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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的政治色彩急剧褪色，人们需要的是方便和便宜的锻炼场所，而不是在电视机前听国歌。
上海世博会于10月31日闭幕，广州选择第二天开始为几天后开幕的亚运会造势，推出的第一项措施是免费公交。从11月1日起，一个月时间内，广州所有公共交通供乘客免费乘坐。当天广州市民走进地铁站后，所有的人都傻了眼。车站内人山人海，候车的人排成长队，乘客还在源源不断地进站，可车厢已经爆满，根本没法上车。
免费公交是亚运大礼包的一部分。用广州市长张广宁的话说，“亚运工程扰民，我也感觉很不好意思。”他表示，广州市政府准备“利用亚运举办之机，好好回馈一下广州市民”——没想到这个大礼包打开，里面的礼物已经变味了。广州市民一点都不领情，这个不合时宜的礼包引得怨声载道。从免费乘坐的那一天开始，地铁超负荷运行，人们深恐一旦有突发事件，地铁站和列车就会变成一场噩梦。硬着头皮强撑了5天后，广州市政府承认这个“看上去很美”的方案实际上欠考虑，宣布取消免费公交，并仿照上海在世博期间的做法，改为给市民发放交通补贴了。
城市已经为官员的狂想付出了代价。广州地铁总长度尚不到上海的一半，但后来的统计显示，在免费的5天里，地铁日均客运送778万人次，比世博期间上海地铁的单日最高客流纪录高出20多万人。公共交通系统处在崩溃的边缘。
但政策错误没有影响广州的心情。几天后，亚运会如期开幕。开幕式由北京奥运会的副导演担纲，部分延续了2008年8月8日夜晚的大型团体操风格，只是表演舞台从地面换到了珠江上和半空中。靠大型LED屏和激光射灯营造出声光电化的效果，已经成了大型活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从北京、上海沿用到了广州。另一个无法避免的俗套——焰火表演同样如期而至，珠江上空火树银花，美丽的·焰火从珠江新地标“小蛮腰”上倾泻而下。16天后，同样的场景在闭幕式上重演了。焰火准备拼写出一个500米高的“羊”字——那是本届亚运会的吉祥物和广州的象征，但有人说，当时有一阵风吹过，被风带歪后的字迹形似一个“丢”字——广东话中一个用来骂人的词。但这只是关于亚运会众多笑话中的一个。和其他大城市相比，广州是一座宽容的、生活气息浓郁的城市，不仅有最活跃的媒体，传统的市民文化也特别富有开放和非主流色彩。这些笑话见证了广州勇于自嘲的精神。
实际上，大操大办国际赛会已经成为风潮的中国大城市中，广州受到的公开批评和非议是最多的——当然，这主要取决于当地政府的容忍度。亚运会的准备工作长达数年，除了新建和改造体育场馆，还有修路、种花、改建交通网络乃至粉刷建筑外墙和改造屋顶等“穿衣戴帽”工程，妨碍了市民的日常生活，让人不胜其烦。一首从《北京欢迎你》改编而来的歌曲《广州欢迎你》挖苦说:
我家路面常打开 乐不乐意随你
一到下雨深不见底 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新旧随便挖开 请不用客气
东西南北都是工地 我们欢迎你
我们养着规划局 书写每段“传奇”
中山立交变成骂名 他们不会在意
东西南北同时开工 请不要拘礼
施工快慢都没关系 反正按工期
广州欢迎你 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空气充满着尘泥
广州欢迎你 在天河路上屏住呼吸
在岗顶十字路上堵死你
我家的车很难开 一小时一公里
到了上下班的时候 更是恐怖时期
天大地大都是红灯 五十米就停
内环路和BRT，只为堵死你
广州欢迎你 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有时间去听听调频
广州欢迎你 有道德谁都看不起
有勇气你就插队去
广州欢迎你 为你开天辟地
空气中充满着尘泥
地方官员们不得不公开承认，挖苦是有根据的，并因此向市民道歉。但随着焰火升起，组成明灭闪烁的图案和画面，南中国的夜空逐渐达到沸腾的高潮，这一切都退为嘈杂的背景，最终隐没在了黑暗当中。随焰火升起而凸显出来的，是更一幅为复杂的图景。
3年时间里，中国最大的三座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接连举行了奥运会、世博会和亚运会，每一次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在今天的世界上，很难想象有其他国家能像这样，接连不断地投入同样规模空前的资金和人力来展示自己。尽管如此，自我展示的欲望并没有完全满足。南非世界杯期间，连在国内已经沦为笑话的中国足协，也跃跃欲试，提议申办2020年世界杯。
可惜的是，和中国的胃口相比来，世界上真正有影响力的赛会数量太少了。也许只有再来一次奥运会，要不，再来一次世博会，有人说，亚运会也行啊——Whynot？许多市长并不认为这些想法荒诞不羁，每一个提议都能得到不少地方政府的激情响应。
此情此景，不禁讓人想到20年前的北京。在历史的河流里，20年也不过一朵焰火从闪亮到熄灭的时间。谁能料到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体育的民族情绪
1990年9月在北京开幕的第11届亚运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承办大型国际赛会。酝酿举办亚运会的时间甚至要追溯到1976年，据说来自邓小平的一次动议。邓小平当时想向世界释放一个关于改革开放的确定无疑的信号，数年后，世界捕捉到了这个信号。1984年，亚奥理事会最后通过投票，将1990年的亚运会主办权交给了北京。
这一年，中国GDP总量为7208.1亿元，大约相当于美国GDP的8％，人均GDP699元，相当于美国当年人均GDP的五十五分之一。中国毫无疑问属于一个穷国，但漫长的筹办过程一开始就和政治动员分不开。政府把亚运会和民族尊严、国运兴衰联系在一起，普通人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种说法。从1987年开始，民间掀起了为举办亚运会捐款的热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实话，除了1997年的香港回归，我不记得整个1990年代里还有哪件事的号召力，能比得上北京亚运会。
倡议深入到每一个城市和大多数乡村，捐款热潮持续数年之久。官方认定的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盐城建湖县一名12岁的小女孩。1987年，她给北京市副市长、亚运工程总指挥张百发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对亚运会的支持，信里面夹了一块六毛钱。最后统计出来的数字显示，有近2亿人次为亚运捐了钱，捐款总额共计元人民币2.7亿元。
到亚运会开幕的1990年，中国还有1亿多人生活在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开支不超过1美元。但在老百姓一分一厘的赞助下，北京亚运会如期开幕了。
亚运会开幕前，邓小平参观了亚运会的主会场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对陪同的官员说，“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1980年代已经结束了，没有谁比邓小平更清楚这一点。同时，作为一个足球迷，邓小平当然懂得“小球带动大球”的道理。在北京的烈日下，他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在场的官员提问:“中国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他走在红色的塑胶跑道上，指着看台说，“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在场的人都心领神会。两个月后，在第11届亚运会的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向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正式表达了中国要申办奥运会的愿望。
尽管熊猫是一种行动迟缓的动物，但它在1990年的形象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跑步运动员。北京亚运会的每一块亚运奖牌上都刻着这只熊猫，他的名字叫盼盼(《人民日报》说，盼盼是一只公熊猫)。这个名字是“盼友谊、盼和平”的意思。经历了1989年的风波，大多数国家对1990年的中国持观望态度，“盼盼”既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表达，也向世界传达出中国的政治信号:北京的戒严令已经取消了，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友谊与和平。
但这届亚运会最大的成就并不是说服世界利用国际体育比赛强化国内团结，这种政治技巧对中国政府来说，早已运用得娴熟自如。每获得一块金牌，颁奖仪式上会升国旗，奏响国歌，运动员热泪盈眶，带给观众巨大的感染。这多少抚平了1989年给中国社会留下的伤痕。
但体育比赛激发的民族情绪是一种很难控制的力量。这种情绪一旦被调动起来，中国屈辱的近代史就会投射到比赛上，观众把比赛视作战争，强烈地渴望金牌。对胜利的期待甚至会让人丧失起码的同情心，扭曲他们的道德观念。1988年，中国体操队最耀眼的明星李宁在汉城奥运会上折戟而归。他在鞍马比赛中发生失误，从马上掉了下来。李宁继续完成比赛，并努力保持自己的尊严，下马后对观众微微一笑，然而他回国后收到的是什么？愤怒的人们给他寄来了绳子和刀片。
在这样的环境中，也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到了1990年的亚运会，中国运动员获得的金牌數超过了金牌总数的一半，共计186枚。20年后的运动员多少要比他们的前辈幸福。民族主义的狂热已经消退，人们不再把一个国家的尊严压在运动员身上。尽管“举国体制”下的训练和竞争和20年前一样残酷，但至少观众已经学会了宽容运动员的失误，而不是把他们视作竞争金牌的机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被寄予厚望的刘翔中途因伤退赛，尽管也有些许非难，毕竟同李宁在1988年的遭遇不可同日而语。
到了广州亚运会上，金牌的争夺对观众的吸引力已经非常有限。尽管刘翔的复出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对他能不能拿到冠军，大多数人抱有非常宽容的态度——2008年因为他退出奥运会半决赛而引起的躁动，似乎已经过去很久了。
政治淡出体育
和奥运会、世博会相比，广州亚运会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过高的关注度和预期值让地方政府的精神绷得很紧。在世博会期间，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常说的一个字是“熬”。和北京与上海相比，11月广州的气氛几乎是闲适的。
刘翔复出了，林丹获得了大满贯，游泳队全面超越日本，这些成绩固然可喜，但媒体津津乐道的是那些从亚洲各地前来参赛的业余选手。东帝汶的举重选手——一位保安兼酒吧歌手，他举起的重量比不上最轻量级的专业女子选手，他的同胞、羽毛球双打选手在和印尼选手的较量中，只坚持了12分钟；蒙古的铁人三项选手是职业金融分析师，总成绩比第一名落后了足足45分钟；为了参赛，6名阿富汗女选手甚至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塔利班”不容许女人参加运动会——他们的成绩不值一提，却分享了、甚至超过了胜利者的光芒。
对有些人来说，金牌当然仍然重要。中国代表团在广州亚运会上拿到的金牌数量比第二名到第十名加起来还要多，负责体育的官员却来不及高兴。他们不得不警惕着任何质疑“举国体制”的声音。
新华社记者杨明在自己的文章中隐晦地说，专业运动员以业余身份参赛，胜之不武，他还指责“畸形的中国体育”“扭曲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和本质”。“金牌已经变成了政绩工程，和地方官员抓GDP一样”，他说，与此同时，由于缺乏体育设施，中国人的体质20年来一直下降。
中国代表团官员、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殷宝林斥责杨明“颠倒是非”。“奥运精神？奥运精神就是‘更高、更快、更强’”，局长说，“如果参加比赛不想着去争取金牌，那还搞什么体育？还参加什么比赛？”
这个回答让杨明感到惊讶。显然，记者和官员对体育和奥运精神的理解南辕北辙，但他还是忍不住纠正了殷宝林的说法。
“更快、更高、更强”只是一个口号，杨明几乎是绝望地说，“《奥林匹克宪章》里明确写道:“奥运精神是增进理解、友谊、团结、共同发展。”
不管怎么说，20年后，金牌榜排名已经无法满足中国。早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已经取得了金牌榜第一的位置，但民众对这种排名游戏的不满正在与日俱增。竞技体育的政治色彩急剧褪色，人们更需要的是方便和便宜的锻炼场所，而不是在电视机前听昂扬的旋律。
上海世博会于10月31日闭幕，广州选择第二天开始为几天后开幕的亚运会造势，推出的第一项措施是免费公交。从11月1日起，一个月时间内，广州所有公共交通供乘客免费乘坐。当天广州市民走进地铁站后，所有的人都傻了眼。车站内人山人海，候车的人排成长队，乘客还在源源不断地进站，可车厢已经爆满，根本没法上车。
免费公交是亚运大礼包的一部分。用广州市长张广宁的话说，“亚运工程扰民，我也感觉很不好意思。”他表示，广州市政府准备“利用亚运举办之机，好好回馈一下广州市民”——没想到这个大礼包打开，里面的礼物已经变味了。广州市民一点都不领情，这个不合时宜的礼包引得怨声载道。从免费乘坐的那一天开始，地铁超负荷运行，人们深恐一旦有突发事件，地铁站和列车就会变成一场噩梦。硬着头皮强撑了5天后，广州市政府承认这个“看上去很美”的方案实际上欠考虑，宣布取消免费公交，并仿照上海在世博期间的做法，改为给市民发放交通补贴了。
城市已经为官员的狂想付出了代价。广州地铁总长度尚不到上海的一半，但后来的统计显示，在免费的5天里，地铁日均客运送778万人次，比世博期间上海地铁的单日最高客流纪录高出20多万人。公共交通系统处在崩溃的边缘。
但政策错误没有影响广州的心情。几天后，亚运会如期开幕。开幕式由北京奥运会的副导演担纲，部分延续了2008年8月8日夜晚的大型团体操风格，只是表演舞台从地面换到了珠江上和半空中。靠大型LED屏和激光射灯营造出声光电化的效果，已经成了大型活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从北京、上海沿用到了广州。另一个无法避免的俗套——焰火表演同样如期而至，珠江上空火树银花，美丽的·焰火从珠江新地标“小蛮腰”上倾泻而下。16天后，同样的场景在闭幕式上重演了。焰火准备拼写出一个500米高的“羊”字——那是本届亚运会的吉祥物和广州的象征，但有人说，当时有一阵风吹过，被风带歪后的字迹形似一个“丢”字——广东话中一个用来骂人的词。但这只是关于亚运会众多笑话中的一个。和其他大城市相比，广州是一座宽容的、生活气息浓郁的城市，不仅有最活跃的媒体，传统的市民文化也特别富有开放和非主流色彩。这些笑话见证了广州勇于自嘲的精神。
实际上，大操大办国际赛会已经成为风潮的中国大城市中，广州受到的公开批评和非议是最多的——当然，这主要取决于当地政府的容忍度。亚运会的准备工作长达数年，除了新建和改造体育场馆，还有修路、种花、改建交通网络乃至粉刷建筑外墙和改造屋顶等“穿衣戴帽”工程，妨碍了市民的日常生活，让人不胜其烦。一首从《北京欢迎你》改编而来的歌曲《广州欢迎你》挖苦说:
我家路面常打开 乐不乐意随你
一到下雨深不见底 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新旧随便挖开 请不用客气
东西南北都是工地 我们欢迎你
我们养着规划局 书写每段“传奇”
中山立交变成骂名 他们不会在意
东西南北同时开工 请不要拘礼
施工快慢都没关系 反正按工期
广州欢迎你 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空气充满着尘泥
广州欢迎你 在天河路上屏住呼吸
在岗顶十字路上堵死你
我家的车很难开 一小时一公里
到了上下班的时候 更是恐怖时期
天大地大都是红灯 五十米就停
内环路和BRT，只为堵死你
广州欢迎你 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有时间去听听调频
广州欢迎你 有道德谁都看不起
有勇气你就插队去
广州欢迎你 为你开天辟地
空气中充满着尘泥
地方官员们不得不公开承认，挖苦是有根据的，并因此向市民道歉。但随着焰火升起，组成明灭闪烁的图案和画面，南中国的夜空逐渐达到沸腾的高潮，这一切都退为嘈杂的背景，最终隐没在了黑暗当中。随焰火升起而凸显出来的，是更一幅为复杂的图景。
3年时间里，中国最大的三座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接连举行了奥运会、世博会和亚运会，每一次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在今天的世界上，很难想象有其他国家能像这样，接连不断地投入同样规模空前的资金和人力来展示自己。尽管如此，自我展示的欲望并没有完全满足。南非世界杯期间，连在国内已经沦为笑话的中国足协，也跃跃欲试，提议申办2020年世界杯。
可惜的是，和中国的胃口相比来，世界上真正有影响力的赛会数量太少了。也许只有再来一次奥运会，要不，再来一次世博会，有人说，亚运会也行啊——Whynot？许多市长并不认为这些想法荒诞不羁，每一个提议都能得到不少地方政府的激情响应。
此情此景，不禁讓人想到20年前的北京。在历史的河流里，20年也不过一朵焰火从闪亮到熄灭的时间。谁能料到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体育的民族情绪
1990年9月在北京开幕的第11届亚运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承办大型国际赛会。酝酿举办亚运会的时间甚至要追溯到1976年，据说来自邓小平的一次动议。邓小平当时想向世界释放一个关于改革开放的确定无疑的信号，数年后，世界捕捉到了这个信号。1984年，亚奥理事会最后通过投票，将1990年的亚运会主办权交给了北京。
这一年，中国GDP总量为7208.1亿元，大约相当于美国GDP的8％，人均GDP699元，相当于美国当年人均GDP的五十五分之一。中国毫无疑问属于一个穷国，但漫长的筹办过程一开始就和政治动员分不开。政府把亚运会和民族尊严、国运兴衰联系在一起，普通人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种说法。从1987年开始，民间掀起了为举办亚运会捐款的热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实话，除了1997年的香港回归，我不记得整个1990年代里还有哪件事的号召力，能比得上北京亚运会。
倡议深入到每一个城市和大多数乡村，捐款热潮持续数年之久。官方认定的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盐城建湖县一名12岁的小女孩。1987年，她给北京市副市长、亚运工程总指挥张百发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对亚运会的支持，信里面夹了一块六毛钱。最后统计出来的数字显示，有近2亿人次为亚运捐了钱，捐款总额共计元人民币2.7亿元。
到亚运会开幕的1990年，中国还有1亿多人生活在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开支不超过1美元。但在老百姓一分一厘的赞助下，北京亚运会如期开幕了。
亚运会开幕前，邓小平参观了亚运会的主会场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对陪同的官员说，“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1980年代已经结束了，没有谁比邓小平更清楚这一点。同时，作为一个足球迷，邓小平当然懂得“小球带动大球”的道理。在北京的烈日下，他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在场的官员提问:“中国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他走在红色的塑胶跑道上，指着看台说，“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在场的人都心领神会。两个月后，在第11届亚运会的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向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正式表达了中国要申办奥运会的愿望。
尽管熊猫是一种行动迟缓的动物，但它在1990年的形象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跑步运动员。北京亚运会的每一块亚运奖牌上都刻着这只熊猫，他的名字叫盼盼(《人民日报》说，盼盼是一只公熊猫)。这个名字是“盼友谊、盼和平”的意思。经历了1989年的风波，大多数国家对1990年的中国持观望态度，“盼盼”既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表达，也向世界传达出中国的政治信号:北京的戒严令已经取消了，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友谊与和平。
但这届亚运会最大的成就并不是说服世界利用国际体育比赛强化国内团结，这种政治技巧对中国政府来说，早已运用得娴熟自如。每获得一块金牌，颁奖仪式上会升国旗，奏响国歌，运动员热泪盈眶，带给观众巨大的感染。这多少抚平了1989年给中国社会留下的伤痕。
但体育比赛激发的民族情绪是一种很难控制的力量。这种情绪一旦被调动起来，中国屈辱的近代史就会投射到比赛上，观众把比赛视作战争，强烈地渴望金牌。对胜利的期待甚至会让人丧失起码的同情心，扭曲他们的道德观念。1988年，中国体操队最耀眼的明星李宁在汉城奥运会上折戟而归。他在鞍马比赛中发生失误，从马上掉了下来。李宁继续完成比赛，并努力保持自己的尊严，下马后对观众微微一笑，然而他回国后收到的是什么？愤怒的人们给他寄来了绳子和刀片。
在这样的环境中，也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到了1990年的亚运会，中国运动员获得的金牌數超过了金牌总数的一半，共计186枚。20年后的运动员多少要比他们的前辈幸福。民族主义的狂热已经消退，人们不再把一个国家的尊严压在运动员身上。尽管“举国体制”下的训练和竞争和20年前一样残酷，但至少观众已经学会了宽容运动员的失误，而不是把他们视作竞争金牌的机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被寄予厚望的刘翔中途因伤退赛，尽管也有些许非难，毕竟同李宁在1988年的遭遇不可同日而语。
到了广州亚运会上，金牌的争夺对观众的吸引力已经非常有限。尽管刘翔的复出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对他能不能拿到冠军，大多数人抱有非常宽容的态度——2008年因为他退出奥运会半决赛而引起的躁动，似乎已经过去很久了。
政治淡出体育
和奥运会、世博会相比，广州亚运会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过高的关注度和预期值让地方政府的精神绷得很紧。在世博会期间，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常说的一个字是“熬”。和北京与上海相比，11月广州的气氛几乎是闲适的。
刘翔复出了，林丹获得了大满贯，游泳队全面超越日本，这些成绩固然可喜，但媒体津津乐道的是那些从亚洲各地前来参赛的业余选手。东帝汶的举重选手——一位保安兼酒吧歌手，他举起的重量比不上最轻量级的专业女子选手，他的同胞、羽毛球双打选手在和印尼选手的较量中，只坚持了12分钟；蒙古的铁人三项选手是职业金融分析师，总成绩比第一名落后了足足45分钟；为了参赛，6名阿富汗女选手甚至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塔利班”不容许女人参加运动会——他们的成绩不值一提，却分享了、甚至超过了胜利者的光芒。
对有些人来说，金牌当然仍然重要。中国代表团在广州亚运会上拿到的金牌数量比第二名到第十名加起来还要多，负责体育的官员却来不及高兴。他们不得不警惕着任何质疑“举国体制”的声音。
新华社记者杨明在自己的文章中隐晦地说，专业运动员以业余身份参赛，胜之不武，他还指责“畸形的中国体育”“扭曲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和本质”。“金牌已经变成了政绩工程，和地方官员抓GDP一样”，他说，与此同时，由于缺乏体育设施，中国人的体质20年来一直下降。
中国代表团官员、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殷宝林斥责杨明“颠倒是非”。“奥运精神？奥运精神就是‘更高、更快、更强’”，局长说，“如果参加比赛不想着去争取金牌，那还搞什么体育？还参加什么比赛？”
这个回答让杨明感到惊讶。显然，记者和官员对体育和奥运精神的理解南辕北辙，但他还是忍不住纠正了殷宝林的说法。
“更快、更高、更强”只是一个口号，杨明几乎是绝望地说，“《奥林匹克宪章》里明确写道:“奥运精神是增进理解、友谊、团结、共同发展。”
不管怎么说，20年后，金牌榜排名已经无法满足中国。早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已经取得了金牌榜第一的位置，但民众对这种排名游戏的不满正在与日俱增。竞技体育的政治色彩急剧褪色，人们更需要的是方便和便宜的锻炼场所，而不是在电视机前听昂扬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