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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培育农民的公共理性或公共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建成文明、富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文化发展总体上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农村文化发展滞后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二是农村公共文化滞后于农村私性文化的发展。对于农村文化发展落后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人们并无异议，但是对于农村公共文化落后于农村私性文化发展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乡村伦理道德衰败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取得了土地的自主经营权，原本依靠强制性集体生产和意识形态教育维持的农村集体主义逐渐消解；尤其是解除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的樊篱以后，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大规模进城务工，城市成为他们工作的主要场所。农民逐渐从原有的家庭、亲缘、社区的权力下解放了出来。恰如阎云翔所言，“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之后，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也随之崩溃，既没有传统又没有社会主义道德观，非集体化之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与此同时，农民又被卷入了商品经济与市场中，他们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强调个人的权利，将个人欲望合理化”。农村社会不仅公德败坏，农民的私德也出现了危机。近些年，农民的离婚率急剧上升，打破了农民婚姻家庭一贯的稳定形态，农民的性观念、婚姻观念、家庭观念和养老观念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来农民对婚前性行为说三道四，如今外出打工农民婚外同居、农村女孩进城“做小姐”、城市妓女“下乡”、农民婚丧的脱衣舞表演已屡见不鲜，农民对此也见怪不怪了。农村公共事业无人关心
“无公德的个人”只想获取不想给予，农民难以在公共事业上形成有效合作。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民还因为税费的关系参与村庄的选举，如今农民连村庄选举这样的公其事务也不愿意去参与了。当人们在行动时，总是要问自己“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于是，人际关系也因此变成待价而沽的交易关系。正是因为过分注重这种交易关系，以至于把社会关系也量化为金钱的形式。农村社区邻里之间曾盛行的互惠性换工、帮工、互助已逐渐消失，金钱成为维续人们之间关系的主要“砝码”，也是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和社会意义的主要“准绳”。
农民在日渐功利化的同时，也日益原子化、疏离化，使得传统社区公共生活走向瓦解；由于各种理性计算因子开始渗透到农民的生活逻辑中来，其行为充满着越来越多的变数而无法进行有效预期。 “农民善分不善合”不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价值判断问题，而是当下农村社会的现实写照。
村庄公共舆论消解
“舆论压死人”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发挥着规制人们行为的作用。一旦人们感受到了“人言”的“可畏”，舆论惩罚的威摄力就生效了，个体在公共领域做事情也就有了“分寸”。然而，在一个日益开放、认同日渐减弱的乡村社会里，村庄公共舆论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越发显得乏力无效。农村舆论形式上似乎在趋向尊重他人的个人权利和隐私而显得更加包容，实质则是公共道德力量的式微或消解。诚如贺雪峰所言，没有了公共舆论，也没有了对村庄公共舆论的顾忌，村庄的公共性和伦理性不但日益衰竭，村庄本身也越来越缺乏自主价值生产能力。人们开始肆无忌惮地做任何事情，年轻人开始频繁地抛弃父母、虐待老人，村干部可以毫无顾忌地贪污，甚至与乡村混混势力联合在一起。农村社区丛林原则肆虐横行，成为当下农村治理无可回避的问题。
公共精神瓦解与重建
虽然最近几年国家逐年加大了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资，但即便是这样，农民考虑是否参与这些公共事业建设也是看它能否从中获取即时性利益——政府是否给予金钱报酬以及所给的报酬是否高于外出打工的收入，而不是因为这项公共事业给他们带来长远的利益。农民村庄生活中的公共精神瓦解，是农村治理必须破除的又一个关键性难题。
很显然，农村公共文化的消解完全悖离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的和方向。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重建农村公共文化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至于如何重建农村公共文化，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途径和方法。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不是简单地从乡村社会之外输入所谓的先进文化或者城市文化。
过去进行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模式，就是把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价值观灌输给农民，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农民对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的认同，但也瓦解了农村传统婚姻家庭观、家族认同和道德伦理生活；这种靠外在国家力量植入的意识形态，随着农村传统集体性生产的消逝和国家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很快趋于衰落。
当前每个农村社区的道德准则都是受到他们的生活条件决定的。倘若我们把另一种道德反复灌输给他们，不管这种道德高尚到什么地步或先进到何种地步，这个社区都会土崩瓦解，所有个人也会痛苦地感受到这种混乱的状况!也就是说，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简单地靠输入先进文化是行不通的，甚至是事与愿违。
农村文化是一套处境化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体系，它由该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所决定，无论如何“先进的”文化从外面输入到这样的社会也是脱离实际的。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必须跟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相联结、相融合，这样一种文化建设方式我们称之为生活化的文化建设模式。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培育农民的公共理性或公共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建成文明、富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责编 杜美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文化发展总体上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农村文化发展滞后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二是农村公共文化滞后于农村私性文化的发展。对于农村文化发展落后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人们并无异议，但是对于农村公共文化落后于农村私性文化发展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乡村伦理道德衰败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取得了土地的自主经营权，原本依靠强制性集体生产和意识形态教育维持的农村集体主义逐渐消解；尤其是解除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的樊篱以后，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大规模进城务工，城市成为他们工作的主要场所。农民逐渐从原有的家庭、亲缘、社区的权力下解放了出来。恰如阎云翔所言，“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之后，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也随之崩溃，既没有传统又没有社会主义道德观，非集体化之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与此同时，农民又被卷入了商品经济与市场中，他们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强调个人的权利，将个人欲望合理化”。农村社会不仅公德败坏，农民的私德也出现了危机。近些年，农民的离婚率急剧上升，打破了农民婚姻家庭一贯的稳定形态，农民的性观念、婚姻观念、家庭观念和养老观念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来农民对婚前性行为说三道四，如今外出打工农民婚外同居、农村女孩进城“做小姐”、城市妓女“下乡”、农民婚丧的脱衣舞表演已屡见不鲜，农民对此也见怪不怪了。农村公共事业无人关心
“无公德的个人”只想获取不想给予，农民难以在公共事业上形成有效合作。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民还因为税费的关系参与村庄的选举，如今农民连村庄选举这样的公其事务也不愿意去参与了。当人们在行动时，总是要问自己“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于是，人际关系也因此变成待价而沽的交易关系。正是因为过分注重这种交易关系，以至于把社会关系也量化为金钱的形式。农村社区邻里之间曾盛行的互惠性换工、帮工、互助已逐渐消失，金钱成为维续人们之间关系的主要“砝码”，也是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和社会意义的主要“准绳”。
农民在日渐功利化的同时，也日益原子化、疏离化，使得传统社区公共生活走向瓦解；由于各种理性计算因子开始渗透到农民的生活逻辑中来，其行为充满着越来越多的变数而无法进行有效预期。 “农民善分不善合”不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价值判断问题，而是当下农村社会的现实写照。
村庄公共舆论消解
“舆论压死人”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发挥着规制人们行为的作用。一旦人们感受到了“人言”的“可畏”，舆论惩罚的威摄力就生效了，个体在公共领域做事情也就有了“分寸”。然而，在一个日益开放、认同日渐减弱的乡村社会里，村庄公共舆论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越发显得乏力无效。农村舆论形式上似乎在趋向尊重他人的个人权利和隐私而显得更加包容，实质则是公共道德力量的式微或消解。诚如贺雪峰所言，没有了公共舆论，也没有了对村庄公共舆论的顾忌，村庄的公共性和伦理性不但日益衰竭，村庄本身也越来越缺乏自主价值生产能力。人们开始肆无忌惮地做任何事情，年轻人开始频繁地抛弃父母、虐待老人，村干部可以毫无顾忌地贪污，甚至与乡村混混势力联合在一起。农村社区丛林原则肆虐横行，成为当下农村治理无可回避的问题。
公共精神瓦解与重建
虽然最近几年国家逐年加大了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资，但即便是这样，农民考虑是否参与这些公共事业建设也是看它能否从中获取即时性利益——政府是否给予金钱报酬以及所给的报酬是否高于外出打工的收入，而不是因为这项公共事业给他们带来长远的利益。农民村庄生活中的公共精神瓦解，是农村治理必须破除的又一个关键性难题。
很显然，农村公共文化的消解完全悖离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的和方向。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重建农村公共文化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至于如何重建农村公共文化，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途径和方法。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不是简单地从乡村社会之外输入所谓的先进文化或者城市文化。
过去进行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模式，就是把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价值观灌输给农民，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农民对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的认同，但也瓦解了农村传统婚姻家庭观、家族认同和道德伦理生活；这种靠外在国家力量植入的意识形态，随着农村传统集体性生产的消逝和国家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很快趋于衰落。
当前每个农村社区的道德准则都是受到他们的生活条件决定的。倘若我们把另一种道德反复灌输给他们，不管这种道德高尚到什么地步或先进到何种地步，这个社区都会土崩瓦解，所有个人也会痛苦地感受到这种混乱的状况!也就是说，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简单地靠输入先进文化是行不通的，甚至是事与愿违。
农村文化是一套处境化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体系，它由该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所决定，无论如何“先进的”文化从外面输入到这样的社会也是脱离实际的。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必须跟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相联结、相融合，这样一种文化建设方式我们称之为生活化的文化建设模式。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培育农民的公共理性或公共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建成文明、富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责编 杜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