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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藏传佛教传入蒙古高原，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在这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对蒙古民族的历史、政治、文化、价值观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藏传佛教的传入，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也是一波三折，曾被推崇为国教，也经历过近两百年的间断期，不过最终，藏传佛教还是逐步与蒙古族的原有信仰和生活联系起来，形成了蒙古化的佛教，被蒙古民众所接受。
【关键词】蒙古社会；藏传佛教；传播；发展
目前对于蒙古社会与藏传佛教方面的研究较多，涉及方面也很广泛，包括藏传佛教的传入对蒙古社会的影响、藏传佛教在蒙古各部的具体传播情况、相关杰出人物、具体某个朝代统治下两者之间的关系、藏传佛教传入蒙古的原因等方面，相关著述也很多。本文主要以时间为线索，论述各个历史时间段藏传佛教在蒙古的传播、发展概况，同时也对藏传佛教在各个时期传播的原因、所带来的影响等进行了大致的叙述。
蒙古族在历史上曾信奉过多种宗教，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以及与周边民族的接触，宗教信仰也发生着变化。
一、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蒙古的传播和发展
萨满教是蒙古族古老的原始宗教，在13世纪初期，萨满教在蒙古民族的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蒙古大汗的诏书和印玺上都有“长生天力里，皇帝福荫下”字样，蒙古杰出君王成吉思汗也信奉萨满教，崇拜“长生天”，甚至在其政治斗争中也充分利用了萨满教的影响。一直到元朝，在蒙古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仍是萨满教，它在蒙古皇族、王公贵族和民间中仍有重要影响，皇室祭祖、祭太庙、皇帝驾幸上都等重要活动，都由萨满教主持祭祀。但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藏传佛教逐步赶上并超过了萨满教，在蒙古地区一度盛行。
藏传佛教最初传入蒙古地区是与当时蒙古的对外扩张密不可分的，在成吉思汗的军事势力不断扩张的过程中，蒙古人开始接触越来越多的外族文化和宗教，为了取得对异族的统治、排除阻力，成吉思汗对其辖下的各民族文化和宗教保持着一个宽容的态度，同时他还把这种宽容的宗教、文化政策教给他的子孙后代，命其后裔“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并礼遇各宗教的教师，悉皆豁免赋役。”[1]成吉思汗为了更好地治理这些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成分的人们，不仅允许各种宗教同时并存，自由信仰，而且加以保护[2]。在这样的宗教文化政策下，实现了不同民族共存共荣的景象。志费尼曾写道：成吉思汗“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3]樊保良先生认为，“成吉思汗的这些训令和习惯法，为后来的诸位继承者立下了规矩，奠定了政策基础……”[4]之后，成吉思汗的后代们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改信其宗教信仰，阔端、忽必烈皈依藏传佛教，并将其引进蒙古王室即是明证。
在这种宽容的宗教政策下，藏传佛教最初向蒙古传播的时间就很有可能是在成吉思汗时期。当时，蒙古国的邻居是佛教盛行的西夏，在西夏供职的藏传佛教高僧，成为蒙古和西藏交往的重要桥梁，此时的蒙古人可能通过西夏开始了解了藏传佛教文化，同时，成吉思汗先后降畏兀儿、灭西辽、攻金朝及西征花刺子模、亡西夏等，致使西藏的僧俗封建首领出于自保的心情，主动向蒙古示好是很有可能的。《安多政教史》就有记载“在萨迦学经多年的西纳格西在成吉思汗驻军上都时前去会见，并被汗王留在身边”[5]。
成吉思汗去世后，其子窝阔台即位。1227年，蒙古灭西夏，1234年亡金之后，窝阔台儿子阔端得到了原来的西夏辖区及吐蕃属地作为自己的份地。1240年（又有记载说1239年），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率军攻入西藏，多达那波在进攻过程中了解到，西藏僧俗势力割据，同时佛教在社会生活中起很大作用，于是向阔端建议选用当地宗教领袖协助蒙古统治西藏，这一建议得到阔端的赞赏。但当时的西藏宗教教派林立，阔端必须在各教派中挑选一个实力强、威望高，且忠心可靠的教派，扶植它来统领西藏。当时情势是“现在卫藏（前、后藏）地方以噶当派的寺庙为最多；达垄教派（即达垄噶举）的僧人戒律清整；止贡教派（即止贡噶举）的京俄大师具大法力；萨迦教派的班智达（即萨班）学富五明。”（五世达赖所著《西藏王臣史》）[6]多达那波向阔端建议选择萨迦派，因为萨班声望很高。阔端采纳了他的建议，致函召萨班到驻地凉州会面，商谈卫藏全区归顺蒙古的事宜。[7]
西藏方面的谈判代表是萨迦派首领贡噶坚赞，他在1246年来到凉州，而此时阔端却不在凉州，1247年阔端回到凉州与其会晤。这次会谈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为西藏归顺蒙古汗廷和阔端认可萨迦派在西藏佛教各教派中的领先地位；其次，又讨论把藏传佛教引入蒙古王室的问题。会谈之后，阔端把萨班留在了自己身旁，予以极为优厚的待遇，对此萨迦班智达自内心感恩谢德[8]。当然，阔端的这些行为并不是出于对藏传佛教的狂热，更多的是继承其祖先成吉思汗宽容的宗教政策，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其统治西藏的政治目的服务。
其后的蒙哥和忽必烈兄弟二人，在对待藏传佛教的问题上完全继承和贯彻了阔端制定的宗教政策，并且把这一政策发挥到了更进一步的程度，这一时期不仅加强了对吐蕃的经营治理，他们还把蒙藏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蒙哥汗继汗位后，剥夺了阔端管理西藏的权利，接着便采取一系列措施优待僧人：免除赋税、劳役等，同时他还承认萨迦派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的领先地位；一边又派人到西藏清查户口、划定地界，为实行分封制做准备。准备工作大约在1253年完成，在此基础上，蒙哥汗将西藏主要地区分配给他自己和同母兄弟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作封地，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内按蒙古制度委派官员管理，这使西藏在行政制度上与蒙古汗国一致起来，通过蒙哥汗的经营，西藏各教派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更为紧密，中央王朝也实现了统一西藏的目的。
忽必烈时期，在他和八思巴的共同努力下，藏传佛教正式进入蒙古宫廷，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在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时，身边便带上了年幼的弟子八思巴，在凉州安定下来以后，萨班便精心教诲他，而八思巴也没让他失望，萨班去世后，八思巴继承了叔父的衣钵，并为藏传佛教在蒙古统治阶层中发扬光大作出了许多贡献。首先，1253年忽必烈受命远征大理，大军行至凉州附近时，因为即将进入藏族地区，忽必烈召请八思巴到军营以备咨询，八思巴便利用这个机会，巧妙地宣传，使忽必烈一家开始崇拜西藏佛教，并与其建立更进一层的关系。其次，1258年在忽必烈主持的宗教辩论中，以八思巴等为代表的佛教取得了胜利，按照事先约定的处罚办法，道教遭到打击，佛教从此确立了蒙元王朝境内各种宗教中的最高地位。最后，蒙哥汗死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展开了争夺汗位的激烈斗争，而八思巴始终与忽必烈在一起，是忽必烈的支持者之一。1260年初步战胜阿里不哥的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令其统领释教，将八思巴提升到全国佛教领袖的地位，从此，西藏佛教萨迦派对忽必烈一家的影响日益增大，同时受到蒙古皇室和贵族的崇信，成为所谓的“国教”。[9] 经过这些努力，蒙古族统治阶级完全接受了佛教的理念，可是，佛教的影响仅限于蒙古上层统治阶级，佛教在蒙古的传播，一直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阻力与对手，即蒙古人固有的宗教信仰，即使在佛教最盛的时期，很多蒙古人信奉的仍是萨满教，在这种情况下，此时佛教在蒙古的传播过程一直伴随着与萨满教的斗争，作为国教的佛教在统治阶级的袒护下，对萨满教进行迫害，通过各种方式禁止它的传播和存在，但通过几百年的斗争，佛教并未达到清除对手的目的。在这一斗争过程中，藏传佛教表面上占了上风，但并不意味着萨满教在蒙古社会的完全消失，还是有很多蒙古人尤其是蒙古下层群众仍大多信仰原始的萨满教。同时，萨满教与藏传佛教在斗争过程中应该也发生了一些相互吸纳、融合的现象，也就是说，藏传佛教为了更好地在蒙古立足，有可能吸收了一些萨满教的仪式和内容，而萨满教也有可能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再后来，元朝覆灭，蒙古统治者撤出中原，依靠蒙古统治者进行传播的藏传佛教失去了靠山，也就无法再在蒙古传播了，在此后两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蒙古社会中的藏传佛教一度声销迹灭。
二、明朝中后期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的再次传播
在经历了近200年的沉寂之后，藏传佛教在16世纪末叶又开始在蒙古活跃起来。佛教的这次“重生”，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蒙古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即俺答汗）[10]。至于藏传佛教这个时段传入的原因，除了俺答汗的个人动机外，还有格鲁派所面对的现实环境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关于这一方面的详细论述本人已在之前发表的《明朝中后期藏传佛教在蒙古的再次传播》一文中涉及，这里就不再赘述。本文主要讲述当时蒙古与藏传佛教之间互动的过程。
嘉靖初年，俺达汗曾多次出征青海征讨叛逃的蒙古右翼首领，在西征过程中接触到了藏传佛教，特别是15世纪宗喀巴建立的格鲁派[11]，同时他也了解到西藏地区藏传佛教统治藏族人民的巨大功效，所以他认为在蒙古地方建立一个宗教中心，可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明万历二年（1574年），俺达汗邀请西藏高僧到土默特部讲经，当时西藏黄教的最高领袖索南嘉措派遣高僧阿兴经青海，辗转来到土默特部，在传教期间，阿兴喇嘛不厌其烦地给俺答汗等贵族首领讲经说佛，宣扬黄教教义，俺答汗进一步认识到藏传佛教的教义能够控制蒙古，是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有力工具，于是坚定了皈依佛教的信念。万历四年（1576年），俺答汗派出使者持请贴和珍贵礼物，到西藏邀请索南嘉措亲莅土默特讲经，双方把会晤时间定在万历五年，同时，俺答汗为迎接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建起了“仰华寺”。
万历六年，俺答汗率贵族和部众等8万多人，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青海。得知索南嘉措已启程，俺答汗前去途中迎接，5月15日，索南嘉措在僧众和俺答汗使者的陪同下到达青海察布齐雅勒，俺答汗偕贵族在驻营地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向索南嘉措呈献了许多金银珠宝作为见面礼。随后俺达汗陪同索南嘉措前往仰华寺，召开法会，索南嘉措认定他和俺达汗二人是忽必烈与八思巴的转世，在法会上俺达汗封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并颁赠 “达赖喇嘛”金印，索南嘉措回赠俺答汗为“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尊号。他们商定，俺达汗令右翼各部停止尊奉萨满教，转而信奉藏传佛教，修建寺庙，同时规定了喇嘛教徒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如免劳役、赋税等，索南嘉措还为俺答汗及随行的各蒙古王公贵族作了灌顶入教仪式，这标志着俺答汗正式皈依藏传佛教，成为佛教徒。
万历七年，俺答汗率众返回土默特部，并开始逐一兑现其在仰华寺的承诺，他先是命人修建蒙古地方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大召寺，万历帝为大召寺赐名“弘慈寺”，后面又陆续修了几座寺庙，还选派蒙古贵族出家当喇嘛。万历十年（1582年）俺答汗去世。十三年（1585年），三世达赖喇嘛应继承汗位的俺答汗长子僧格都棱·帖木尔之邀，来到库库和屯（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旧城），驻锡大召寺，为俺答汗主持超度法会，按照藏传佛教教规，将俺答汗遗体火化。
在索南嘉措和俺答汗及其后继者的共同努力下，藏传佛教的传教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蒙古各地逐渐掀起了迎请西藏高僧、建筑寺庙、翻译佛经的高潮，所有这些对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使格鲁派日益成为蒙古族的整体宗教信仰[12]。
万历十六年（1588年），三世达赖喇嘛应邀赴察哈尔部讲经，自土默特出发，途中圆寂，为巩固黄教在蒙古的影响，临终前他留下“转世灵童在阿勒坦汗家族中”的遗言。翌年，俺答汗之孙的福晋生下一子，经众喇嘛、三世达赖喇嘛的老管家和后来四世达赖喇嘛之师贡桑仔巴等的确认，并得到土默特部蒙古贵族的支持，认定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转世灵童”。按照黄教教规，西藏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派出多名喇嘛组成的使团，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来到土默川一带寻访，返回拉萨后经反复商讨，正式确认为四世达赖喇嘛，赠法名云丹嘉措。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15岁的云丹嘉措来到西藏北热振寺举行了坐床仪式，这是藏传佛教最高领袖——达赖喇嘛中迄今唯一的蒙古族。四世达赖的认定和进驻西藏，使格鲁派在蒙古的地位得到巩固，促进了其在蒙古的传播。[13]就这样在蒙古统治者的推动下，藏传佛教迅速传遍了蒙古高原，并且逐步深入到民众中，成为蒙古族的全民信仰。
三、清代前期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的发展
17世纪初，兴起于东北一隅的女真族迅速强大，建立爱新国（俗称后金），成为蒙古强大的政敌。1636年，清朝的建立和它对漠南蒙古的征服，标志着蒙古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后，清朝先后征服了喀尔喀和卫拉特蒙古地区，但因为满洲人人口不多，入主中原的满洲上层也很需要一个可靠的统治盟友和稳固的后方，所以，清朝统治蒙古便以羁縻抚绥、因俗而治为主。
利用宗教便是清朝统治蒙藏民族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藏传佛教成了统治蒙古和西藏的工具，正如乾隆所言“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以不保护之”。[14]在政治上，赋予佛教寺庙许多封建特权，上层喇嘛与王公贵族结合在一起，统治压迫劳动人民；在经济上，寺庙一般都有庙仓，占有大量牲畜、大片草场和耕地，对被它管辖的属民和贫苦农牧民进行超经济剥削。蒙古地区宗教首领或地位显赫的活佛，均得到清朝的正式册封，授予种种尊贵名号，并且也像世俗王公那样进京朝见皇帝，得到各种赏赐，为了扶持蒙古喇嘛教，清朝还拨出了大量银两，并广建寺庙，并且规定凡属出家喇嘛均免除一切赋役负担。[15] 在清代，尤其是康熙朝后，清朝有目的地拨款兴建以及王公、贫民捐建的大小庙宇，遍布了蒙古各地。康熙至乾隆年间，在内蒙古宗教中心多伦诺尔以及热河，清朝先后兴建了汇宗寺、善因寺等20多座庙宇；顺治至雍正年间，内蒙古西部以呼和浩特为中心，先后筑建了慈寿寺、崇禧寺等大小庙宇，据不完全统计，在漠南大小寺庙共1000余座，喇嘛20万以上，漠北大小庙宇约700余座，喇嘛10万余人。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的影响力逐步增大，在蒙古的政治、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清朝的大力扶持，再加上蒙古民众特别是上层集团的推崇，使佛教在蒙古族中出现了畸形发展的态势，佛寺林立，香烟弥漫整个草原，消沉的蒙古人将所有的苦闷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完全倾注于缭绕的香烟之中，这样就把信佛的蒙古族人民束缚在宗教中，甘愿忍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削弱了与清王朝的斗争意志，从而使藏传佛教成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另外，众多的寺庙和繁多的宗教活动，耗费了蒙古族人们的大量财产，众多的喇嘛则致使蒙古地区人口逐年减少，劳动力不足，这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蒙古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蒙古民族逐步走向衰落，满洲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16]
当然，清政府对藏传佛教也不是完全的绝对的支持，他们也担心藏传佛教的势力过于强大会对其统治造成威胁，所以他们也采取一些措施进行抑制，如颁发 “喇嘛禁令”、设置理藩院、创立金瓶掣签转世制度、加强对寺庙和喇嘛的管理等。[17]
四、近现代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的衰落
从清朝中叶开始，蒙古社会的佛教开始遭到部分民众的摒弃，从上层贵族到广大民众、僧侣阶层，都用自己不同的方式否定佛教，各地区寺庙和喇嘛的数量都明显地呈下降趋势，据统计，在佛教鼎盛时代，内蒙古藏传佛教寺庙有1800多座，喇嘛15万余人；到光绪年间，寺庙数量减少到1600余座，喇嘛约10万余人；20世纪30年代，寺庙1299座，喇嘛约7万多人，解放初期的调查数据是共有寺庙1366座，喇嘛61850人[18]。数据表明，佛教信仰在蒙古族社会生活中正在逐渐淡化，并走向衰落。
佛教在蒙古的衰落，是蒙古社会、政治、经济综合作用的结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近现代蒙古族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的下降。僧侣是非物质生产者，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信众，如果信众的生存受到威胁，僧侣的生活必将受到影响，据统计，清代时，寺庙和僧人的数量是惊人的，寺庙的主要经济来源主要是庙丁的赋税和信徒的施舍、捐献，而寺庙的宗教活动一般比较频繁，一年四季很少间断，每一项宗教活动的进行，都伴随着巨大的耗费。另外还有寺庙日常的香火油钱、僧侣的日常开销，这些都成了压在民众头上的巨大负担。另外，随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进程，外国列强也开始侵入蒙古草原，他们和国内封建阶级联合，盘剥掠夺贫苦的蒙古大众，这些无疑就导致了蒙古地区经济状况的直接恶化，而这一恶化就断绝了寺庙的财务来源，使佛教从根本上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基础，佛教的衰微也就势在必行了。
二是宗教的世俗化使佛教成为社会变革的对象。清政府为了统治蒙古，利用各种手段不断扩大寺庙和活佛的数量，借此羁縻民众，并给予活佛和寺庙多种特权，而这些活佛以及寺庙则借助这些特权，不断搜刮民众，争明逐利，过着养尊处优，骄奢淫逸的生活，确切地说，高层僧侣已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佛教已不再是其标榜的普度众生的救世主，他们非但未能给民众解脱苦难，反而成为民众困苦的原因，这就将佛教置于了群众的对立面，佛教成为社会变革的对象也就成为必然。
三是人口下降与劳动力需求的冲突。僧人是不结婚的，这样一来，大量男性出家为僧，必然对蒙古的人口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从清朝初期到末期，蒙古族的人口一直呈直线下滑的态势，人口的下降导致劳动力严重不足，最终导致经济生产的持续下滑，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外，随着内蒙古地区的发展，农业在蒙古地区逐步提高，而与畜牧业相比较，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出家当喇嘛人数的逐渐减少[19]。近现代以来，社会各界将蒙古人口的下降完全归咎于佛教，当蒙古族社会出现衰退时，佛教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
四是社会制度的变革。佛教在蒙古社会的发展，并不完全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存在着人为因素，即清政府的扶持，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此时他已经自顾不暇，再加之此时的蒙古族已完全失去往日的雄风，对清朝构不成威胁，从而也就失去了羁縻之意义，蒙古佛教也就丧失了利用价值，在所有这些因素作用下，佛教受到清政府前所未有的冷落。到了民国初年，时局动荡，政府更是无暇顾及佛教，蒙古佛教已风光不再，失去了再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另外，由于佛教给蒙古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蒙藏院、南京国民政府、伪满洲国、伪蒙疆政府等各种政权都曾出台过抑制佛教发展的政策法规，蒙古佛教受到前所未有的遏制。
五是近代以来科学文化传播的冲击。1840年以来，在国际国内形式的影响下，内蒙古的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一些开明之士开始倡导兴办新式学校，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各种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伴随着新式教育的出现，一大批蒙古文出版机构和报纸期刊也开始出现，这给蒙古人民带来了全新的科学知识，打破了300多年来佛教思想文化的束缚，压缩了宗教思想发展的空间。
六是社会各界形成的自发的排佛思想。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各种危机也降临到蒙古社会的各个角落，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将佛教视为导致蒙古族衰落的主要因素，佛教成了全社会共同批判的对象，甚至一些王公、宗教界人士都对佛教进行了否定[20]。
五、总结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从首次传入到成为全民崇奉的宗教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传播者的渗透、统治阶级及人民大众的认知、历史的变迁等过程，才融入蒙古社会中的。我们看到，藏传佛教的传入给蒙古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随着佛教的传入，各类经典来到蒙古地区，丰富了蒙古族文化，促进了蒙古族语言学、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医药学、天文历算等各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打开了蒙、藏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21]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佛教给蒙古族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人口下降、加重人民负担等，最终导致了近代蒙古族佛教信仰的淡化。在今天，我们的主流思想是相信自然科学，不过藏传佛教作为蒙古族近千年的信仰，我们予以充分尊重，而如今的藏传佛教也已经逐步蒙古化了，在其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它逐步吸取并融合了蒙古社会固有的文化特质，在历史变迁中丰富自己，改装自己，最后形成了新型的、蒙古化了的佛教，如吸收蒙古族民间信仰的神祗为佛教万神殿成员，承办祭祀天神和祭祀敖包等蒙古族传统祭奠仪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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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荣焕（1988— ），女，云南省宣威市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史。
【关键词】蒙古社会；藏传佛教；传播；发展
目前对于蒙古社会与藏传佛教方面的研究较多，涉及方面也很广泛，包括藏传佛教的传入对蒙古社会的影响、藏传佛教在蒙古各部的具体传播情况、相关杰出人物、具体某个朝代统治下两者之间的关系、藏传佛教传入蒙古的原因等方面，相关著述也很多。本文主要以时间为线索，论述各个历史时间段藏传佛教在蒙古的传播、发展概况，同时也对藏传佛教在各个时期传播的原因、所带来的影响等进行了大致的叙述。
蒙古族在历史上曾信奉过多种宗教，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以及与周边民族的接触，宗教信仰也发生着变化。
一、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蒙古的传播和发展
萨满教是蒙古族古老的原始宗教，在13世纪初期，萨满教在蒙古民族的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蒙古大汗的诏书和印玺上都有“长生天力里，皇帝福荫下”字样，蒙古杰出君王成吉思汗也信奉萨满教，崇拜“长生天”，甚至在其政治斗争中也充分利用了萨满教的影响。一直到元朝，在蒙古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仍是萨满教，它在蒙古皇族、王公贵族和民间中仍有重要影响，皇室祭祖、祭太庙、皇帝驾幸上都等重要活动，都由萨满教主持祭祀。但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藏传佛教逐步赶上并超过了萨满教，在蒙古地区一度盛行。
藏传佛教最初传入蒙古地区是与当时蒙古的对外扩张密不可分的，在成吉思汗的军事势力不断扩张的过程中，蒙古人开始接触越来越多的外族文化和宗教，为了取得对异族的统治、排除阻力，成吉思汗对其辖下的各民族文化和宗教保持着一个宽容的态度，同时他还把这种宽容的宗教、文化政策教给他的子孙后代，命其后裔“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并礼遇各宗教的教师，悉皆豁免赋役。”[1]成吉思汗为了更好地治理这些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成分的人们，不仅允许各种宗教同时并存，自由信仰，而且加以保护[2]。在这样的宗教文化政策下，实现了不同民族共存共荣的景象。志费尼曾写道：成吉思汗“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3]樊保良先生认为，“成吉思汗的这些训令和习惯法，为后来的诸位继承者立下了规矩，奠定了政策基础……”[4]之后，成吉思汗的后代们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改信其宗教信仰，阔端、忽必烈皈依藏传佛教，并将其引进蒙古王室即是明证。
在这种宽容的宗教政策下，藏传佛教最初向蒙古传播的时间就很有可能是在成吉思汗时期。当时，蒙古国的邻居是佛教盛行的西夏，在西夏供职的藏传佛教高僧，成为蒙古和西藏交往的重要桥梁，此时的蒙古人可能通过西夏开始了解了藏传佛教文化，同时，成吉思汗先后降畏兀儿、灭西辽、攻金朝及西征花刺子模、亡西夏等，致使西藏的僧俗封建首领出于自保的心情，主动向蒙古示好是很有可能的。《安多政教史》就有记载“在萨迦学经多年的西纳格西在成吉思汗驻军上都时前去会见，并被汗王留在身边”[5]。
成吉思汗去世后，其子窝阔台即位。1227年，蒙古灭西夏，1234年亡金之后，窝阔台儿子阔端得到了原来的西夏辖区及吐蕃属地作为自己的份地。1240年（又有记载说1239年），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率军攻入西藏，多达那波在进攻过程中了解到，西藏僧俗势力割据，同时佛教在社会生活中起很大作用，于是向阔端建议选用当地宗教领袖协助蒙古统治西藏，这一建议得到阔端的赞赏。但当时的西藏宗教教派林立，阔端必须在各教派中挑选一个实力强、威望高，且忠心可靠的教派，扶植它来统领西藏。当时情势是“现在卫藏（前、后藏）地方以噶当派的寺庙为最多；达垄教派（即达垄噶举）的僧人戒律清整；止贡教派（即止贡噶举）的京俄大师具大法力；萨迦教派的班智达（即萨班）学富五明。”（五世达赖所著《西藏王臣史》）[6]多达那波向阔端建议选择萨迦派，因为萨班声望很高。阔端采纳了他的建议，致函召萨班到驻地凉州会面，商谈卫藏全区归顺蒙古的事宜。[7]
西藏方面的谈判代表是萨迦派首领贡噶坚赞，他在1246年来到凉州，而此时阔端却不在凉州，1247年阔端回到凉州与其会晤。这次会谈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为西藏归顺蒙古汗廷和阔端认可萨迦派在西藏佛教各教派中的领先地位；其次，又讨论把藏传佛教引入蒙古王室的问题。会谈之后，阔端把萨班留在了自己身旁，予以极为优厚的待遇，对此萨迦班智达自内心感恩谢德[8]。当然，阔端的这些行为并不是出于对藏传佛教的狂热，更多的是继承其祖先成吉思汗宽容的宗教政策，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其统治西藏的政治目的服务。
其后的蒙哥和忽必烈兄弟二人，在对待藏传佛教的问题上完全继承和贯彻了阔端制定的宗教政策，并且把这一政策发挥到了更进一步的程度，这一时期不仅加强了对吐蕃的经营治理，他们还把蒙藏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蒙哥汗继汗位后，剥夺了阔端管理西藏的权利，接着便采取一系列措施优待僧人：免除赋税、劳役等，同时他还承认萨迦派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的领先地位；一边又派人到西藏清查户口、划定地界，为实行分封制做准备。准备工作大约在1253年完成，在此基础上，蒙哥汗将西藏主要地区分配给他自己和同母兄弟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作封地，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内按蒙古制度委派官员管理，这使西藏在行政制度上与蒙古汗国一致起来，通过蒙哥汗的经营，西藏各教派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更为紧密，中央王朝也实现了统一西藏的目的。
忽必烈时期，在他和八思巴的共同努力下，藏传佛教正式进入蒙古宫廷，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在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时，身边便带上了年幼的弟子八思巴，在凉州安定下来以后，萨班便精心教诲他，而八思巴也没让他失望，萨班去世后，八思巴继承了叔父的衣钵，并为藏传佛教在蒙古统治阶层中发扬光大作出了许多贡献。首先，1253年忽必烈受命远征大理，大军行至凉州附近时，因为即将进入藏族地区，忽必烈召请八思巴到军营以备咨询，八思巴便利用这个机会，巧妙地宣传，使忽必烈一家开始崇拜西藏佛教，并与其建立更进一层的关系。其次，1258年在忽必烈主持的宗教辩论中，以八思巴等为代表的佛教取得了胜利，按照事先约定的处罚办法，道教遭到打击，佛教从此确立了蒙元王朝境内各种宗教中的最高地位。最后，蒙哥汗死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展开了争夺汗位的激烈斗争，而八思巴始终与忽必烈在一起，是忽必烈的支持者之一。1260年初步战胜阿里不哥的忽必烈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令其统领释教，将八思巴提升到全国佛教领袖的地位，从此，西藏佛教萨迦派对忽必烈一家的影响日益增大，同时受到蒙古皇室和贵族的崇信，成为所谓的“国教”。[9] 经过这些努力，蒙古族统治阶级完全接受了佛教的理念，可是，佛教的影响仅限于蒙古上层统治阶级，佛教在蒙古的传播，一直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阻力与对手，即蒙古人固有的宗教信仰，即使在佛教最盛的时期，很多蒙古人信奉的仍是萨满教，在这种情况下，此时佛教在蒙古的传播过程一直伴随着与萨满教的斗争，作为国教的佛教在统治阶级的袒护下，对萨满教进行迫害，通过各种方式禁止它的传播和存在，但通过几百年的斗争，佛教并未达到清除对手的目的。在这一斗争过程中，藏传佛教表面上占了上风，但并不意味着萨满教在蒙古社会的完全消失，还是有很多蒙古人尤其是蒙古下层群众仍大多信仰原始的萨满教。同时，萨满教与藏传佛教在斗争过程中应该也发生了一些相互吸纳、融合的现象，也就是说，藏传佛教为了更好地在蒙古立足，有可能吸收了一些萨满教的仪式和内容，而萨满教也有可能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再后来，元朝覆灭，蒙古统治者撤出中原，依靠蒙古统治者进行传播的藏传佛教失去了靠山，也就无法再在蒙古传播了，在此后两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蒙古社会中的藏传佛教一度声销迹灭。
二、明朝中后期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的再次传播
在经历了近200年的沉寂之后，藏传佛教在16世纪末叶又开始在蒙古活跃起来。佛教的这次“重生”，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蒙古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即俺答汗）[10]。至于藏传佛教这个时段传入的原因，除了俺答汗的个人动机外，还有格鲁派所面对的现实环境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关于这一方面的详细论述本人已在之前发表的《明朝中后期藏传佛教在蒙古的再次传播》一文中涉及，这里就不再赘述。本文主要讲述当时蒙古与藏传佛教之间互动的过程。
嘉靖初年，俺达汗曾多次出征青海征讨叛逃的蒙古右翼首领，在西征过程中接触到了藏传佛教，特别是15世纪宗喀巴建立的格鲁派[11]，同时他也了解到西藏地区藏传佛教统治藏族人民的巨大功效，所以他认为在蒙古地方建立一个宗教中心，可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明万历二年（1574年），俺达汗邀请西藏高僧到土默特部讲经，当时西藏黄教的最高领袖索南嘉措派遣高僧阿兴经青海，辗转来到土默特部，在传教期间，阿兴喇嘛不厌其烦地给俺答汗等贵族首领讲经说佛，宣扬黄教教义，俺答汗进一步认识到藏传佛教的教义能够控制蒙古，是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有力工具，于是坚定了皈依佛教的信念。万历四年（1576年），俺答汗派出使者持请贴和珍贵礼物，到西藏邀请索南嘉措亲莅土默特讲经，双方把会晤时间定在万历五年，同时，俺答汗为迎接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建起了“仰华寺”。
万历六年，俺答汗率贵族和部众等8万多人，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青海。得知索南嘉措已启程，俺答汗前去途中迎接，5月15日，索南嘉措在僧众和俺答汗使者的陪同下到达青海察布齐雅勒，俺答汗偕贵族在驻营地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向索南嘉措呈献了许多金银珠宝作为见面礼。随后俺达汗陪同索南嘉措前往仰华寺，召开法会，索南嘉措认定他和俺达汗二人是忽必烈与八思巴的转世，在法会上俺达汗封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并颁赠 “达赖喇嘛”金印，索南嘉措回赠俺答汗为“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尊号。他们商定，俺达汗令右翼各部停止尊奉萨满教，转而信奉藏传佛教，修建寺庙，同时规定了喇嘛教徒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如免劳役、赋税等，索南嘉措还为俺答汗及随行的各蒙古王公贵族作了灌顶入教仪式，这标志着俺答汗正式皈依藏传佛教，成为佛教徒。
万历七年，俺答汗率众返回土默特部，并开始逐一兑现其在仰华寺的承诺，他先是命人修建蒙古地方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大召寺，万历帝为大召寺赐名“弘慈寺”，后面又陆续修了几座寺庙，还选派蒙古贵族出家当喇嘛。万历十年（1582年）俺答汗去世。十三年（1585年），三世达赖喇嘛应继承汗位的俺答汗长子僧格都棱·帖木尔之邀，来到库库和屯（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旧城），驻锡大召寺，为俺答汗主持超度法会，按照藏传佛教教规，将俺答汗遗体火化。
在索南嘉措和俺答汗及其后继者的共同努力下，藏传佛教的传教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蒙古各地逐渐掀起了迎请西藏高僧、建筑寺庙、翻译佛经的高潮，所有这些对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使格鲁派日益成为蒙古族的整体宗教信仰[12]。
万历十六年（1588年），三世达赖喇嘛应邀赴察哈尔部讲经，自土默特出发，途中圆寂，为巩固黄教在蒙古的影响，临终前他留下“转世灵童在阿勒坦汗家族中”的遗言。翌年，俺答汗之孙的福晋生下一子，经众喇嘛、三世达赖喇嘛的老管家和后来四世达赖喇嘛之师贡桑仔巴等的确认，并得到土默特部蒙古贵族的支持，认定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转世灵童”。按照黄教教规，西藏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派出多名喇嘛组成的使团，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来到土默川一带寻访，返回拉萨后经反复商讨，正式确认为四世达赖喇嘛，赠法名云丹嘉措。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15岁的云丹嘉措来到西藏北热振寺举行了坐床仪式，这是藏传佛教最高领袖——达赖喇嘛中迄今唯一的蒙古族。四世达赖的认定和进驻西藏，使格鲁派在蒙古的地位得到巩固，促进了其在蒙古的传播。[13]就这样在蒙古统治者的推动下，藏传佛教迅速传遍了蒙古高原，并且逐步深入到民众中，成为蒙古族的全民信仰。
三、清代前期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的发展
17世纪初，兴起于东北一隅的女真族迅速强大，建立爱新国（俗称后金），成为蒙古强大的政敌。1636年，清朝的建立和它对漠南蒙古的征服，标志着蒙古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后，清朝先后征服了喀尔喀和卫拉特蒙古地区，但因为满洲人人口不多，入主中原的满洲上层也很需要一个可靠的统治盟友和稳固的后方，所以，清朝统治蒙古便以羁縻抚绥、因俗而治为主。
利用宗教便是清朝统治蒙藏民族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藏传佛教成了统治蒙古和西藏的工具，正如乾隆所言“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以不保护之”。[14]在政治上，赋予佛教寺庙许多封建特权，上层喇嘛与王公贵族结合在一起，统治压迫劳动人民；在经济上，寺庙一般都有庙仓，占有大量牲畜、大片草场和耕地，对被它管辖的属民和贫苦农牧民进行超经济剥削。蒙古地区宗教首领或地位显赫的活佛，均得到清朝的正式册封，授予种种尊贵名号，并且也像世俗王公那样进京朝见皇帝，得到各种赏赐，为了扶持蒙古喇嘛教，清朝还拨出了大量银两，并广建寺庙，并且规定凡属出家喇嘛均免除一切赋役负担。[15] 在清代，尤其是康熙朝后，清朝有目的地拨款兴建以及王公、贫民捐建的大小庙宇，遍布了蒙古各地。康熙至乾隆年间，在内蒙古宗教中心多伦诺尔以及热河，清朝先后兴建了汇宗寺、善因寺等20多座庙宇；顺治至雍正年间，内蒙古西部以呼和浩特为中心，先后筑建了慈寿寺、崇禧寺等大小庙宇，据不完全统计，在漠南大小寺庙共1000余座，喇嘛20万以上，漠北大小庙宇约700余座，喇嘛10万余人。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的影响力逐步增大，在蒙古的政治、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清朝的大力扶持，再加上蒙古民众特别是上层集团的推崇，使佛教在蒙古族中出现了畸形发展的态势，佛寺林立，香烟弥漫整个草原，消沉的蒙古人将所有的苦闷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完全倾注于缭绕的香烟之中，这样就把信佛的蒙古族人民束缚在宗教中，甘愿忍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削弱了与清王朝的斗争意志，从而使藏传佛教成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另外，众多的寺庙和繁多的宗教活动，耗费了蒙古族人们的大量财产，众多的喇嘛则致使蒙古地区人口逐年减少，劳动力不足，这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蒙古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蒙古民族逐步走向衰落，满洲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16]
当然，清政府对藏传佛教也不是完全的绝对的支持，他们也担心藏传佛教的势力过于强大会对其统治造成威胁，所以他们也采取一些措施进行抑制，如颁发 “喇嘛禁令”、设置理藩院、创立金瓶掣签转世制度、加强对寺庙和喇嘛的管理等。[17]
四、近现代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的衰落
从清朝中叶开始，蒙古社会的佛教开始遭到部分民众的摒弃，从上层贵族到广大民众、僧侣阶层，都用自己不同的方式否定佛教，各地区寺庙和喇嘛的数量都明显地呈下降趋势，据统计，在佛教鼎盛时代，内蒙古藏传佛教寺庙有1800多座，喇嘛15万余人；到光绪年间，寺庙数量减少到1600余座，喇嘛约10万余人；20世纪30年代，寺庙1299座，喇嘛约7万多人，解放初期的调查数据是共有寺庙1366座，喇嘛61850人[18]。数据表明，佛教信仰在蒙古族社会生活中正在逐渐淡化，并走向衰落。
佛教在蒙古的衰落，是蒙古社会、政治、经济综合作用的结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近现代蒙古族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的下降。僧侣是非物质生产者，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信众，如果信众的生存受到威胁，僧侣的生活必将受到影响，据统计，清代时，寺庙和僧人的数量是惊人的，寺庙的主要经济来源主要是庙丁的赋税和信徒的施舍、捐献，而寺庙的宗教活动一般比较频繁，一年四季很少间断，每一项宗教活动的进行，都伴随着巨大的耗费。另外还有寺庙日常的香火油钱、僧侣的日常开销，这些都成了压在民众头上的巨大负担。另外，随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进程，外国列强也开始侵入蒙古草原，他们和国内封建阶级联合，盘剥掠夺贫苦的蒙古大众，这些无疑就导致了蒙古地区经济状况的直接恶化，而这一恶化就断绝了寺庙的财务来源，使佛教从根本上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基础，佛教的衰微也就势在必行了。
二是宗教的世俗化使佛教成为社会变革的对象。清政府为了统治蒙古，利用各种手段不断扩大寺庙和活佛的数量，借此羁縻民众，并给予活佛和寺庙多种特权，而这些活佛以及寺庙则借助这些特权，不断搜刮民众，争明逐利，过着养尊处优，骄奢淫逸的生活，确切地说，高层僧侣已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佛教已不再是其标榜的普度众生的救世主，他们非但未能给民众解脱苦难，反而成为民众困苦的原因，这就将佛教置于了群众的对立面，佛教成为社会变革的对象也就成为必然。
三是人口下降与劳动力需求的冲突。僧人是不结婚的，这样一来，大量男性出家为僧，必然对蒙古的人口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从清朝初期到末期，蒙古族的人口一直呈直线下滑的态势，人口的下降导致劳动力严重不足，最终导致经济生产的持续下滑，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外，随着内蒙古地区的发展，农业在蒙古地区逐步提高，而与畜牧业相比较，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出家当喇嘛人数的逐渐减少[19]。近现代以来，社会各界将蒙古人口的下降完全归咎于佛教，当蒙古族社会出现衰退时，佛教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
四是社会制度的变革。佛教在蒙古社会的发展，并不完全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存在着人为因素，即清政府的扶持，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此时他已经自顾不暇，再加之此时的蒙古族已完全失去往日的雄风，对清朝构不成威胁，从而也就失去了羁縻之意义，蒙古佛教也就丧失了利用价值，在所有这些因素作用下，佛教受到清政府前所未有的冷落。到了民国初年，时局动荡，政府更是无暇顾及佛教，蒙古佛教已风光不再，失去了再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另外，由于佛教给蒙古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蒙藏院、南京国民政府、伪满洲国、伪蒙疆政府等各种政权都曾出台过抑制佛教发展的政策法规，蒙古佛教受到前所未有的遏制。
五是近代以来科学文化传播的冲击。1840年以来，在国际国内形式的影响下，内蒙古的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一些开明之士开始倡导兴办新式学校，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各种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伴随着新式教育的出现，一大批蒙古文出版机构和报纸期刊也开始出现，这给蒙古人民带来了全新的科学知识，打破了300多年来佛教思想文化的束缚，压缩了宗教思想发展的空间。
六是社会各界形成的自发的排佛思想。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各种危机也降临到蒙古社会的各个角落，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将佛教视为导致蒙古族衰落的主要因素，佛教成了全社会共同批判的对象，甚至一些王公、宗教界人士都对佛教进行了否定[20]。
五、总结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从首次传入到成为全民崇奉的宗教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传播者的渗透、统治阶级及人民大众的认知、历史的变迁等过程，才融入蒙古社会中的。我们看到，藏传佛教的传入给蒙古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随着佛教的传入，各类经典来到蒙古地区，丰富了蒙古族文化，促进了蒙古族语言学、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医药学、天文历算等各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打开了蒙、藏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21]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佛教给蒙古族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人口下降、加重人民负担等，最终导致了近代蒙古族佛教信仰的淡化。在今天，我们的主流思想是相信自然科学，不过藏传佛教作为蒙古族近千年的信仰，我们予以充分尊重，而如今的藏传佛教也已经逐步蒙古化了，在其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它逐步吸取并融合了蒙古社会固有的文化特质，在历史变迁中丰富自己，改装自己，最后形成了新型的、蒙古化了的佛教，如吸收蒙古族民间信仰的神祗为佛教万神殿成员，承办祭祀天神和祭祀敖包等蒙古族传统祭奠仪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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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荣焕（1988— ），女，云南省宣威市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