斯兰教、印度教也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儒家是不是宗教就值得考虑，儒家是不是哲学等很多问题都出现了。在这个大的背景下面，我所了解的儒家传统是从这些角度来了解的。不管从WilfredSmith、RaimundoPanikkar或西谷崎志的观点看（西谷崎志基本上属于日本禅宗的传统），佛教、印度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都会发展，那为什么中国的儒家、道家在21世纪就会被消解掉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大问题。
　　


　　○文明对话有助于中国传统价值的发扬和光大吗？
　　●有一种看法，现在事实上在美国还非常流行，就是认为以西欧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不仅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特色，甚至其背后的一些价值也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很多中国的学者也认为，我们的发展还在前现代，所以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主要的任务应该是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习科学和民主。我并不反对启蒙，我是完全赞成启蒙的，但我认为启蒙运动所发展出来的那一套论域，面对现代人类所碰到的处境，它的资源不够。不是说它的资源不好，而是不够。即使把它的资源全部充分发挥，仍然不够。为什么不够呢？因为它有几个很大的缺失。第一个大的缺失是启蒙所代表的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没有办法处理生态环保的问题。另外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工具理性，由于其强势的工具理性，人类社群的和平共处就很难；同时它也是一个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进步主义，所以它对整个轴心文明所体现的人的精神性是淡漠的，因为它本来是从反宗教中发展出来的。
　　另外有一些学者认为，只有基督教才是跟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起来的一种精神文明。他们忘记了许多启蒙思想家像伏尔泰等都是强烈反基督教的，特别反对教堂，反对教会的。按照韦伯的理论，只有基督教伦理才能和资本主义精神配合发展起来的，那我们不做基督徒就发展不起来。儒家的论说正好说明你不是基督徒也可以发展起来，日本就不是基督教国家，但它可以现代化。基督教是否一定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缺失的伦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认为基督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要忘了还有其他的精神文明的传统，比如儒家的传统、佛教的传统、伊斯兰的传统也可以起相似的作用。这样说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最近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有没有多元现代性的观念的出现。它是两个观念，一是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任何一个民族在发展的时候，它所代表的现代性一定要和它的民族特色、民族的传统特色结合起来，所以法国的民主、英国的民主、德国的民主和美国的民主都不同，市场经济也不同，政府的角色也不同，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当然有些原则不能违背，如人权的原则、效率的原则、公平的原则、民主的原则等。
　　从洛克开始，西方自由主义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只是考虑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宽广的人文视野，还要把两个向度加进来。一个向度就是自然，整个人类全体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哈贝马斯那里根本没有提出来。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整个人类和人的终极关怀是什么？即人类与自己的精神世界、与宗教的关系是什么？他也没有提到。哈贝马斯完全是欧洲中心主义，他不了解欧洲以外的文化，他对其他文化的了解是非常肤浅的。德里达也是一样，FredricJameson（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我们比较熟）大概更差。
　　这样说来，你要四个侧面同时考虑，你不能够把复杂的四个侧面的体的问题变成两个侧面的面的问题，乃至变成线的问题，变成点的问题。四个侧面一个是社群，一个是个人，一个是自然，一个是天即宗教、终极关怀。个人和社会的健康互动，整个人类和自然的持久和谐，人心和天道的相辅相成，还有个人的身心灵神如何安顿。在儒家看来，个人安顿的问题就是修身的问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之后就是个人和家庭、人类社群如何联系的问题；另外还有，人和自然能不能够持久和谐，人心和天道能不能够相辅相成，所以儒家的人文视域比较宽广。但其宽广的人文视域确实是被比较狭窄但又有很大冲力的以西方现代启蒙所代表的人文精神整个给消解掉了，消解得非常残破，认为儒家代表小农经济，代表血缘社会，代表专制政体，没有主体性的出现，跟工业社会没有关系，跟民主政治相违背。但是儒家从康有为、梁启超开始，已经有好几代人做了努力，怎样适应西方，怎样自我转化，儒家的现代化就是这一百多年的努力。儒家所讲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现在完全站不住了，哪一个从事儒家研究的人还在提倡三纲呢？因为三纲既不符合女性主义所代表的男女平权，又不是民主政治的观念，同时也不符合现代教育的人格尊严发展。但是五伦呢？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都是相互的；还有五常呢？仁、义、礼、智、信的观念，这些都不能简单否定。儒家那些高度政治化的东西要去掉。儒家的崩溃就在于清帝国的崩溃，科举制度的崩溃，专制政体的崩溃。各种复杂的等级制度的崩溃，事实上为儒家创造了可以进一步发展的生机。它的等级制度是站不住的，但是儒家经过现代转化，经过自我批判，自我澄清，是能够发展起来的。如果对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它不仅能够赞同，而且能够吸收，那么它是不是还有许多西方没有的资源可以提供呢？我认为有。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对于公义的看法，同情或者礼的观念；还有义务的观念；还有人作为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不仅仅是孤立绝缘的个人。从这些方面看来，它有很多东西可以补启蒙之不足。一方面赞成启蒙，另一方面又补启蒙之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展开一个比较宽广的视野。
　　从这个角度，我认为生态环保、女性主义、文化多元，需要有一种普世伦理，这些在儒家传统里面资源都很丰富。儒家注重个人发展，它是为己之学，所以在儒家传统里没有限制经典的解释权。对经典的解释权，比如天主教甚至佛教，都有性别上的歧视，但儒家没有。假如我是女性，我成为《论语》的专家—现在台湾很多讲人文学的都是女性的教授—我就有权利决定如何来教授。一个女性来教“四书”和一个男性来教“四书”，在儒家传统里面没有觉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但是在参与文明交流和对话过程中，各种文明，包括处在不同文明中的群体和个体的力量并不是均衡的。
　　●可能过分乐观，我的一种想法是，凡是越有权有势，掌握资源越多的，就越应该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多的贡献，对人类和平文化作出更好的贡献。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的一个看法。但实际上，从整个国际局势来看，确实非常不公平。像亨廷顿提出几大文明的冲突，他非常露骨地说他的立场就是西方和西方之外，所谓西方和西方之外，意思是将来所有西方之外都要跟西方趋同。我的一位非常好的朋友DanielBell，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之外还有没有现代性，或者说有没有和西方不尽相同的现代性。他的回答非常有趣。他说，当然，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其他的可能都不能成功，只有一种可能成功，就是西方的现代性。他的想法很简单。亨廷顿所谓两大挑战，一大挑战是伊斯兰，另外一种挑战是儒家文明，儒家文明的挑战是什么？不管是新加坡提出也罢，中国提出也罢，就是权威主义。
　　○据我所知，您在大约10年前就参与了世界宗教议会发起的倡导全球伦理的运动，1993年公布了一个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即全球伦理。您曾经讲到，全球伦理的基础是共同价值，文明对话显然有助于或者说有必要促成一种共同价值的生成。与此同时，承认某些共同价值，又是文明对话得以展开的前提。
　　●有一个想法值得参考，就是1948年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文明，现在看来他是对的。这些在公元前出现的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几大文明，一直到20世纪仍然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他当时提出四个对人类文明的塑造发挥最重要作用的人:一个是苏格拉底，代表希腊文明；一个是孔子，代表儒家文明；一个是释迦牟尼，代表佛教文明；一个是耶稣，代表基督教文明。现在当然不能不提穆罕默德，代表伊斯兰文明。不管怎样，这些人现在还有影响，这意味着不同的轴心文明仍然在世界不同的地区发展着，发挥着作用。它们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合作或者发生矛盾冲突的可能都有。
　　现在我们重新回顾，是不是第二个轴心文明出现了？什么意思呢？以前的轴心文明或者在儒家文明中生长，或者在印度教文明中生长，或者在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中生长，常常你所生长的世界与你的信仰，与你的价值取向相同。可是现在，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多元的倾向非常明显，通过媒体，各种不同的价值都在起它的作用。一方面，世界生命共同体出现了；另一方面分化的现象也非常剧烈，包括国家的分化、社区的分化，所以分化的过程和整合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分化是多种多样的，并不一定意味着矛盾冲突，但是分化有造成矛盾冲突的危险。以前我们了解的叫做根源性的东西，如性别、种族、语言、年龄代、阶级、地域、宗教等，都成为分化的重要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如果政治化以后，本来是和平共存的，一下子就会变成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现在不管你属于哪个文明，你对其他的文明非要有所了解。比如你属于基督教文明，你对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不作了解，那将来基督教文明的发展就不太可能；或者儒家的文明，对其他的文明不理解，要想进一步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佛教也一样。以前各大文明所造成的影响现在进入新的时代，各种文明处在一种交往的过程中，这是新的情况，以前没有的。通过文明对话，我们将学会最大限度地欣赏他者的独特性。我们将真正理解，一个由不同的人和文化融合而成的绝妙的多样性整体能够丰富关于自我的认识。对话推动我们努力实现一个真正的包含所有人的共同体。
　　
　　路径
　　


　　○您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在毫无个性的普遍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空间，这是跨文明对话可能出现的场所。同时您又说，文明对话预设了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它承认平等和差别，没有平等，对话就缺乏共同的基础，没有差别，对话就没有必要。显然在您看来，文明对话是需要前提和条件的。除此以外，您还提到“对话是一种需要精心栽培的艺术”，我认为这一提法也非常有意义，能不能请您再给具体地谈一谈。
　　●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对话，我们首先要想到是人和人之间的了解，是活的人之间互相了解。我曾经一再讨论过的问题就是“体知”，即以体验为基础的知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怎么样结交一个朋友，你开始见到这个人，你只能像漫画一样知道这个人的形象。但你只认得这个人的脸，就能说你认得他吗？不可能。要经过谈，而且要长期地谈，一两次还不行。另外，如果这个人不愿意被你了解，你想跟他谈，他不愿意跟你谈，你能了解他吗？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掌握所有的资料，包括中央情报局搜集的资料，还是不了解他。一定要对谈，而要对谈就得有意愿，有了对谈的意愿，慢慢才能交朋友。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与你交朋友的人，发现你与他交往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他，那么这个交往也进行不下去。这个过程是很难的，文明对话也是如此。
　　例如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明对话，从汉代开始，经历了800年以上的时间，才让佛教的智慧逐渐成为中国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个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格义”，比如用道家的“无”来翻译佛教的“空”，用儒家的“法”来翻译佛教的“dharma”，总之是用自己所了解的思想、范畴来翻译异质的东西；第二个阶段，佛教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进入中国的文化传统；第三个阶段，在佛教融汇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过程中，慢慢发展出中国式的佛教派别，如华严、天台、禅宗等。这个过程漫长而艰难。人和人之间交朋友是一生的事，文明和文明之间的对话常常是好几百年的事。
　　○记得您曾经提到，对话不是一种说服和压服对方的技巧，而是相互倾听对方意见的方式。
　　●对。假如你有这样一个信念，真理在我，我是代表真理的声音，我有责任要你接受我的看法。如果带着这样一种态度，矛盾冲突就没有办法解决。所以现在很多从事对话研究的人都意识到这一点，例如HansKung（孔汉思），他有这样一个说法，他说儒家的两个基本原则是文明对话的基础：第一个是恕道，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二个是仁道，也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说不仅在教会之内可以得救，在基督教之外也能得救，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一样可以得救。充分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这一点非常重要。儒家有这样的气魄，因为儒家讲殊途同归。
　　我认为对话首先不是要去传自己的道，其次也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的道理说清楚。那么对话是什么呢？是要增加自我反思的能力，同时要了解别人，通过了解使自己的视域能够展现。这是对话的目的，即你自身要抱着一种“学心”。正如荀子所说，要“公心辨，仁心听”，要以学习的心态来增长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对话是通过分享对方的价值而建立相互理解并共同创造一种全新的生活意义，如果迫使他者皈依的意识压倒了倾听和学习的必要性，对话精神便会陷入困境。
　　○用您的话来说，对话就是要超越“either/or”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达到“both/and”即此即彼的方式。如果我们都固执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我们与他们等人为设定的二分意识，那么对话显然是无法开展的。
　　●所以我对一些提法感觉到很不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有一种提法，就是21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21世纪是东方人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种提法是很不健康的。为什么不健康呢？因为它不仅没有超越原来的二分观念，而且运用的是同样的游戏规则，只是角色变了。整个游戏规则仍然是宰制性的，要么你赢，要么我赢。前五百年你占上风，现在轮到我。以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现在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我的想法是，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人类文明，包括以前基督教的文明、犹太教的文明、伊斯兰教的文明等，都要针对启蒙所发展起来的强势的意识形态进行反省。我刚才讲到强势意识形态有很多价值，都是非常好的价值，但是还不够，需要许多其他的资源使它的价值、它的光辉能够真正发挥。这样说来，文明对话的目的就是面对我们现在人类所碰到的困境，包括生态环保、暴力、核战等各方面的问题，使人的智慧从轴心文明的各种不同领域都能开展出来。所以轴心文明的对话是面对强势的、杀伤力非常强大的意识形态，使它不要走向所谓真正的霸权。
　　○在一篇文章中，您提到“人性、互惠性和信任”，您可以谈谈它们对于文明对话的意义吗？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学习仁爱之道（或者更直接地说，“成人之道”——learningtobehuman）都是所有古典教育的内容。当我们走过人类历史上或许是最野蛮的一个世纪后，学习仁爱之道就成为当代世界中富于深刻意义的挑战。我们承认个人尊严是一种不可回避的价值，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学习如何以仁爱的方式来对待人，无论他（她）是一个贫穷老弱的白人、一个中国商人、一个犹太教的拉比、一个穆斯林的阿訇、一个年轻富有的黑人妇女还是其他什么人。这就要求我们具备一种能力，即不仅把差异视为威胁，还将它视为一个丰富人性的机遇。
　　互惠性价值蕴涵着我们习得的一种能力，即拒斥任何宗教的、文化的、民族或种族的固执、偏见、仇恨和暴力。作为真正对话所必需的互惠性原则可以使我们在真正的伙伴关系中对待他者。只有在谈话伙伴达到相互理解和赏识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采取积极行动把他们带入一个互利互惠的共同事业中来。
　　信任能够使对话发生、持续并最终产生结果，它是真正交流的基础。如果不能摆脱作茧自缚的心态从而面对来自未知的挑战，我们就决不会跳出自我主义、裙带主义、地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樊笼。缺乏信任阻碍了一切跨文化合作的努力，并将迟滞和平文化的生长。信任承诺着一种不断扩大的共同体的可能性，它是相互尊重和理解的源泉。信任使我将他人视为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尽管这个世界充满紧张和冲突，信任却表达着一种愿望：与那些一向被视为绝对异己者的他人一道发掘共同特点和分有能力。信任是真正对话的开始。任何商业交易和合同签署都需要信任，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法律行为可以医治商业活动中的违规或违约行为，那么没有信任，任何交流的可能性将会荡然无存。通过文明对话，我们就不仅能从自己的传统中学到智慧，还可以从整个人类共同体中学到积淀的传统智慧。
　　○在启蒙现代性以后，特别是工业文明发展以后，人们变得越来越有知识了，但是用您的标准来说，还远不能说人们就变得更加智慧了。您曾经说过，我们在这个时代特别需要学习怎样变得智慧，而不单是变得博学多闻。这使我们想起先哲的教诲。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几条通达智慧的途径？
　　●怎么样开发的问题，有一点我觉得很值得注意。国内知识界开始出现分化，但大家有一种共识，这在80年代是没有的，80年代认为要让黄色的土地进入蓝色的海洋，90年代大家都在提倡开发传统资源。你可以对传统进行批评，对传统的阴暗面进行辨别、铲除，但是你首先要认识、了解。在文化中国里，我认为资源可以从薄到厚，从少到多。有很多资源，你如果不认为它是资源，它就不是资源。比如荀子有很多智慧，但如果我们认为荀子只是一个朴质的唯物论者，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学习古代汉语，最后你得到的只是荀子的朴质唯物论，那你不用花时间学习古代汉语，只需学习现代语文就可以了；如果我花三个月的时间把辩证唯物论好好学一学，我的理论水平就比你还高。是这么回事吗？实际上荀子里包括了关于个人、修身等各种智慧。现在美国的精英大学的哲学系，比如要讨论古希腊的哲学，柏拉图的《理想国》，他们绝对不会首先说柏拉图是奴隶主，他完全不了解自由、民主，他还能有什么资源教给我们什么呢？不是这样的态度，而是战战兢兢、一字一句地去了解他当时到底展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这些工作非做不可。所有这些大师大德，从儒家说来，从孔子、子思、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陆象山、刘宗周、韩国的李退溪等，都要去了解他们，这是开发资源的重要方法之一。
　　○我注意到您提出过信息时代三种特别值得关注的获取智慧的方式，首先是倾听的艺术，其次是面对面的交流，还有就是注重前人的智慧。
　　●其中倾听的艺术最难。年轻的一辈，很难耐心地倾听，听不进去，因为他必须很快要掌握很多的信息。信息很快就可以掌握，但是智慧需要倾听，而且听也有层次。《论语》说“六十而耳顺”，以前有人不懂，总是把“耳”字去掉，“六十而顺”，其实“耳”是很重要的。面对面的交流，非要有所体知不可。
　　○谢谢杜先生接受我的访问。
　　（根据2002年9月20日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杜维明先生办公室的访谈录音整理。本次访谈得到李河先生及李若虹、邬文玲女士的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