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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巴士迎着冬日清冽的晨风，行驶于明媚灿烂的阳光中，当穿过一片红杉树林时，导游说，我们已进入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校园区。我望着前方时隐时现的红瓦建筑，记忆深处不由闪现出多年前在国内一本著名杂志上读过的一则关于两个美国退休老人创办斯坦福大学的魅人故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对穿着俭朴、其貌不扬的美国老夫妇来到哈佛大学求见校长，遭到哈佛校长及其秘书的冷遇，让原本想捐一大笔钱给哈佛的夫妇改变初衷，决定到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建一所大学，于是就诞生了那所举世闻名的斯坦福大学。不过，经导游一番讲解，方知这纯属文人妙笔生花编织的美妙传闻。
斯坦福大学的真正创建者是前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及参议员、铁路富豪利兰·斯坦福与他的夫人。斯坦福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家庭，1861年担任加州州长；1863年他和夫人创立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1876年，斯坦福在加州帕拉托购买了二百六十三公顷土地，作为养马牧场，后来又扩大到三千二百三十七公顷，成为今天斯坦福大学校园的地盘。1884年，他们唯一的爱子小斯坦福随父母在欧洲旅行时，感染了伤寒不幸病逝。斯坦福夫妇悲痛欲绝，他们知道辛苦积累的家产已经再也用不到自己儿子的身上了，因此决定捐出来在加州建立一个机构，并以独子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机构，用以造福加州的青少年，他们说：“加州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斯坦福夫妇在决定捐钱后，拿不定主意是要建立一所大学还是技术学院，或者是博物馆。由于当时美国东海岸的学术风气浓厚，他们从欧洲回国时，就专程到东部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院校拜访，听取校长们的建议。哈佛校长建言斯坦福建一所大学，并告知所需投资大约为五百万美元（折合成现在的货币至少一点二亿美元）。斯坦福夫妇听后表示他们可以负担得起这笔巨款，于是决定捐款建一所大学。经过六年的建设，1891年10月1日，斯坦福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当时纽约的报纸曾预言没有人会到蛮荒之地的西部上这所大学：“教授们将在大理石教室里，面对空板凳讲课。”但大学揭幕之日，竟想不到地趋之若鹜、车水马龙，首届男女学生共计五百五十九人，且三分之二来自加州以外。斯坦福大学办学伊始就与美国东部的传统学校不同，实行男女合校，倡导实践，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公民。1893年斯坦福在睡梦中去世，祸不单行，他的财产也被冻结。在资金极度匮乏的危机面前，斯坦福夫人没有打算停办学校，她卖掉所持的铁路股票，将一千一百万美元转给大学董事会，竭尽全力维持学校的运转，直到几年后资金冻结彻底解除。时任校长曾感言：“这所大学的生死命运，千钧一发全系于一个善良夫人的爱。”
正沉浸于对斯坦福老夫妇崇高善行的敬仰与感动中，车在一片绿茵茵如绸绒似的草坪道旁停住了，和美国的其他大学一样，校园四周没有围墙，所有到访者均可自由游览。今天时逢周日，校园内外车辆与行人稀少，广阔的斯坦福大学如静卧在一片澄蓝天穹、碧绿原野的巨人，沐浴在温煦和暖的阳光下，养精蓄锐，悄然做着辛劳繁忙后的休憩。通往校园大门的路侧旁竖立着一组造型奇异、与真人等身的黑色群雕，我知道那是法国著名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的作品《加莱义民》。生活于公元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罗丹，是西方雕塑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作为欧洲两千多年来传统雕塑艺术的集大成者、二十世纪新雕塑藝术的创造者，被誉为现代的米开朗基罗。我想，他的著名雕塑《思想者》、《吻》应深深印记在中国知识群体的心中，而对《加莱义民》或许还较为陌生。一行游客大都仅仅瞥了一眼群雕就随着导游步入院门了，我驻足路旁端详着六具形态神情各异的雕像，心想斯坦福大学为何要将罗丹这一作品的复制品散放于此处。
《加莱义民》取材于历史上的一个真实故事，是1884年罗丹应法国加莱市政府的委托，为纪念在十四世纪英法百年战争中加莱城被英军围困，为了避免被英军屠城，六位加莱市民挺身而出，甘愿牺牲自己，以拯救全城人的生命财产这一历史事件而创作的纪念碑雕刻。罗丹为了更好地表现这个真实而又崇高的历史事件，打破了过去传统的纪念碑雕刻常用的象征手法，选择了一个如实地表现这一历史事件的场面，即六位加莱市民根据当时英军提出的苛刻条件，光头、赤脚，以绳子锁颈，并带上加莱城门的钥匙，走出城去任凭英军处死。罗丹在创作中，紧紧抓住这六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牺牲前复杂的心理状态，作了深入的刻画。我想起由罗丹口述、葛赛尔记录的《罗丹艺术论》一书中，葛赛尔曾经当面对罗丹谈了他对雕塑《加莱义民》中六个人物不同的心理刻画，罗丹当时完全肯定了葛赛尔的看法。葛赛尔说：“你的群像，位置在中间的那一个，最先引人注意；用不着怀疑，这位就是欧斯达施·德·圣彼埃尔。他低下头，须发长长的，严肃而可敬；他毫不迟疑，毫无恐惧；他从容前进，眼睛转向自己身内的灵魂；如果他有些蹒跚，那是因在长期的围城中他受到种种困难和饥饿。是他鼓舞了其他的人──他第一个挺身而出，甘愿牺牲，作为六义士之一。按照战胜者的媾和条件，这六个人的死可以避免屠城。在他旁边的那一位也同样勇敢，虽然他不为自己伤心，但全城的降服使他感到无比的痛苦。他手里拿着将要交给英国人的城门钥匙，挺直身子，想找到一些力量来忍受这不可避免的屈服。和他们并列在一起的靠左边的那个人，比较缺少勇气；因为他走路过于匆忙，好像下了决心以后，但求尽可能地缩短那分隔自己的生存与死亡的时间。在他们后面，有一个义民双手紧捧着脑盖，沉溺在极端的失望中；也许他想着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亲友──将要遗留在无依靠的生活中的那些人。第五个义民用手遮眼，好像要驱散一个可怕的噩梦。他东倒西斜，因为死亡使他如此的恐惧。最后，第六个义民，比其他几个都年轻，他似乎还犹豫不决。他愁眉苦脸，无限忧伤，是不是念念不忘情人的倩影呢……但是他的同伴往前走，他在后面跟随着，好像向那‘命运’斧子伸长颈项。此外，虽然这三位加莱义民不如前三位那样勇敢，他们应该同样受人尊敬；因为他们的牺牲越大，他们的爱国热忱越显得有价值。所以，通过你的《义民》，可以看到他们由于欧斯达施·德·圣彼埃尔的威严和榜样，随着各人不同的气质而产生的或快或慢的动作；可以看到他们逐渐受到他的影响，一个个决心前往。无可置辩的，这是最好的证据，来说明你对艺术的戏剧性的那种见解。”罗丹回答说：“亲爱的葛赛尔，如果你对我的作品的好意并不过分的话，我会承认你完全识破我的用心。”“尤其是你根据他们勇敢、义愤的程度，很好地指出我的《义民》的安排。从前我为了更加强这种效果，想把这些雕像──你一定知道这件事──一个接着一个依次安置在加莱市政府前面的广场上，好像一连串苦难和牺牲的活念珠。”“这样，我的人像似乎从市政府走向爱德华三世的军营；而今日的加莱市民，几乎要和他们摩肩接踵，也许更能感觉到这些英雄烈士的优秀传统与自己联系在一起。我相信，这样必然会使人常常感动。然而我的计划不被采纳，定要我加上一块石座，既不好看，又是多余。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想，斯坦福大学应是更准确地理解了罗丹的艺术创作思想，去掉了原作中的整块底座，将群雕复制品散做两排，成圆形摆放于校门入口处，不仅使雕塑悲壮而崇高的真实动感得到增强，而且还喻示该校倡导为科学与民主、自由与幸福勇于奉献的文化精神。因为斯坦福大学的校训“自由之风永远吹拂”，其寓意含义与《加莱义民》群雕所展示的牺牲行为与精神气节应是相通的。 步入校门，迎面相遇的是一座基督教教堂，教堂外墙壁绚丽多彩地画满了《圣经》故事，使古朴的教堂增添了许多生气与活力。据说这座教堂是斯坦福夫人为纪念安然去世的先生而建，教堂一层对外开放可自由参观，但欧美假日的教堂总是结百年之好举行仪式的最佳之处，好几对身着结婚礼服的俊男靓女在众宾客的簇拥下挤满过道正忙着拍照。我离开热闹的人群独步前往教堂不远处高矗的胡佛塔观瞻。胡佛塔，顾名思义，斯坦福大学五十周年校庆时为著名校友、美国史上第三十一任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而建。我以为，他配享这一殊荣不仅仅是因为当过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胡佛六岁母丧、十岁父亡，在舅舅的抚养与资助下念完了斯坦福大学。胡佛读的是地质系，学业优良，1895年毕业后以采矿工程师的身份，在世界许多国家从事矿业、铁路、冶金等的技术与商务活动，并很快成为矿业界的翘楚与富豪。令人惊异的是，胡佛与中国曾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交结。一百多年前，二十四岁的胡佛曾作为美国“白领”被派往唐山的开滦煤矿“打工”。据说，在我国沈阳金融博物馆曾展出过一件由胡佛亲笔签名、英商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开滦煤矿）发出的面额为五股、每股一英镑的临时股份证明书，时间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我想，这或许是中国较早的原始股票，可惜未能一睹真迹。由于胡佛在采矿业方面的专业技能和行政管理上的卓越才能，他不仅做工程师、总工程师，而且当股东、经理。在中国、缅甸、朝鲜、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地独立开矿，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胡佛的工程师生涯。为了援助那些身无分文而被困于欧洲的美国人，胡佛在伦敦担任美国救济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共帮助十几万名贫困的美侨返回祖国。此后胡佛又对比利时和法国进行了救济。由于胡佛在战争与饥饿救济中的杰出领导，他被任命为美国粮食总署署长，时有学者赞誉他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胡佛的声望越来越高，报界已称他为“美国的一位领袖人物”，人生履历的推演將其欲重操工矿旧业的愿望束之高阁。从政后，胡佛很快加入到哈定总统的内阁，成为商务部长。经商一直是胡佛的最爱与梦想，这个职位可以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他干得如鱼得水；后来又替新任总统柯立芝打理商务部，同样成绩斐然，这为他几年后当选总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正回想着从阅读中得来的胡佛生平资料，不知不觉已走到塔前，只见塔门紧闭，才想起今天是假日不对外开放，只好驻足路旁静静地仰望着这座近百米高的胡佛塔，继续着我的忆想。胡佛塔作为斯坦福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在一片低平建筑群中它那白壁红顶的塔身显得是那么高耸兀立、鹤立鸡群，无论在校园的任何角落，应该都能看到。在1929年3月的一个阴雨天，胡佛骑马走过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正式成为第一个出生于密西西比河西部地区的美国总统。胡佛是作为工业效率的代表而当选的，他认为自己具有引导国家走向特殊繁荣的条件。当时的《华尔街日报》在庆祝胡佛就职时评述：“政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商业打成一片。毫无疑问，胡佛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商业总统，他将是美国第一个商业总统。”由于美国正处于空前的“柯立芝繁荣”，加上共和党人占据着国会的多数，胡佛是在歌舞升平的环境中入住白宫的。他信心满满地对欢呼人群说：“我对咱们国家的未来没有什么可担忧的，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热情拥趸回应的欢呼声一波高过一波。
柯立芝卸任时留给继任者胡佛的，貌似形势一片大好，其实已然危机四伏，美国经济在其前两任“最糟糕”与“无为而治”总统的放任自流下已处于塌崩的前夜。执政伊始，胡佛还踌躇满志地谈论美国的经济制度如何“完美无缺”，大言“美国比以往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更接近于最后战胜贫困”，发誓要让美国人一家一辆汽车、一顿一只烧鸡。然而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一记耳光。1929年10月24日，这天是星期四，太阳照常升起，美国人一如平常出门忙营生，但许多人到了交易所才发现：天塌了！美国股市崩溃了，股票经纪人忙得手脚并用，因为需要抛售的股票太多了；一天之内，十几名证券市场投机老手相继自杀，这就是历史上令人发怵的“黑色星期四”。这只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崩盘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接着整个美利坚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发生后的几年内，美国失业人数据最保守的估计也已达到一千四百万之多，这意味着每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丢掉了饭碗，昔日享受繁华的美国人，排队领救济面包、寻找施粥所成了每天的必需。时至今日，人们仍不免将胡佛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那场大萧条联系在一起，其实是诡异的历史将这位世界闻名的英雄在自己的国土上变成了替罪羊。历史书上说胡佛在经济危机到来后，死守着自由市场理念不放，绝不干预市场，这是不公平的。其实在给前两任总统当商务部长的时候，胡佛就不赞成完全放任，希望政府能干预市场，他提倡困难时期增加公共工程经费以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禁止使用童工的宪法修正案，这些下一任总统罗斯福实施新政时的亮点，早就被胡佛提出过。面对危机，胡佛动用的联邦权力为前任所有总统都望尘莫及，他四年花在公共工程项目上的钱比此前三十年的总和还多，但历史就是这么残酷与诡异，后人对罗斯福积极的财政政策交口称赞，却对胡佛的公共项目绝少提及，这都源于罗斯福近乎完美的成功。历史的风云卷走了人们对胡佛的认可，也成就了罗斯福的丰功伟绩。胡佛既然在错误的时间接过了总统的权杖，又没能带领国家走出困境，那就必然要为前任庸者买单和后任伟人铺路。
伫立凝望着高矗于晴空蓝天下的胡佛塔，我想，抛开那一段短暂而艰难的白宫岁月，胡佛的一生还是多姿多彩的。正如史家所论：“胡佛作为一名采矿工程师享誉世界。全世界都感激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为被战争蹂躏的欧洲提供了粮食。”胡佛作为美国近代的一位有争议的总统，在民众中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他著有《对自由的挑战》、《持久和平的问题》、《持久和平的基础》、《回忆录》和《美国史诗》等书。胡佛在1919年时就捐资五万美元，在母校斯坦福大学建立研究所，最初的目的是收集、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文史资料。同时还将大量的文物、资料、古玩等捐献给研究所，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献资料和物品是他在中国天津生活期间的实物和文件。如今，胡佛研究所已成为“有关二十世纪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方面变化的国际性资料研究和出版中心”，及美国人了解中国和亚洲的基地。历经数十年，该所在美国国会和政府中拥有大量的会员，在美国主流社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据说，美国参、众两院，凡涉及中国的问题，都要去咨询胡佛研究所。但因与政府过多的“亲密接触”，斯坦福大学的一些校园团体曾多次要求“驱逐”胡佛研究所，取消斯坦福大学每年对其百万美元的资助。不过，斯坦福大学掏的钱在该所的经费中其实只是小数目，美孚、福特、通用等才是捐助大户。研究所就设立在胡佛塔旁边，当天假日也未对外开放。 漫步斯坦福大学研究园楼区，正午时光的风和日丽，让我联想到这里由学术自由之风孕育诞生的硅谷。公认的“硅谷之父”是斯坦福大学另一个著名校友弗瑞德·特尔曼。他从小在斯坦福校园长大，1922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化学和电子工程两个硕士学位，1924年返回斯坦福大学工作。1937年他担任电子工程系主任。大家熟悉的是他为他的学生惠利特和普卡德出谋划策建立了著名的惠普公司。1951年，弗瑞德·特尔曼决定创办斯坦福研究园区，将校园的土地租给当时的高科技公司使用。这一决定、这一历史的瞬间，不仅奠定了“硅谷”的基础，也彻底改变了斯坦福大学的格局。他和当时的校长华莱士决定把斯坦福的土地变成金钱，再把钱通过聘请著名教授，变成学术上的威望。他们的办法就是如此简单——划出六百五十五英亩的校园土地出租给从事高科技产业的公司，这便是后来的斯坦福研究园区。斯坦福成为美国首家在校园内成立工业园区的大学。得益于拿出土地换来的巨大收获这个方案，斯坦福使自己置身于美国的前沿：工业园区内企业一家接一家地开张，不久就超出斯坦福能提供的土地范围，向外发展扩张，形成美国加州科技尖端、精英云集的“硅谷”。斯坦福大学被科技集团与企业重重包围，与高科技、与商界、更与实用主义和开拓精神这些典型的“美国精神”建立密切的联系。随着美国西海岸“高科技带”的兴起，各个电脑公司，包括“世纪宠儿”微软公司纷纷在这一线安营扎寨，斯坦福大学的地位越来越举足轻重，从此斯坦福大学就是硅谷的核心，是全世界科技创新的中心。如果说过去的斯坦福大学还只是一所“乡村大学”，那么自有了硅谷后便名列前茅，进入了全美一流大学行列。美国加州帕拉托的许多工程师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或者说是特尔曼的研究生。后来，特尔曼又专门让硅谷公司的员工进斯坦福读学位。因此，斯坦福大學的崛起为硅谷微电子工业创造了条件，同时硅谷的发展也帮助了斯坦福大学，使它能有今天闻名于世的成就。作为一所独具特色的私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这都与著名的硅谷分不开。在斯坦福大学的办学过程中，始终贯彻着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思想，饱含着学以创业、学以致用的精神。正如老斯坦福先生在首次开学典礼上所说的：“请记住，生活归根到底是指向实用的，你们到此应该是为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这就是深深影响着斯坦福大学及多少代斯坦福人发展、成长的教育文化理念，它始终鼓励着每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人去创业、去创新。同时，与斯坦福大学共生共长的“硅谷”所衍生的进取精神，也成为前行之路上的斯坦福大学及斯坦福人的精神支柱。斯坦福大学效仿欧洲名牌大学的教育模式，立足于使学生获得广泛的自由人应受的教育和实用教育，注重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发展他们的个性，使学生的智力和个性都得到良好的发展。
斯坦福大学的真正创建者是前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及参议员、铁路富豪利兰·斯坦福与他的夫人。斯坦福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家庭，1861年担任加州州长；1863年他和夫人创立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1876年，斯坦福在加州帕拉托购买了二百六十三公顷土地，作为养马牧场，后来又扩大到三千二百三十七公顷，成为今天斯坦福大学校园的地盘。1884年，他们唯一的爱子小斯坦福随父母在欧洲旅行时，感染了伤寒不幸病逝。斯坦福夫妇悲痛欲绝，他们知道辛苦积累的家产已经再也用不到自己儿子的身上了，因此决定捐出来在加州建立一个机构，并以独子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机构，用以造福加州的青少年，他们说：“加州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斯坦福夫妇在决定捐钱后，拿不定主意是要建立一所大学还是技术学院，或者是博物馆。由于当时美国东海岸的学术风气浓厚，他们从欧洲回国时，就专程到东部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院校拜访，听取校长们的建议。哈佛校长建言斯坦福建一所大学，并告知所需投资大约为五百万美元（折合成现在的货币至少一点二亿美元）。斯坦福夫妇听后表示他们可以负担得起这笔巨款，于是决定捐款建一所大学。经过六年的建设，1891年10月1日，斯坦福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当时纽约的报纸曾预言没有人会到蛮荒之地的西部上这所大学：“教授们将在大理石教室里，面对空板凳讲课。”但大学揭幕之日，竟想不到地趋之若鹜、车水马龙，首届男女学生共计五百五十九人，且三分之二来自加州以外。斯坦福大学办学伊始就与美国东部的传统学校不同，实行男女合校，倡导实践，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公民。1893年斯坦福在睡梦中去世，祸不单行，他的财产也被冻结。在资金极度匮乏的危机面前，斯坦福夫人没有打算停办学校，她卖掉所持的铁路股票，将一千一百万美元转给大学董事会，竭尽全力维持学校的运转，直到几年后资金冻结彻底解除。时任校长曾感言：“这所大学的生死命运，千钧一发全系于一个善良夫人的爱。”
正沉浸于对斯坦福老夫妇崇高善行的敬仰与感动中，车在一片绿茵茵如绸绒似的草坪道旁停住了，和美国的其他大学一样，校园四周没有围墙，所有到访者均可自由游览。今天时逢周日，校园内外车辆与行人稀少，广阔的斯坦福大学如静卧在一片澄蓝天穹、碧绿原野的巨人，沐浴在温煦和暖的阳光下，养精蓄锐，悄然做着辛劳繁忙后的休憩。通往校园大门的路侧旁竖立着一组造型奇异、与真人等身的黑色群雕，我知道那是法国著名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的作品《加莱义民》。生活于公元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罗丹，是西方雕塑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作为欧洲两千多年来传统雕塑艺术的集大成者、二十世纪新雕塑藝术的创造者，被誉为现代的米开朗基罗。我想，他的著名雕塑《思想者》、《吻》应深深印记在中国知识群体的心中，而对《加莱义民》或许还较为陌生。一行游客大都仅仅瞥了一眼群雕就随着导游步入院门了，我驻足路旁端详着六具形态神情各异的雕像，心想斯坦福大学为何要将罗丹这一作品的复制品散放于此处。
《加莱义民》取材于历史上的一个真实故事，是1884年罗丹应法国加莱市政府的委托，为纪念在十四世纪英法百年战争中加莱城被英军围困，为了避免被英军屠城，六位加莱市民挺身而出，甘愿牺牲自己，以拯救全城人的生命财产这一历史事件而创作的纪念碑雕刻。罗丹为了更好地表现这个真实而又崇高的历史事件，打破了过去传统的纪念碑雕刻常用的象征手法，选择了一个如实地表现这一历史事件的场面，即六位加莱市民根据当时英军提出的苛刻条件，光头、赤脚，以绳子锁颈，并带上加莱城门的钥匙，走出城去任凭英军处死。罗丹在创作中，紧紧抓住这六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牺牲前复杂的心理状态，作了深入的刻画。我想起由罗丹口述、葛赛尔记录的《罗丹艺术论》一书中，葛赛尔曾经当面对罗丹谈了他对雕塑《加莱义民》中六个人物不同的心理刻画，罗丹当时完全肯定了葛赛尔的看法。葛赛尔说：“你的群像，位置在中间的那一个，最先引人注意；用不着怀疑，这位就是欧斯达施·德·圣彼埃尔。他低下头，须发长长的，严肃而可敬；他毫不迟疑，毫无恐惧；他从容前进，眼睛转向自己身内的灵魂；如果他有些蹒跚，那是因在长期的围城中他受到种种困难和饥饿。是他鼓舞了其他的人──他第一个挺身而出，甘愿牺牲，作为六义士之一。按照战胜者的媾和条件，这六个人的死可以避免屠城。在他旁边的那一位也同样勇敢，虽然他不为自己伤心，但全城的降服使他感到无比的痛苦。他手里拿着将要交给英国人的城门钥匙，挺直身子，想找到一些力量来忍受这不可避免的屈服。和他们并列在一起的靠左边的那个人，比较缺少勇气；因为他走路过于匆忙，好像下了决心以后，但求尽可能地缩短那分隔自己的生存与死亡的时间。在他们后面，有一个义民双手紧捧着脑盖，沉溺在极端的失望中；也许他想着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亲友──将要遗留在无依靠的生活中的那些人。第五个义民用手遮眼，好像要驱散一个可怕的噩梦。他东倒西斜，因为死亡使他如此的恐惧。最后，第六个义民，比其他几个都年轻，他似乎还犹豫不决。他愁眉苦脸，无限忧伤，是不是念念不忘情人的倩影呢……但是他的同伴往前走，他在后面跟随着，好像向那‘命运’斧子伸长颈项。此外，虽然这三位加莱义民不如前三位那样勇敢，他们应该同样受人尊敬；因为他们的牺牲越大，他们的爱国热忱越显得有价值。所以，通过你的《义民》，可以看到他们由于欧斯达施·德·圣彼埃尔的威严和榜样，随着各人不同的气质而产生的或快或慢的动作；可以看到他们逐渐受到他的影响，一个个决心前往。无可置辩的，这是最好的证据，来说明你对艺术的戏剧性的那种见解。”罗丹回答说：“亲爱的葛赛尔，如果你对我的作品的好意并不过分的话，我会承认你完全识破我的用心。”“尤其是你根据他们勇敢、义愤的程度，很好地指出我的《义民》的安排。从前我为了更加强这种效果，想把这些雕像──你一定知道这件事──一个接着一个依次安置在加莱市政府前面的广场上，好像一连串苦难和牺牲的活念珠。”“这样，我的人像似乎从市政府走向爱德华三世的军营；而今日的加莱市民，几乎要和他们摩肩接踵，也许更能感觉到这些英雄烈士的优秀传统与自己联系在一起。我相信，这样必然会使人常常感动。然而我的计划不被采纳，定要我加上一块石座，既不好看，又是多余。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想，斯坦福大学应是更准确地理解了罗丹的艺术创作思想，去掉了原作中的整块底座，将群雕复制品散做两排，成圆形摆放于校门入口处，不仅使雕塑悲壮而崇高的真实动感得到增强，而且还喻示该校倡导为科学与民主、自由与幸福勇于奉献的文化精神。因为斯坦福大学的校训“自由之风永远吹拂”，其寓意含义与《加莱义民》群雕所展示的牺牲行为与精神气节应是相通的。 步入校门，迎面相遇的是一座基督教教堂，教堂外墙壁绚丽多彩地画满了《圣经》故事，使古朴的教堂增添了许多生气与活力。据说这座教堂是斯坦福夫人为纪念安然去世的先生而建，教堂一层对外开放可自由参观，但欧美假日的教堂总是结百年之好举行仪式的最佳之处，好几对身着结婚礼服的俊男靓女在众宾客的簇拥下挤满过道正忙着拍照。我离开热闹的人群独步前往教堂不远处高矗的胡佛塔观瞻。胡佛塔，顾名思义，斯坦福大学五十周年校庆时为著名校友、美国史上第三十一任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而建。我以为，他配享这一殊荣不仅仅是因为当过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胡佛六岁母丧、十岁父亡，在舅舅的抚养与资助下念完了斯坦福大学。胡佛读的是地质系，学业优良，1895年毕业后以采矿工程师的身份，在世界许多国家从事矿业、铁路、冶金等的技术与商务活动，并很快成为矿业界的翘楚与富豪。令人惊异的是，胡佛与中国曾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交结。一百多年前，二十四岁的胡佛曾作为美国“白领”被派往唐山的开滦煤矿“打工”。据说，在我国沈阳金融博物馆曾展出过一件由胡佛亲笔签名、英商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开滦煤矿）发出的面额为五股、每股一英镑的临时股份证明书，时间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我想，这或许是中国较早的原始股票，可惜未能一睹真迹。由于胡佛在采矿业方面的专业技能和行政管理上的卓越才能，他不仅做工程师、总工程师，而且当股东、经理。在中国、缅甸、朝鲜、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地独立开矿，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胡佛的工程师生涯。为了援助那些身无分文而被困于欧洲的美国人，胡佛在伦敦担任美国救济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共帮助十几万名贫困的美侨返回祖国。此后胡佛又对比利时和法国进行了救济。由于胡佛在战争与饥饿救济中的杰出领导，他被任命为美国粮食总署署长，时有学者赞誉他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胡佛的声望越来越高，报界已称他为“美国的一位领袖人物”，人生履历的推演將其欲重操工矿旧业的愿望束之高阁。从政后，胡佛很快加入到哈定总统的内阁，成为商务部长。经商一直是胡佛的最爱与梦想，这个职位可以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他干得如鱼得水；后来又替新任总统柯立芝打理商务部，同样成绩斐然，这为他几年后当选总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正回想着从阅读中得来的胡佛生平资料，不知不觉已走到塔前，只见塔门紧闭，才想起今天是假日不对外开放，只好驻足路旁静静地仰望着这座近百米高的胡佛塔，继续着我的忆想。胡佛塔作为斯坦福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在一片低平建筑群中它那白壁红顶的塔身显得是那么高耸兀立、鹤立鸡群，无论在校园的任何角落，应该都能看到。在1929年3月的一个阴雨天，胡佛骑马走过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正式成为第一个出生于密西西比河西部地区的美国总统。胡佛是作为工业效率的代表而当选的，他认为自己具有引导国家走向特殊繁荣的条件。当时的《华尔街日报》在庆祝胡佛就职时评述：“政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商业打成一片。毫无疑问，胡佛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商业总统，他将是美国第一个商业总统。”由于美国正处于空前的“柯立芝繁荣”，加上共和党人占据着国会的多数，胡佛是在歌舞升平的环境中入住白宫的。他信心满满地对欢呼人群说：“我对咱们国家的未来没有什么可担忧的，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热情拥趸回应的欢呼声一波高过一波。
柯立芝卸任时留给继任者胡佛的，貌似形势一片大好，其实已然危机四伏，美国经济在其前两任“最糟糕”与“无为而治”总统的放任自流下已处于塌崩的前夜。执政伊始，胡佛还踌躇满志地谈论美国的经济制度如何“完美无缺”，大言“美国比以往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更接近于最后战胜贫困”，发誓要让美国人一家一辆汽车、一顿一只烧鸡。然而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一记耳光。1929年10月24日，这天是星期四，太阳照常升起，美国人一如平常出门忙营生，但许多人到了交易所才发现：天塌了！美国股市崩溃了，股票经纪人忙得手脚并用，因为需要抛售的股票太多了；一天之内，十几名证券市场投机老手相继自杀，这就是历史上令人发怵的“黑色星期四”。这只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崩盘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接着整个美利坚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发生后的几年内，美国失业人数据最保守的估计也已达到一千四百万之多，这意味着每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丢掉了饭碗，昔日享受繁华的美国人，排队领救济面包、寻找施粥所成了每天的必需。时至今日，人们仍不免将胡佛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那场大萧条联系在一起，其实是诡异的历史将这位世界闻名的英雄在自己的国土上变成了替罪羊。历史书上说胡佛在经济危机到来后，死守着自由市场理念不放，绝不干预市场，这是不公平的。其实在给前两任总统当商务部长的时候，胡佛就不赞成完全放任，希望政府能干预市场，他提倡困难时期增加公共工程经费以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禁止使用童工的宪法修正案，这些下一任总统罗斯福实施新政时的亮点，早就被胡佛提出过。面对危机，胡佛动用的联邦权力为前任所有总统都望尘莫及，他四年花在公共工程项目上的钱比此前三十年的总和还多，但历史就是这么残酷与诡异，后人对罗斯福积极的财政政策交口称赞，却对胡佛的公共项目绝少提及，这都源于罗斯福近乎完美的成功。历史的风云卷走了人们对胡佛的认可，也成就了罗斯福的丰功伟绩。胡佛既然在错误的时间接过了总统的权杖，又没能带领国家走出困境，那就必然要为前任庸者买单和后任伟人铺路。
伫立凝望着高矗于晴空蓝天下的胡佛塔，我想，抛开那一段短暂而艰难的白宫岁月，胡佛的一生还是多姿多彩的。正如史家所论：“胡佛作为一名采矿工程师享誉世界。全世界都感激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为被战争蹂躏的欧洲提供了粮食。”胡佛作为美国近代的一位有争议的总统，在民众中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他著有《对自由的挑战》、《持久和平的问题》、《持久和平的基础》、《回忆录》和《美国史诗》等书。胡佛在1919年时就捐资五万美元，在母校斯坦福大学建立研究所，最初的目的是收集、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文史资料。同时还将大量的文物、资料、古玩等捐献给研究所，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献资料和物品是他在中国天津生活期间的实物和文件。如今，胡佛研究所已成为“有关二十世纪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方面变化的国际性资料研究和出版中心”，及美国人了解中国和亚洲的基地。历经数十年，该所在美国国会和政府中拥有大量的会员，在美国主流社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据说，美国参、众两院，凡涉及中国的问题，都要去咨询胡佛研究所。但因与政府过多的“亲密接触”，斯坦福大学的一些校园团体曾多次要求“驱逐”胡佛研究所，取消斯坦福大学每年对其百万美元的资助。不过，斯坦福大学掏的钱在该所的经费中其实只是小数目，美孚、福特、通用等才是捐助大户。研究所就设立在胡佛塔旁边，当天假日也未对外开放。 漫步斯坦福大学研究园楼区，正午时光的风和日丽，让我联想到这里由学术自由之风孕育诞生的硅谷。公认的“硅谷之父”是斯坦福大学另一个著名校友弗瑞德·特尔曼。他从小在斯坦福校园长大，1922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化学和电子工程两个硕士学位，1924年返回斯坦福大学工作。1937年他担任电子工程系主任。大家熟悉的是他为他的学生惠利特和普卡德出谋划策建立了著名的惠普公司。1951年，弗瑞德·特尔曼决定创办斯坦福研究园区，将校园的土地租给当时的高科技公司使用。这一决定、这一历史的瞬间，不仅奠定了“硅谷”的基础，也彻底改变了斯坦福大学的格局。他和当时的校长华莱士决定把斯坦福的土地变成金钱，再把钱通过聘请著名教授，变成学术上的威望。他们的办法就是如此简单——划出六百五十五英亩的校园土地出租给从事高科技产业的公司，这便是后来的斯坦福研究园区。斯坦福成为美国首家在校园内成立工业园区的大学。得益于拿出土地换来的巨大收获这个方案，斯坦福使自己置身于美国的前沿：工业园区内企业一家接一家地开张，不久就超出斯坦福能提供的土地范围，向外发展扩张，形成美国加州科技尖端、精英云集的“硅谷”。斯坦福大学被科技集团与企业重重包围，与高科技、与商界、更与实用主义和开拓精神这些典型的“美国精神”建立密切的联系。随着美国西海岸“高科技带”的兴起，各个电脑公司，包括“世纪宠儿”微软公司纷纷在这一线安营扎寨，斯坦福大学的地位越来越举足轻重，从此斯坦福大学就是硅谷的核心，是全世界科技创新的中心。如果说过去的斯坦福大学还只是一所“乡村大学”，那么自有了硅谷后便名列前茅，进入了全美一流大学行列。美国加州帕拉托的许多工程师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或者说是特尔曼的研究生。后来，特尔曼又专门让硅谷公司的员工进斯坦福读学位。因此，斯坦福大學的崛起为硅谷微电子工业创造了条件，同时硅谷的发展也帮助了斯坦福大学，使它能有今天闻名于世的成就。作为一所独具特色的私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这都与著名的硅谷分不开。在斯坦福大学的办学过程中，始终贯彻着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思想，饱含着学以创业、学以致用的精神。正如老斯坦福先生在首次开学典礼上所说的：“请记住，生活归根到底是指向实用的，你们到此应该是为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这就是深深影响着斯坦福大学及多少代斯坦福人发展、成长的教育文化理念，它始终鼓励着每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人去创业、去创新。同时，与斯坦福大学共生共长的“硅谷”所衍生的进取精神，也成为前行之路上的斯坦福大学及斯坦福人的精神支柱。斯坦福大学效仿欧洲名牌大学的教育模式，立足于使学生获得广泛的自由人应受的教育和实用教育，注重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发展他们的个性，使学生的智力和个性都得到良好的发展。