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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许多国际传媒和评论家所预料的那样，以色列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于1月11日去世的消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引发了两种泾渭分明的反应。
在以色列，沙龙曾在2001年总理选举中一举夺得空前绝后的62.4%选票，更被众人称作具有“让追随者暂时放弃独立思考，去附和他有时极具鲁莽色彩冒险”的特殊个人魅力，犹太民众中支持、痛悼之声压倒一切。而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则完全是另一番光景，那些平素明争暗斗，甚至兵戎相见的冤家对头，如今却一起为“恶魔之死”弹冠相庆。
崛起
1928年，沙龙出生在当时由英国管辖的巴勒斯坦的一户知识分子家庭，原姓施恩内曼。当时，在邻居们忙于建设社会主义公社的时候，他那来自白俄罗斯的犹太裔父母却在自己家的周围竖起了篱笆，将这种平民理念拒之门外。父母教他吃饭的时候背要挺直，双肘要收近身体。70年后，尽管凸起的肚皮泄露了他不加节制的食欲，但他在吃饭时仍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在以色列议会议员餐厅里，沙龙喜欢把白糖倒进汤里，这也是他邀请跑会记者到他身边和他交流八卦新闻的信号，他很享受这样做。
但是，决定他的职业的，是为这个新成立国家奋斗的需要。沙龙14岁就参加了“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民兵组织“加德纳”。当时的他认为，只有自己才能驱逐试图回到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难民。因为“骁勇善战”，沙龙在“加德纳”组织中声名鹊起，人们都知道有一个年轻小伙打架不要命。由于作战英勇，沙龙被犹太地下武装“哈加纳”相中，而这一组织正是以色列正规军队的前身。
1948年5月14日，根据联合国通过的有关决议，英国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宣告结束，以色列国宣告成立。不到24小时，由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家组成的阿拉伯联军向以色列国发动了进攻，刚刚正式组建的以色列国防军立即投入了激烈的战斗，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开战之初，沙龙即被提升为以色列国防军“亚历山德罗尼旅”的排级指挥官。在战争中，沙龙显示出了其过人的军事才能。
之后，沙龙转入以色列国防军的军事情报部门工作，在以色列北部地区负责搜集活跃于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的阿拉伯游击队的情报。1952年至1953年期间，耶路撒冷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经常遭受约旦境内阿拉伯游击队的袭击。此时，沙龙奉命带领一支被称为“101部队”的特种兵，深入敌方，对越境攻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费达因”（游击队）采取报复性袭击。在一次行动中，“101部队”在当时约旦人控制的位于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凯比亚村杀死了几十名巴勒斯坦平民，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自那时起，上级命令沙龙主要去瞄准军事目标。沙龙也迫切想这么做，他说，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让阿拉伯世界接受以色列。但是，他挑起了冲突而不是解决冲突，并且，溢出效应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东地区，而是影响到了以色列与盟友的关系。凯比亚行动后，美国人短暂地中止了对以色列的援助。
沙龙的上级努力想控制他的行为，但多数时候他们都失败了。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即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作战骁勇的沙龙指挥以军伞兵部队攻占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米拉通道，为以军最终占领西奈半岛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他在战争期间屡次违反军令，其中一次甚至导致自己的士兵在西奈半岛身陷伏击，使得以军领导层对他大为反感，以致连续好几年他都无法升迁。
自觉在以军中人缘不佳的沙龙远赴英伦“换换环境”，1957年，他在英格兰的坎伯雷军事学院主攻军事理论。后来，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学习法律专业。1962年，沙龙终于升迁，被授予陆军准将军衔，同时被任命为一个装甲旅的旅长。1964年，沙龙升任以色列国防军北部军区参谋长。1967年，沙龙军衔升为少将。同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爆发，沙龙指挥以军再次夺回西奈半岛上米拉通道的控制权，并乘胜攻占了苏伊士运河走廊。1969年，沙龙出任以色列国防军北部军区司令。
由于自知在以军中人缘不佳，沙龙感到自己最终被任命为以军总参谋长的机会不大，不禁有些灰心丧气，于1972～6月申请退伍。但是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即赎罪日战争）爆发后，好战的沙龙忍不住再次披挂上阵，在西奈半岛前线指挥以军作战。在这次战争中，沙龙指挥2.7万名以军士兵跨过苏伊士运河攻入了埃及境内，遏止了以军被动挨打的局面，一举扭转了战局，为他的军旅生涯画上了一个尚算圆满的句号。赎罪日战争结束后，沙龙终于脱下了军装，开始转入政界发展。
转变
彪悍战士阿里埃勒·沙龙的办公桌后放着一套立体声音响，方便他随时欣赏小提琴奏鸣曲。这个男人的身上和他的职业生涯中充满了这种矛盾的统一。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是不折不扣的“贝鲁特屠夫”。1982年，是他让以色列在黎巴嫩无端地陷入一场血腥的战争，导致以色列在全世界面前蒙羞。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赎罪日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英雄。1973年，是他率军西渡苏伊士运河，从埃及的炮火中拯救了以色列。他看上去如野兽般强韧，但同时又是个富有文化修养的人：他几乎从不错过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音乐会，也总会在有女士进入房间时礼貌地起身。
1977年至1981年期间，沙龙正式加入了利库德集团，并当选以色列议会议员。在此期间，沙龙被以色列前总理贝京任命为农业部长。沙龙策划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大量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使得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人定居点的数量很快翻了一番，沙龙此举的目的是试图阻断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自治领土之间的联系，使巴勒斯坦难以存活。
1981年，沙龙又被贝京任命为国防部长。1982年，多年来难改好战脾气的沙龙采取冒险行动，出兵黎巴嫩，打算将黎巴嫩境内的所有巴勒斯坦难民赶入约旦境内，结果导致了当年9月黎巴嫩境内萨布拉和查蒂拉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大规模屠杀l参案的发生，数以百计的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倒在了以色列士兵的枪口下，以色列政府遭到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1983年，以色列议会调查委员会经过调查，认为身为国防部长的沙龙对这两起巴勒斯坦难民营屠杀事件负有直接责任。这件事导致沙龙被免去公职，但后来他又慢慢地东山再起。一直到2001年当上以色列总理，他才有了安全感。 一些以色列政治评论家认为，纵观沙龙的军事生涯和政治生涯，沙龙的性格特征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得寸进尺。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上台后大刀阔斧采取了一些措施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和以巴和平进程，这使得沙龙极为不安，在以色列议会和媒体上想方设法予以阻挠和破坏。2000年9月28日，沙龙破坏以巴和平进程的行动发挥到了极致——在保镖的护卫下强行访问被巴勒斯坦人视为“尊贵禁地”的耶路撒冷圣殿山地区，从而引发了最新一轮持续数月仍无终止迹象的以巴流血冲突，导致将近400h死于非命。
对于中东和平进程，沙龙一直坚持“以和平换和平”的立场，反对“以土地换和平”的立场。在战场上多次与阿拉伯国家交手的沙龙眼中，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他坚决反对“在以色列领土上建立一个自治的巴勒斯坦国家”。沙龙对尽可能多地修建犹太人定居点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心，他认为，如果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安置200万以上的犹太定居者，以色列才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沙龙一向以自己从未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握过手为“荣”，并且在接受美国《纽约客》杂志采访时公然斥骂阿拉法特为“骗子和刽子手”。
沙龙与阿拉法特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一战（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担任初级军官的沙龙与战友一起将巴勒斯坦人逐出村庄，并把他们的房屋夷为平地。在他此后的职业生涯里，沙龙陷入与巴勒斯坦人的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的纠缠，两人的较量从上世纪60年代的约旦河谷转战至后来的黎巴嫩。2002年至2004年，阿拉法特被沙龙的军队围困于位于拉姆安拉市的官邸，最终被逼客死他国。沙龙作为军队指挥官、政府住房部长、总理和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党魁的大半部分职业生涯里，还支持犹太人的定居运动。他曾带头把一面以色列国旗垂挂在自己位于耶路撒冷旧城穆斯林社区的公寓外。
但是，也正是这个男人，在以色列对“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发动毁灭性反击的前夜公开在电视上称，做一名巴勒斯坦人不容易，并在2005年其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行动中，下令让犹太定居者从加沙撤离。这个转变令那些曾在2001年沙龙上台时考虑离开国家的以色列左派，到了2006年沙龙因两次中风而陷入昏迷之后为他落泪。
尽管他已经有8年没有出现在公众的面前，但是沙龙的影响是深远的。他象征着以色列由世俗建国者和军人转变为将军再转型为政客的一代人的离去，这些人曾掌舵以色列半个世纪。不管是将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赶出家园，他当时都身先士卒。继任者更愿意追随他的脚步。
最值得信任的敌人
沙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是英雄还是屠夫？推土机还是和平鸽？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答案。
在以色列人眼里，他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官，创造了一个个经典战例，是扭转战局的“战神”。他的政治生涯也和受贿、选举舞弊等丑闻纠缠不清。
在阿拉伯人眼中，他是中东战争的敌酋，是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的罪人，是一个“屠夫”。
然而，或许如8年前一位约旦政治分析家所说，在实现和平方面，没有一个以色列政治家能比沙龙坚决果断。
沙龙之后，以色列的政治面目模糊，政客处事暧昧：打不清不楚的仗，谈不疼不痒的判。
今天的巴以和平进程，好谈不上，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希望与失望反复交织的和谈，打碎了一代人的信念和理想，消磨着双方人民对和平的期许。巴以问题难解，就在于有太多看似无可让步的“原则”。耶路撒冷？不可能分割；定居点？不可能停建；巴勒斯坦难民？不可能回归。没让步的空间，自然没谈判的余地。要冲破黏滞的现状，只有靠非常之人、非常之举。
沙龙恰似一剂“猛药”，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为了和平不讲原则。任何宗教、法律、军令、承诺，甚至自己一小时前说的话，对于沙龙都不是束缚，都可以因时、因势而变，只要能够实现以色列利益最大化。
沙龙晚年的180度转弯让世界惊异。2005～F9月，沙龙政府派出军警，强行执行加沙单边撤离计划。自1967年六日战争后开始经营的定居点，被自己人一朝连根拔起。
撤离加沙，在以色列掀起滔天巨浪，把整个社会撕成两半。任何一位以色列领导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做出如此决定，执行如此决定，都是政治自杀。
沙龙不仅“敢”，而且“能”。借这一“创举”，以色列卸去了沉重的现实和道义包袱，巴勒斯坦得到一块自治土地。历史很讽刺，沙龙这个“屠夫”给了巴以和平一线实实在在的希望。
可惜的是，仅仅4个月后，沙龙中风昏迷，他未完成的和平计划成了永远的谜，加沙局势的后续发展也脱离了预想的轨道。一度看似可及的和平，仿佛和沙龙一起睡去了。
在以色列有种说法，只有右翼领导人才能与巴勒斯坦人签订和平协议。其内在逻辑是：右翼政客享有右翼选民的支持，他们提出的和平计划也会得到思想开放的中间和左翼人民的赞同。反之，左翼领袖是得不到右翼群体支持的。作为“右翼中的右翼”，沙龙说要和平，谁能说不呢？
巴以和平，需要一个沙龙这样的人。沙龙之后，或许再无沙龙。
在以色列，沙龙曾在2001年总理选举中一举夺得空前绝后的62.4%选票，更被众人称作具有“让追随者暂时放弃独立思考，去附和他有时极具鲁莽色彩冒险”的特殊个人魅力，犹太民众中支持、痛悼之声压倒一切。而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则完全是另一番光景，那些平素明争暗斗，甚至兵戎相见的冤家对头，如今却一起为“恶魔之死”弹冠相庆。
崛起
1928年，沙龙出生在当时由英国管辖的巴勒斯坦的一户知识分子家庭，原姓施恩内曼。当时，在邻居们忙于建设社会主义公社的时候，他那来自白俄罗斯的犹太裔父母却在自己家的周围竖起了篱笆，将这种平民理念拒之门外。父母教他吃饭的时候背要挺直，双肘要收近身体。70年后，尽管凸起的肚皮泄露了他不加节制的食欲，但他在吃饭时仍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在以色列议会议员餐厅里，沙龙喜欢把白糖倒进汤里，这也是他邀请跑会记者到他身边和他交流八卦新闻的信号，他很享受这样做。
但是，决定他的职业的，是为这个新成立国家奋斗的需要。沙龙14岁就参加了“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民兵组织“加德纳”。当时的他认为，只有自己才能驱逐试图回到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难民。因为“骁勇善战”，沙龙在“加德纳”组织中声名鹊起，人们都知道有一个年轻小伙打架不要命。由于作战英勇，沙龙被犹太地下武装“哈加纳”相中，而这一组织正是以色列正规军队的前身。
1948年5月14日，根据联合国通过的有关决议，英国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宣告结束，以色列国宣告成立。不到24小时，由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家组成的阿拉伯联军向以色列国发动了进攻，刚刚正式组建的以色列国防军立即投入了激烈的战斗，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开战之初，沙龙即被提升为以色列国防军“亚历山德罗尼旅”的排级指挥官。在战争中，沙龙显示出了其过人的军事才能。
之后，沙龙转入以色列国防军的军事情报部门工作，在以色列北部地区负责搜集活跃于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的阿拉伯游击队的情报。1952年至1953年期间，耶路撒冷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经常遭受约旦境内阿拉伯游击队的袭击。此时，沙龙奉命带领一支被称为“101部队”的特种兵，深入敌方，对越境攻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费达因”（游击队）采取报复性袭击。在一次行动中，“101部队”在当时约旦人控制的位于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凯比亚村杀死了几十名巴勒斯坦平民，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自那时起，上级命令沙龙主要去瞄准军事目标。沙龙也迫切想这么做，他说，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让阿拉伯世界接受以色列。但是，他挑起了冲突而不是解决冲突，并且，溢出效应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东地区，而是影响到了以色列与盟友的关系。凯比亚行动后，美国人短暂地中止了对以色列的援助。
沙龙的上级努力想控制他的行为，但多数时候他们都失败了。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即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作战骁勇的沙龙指挥以军伞兵部队攻占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米拉通道，为以军最终占领西奈半岛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他在战争期间屡次违反军令，其中一次甚至导致自己的士兵在西奈半岛身陷伏击，使得以军领导层对他大为反感，以致连续好几年他都无法升迁。
自觉在以军中人缘不佳的沙龙远赴英伦“换换环境”，1957年，他在英格兰的坎伯雷军事学院主攻军事理论。后来，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学习法律专业。1962年，沙龙终于升迁，被授予陆军准将军衔，同时被任命为一个装甲旅的旅长。1964年，沙龙升任以色列国防军北部军区参谋长。1967年，沙龙军衔升为少将。同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爆发，沙龙指挥以军再次夺回西奈半岛上米拉通道的控制权，并乘胜攻占了苏伊士运河走廊。1969年，沙龙出任以色列国防军北部军区司令。
由于自知在以军中人缘不佳，沙龙感到自己最终被任命为以军总参谋长的机会不大，不禁有些灰心丧气，于1972～6月申请退伍。但是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即赎罪日战争）爆发后，好战的沙龙忍不住再次披挂上阵，在西奈半岛前线指挥以军作战。在这次战争中，沙龙指挥2.7万名以军士兵跨过苏伊士运河攻入了埃及境内，遏止了以军被动挨打的局面，一举扭转了战局，为他的军旅生涯画上了一个尚算圆满的句号。赎罪日战争结束后，沙龙终于脱下了军装，开始转入政界发展。
转变
彪悍战士阿里埃勒·沙龙的办公桌后放着一套立体声音响，方便他随时欣赏小提琴奏鸣曲。这个男人的身上和他的职业生涯中充满了这种矛盾的统一。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是不折不扣的“贝鲁特屠夫”。1982年，是他让以色列在黎巴嫩无端地陷入一场血腥的战争，导致以色列在全世界面前蒙羞。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赎罪日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英雄。1973年，是他率军西渡苏伊士运河，从埃及的炮火中拯救了以色列。他看上去如野兽般强韧，但同时又是个富有文化修养的人：他几乎从不错过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音乐会，也总会在有女士进入房间时礼貌地起身。
1977年至1981年期间，沙龙正式加入了利库德集团，并当选以色列议会议员。在此期间，沙龙被以色列前总理贝京任命为农业部长。沙龙策划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大量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使得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人定居点的数量很快翻了一番，沙龙此举的目的是试图阻断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自治领土之间的联系，使巴勒斯坦难以存活。
1981年，沙龙又被贝京任命为国防部长。1982年，多年来难改好战脾气的沙龙采取冒险行动，出兵黎巴嫩，打算将黎巴嫩境内的所有巴勒斯坦难民赶入约旦境内，结果导致了当年9月黎巴嫩境内萨布拉和查蒂拉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大规模屠杀l参案的发生，数以百计的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倒在了以色列士兵的枪口下，以色列政府遭到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1983年，以色列议会调查委员会经过调查，认为身为国防部长的沙龙对这两起巴勒斯坦难民营屠杀事件负有直接责任。这件事导致沙龙被免去公职，但后来他又慢慢地东山再起。一直到2001年当上以色列总理，他才有了安全感。 一些以色列政治评论家认为，纵观沙龙的军事生涯和政治生涯，沙龙的性格特征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得寸进尺。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上台后大刀阔斧采取了一些措施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和以巴和平进程，这使得沙龙极为不安，在以色列议会和媒体上想方设法予以阻挠和破坏。2000年9月28日，沙龙破坏以巴和平进程的行动发挥到了极致——在保镖的护卫下强行访问被巴勒斯坦人视为“尊贵禁地”的耶路撒冷圣殿山地区，从而引发了最新一轮持续数月仍无终止迹象的以巴流血冲突，导致将近400h死于非命。
对于中东和平进程，沙龙一直坚持“以和平换和平”的立场，反对“以土地换和平”的立场。在战场上多次与阿拉伯国家交手的沙龙眼中，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他坚决反对“在以色列领土上建立一个自治的巴勒斯坦国家”。沙龙对尽可能多地修建犹太人定居点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心，他认为，如果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安置200万以上的犹太定居者，以色列才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沙龙一向以自己从未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握过手为“荣”，并且在接受美国《纽约客》杂志采访时公然斥骂阿拉法特为“骗子和刽子手”。
沙龙与阿拉法特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一战（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担任初级军官的沙龙与战友一起将巴勒斯坦人逐出村庄，并把他们的房屋夷为平地。在他此后的职业生涯里，沙龙陷入与巴勒斯坦人的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的纠缠，两人的较量从上世纪60年代的约旦河谷转战至后来的黎巴嫩。2002年至2004年，阿拉法特被沙龙的军队围困于位于拉姆安拉市的官邸，最终被逼客死他国。沙龙作为军队指挥官、政府住房部长、总理和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党魁的大半部分职业生涯里，还支持犹太人的定居运动。他曾带头把一面以色列国旗垂挂在自己位于耶路撒冷旧城穆斯林社区的公寓外。
但是，也正是这个男人，在以色列对“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发动毁灭性反击的前夜公开在电视上称，做一名巴勒斯坦人不容易，并在2005年其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行动中，下令让犹太定居者从加沙撤离。这个转变令那些曾在2001年沙龙上台时考虑离开国家的以色列左派，到了2006年沙龙因两次中风而陷入昏迷之后为他落泪。
尽管他已经有8年没有出现在公众的面前，但是沙龙的影响是深远的。他象征着以色列由世俗建国者和军人转变为将军再转型为政客的一代人的离去，这些人曾掌舵以色列半个世纪。不管是将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赶出家园，他当时都身先士卒。继任者更愿意追随他的脚步。
最值得信任的敌人
沙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是英雄还是屠夫？推土机还是和平鸽？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答案。
在以色列人眼里，他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官，创造了一个个经典战例，是扭转战局的“战神”。他的政治生涯也和受贿、选举舞弊等丑闻纠缠不清。
在阿拉伯人眼中，他是中东战争的敌酋，是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的罪人，是一个“屠夫”。
然而，或许如8年前一位约旦政治分析家所说，在实现和平方面，没有一个以色列政治家能比沙龙坚决果断。
沙龙之后，以色列的政治面目模糊，政客处事暧昧：打不清不楚的仗，谈不疼不痒的判。
今天的巴以和平进程，好谈不上，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希望与失望反复交织的和谈，打碎了一代人的信念和理想，消磨着双方人民对和平的期许。巴以问题难解，就在于有太多看似无可让步的“原则”。耶路撒冷？不可能分割；定居点？不可能停建；巴勒斯坦难民？不可能回归。没让步的空间，自然没谈判的余地。要冲破黏滞的现状，只有靠非常之人、非常之举。
沙龙恰似一剂“猛药”，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为了和平不讲原则。任何宗教、法律、军令、承诺，甚至自己一小时前说的话，对于沙龙都不是束缚，都可以因时、因势而变，只要能够实现以色列利益最大化。
沙龙晚年的180度转弯让世界惊异。2005～F9月，沙龙政府派出军警，强行执行加沙单边撤离计划。自1967年六日战争后开始经营的定居点，被自己人一朝连根拔起。
撤离加沙，在以色列掀起滔天巨浪，把整个社会撕成两半。任何一位以色列领导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做出如此决定，执行如此决定，都是政治自杀。
沙龙不仅“敢”，而且“能”。借这一“创举”，以色列卸去了沉重的现实和道义包袱，巴勒斯坦得到一块自治土地。历史很讽刺，沙龙这个“屠夫”给了巴以和平一线实实在在的希望。
可惜的是，仅仅4个月后，沙龙中风昏迷，他未完成的和平计划成了永远的谜，加沙局势的后续发展也脱离了预想的轨道。一度看似可及的和平，仿佛和沙龙一起睡去了。
在以色列有种说法，只有右翼领导人才能与巴勒斯坦人签订和平协议。其内在逻辑是：右翼政客享有右翼选民的支持，他们提出的和平计划也会得到思想开放的中间和左翼人民的赞同。反之，左翼领袖是得不到右翼群体支持的。作为“右翼中的右翼”，沙龙说要和平，谁能说不呢？
巴以和平，需要一个沙龙这样的人。沙龙之后，或许再无沙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