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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科医生威廉·弗格森爵士（1808- 1877）是维多利亚女王和她丈夫艾伯特亲王的御医，以“有鹰一样的眼睛、狮子一样的心和女性一样的手”而闻名于世。他从医数十年，对各种疾病可谓见多识广。但是在他看来，除了鼠疫，可能没有比霍乱更威胁人的生命、更引起人们内心恐惧的疾病了。在出版于1846年的《职业生涯札记和回忆》中，弗格森曾这样描述一次霍乱流行的情景：“当有如雷暴雨那么大传染性的亚洲霍乱蔓延的时候，种种残酷的场面都出现了。怕从受染的国度传来疾病，失事的船员被阻挡在苏格兰的K海滩上，避居在爱尔郡公路旅馆里留宿分娩的女旅客也被从房内赶了出来……”
弗格森的记述，真实地反映出了在霍乱这种令人恐惧的疾病面前，一个人为了自我保存，对他人有时会变得如此的冷漠无情。
霍乱是一种急性细菌性的传染病，以剧烈腹泻伴严重的体液盐类迅速丢失为特征。霍乱患者往往突然发病，出现无痛性水泻，大便量每日可多达十五至二十升，并随之出现呕吐。于是病人迅速脱水，面颊深凹，脸型变长，皮肤冰冷而干瘪；同时血压下降，脉搏细弱，还有严重的肌肉痉挛。随着脱水程度的增加，病人渐渐会呈现木僵状态，乃至昏迷，最后会在一至两周内死亡。而且此病的病死率极高。
霍乱的孳生地是印度。作为传染病，由于交通限制，它的传播较慢；直到十九世纪，经济贸易的发展打开了历史性的霍乱封锁线，从1816年和1817年起，霍乱跨出印度国门，以孟加拉为起点流行开来。这是第一次世界性大流行的开始，1820年扩大到整个次大陆。随后就一个浪潮又一个浪潮，出现1829年到1853年的第二次界性大流行，1853年到1854年的第三次世界性大流行，1863年到1875年的第四次霍乱大流行，1883年到1896年的第五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和1899年到1926年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六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但是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人们始终未能搞清此病传播和流行的原因。于是，各国政府和科学家都竭力在设法，希望找出传播疾病的元凶。
1883年6月，第五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袭击埃及，使埃及政府完全被吓坏了，立即向在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研究方面占世界领先地位的法国和德国求救。医学人道主义是没有国界的，两国立即派了医疗组。德国的那一组是由著名的细菌学家、帝国卫生局的正式官员罗伯特·科赫领导的，成员有格奥尔格·加夫基和伯恩哈德·费舍尔及一名技术人员。法国的路易·巴斯德自己正在为征服狂犬病而斗争，忙得无法脱身，就派了杰出的微生物学家埃德蒙·诺卡尔、艾米尔·鲁、路易·特威利尔和伊西多·斯特劳斯前去。
科赫的小组于8月14日到达亚历山大港，几个小时之后就在希腊医院开始工作起来。医疗小组冒着可能被感染的危险，对十二名霍乱病人和十名死者进行了尸体解剖和细菌学研究，发现死者的肠黏膜上总是有一种特别的细菌，却又与腹泻病人的不同。在此前一年，科赫也曾从印度寄给他的部分霍乱死者的肠中观察到过大量的细菌，当时他认为肠内总是有很多细菌，没有引起重视。此刻，回忆起那次发现，他想，也许这正是自己所要找的、与霍乱有关的病菌，只是无法验证。因为不能拿人的生命来冒险做实验，而在动物身上试验又都没有生效，况且不久后霍乱在埃及也慢慢平息下去了。于是，经柏林同意，科赫就带领小组于11月13日离开埃及，终于在12月11日转移到霍乱流行的加尔各答。
在加尔各答，除了继续进行尸体检查和进一步对动物作细菌学实验感染研究外，科赫还研究了土质、用水、空气、流行区的环境和居民的特性等问题，最后在1884年1月7日宣称，杆菌的纯培养成功，尸解中的发现与在埃及时见到的一样；但在他检查过的数百名健康的印度人身上却总是找不到。于是科赫相信，这种杆菌是非霍乱病人体内所找不到的。2月2日，科赫正式报告说，这种杆菌不像别的杆菌那么长直，它“有点儿弯曲，有如一个逗号”；其他方面的特性还有，能在潮湿污染的亚麻布上或湿润的土壤中繁殖，对干燥和弱酸溶液明显敏感。科赫还说到，人染上霍乱后，初期时，这种杆菌在排泄物中较少，而当粪便成为“淘米水样的”的时候，杆菌就几乎像是纯粹培养出来似的。等这些病人恢复后，杆菌又逐渐从排泄中消失。科赫特别提到，这种独特的有机物仅见于霍乱患者，而不见于其他症状类似的病人；它不能使动物感染，甚至在全年流行霍乱的地区，都找不到有动物受到感染的例证。
科赫小组人员在可怕的霍乱流行区无畏地工作，共研究了四十名霍乱病人，并对五十二名患霍乱的死者进行了尸体解剖。到了3月，天气已经开始“热得难受”，“除了停止工作，别无选择”。当科赫返回祖国的时候，在柏林，受到民族英雄一般的款待，皇太子授予他二级加星皇冠勋章。他向同行作了学术报告，结论是：“霍乱的发生绝不是没有起因的，没有一个健康的人会染上霍乱，除非他吞下了霍乱弧菌，而这种细菌只能从同类产生，不能由别种东西产生，或者无中生有；它只能在人的肠里、或者在印度那种十分污浊的水里繁殖。”
科赫相信自己发现的“逗号”杆菌即霍乱弧菌是霍乱的致病菌。这后来已被事实所证明。但在当时，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
一直以来，人们都相信，之所以整批整批的人都遭到霍乱的袭击，是由于大气、气候、地面状况和不利健康的废物这四种因素同时起着作用。“第三届国际卫生会议”1886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是通过一个决议，说空气是霍乱“发生因素”的主要媒介。1874年，更有二十一个国家的政府一致表决，认为“四周的空气是产生霍乱的主要媒介”。这些固有的见解影响人们不能接受科赫的发现。即使是在科赫的祖国，也有科学家指认科赫的结论是异端；至于在法国，医学界人士几乎全都对科赫的研究持否定态度，声称“这位伟大的微生物猎人走的是一条完全虚伪的道路”；英国的态度是更为强烈、更为坚决。1884年6月，英国特地组织了一个小组，前往加尔各答检验科赫的“发现”，回来后写出的报告直截了当地否定了科赫的论断，排斥了饮水对霍乱的作用。为了表示对这个报告的尊重，印度国务大臣任命了一个由十三位著名内科医生组成的委员会，其中有八位名医生提出一份备忘录，支持英国小组的结论，总的看法可以约翰·伯登-桑德森委员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到的，认为科赫的研究是“一场不幸的大失败”。这股反对科赫的势力甚至强大到在1885年5月在罗马召开二十八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第六届国际卫生会议上，英国代表团成功地阻止了会议对“霍乱病因学的理论性的讨论”，尽管科赫本人作为德国的代表也在会上。 反对科赫霍乱病原学的正确观点的人，大多都是受了德国卫生学家佩藤科弗的影响。
马克斯·封·佩藤科弗出身于巴伐利亚一个农民的家庭，最初是一位化学教授。一次，他因奉命查明城堡里的空气为何干燥，使国王感到喉头发痒，于是从住所的卫生条件开始，研究起卫生学，研究空气、穿着、通风、热度、照明、土壤、供水、食物、排泄和所有跟人的生活环境有关的问题，甚至尸体的处理。他这方面的二十八篇学术论文，使他在当时被公认为是现代卫生学奠定了基础。
防止居民得病是卫生学家的任务之一，研究传染性疾病自然也是佩藤科弗的分内之事。不过在所有的传染病中，最让佩藤科弗感兴趣的是霍乱，这不只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时期，德国经常爆发霍乱，还因为他与霍乱似乎还有一点儿私怨：佩藤科弗不但自己患过霍乱，在1836年到1837年的霍乱大流行期间，他的女厨师得病死于医院，他的一个双生女儿安娜也病了，好容易才医转了过来。“这些体验在我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并驱使我去研究霍乱传播的途径。”他后来这样告白说。但是佩藤科弗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正确。尽管他曾做过帝国的霍乱委员会主席，他在1869年发表的论文《土壤和地下水与霍乱、伤寒的关系》中却错误地把霍乱的流行归因于必须同时具备四项因素：特定的病原菌、适应的地理条件、相当的气候状况和个人的易感性。特别是他的奇怪的“地下水”理论，说光有一种霍乱菌X是不可能引发霍乱的，只有在地点和季节相适应的条件下，土壤地下水中有一种作用物Y，在Y与X结合成为Z后，这Z才成为“真正的霍乱毒素”。为了证明自己这个结论的正确，同时自然也要否定那个被他嘲笑为“热情猎取逗号”的科赫的理论，佩藤科弗勇敢地在自己身上作了一次危及生命的实验。
那是1892年的10月。在德国的汉堡，出现很多患上霍乱的病人。居民们都被对疾病的恐惧震慑住了。但是在另一个城市慕尼黑，虽然正值一次民族的节日，从外地来的人数量很多，却并不见霍乱流行。两地情况的对比使佩腾科弗更坚定了自己的见解，相信决定霍乱是否流行不是由于微生物，而是由于季节和土壤的特性等因素。为此，佩藤科弗向柏林科赫那里订来霍乱杆菌的培养物，这种培养物尽管已经被稀释了上千倍，在每立方厘米中仍然有无数的“霍乱逗号”。
10月7日早上，佩藤科弗带着一支试管走上课堂讲台，对坐在下面等待听他讲课的学生们说了一大段话：
想必你们都已知道科赫博士的“发现”了，大概还了解他新近研究霍乱的全部情况。科赫博士断言霍乱是从刚果三角洲那边传来的，照他看来，那里是这一疾病的摇篮，并说它是微生物传播的。真是有趣！按照科赫博士的说法，好像譬如说汉堡这个地方的霍乱就是由那里传过来的。谁都知道，汉堡城与刚果河不仅位于两个国家，而且分别在两个洲呢。他还说这种微生物是栖居在人的体内，后来从霍乱病人身上掉落到饮用水里，于是传到了别的人的身上。这么说来，好像加尔各答某地有一个人患上霍乱，后来，这人把河水污染了，而另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正好喝了这水，于是被感染上了此病。后来，这患上病的第二个人仍然通过用水又感染了另一个人，如此一直这样一个个感染下去，使疾病从一个国家来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大陆来到另一个大陆……这样的理论不是太荒谬了吗？我个人感到惊奇，如此一个严肃的人——科赫博士无疑就是这么一个人，却捏造出这类荒诞不经的理论，还把它混充为经过严格检验的科学事实。实际上，这些都算什么科学事实呢？你们都是明白的，因为你们都熟知我的理论。我注意到的是，在某些有地下水的地方，土壤里会产生出霍乱毒素，跟糖溶液中的酵母产生酒精一个样。是从土里蒸发出来的这种毒素，被许多人呼吸了进去，才致发病，发病的性质就是这么回事。因此霍乱从来不是传染一、二个人，而总是同住一个地方的数十数百个人。并不存在、也不可能有人与人直接传播疾病的事。至于科赫博士的假设，我认为是没有得到证实而且也是可能性很少的，所以现在我准备在你们，我亲爱的听讲者们的面前，用最可信的办法来驳倒他这理论……”
说到这里，佩藤科弗把试管举到头上，宣布说：“那里面有数百万的科赫‘逗号’，此刻我就要一个不留地把它全部喝下去，却相信不会使我发呕和致病。”
讲堂里立刻引起极大的骚动。大学生们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跨过凳子，冲到教授跟前。无数人的双手伸向那装满致命细菌的试管，无数人的喊声歇斯底里地呼叫，要阻止他作这样一次危险的实验，因为“我们不允许！”“我们不愿亲眼看着你死去！”
佩藤科弗被这场面惊呆住了，他既生气又觉得可笑：学生们对他的关怀使他感到欣慰，可他坚信，他们所担忧的危险性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却完全不知晓。于是马克斯·佩藤科弗有如雷鸣般地、用完全不像老年人的声音盖过了大厅惊慌的喧闹：“大家坐到位置上去！都不许动！在科学实验面前，怎么一个个都像歇斯底里的小姐！我不准有谁妨碍我做我想要做的事！”
随着这一阵咒骂，学生们被惊骇得垂头丧气，都不敢动一动。人群慢慢后退，从教授周围散开，但仍下不了决心离开讲台。这时，佩藤科弗说得比较温和平静了：“我亲爱的同学们！你们担心我的健康和生命，我当然很感动。不过我向你们担保，我绝对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应该完成这一实验，为的是使你们，使整个学术界，也使罗伯特·科赫本人相信他的假设是错误的。我应该当着证人的面做这实验，而你们就应该同意做这证人，为了我，也为了科学！”
老教授说完这一大段激动人心的话后，趁学生们正处于混乱之中，还犹豫到底对他怎么办的一刹那，就将头向后一仰，一口气把整个试管里的培养物全都喝了下去。天知道他到底喝下了多少有害的霍乱弧菌；而他竟然真的没有作呕，甚至仍然神态自然地矗立在讲台上，表现出对自己的行为和健康的欣赏。
佩藤科弗后来说：“在一毫升的液体中，我显然喝下了十亿个这种叫人害怕的霍乱微生物，无论如何，比被污染后没有洗干净的手接触嘴唇时留下的要多得多。”为了使实验确能证明仅仅霍乱菌一个条件不能致病，佩藤科弗事先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相反，他还曾用一克苏打冲入一百毫升的水中，掺到霍乱弧菌的溶液里，以防止溶液被喝到胃里之后胃酸对细菌的抑制作用；而且在实验之后，他更没有服药。 奇怪的是，佩藤科弗确实并没有因此而患上霍乱死亡。他只是在实验以后的第三天患了肠黏膜炎。但他的自我感觉是正常的，也不见食欲减退。随后只感到肠道有点不平息。到了10月13日，情况才稍稍差些。这时他改变了一下食谱，只吃些有益的食物。但第二天，肠道又正常了。在此期间，他始终没有服药。当然，经检查，他的粪便里有大量的霍乱弧菌，多水分的排泄有如霍乱弧菌的纯培养物。在10月14日检查时，发现排泄物中的微生物已经很少，两天后，便已完全消失，表明他已经不再是霍乱带菌者了。
为了表示对老师的支持，几天后，也就是在10月17日，佩藤科弗原来的助手现已成为教授的鲁鲁道夫·埃米利希也喝下了十毫升的霍乱培养物，当然，所含的霍乱弧菌数量要比科赫的少得多。但结果也患了肠黏膜炎，而且比科赫要严重得多。于是他很快就去求医，直到24日才饮食转为正常，可是到了28日，排泄物中仍然找到不少的霍乱菌。尽管如此，两人毕竟没有患上霍乱。
佩藤科弗深信，他和埃米利希两人的实验都证实了他的理论。于是他立即在不久以后于柏林召开的第二次霍乱会议上洋洋自得地宣布说：“看，先生们，我还活着，并且还很健康，我用最直观的方法证明了，微生物对霍乱疾患不起任何作用。”“一切都在于机体的素质，在于人对从土壤里呼吸进去的毒素的反应如何。”
其实，佩藤科弗的理论自然是不正确的。
医学史上大量的事实都证明这一点。曾有医学史家做过研究和统计，说：“从当时和后来的学者们所进行的许多自体实验看，这种用霍乱培养物做试验，最著名的有四十人之多，一般可以确定，没有一个不是以死亡而告终的。”而佩藤科弗之所以没有患上严重的霍乱，那是因为在他向科赫索取霍乱培养物时，科赫猜想到他要这培养物的用途，为防止这位固执的老人在实验中可能发生的悲剧，科赫有意把经过多次稀释、毒性已经衰弱到了极点的霍乱培养物给了他，这样才没有能使佩藤科弗死于这次实验。但实验还是毁坏了这位科学勇士的机体，大大影响了他的健康。由于在实验中受到霍乱菌的毒素的侵入，佩藤科弗的抵抗力大大降低了，致使他百病丛生：他患了慢性脑脊膜炎，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颈化脓性炎症等等。老科学家的晚年是十分悲惨的。他的健康严重恶化，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又先后相继去世。在严重的疾病和极度的孤独中，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深深感到“终生丧失健康是一种痛苦，一种折磨”，并觉得在此种情况下，自己对科学已经再也无所作为，于是便于1901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用一支左轮手枪打穿了自己的头颅。
佩藤科弗这样用最可悲的方式来维护自己有关霍乱的理论，最后遭致失败，当然是一个悲剧。但是他为了科学的精神，他的一颗真诚的心，却永世长存，永远值得赞美！
弗格森的记述，真实地反映出了在霍乱这种令人恐惧的疾病面前，一个人为了自我保存，对他人有时会变得如此的冷漠无情。
霍乱是一种急性细菌性的传染病，以剧烈腹泻伴严重的体液盐类迅速丢失为特征。霍乱患者往往突然发病，出现无痛性水泻，大便量每日可多达十五至二十升，并随之出现呕吐。于是病人迅速脱水，面颊深凹，脸型变长，皮肤冰冷而干瘪；同时血压下降，脉搏细弱，还有严重的肌肉痉挛。随着脱水程度的增加，病人渐渐会呈现木僵状态，乃至昏迷，最后会在一至两周内死亡。而且此病的病死率极高。
霍乱的孳生地是印度。作为传染病，由于交通限制，它的传播较慢；直到十九世纪，经济贸易的发展打开了历史性的霍乱封锁线，从1816年和1817年起，霍乱跨出印度国门，以孟加拉为起点流行开来。这是第一次世界性大流行的开始，1820年扩大到整个次大陆。随后就一个浪潮又一个浪潮，出现1829年到1853年的第二次界性大流行，1853年到1854年的第三次世界性大流行，1863年到1875年的第四次霍乱大流行，1883年到1896年的第五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和1899年到1926年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六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但是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人们始终未能搞清此病传播和流行的原因。于是，各国政府和科学家都竭力在设法，希望找出传播疾病的元凶。
1883年6月，第五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袭击埃及，使埃及政府完全被吓坏了，立即向在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研究方面占世界领先地位的法国和德国求救。医学人道主义是没有国界的，两国立即派了医疗组。德国的那一组是由著名的细菌学家、帝国卫生局的正式官员罗伯特·科赫领导的，成员有格奥尔格·加夫基和伯恩哈德·费舍尔及一名技术人员。法国的路易·巴斯德自己正在为征服狂犬病而斗争，忙得无法脱身，就派了杰出的微生物学家埃德蒙·诺卡尔、艾米尔·鲁、路易·特威利尔和伊西多·斯特劳斯前去。
科赫的小组于8月14日到达亚历山大港，几个小时之后就在希腊医院开始工作起来。医疗小组冒着可能被感染的危险，对十二名霍乱病人和十名死者进行了尸体解剖和细菌学研究，发现死者的肠黏膜上总是有一种特别的细菌，却又与腹泻病人的不同。在此前一年，科赫也曾从印度寄给他的部分霍乱死者的肠中观察到过大量的细菌，当时他认为肠内总是有很多细菌，没有引起重视。此刻，回忆起那次发现，他想，也许这正是自己所要找的、与霍乱有关的病菌，只是无法验证。因为不能拿人的生命来冒险做实验，而在动物身上试验又都没有生效，况且不久后霍乱在埃及也慢慢平息下去了。于是，经柏林同意，科赫就带领小组于11月13日离开埃及，终于在12月11日转移到霍乱流行的加尔各答。
在加尔各答，除了继续进行尸体检查和进一步对动物作细菌学实验感染研究外，科赫还研究了土质、用水、空气、流行区的环境和居民的特性等问题，最后在1884年1月7日宣称，杆菌的纯培养成功，尸解中的发现与在埃及时见到的一样；但在他检查过的数百名健康的印度人身上却总是找不到。于是科赫相信，这种杆菌是非霍乱病人体内所找不到的。2月2日，科赫正式报告说，这种杆菌不像别的杆菌那么长直，它“有点儿弯曲，有如一个逗号”；其他方面的特性还有，能在潮湿污染的亚麻布上或湿润的土壤中繁殖，对干燥和弱酸溶液明显敏感。科赫还说到，人染上霍乱后，初期时，这种杆菌在排泄物中较少，而当粪便成为“淘米水样的”的时候，杆菌就几乎像是纯粹培养出来似的。等这些病人恢复后，杆菌又逐渐从排泄中消失。科赫特别提到，这种独特的有机物仅见于霍乱患者，而不见于其他症状类似的病人；它不能使动物感染，甚至在全年流行霍乱的地区，都找不到有动物受到感染的例证。
科赫小组人员在可怕的霍乱流行区无畏地工作，共研究了四十名霍乱病人，并对五十二名患霍乱的死者进行了尸体解剖。到了3月，天气已经开始“热得难受”，“除了停止工作，别无选择”。当科赫返回祖国的时候，在柏林，受到民族英雄一般的款待，皇太子授予他二级加星皇冠勋章。他向同行作了学术报告，结论是：“霍乱的发生绝不是没有起因的，没有一个健康的人会染上霍乱，除非他吞下了霍乱弧菌，而这种细菌只能从同类产生，不能由别种东西产生，或者无中生有；它只能在人的肠里、或者在印度那种十分污浊的水里繁殖。”
科赫相信自己发现的“逗号”杆菌即霍乱弧菌是霍乱的致病菌。这后来已被事实所证明。但在当时，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
一直以来，人们都相信，之所以整批整批的人都遭到霍乱的袭击，是由于大气、气候、地面状况和不利健康的废物这四种因素同时起着作用。“第三届国际卫生会议”1886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是通过一个决议，说空气是霍乱“发生因素”的主要媒介。1874年，更有二十一个国家的政府一致表决，认为“四周的空气是产生霍乱的主要媒介”。这些固有的见解影响人们不能接受科赫的发现。即使是在科赫的祖国，也有科学家指认科赫的结论是异端；至于在法国，医学界人士几乎全都对科赫的研究持否定态度，声称“这位伟大的微生物猎人走的是一条完全虚伪的道路”；英国的态度是更为强烈、更为坚决。1884年6月，英国特地组织了一个小组，前往加尔各答检验科赫的“发现”，回来后写出的报告直截了当地否定了科赫的论断，排斥了饮水对霍乱的作用。为了表示对这个报告的尊重，印度国务大臣任命了一个由十三位著名内科医生组成的委员会，其中有八位名医生提出一份备忘录，支持英国小组的结论，总的看法可以约翰·伯登-桑德森委员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到的，认为科赫的研究是“一场不幸的大失败”。这股反对科赫的势力甚至强大到在1885年5月在罗马召开二十八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第六届国际卫生会议上，英国代表团成功地阻止了会议对“霍乱病因学的理论性的讨论”，尽管科赫本人作为德国的代表也在会上。 反对科赫霍乱病原学的正确观点的人，大多都是受了德国卫生学家佩藤科弗的影响。
马克斯·封·佩藤科弗出身于巴伐利亚一个农民的家庭，最初是一位化学教授。一次，他因奉命查明城堡里的空气为何干燥，使国王感到喉头发痒，于是从住所的卫生条件开始，研究起卫生学，研究空气、穿着、通风、热度、照明、土壤、供水、食物、排泄和所有跟人的生活环境有关的问题，甚至尸体的处理。他这方面的二十八篇学术论文，使他在当时被公认为是现代卫生学奠定了基础。
防止居民得病是卫生学家的任务之一，研究传染性疾病自然也是佩藤科弗的分内之事。不过在所有的传染病中，最让佩藤科弗感兴趣的是霍乱，这不只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时期，德国经常爆发霍乱，还因为他与霍乱似乎还有一点儿私怨：佩藤科弗不但自己患过霍乱，在1836年到1837年的霍乱大流行期间，他的女厨师得病死于医院，他的一个双生女儿安娜也病了，好容易才医转了过来。“这些体验在我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并驱使我去研究霍乱传播的途径。”他后来这样告白说。但是佩藤科弗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正确。尽管他曾做过帝国的霍乱委员会主席，他在1869年发表的论文《土壤和地下水与霍乱、伤寒的关系》中却错误地把霍乱的流行归因于必须同时具备四项因素：特定的病原菌、适应的地理条件、相当的气候状况和个人的易感性。特别是他的奇怪的“地下水”理论，说光有一种霍乱菌X是不可能引发霍乱的，只有在地点和季节相适应的条件下，土壤地下水中有一种作用物Y，在Y与X结合成为Z后，这Z才成为“真正的霍乱毒素”。为了证明自己这个结论的正确，同时自然也要否定那个被他嘲笑为“热情猎取逗号”的科赫的理论，佩藤科弗勇敢地在自己身上作了一次危及生命的实验。
那是1892年的10月。在德国的汉堡，出现很多患上霍乱的病人。居民们都被对疾病的恐惧震慑住了。但是在另一个城市慕尼黑，虽然正值一次民族的节日，从外地来的人数量很多，却并不见霍乱流行。两地情况的对比使佩腾科弗更坚定了自己的见解，相信决定霍乱是否流行不是由于微生物，而是由于季节和土壤的特性等因素。为此，佩藤科弗向柏林科赫那里订来霍乱杆菌的培养物，这种培养物尽管已经被稀释了上千倍，在每立方厘米中仍然有无数的“霍乱逗号”。
10月7日早上，佩藤科弗带着一支试管走上课堂讲台，对坐在下面等待听他讲课的学生们说了一大段话：
想必你们都已知道科赫博士的“发现”了，大概还了解他新近研究霍乱的全部情况。科赫博士断言霍乱是从刚果三角洲那边传来的，照他看来，那里是这一疾病的摇篮，并说它是微生物传播的。真是有趣！按照科赫博士的说法，好像譬如说汉堡这个地方的霍乱就是由那里传过来的。谁都知道，汉堡城与刚果河不仅位于两个国家，而且分别在两个洲呢。他还说这种微生物是栖居在人的体内，后来从霍乱病人身上掉落到饮用水里，于是传到了别的人的身上。这么说来，好像加尔各答某地有一个人患上霍乱，后来，这人把河水污染了，而另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正好喝了这水，于是被感染上了此病。后来，这患上病的第二个人仍然通过用水又感染了另一个人，如此一直这样一个个感染下去，使疾病从一个国家来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大陆来到另一个大陆……这样的理论不是太荒谬了吗？我个人感到惊奇，如此一个严肃的人——科赫博士无疑就是这么一个人，却捏造出这类荒诞不经的理论，还把它混充为经过严格检验的科学事实。实际上，这些都算什么科学事实呢？你们都是明白的，因为你们都熟知我的理论。我注意到的是，在某些有地下水的地方，土壤里会产生出霍乱毒素，跟糖溶液中的酵母产生酒精一个样。是从土里蒸发出来的这种毒素，被许多人呼吸了进去，才致发病，发病的性质就是这么回事。因此霍乱从来不是传染一、二个人，而总是同住一个地方的数十数百个人。并不存在、也不可能有人与人直接传播疾病的事。至于科赫博士的假设，我认为是没有得到证实而且也是可能性很少的，所以现在我准备在你们，我亲爱的听讲者们的面前，用最可信的办法来驳倒他这理论……”
说到这里，佩藤科弗把试管举到头上，宣布说：“那里面有数百万的科赫‘逗号’，此刻我就要一个不留地把它全部喝下去，却相信不会使我发呕和致病。”
讲堂里立刻引起极大的骚动。大学生们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跨过凳子，冲到教授跟前。无数人的双手伸向那装满致命细菌的试管，无数人的喊声歇斯底里地呼叫，要阻止他作这样一次危险的实验，因为“我们不允许！”“我们不愿亲眼看着你死去！”
佩藤科弗被这场面惊呆住了，他既生气又觉得可笑：学生们对他的关怀使他感到欣慰，可他坚信，他们所担忧的危险性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却完全不知晓。于是马克斯·佩藤科弗有如雷鸣般地、用完全不像老年人的声音盖过了大厅惊慌的喧闹：“大家坐到位置上去！都不许动！在科学实验面前，怎么一个个都像歇斯底里的小姐！我不准有谁妨碍我做我想要做的事！”
随着这一阵咒骂，学生们被惊骇得垂头丧气，都不敢动一动。人群慢慢后退，从教授周围散开，但仍下不了决心离开讲台。这时，佩藤科弗说得比较温和平静了：“我亲爱的同学们！你们担心我的健康和生命，我当然很感动。不过我向你们担保，我绝对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应该完成这一实验，为的是使你们，使整个学术界，也使罗伯特·科赫本人相信他的假设是错误的。我应该当着证人的面做这实验，而你们就应该同意做这证人，为了我，也为了科学！”
老教授说完这一大段激动人心的话后，趁学生们正处于混乱之中，还犹豫到底对他怎么办的一刹那，就将头向后一仰，一口气把整个试管里的培养物全都喝了下去。天知道他到底喝下了多少有害的霍乱弧菌；而他竟然真的没有作呕，甚至仍然神态自然地矗立在讲台上，表现出对自己的行为和健康的欣赏。
佩藤科弗后来说：“在一毫升的液体中，我显然喝下了十亿个这种叫人害怕的霍乱微生物，无论如何，比被污染后没有洗干净的手接触嘴唇时留下的要多得多。”为了使实验确能证明仅仅霍乱菌一个条件不能致病，佩藤科弗事先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相反，他还曾用一克苏打冲入一百毫升的水中，掺到霍乱弧菌的溶液里，以防止溶液被喝到胃里之后胃酸对细菌的抑制作用；而且在实验之后，他更没有服药。 奇怪的是，佩藤科弗确实并没有因此而患上霍乱死亡。他只是在实验以后的第三天患了肠黏膜炎。但他的自我感觉是正常的，也不见食欲减退。随后只感到肠道有点不平息。到了10月13日，情况才稍稍差些。这时他改变了一下食谱，只吃些有益的食物。但第二天，肠道又正常了。在此期间，他始终没有服药。当然，经检查，他的粪便里有大量的霍乱弧菌，多水分的排泄有如霍乱弧菌的纯培养物。在10月14日检查时，发现排泄物中的微生物已经很少，两天后，便已完全消失，表明他已经不再是霍乱带菌者了。
为了表示对老师的支持，几天后，也就是在10月17日，佩藤科弗原来的助手现已成为教授的鲁鲁道夫·埃米利希也喝下了十毫升的霍乱培养物，当然，所含的霍乱弧菌数量要比科赫的少得多。但结果也患了肠黏膜炎，而且比科赫要严重得多。于是他很快就去求医，直到24日才饮食转为正常，可是到了28日，排泄物中仍然找到不少的霍乱菌。尽管如此，两人毕竟没有患上霍乱。
佩藤科弗深信，他和埃米利希两人的实验都证实了他的理论。于是他立即在不久以后于柏林召开的第二次霍乱会议上洋洋自得地宣布说：“看，先生们，我还活着，并且还很健康，我用最直观的方法证明了，微生物对霍乱疾患不起任何作用。”“一切都在于机体的素质，在于人对从土壤里呼吸进去的毒素的反应如何。”
其实，佩藤科弗的理论自然是不正确的。
医学史上大量的事实都证明这一点。曾有医学史家做过研究和统计，说：“从当时和后来的学者们所进行的许多自体实验看，这种用霍乱培养物做试验，最著名的有四十人之多，一般可以确定，没有一个不是以死亡而告终的。”而佩藤科弗之所以没有患上严重的霍乱，那是因为在他向科赫索取霍乱培养物时，科赫猜想到他要这培养物的用途，为防止这位固执的老人在实验中可能发生的悲剧，科赫有意把经过多次稀释、毒性已经衰弱到了极点的霍乱培养物给了他，这样才没有能使佩藤科弗死于这次实验。但实验还是毁坏了这位科学勇士的机体，大大影响了他的健康。由于在实验中受到霍乱菌的毒素的侵入，佩藤科弗的抵抗力大大降低了，致使他百病丛生：他患了慢性脑脊膜炎，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颈化脓性炎症等等。老科学家的晚年是十分悲惨的。他的健康严重恶化，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又先后相继去世。在严重的疾病和极度的孤独中，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深深感到“终生丧失健康是一种痛苦，一种折磨”，并觉得在此种情况下，自己对科学已经再也无所作为，于是便于1901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用一支左轮手枪打穿了自己的头颅。
佩藤科弗这样用最可悲的方式来维护自己有关霍乱的理论，最后遭致失败，当然是一个悲剧。但是他为了科学的精神，他的一颗真诚的心，却永世长存，永远值得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